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視野下延安時期的文化建設

張紅建

[摘 要]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倡導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孕育了毛澤東思想，使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走向文化自信的邏輯起點。新時期，提升文化自信應充分吸收延安時期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導地位，強化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提升我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

[關鍵詞]文化自信；延安；文化認同；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D264；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7）03-0030-04

文化是一個民族特有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是一個民族基于實踐活動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理念、行為和習俗等。延安時期，中共中央立足陜北，放眼全國，領導中國革命近13年，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深入貫徹毛澤東關于先進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在根據地逐步形成了知識分子聚集、文藝創作繁榮、理論研究興盛的景象，為黨在全國執政后的文化建設打下堅實基礎。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延安時期的文化建設具有深刻的時代價值內涵。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重視開展文化建設的歷史緣由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了燦爛輝煌的傳統文化。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不斷沖撞與融合，中國的思想界出現了較大的變動，產生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文化。延安時期的文化發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近代以來中西文化沖撞之下誕生的新思想的繼承與創新，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

1.加強文化建設是黨糾正錯誤思想的必然選擇。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向全世界宣告了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歐洲誕生。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發生歷史性轉折，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文化的左翼轉向以俄為師。在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成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精神源泉，俄國豐富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指導和幫助，但是不顧自身實際情況的照抄照搬俄國革命經驗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經常陷于“左”和右的兩面漩渦之中，這種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中央到達延安后，在對中國革命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總結的基礎上，提出要進一步加深對本國國情的了解，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清算了黨內右傾主義、機會主義等錯誤思想，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2.加強文化建設是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現實呼喚。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進一步加深，并逐步從軍事和經濟上的統治鎮壓發展為文化上的奴役，利用文化手段為其武裝侵略服務。日寇一方面強調“中國文化外來論”，企圖削弱中國傳統文化在民眾中形成的價值認同，同時利用文化的軟性特征進一步掩蓋自身侵略罪行的本質，在“日滿文化交流”的幌子下強行對殖民地進行文化輸入。日本侵略者還大肆宣揚封建迷信思想，妄圖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朽方面奴化和麻痹人民。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深刻影響了全民族團結抗日的積極性。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危害性與嚴重性，在抗日根據地內大力提倡研究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廣泛開展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進一步提高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3.加強文化建設是黨對傳統文化批判性繼承的歷史積淀。馬克思曾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盵2]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是由其所處的時代現實條件所決定，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同時文化又具有歷史繼承性，一切新文化的產生必然是對舊文化的創新和發展。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精髓對于創造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意義，主張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創造屬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式。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涵蓋了儒家經學、墨家“中庸”思想、道家“自然觀”、古代兵學文化等多個方面，并將其中的精髓運用到革命實踐之中，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文化自信的邏輯起點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清王朝的夜郎自大，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中國逐步開始喪失文化自信，不堪受辱的各個階層愛國人士開啟了漫長的向西方求索的時期。直至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并在此指導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文化自信之路順勢展開。

1.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立場。自從被迫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中國文化受到猛烈沖擊，近代中國文化開始了廣泛性和深刻性的轉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碰撞中發生改變。這一時期先后經歷了地主階級改良派領導的洋務運動、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資產階級領導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向西方學習的領域從器物層面發展為制度層面，但均以失敗告終。深受革命洗禮的先進知識分子們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變革必須以文化體制的改造為基本前提，沒有思想文化的革新，單純的制度和器物的變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于是在“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之下，新文化運動拉開了序幕。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的左翼，開始轉向以俄為師，這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后，習慣用俄國人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缺少獨立自主的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能力，在革命的方向性問題上經常陷于搖擺之中，而這些歸根到底在于缺少自身文化立場。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分析中國的具體國情，創造性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馬克思主義融入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命和血脈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毛澤東思想，發展中的中國革命擁有了堅定的文化立場支撐，普通民眾的文化熱情被激發，文化大眾化的要求進一步強烈。

2.新民主主義文化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發展方向。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和完善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進行了長期探索。五四運動揭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開端，革命早期主要領導人李大釗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并積極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思考分析中國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通過分析國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革命形勢的日益嚴峻對黨的先進的文化建設綱領提出了迫切要求。延安時期，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民主主義文化問題認識的成熟，也標志著我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初步形成。毛澤東將當時的中國現狀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與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3]663-664“新民主主義文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與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文化理論的統一，它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撐，揭示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化建設的根本方向，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

