我為何反對俄大使遇刺的照片當選荷賽年度圖片

斯脫特·富蘭克林

2016年12月19日，攝影師厄茲比利奇（Burhan ?zbilici）在下班途中，碰巧進入安卡拉藝術館拍攝藝術展開幕式。這本來是一個尋常的開幕式，之后卻出乎意料地成為兇案現場——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發表演講時，被人持槍擊中。

作為荷賽獎評委之一，在我看來攝影師厄茲比利奇在拍攝這一荷賽獎年度獲獎照片時的沉著勇毅、過人技巧值得認可。這也是襲擊題材照片第三次拔得荷賽年度照片頭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于1968年拍攝的“槍斃越共頭領”。

厄茲比利奇的確是一名頗具影響力的攝影師，這一點毫無疑問。他拍攝的俄大使遇刺照片評上突發新聞獎是實至名歸，但我強烈反對選它作為年度照片。我在評選過程中投了反對票，卻未能成功說服評委會。這幅照片關乎殺戮，行兇者和受害者都在照片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從人性道德上而言，公布照片存在的爭議幾乎等同于曝光恐怖分子斬首圖時的爭議程度。

這一獲獎圖片出自美聯社記者厄茲比利奇（Burhan Ozbilicizzai）之手，圖片中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Andrei Karlov）遇害后仰臥在地上，兇手阿特林塔斯（Mevlut Mert Altintas）持槍立于其前。

不同于1914年薩拉熱窩的斐迪南大公暗殺事件，俄大使遇刺事件政治影響有限。然而將俄大使遇刺照片置于如此高臺之上，無疑會引誘其他蠢蠢欲動的行兇者再次上演暗殺悲劇——這是對公開報道殉難行為的再次肯定。

以上爭議并不新鮮。希臘人在兩千五百年前曾發起過類似討論： 赫洛斯塔圖斯（Herostratus）在縱火焚毀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阿爾忒彌斯神廟后聲名狼藉，而法官頒布指令禁止眾人提及他的名字。從我的道德立場出發，厄茲比利奇獲得的獎勵和榮譽是應得的。但我擔心遇刺照片獲評頂級攝影獎，會導致額外媒體曝光，照片中恐怖分子傳達的信息會隨照片的擴散而放大。

攝影能服務于人性，可以促進人們感同身受、激發人們改變行動。盡管事件中遇難者家屬、傷者都讓我同情而痛惜，但是這幅圖未滿足攝影的任何一項社會功能。在荷賽獎中就任評委，職責就是兼聽辨別各方觀點，承擔最終評選結果。在2016年評選結果中，其他類別照片獲獎可謂實至名歸，值得慶賀。

評委眾口難調。在八萬參賽作品中，我更傾向于選擇會讓人感同深受的影像。攝影師們不遺余力地去報道、打破沉默、用照片點燃大眾，不惜出生入死，只為那一點，也就那一點激發改變的可能性。

評委在荷賽獎評選中的職責之一是權衡利弊。而作為公益機構的荷賽獎，在尊重攝影師心血、提升新聞攝影地位、向大眾展示優秀新聞攝影作品方面，已有諸多建樹。獲獎攝影作品在45個城市中巡回展覽，有約4百萬觀眾前來觀賞。

澳大利亞攝影記者丹尼·波拉克（Daniel Berehulak）對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在禁毒運動中的殘忍殺戮進行了有力控訴：僅僅一個月中，便有57例殺人案被紀錄在冊。這一作品獲得綜合新聞報道類別一等獎是當之無愧的。

羅馬尼亞攝影師Vadim Ghirda拍攝的一幅難民照片給棘手的難民問題增添了幾分悲愴，照片中難民正涉過希臘馬其頓邊界河的激流。此外，荷賽獎一般新聞單幅類一等獎得主——Laurent Van der Stockt這幅充滿沖擊力的照片絕對值得一提：照片中的一家庭在伊拉克地區的一場沖突中被挾持。21歲的敘利亞攝影師Ameer al-Halbi（化名）為法新社供圖。Ameer勇氣可嘉，他在去年阿勒波襲擊中一直堅持拍攝，直到12月隨所有攝影師撤離布斯坦卡瑟區。還有當代熱點類一等獎得主新奧爾良攝影師喬納森·巴赫曼，其作品展現出消極抵抗的魅影，讓人過目難忘。

在大多數人心中，人類利益至上，而另一種悲劇也引人深思。南非攝影師布倫特·斯蒂爾頓提交參賽的作品莊嚴而壓抑，是關于被屠戮的黑犀牛，也是關于這個國家“犀牛的戰爭”系列悲劇之一。布倫特的作品獲得了自然故事類一等獎。

“你原本有機會守住，卻不慎錯失了良機”，《衛報》的運動記者如是說。這句話呼應了導演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 經典電影《守門員害怕罰點球》（1972年）中的顯露的心理焦慮感。Jenkins的作品榮獲了運動單幅類一等獎，這幅照片拍攝于2016年，照片里愛爾蘭騎手妮娜·卡波里的賽馬Sir Des Champs 在英國越野障礙賽馬比賽中猛地跌入溝里。

而本屆最佳年度照片獲得者厄茲比利奇雖然來自新聞自由飽受壓制的土耳其，卻也拍出了一幅杰作。當晚，在安卡拉藝術館里，他完成了自己的英雄壯舉般的拍攝，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有爭議的是，這樣一幅展露謀殺場景的影像是否適合當選荷賽獎年度照片，并進行新聞發布，公諸于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