3.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寬松的文化建設氛圍。近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征，工人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占人口的少數，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則占人口的大多數，無產階級政黨如若一味強調其黨員成分的純潔性，忽視對其他階級成員的吸收、教育和改造，革命必將失去廣泛的群眾基礎。知識分子是中間階層之中革命性和覺悟性最高的群體，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黨的革命事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大革命失敗后，由于黨內“左”傾關門主義及領導干部“工農化”等錯誤思想，知識分子被視為了最危險的敵人而遭到無情的迫害和打擊，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吸取以往革命經驗的基礎之上，充分肯定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文章中指出“知識分子在現階段的革命運動中常常起著先鋒和橋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等論斷。在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團結了黨內黨外的大量愛國知識分子，并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其創造和寫作的自由，延安文學創作進入到了一個繁榮時期，涌現出了一批深受人民喜愛的新作品，為血與火的民族救亡運動提供了精神支撐。

4.科學的方針原則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提供了具體的行動指南。近代以來，在外力的直接逼迫下，中國文化在與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撞和融合中得以曲折發展，這一歷史背景必然會產生如何對待、選擇中西文化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反對“尊孔圣儒”的“文化保守主義”，同時也反對“言必稱希臘”的“全盤西化”思想。延安時期，毛澤東從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角度主張向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學習，號召全黨“尊重自己的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同時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對于國外文化，只要對我們有益，都“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確定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文化建設方針。針對擁有強烈理想追求的知識分子所帶去的精英文化與延安當地的民間文化相互碰撞的問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強調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文藝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的原則”，號召文學家藝術家深入到群眾中去，真正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在這些原則和方針的指導之下，文藝工作隊伍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轉變，延安文化建設出現了嶄新的局面，有力推動了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對解放戰爭時期的文化發展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設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三、延安時期文化建設對提升我國文化自信的現實啟示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導中國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強調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武裝全黨，有力地推動了戰爭的勝利，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化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新時期新階段，黨中央從總體性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出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責任。延安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文化自信的邏輯起點，延安時期的文化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對提升我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導地位，夯實文化自信的理論根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4]任何階級的政治組織，必然要提出反映本階級利益的理論綱領，以求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贏得生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唯一從根本上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體系，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先進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規律與中國文化建設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融入到了中華文化血脈之中，開展延安整風運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使黨在思想和行動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96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5]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提升我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根本指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理論指南，必須毫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發展。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將馬克思主義內化為民眾的價值體系和精神特征，最終使其成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精神紐帶，夯實文化自信的理論基礎。

2.強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涵養文化自信的歷史源泉。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與各少數民族在相互的碰撞與融合中形成了豐富的傳統文化，這些悠久豐厚的文化遺產是我國文化自信的歷史源泉。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文化的兩重性特征對傳統文化做了批判性分析，指出“應尊重本民族的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同時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3]707-708最終為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服務。新時期，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仍然是我國文化自信的核心來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精神命脈，是我國在世界文化激蕩之中站穩腳跟的堅實基礎。我們要切實增強全體民眾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自覺將民族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統一，以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為己任，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感染力。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按照時代進步和發展的要求，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完善、補充和提高，增強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成長的力量。

3.提升我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優化文化安全戰略環境。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大大加速了全球化進程，全球化進一步凸顯了文化的多元化。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由此導致某些推行霸權主義的國家將我國作為其文化滲透與和平演變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它們在“文化多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掩蓋之下，強行將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輸入我國，妄圖依靠其強大的文化傳播力動搖社會主義制度所依賴的價值文化根基，同時它們將中國的和平崛起丑化為“中國威脅論”，宣稱中國的發展將會損害世界的穩定與和平。在我國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各階層對于主流價值觀念的認同感逐漸減弱。面對內外部的復雜形勢對我國文化安全提出的雙重挑戰，中國共產黨必須積極借鑒延安時期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促進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文化的融合，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國家文化傳播力，在文化交流之中摒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負心理，爭取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建立文化安全預警機制，為國家的發展確立文化意義和道德基礎，為社會成員提供新的價值取向和認同感，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培育提供穩固的外部基礎。

4.推進文化體制的改革與創新，以文化軟實力展中華文化魅力。一個國家的發展既離不開由經濟、科技和軍事力量所支撐的硬實力，同時價值觀念、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外交政策等軟實力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并逐漸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在軟實力中，文化占據核心地位，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永恒動力。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依賴于健康的文化體制，我國現行的文化體制當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著文化市場體系改革滯后、文化產業的效益界定模糊、國家宏觀管理和監督體制發展緩慢等問題，因此文化體制的改革與創新迫在眉睫。文化體制的改革應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做到兩手抓、兩手硬，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文化市場體系，加強文化政策和法規建設，革除文化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促進我國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在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中展示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

參考文獻：

[1]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告發布（全文）[EB/OL]http？押//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61027/23823178_1.html.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3]毛澤東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責任編輯 董瑞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