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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說《愛瑪》看簡·奧斯丁的男性觀

2017-04-02 01:28□董
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17年4期
關鍵詞:奧斯丁愛瑪奈特

□董 娜

( 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7)

由小說《愛瑪》看簡·奧斯丁的男性觀

□董 娜

(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山西太原030027)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仍然是男權社會,作為現實主義女性作家的簡·奧斯丁擅長刻畫人物,雖然其作品都以女性為第一主人公,但女主人公周圍的男性角色性格各異,不僅代表了當時社會的不同面孔,也折射了作者本人的男性觀。由男權主義下女性文學和簡·奧斯丁女性作品入手,通過分析《愛瑪》中的男性觀,剖析奧斯丁對男性優越的解構。

愛瑪;簡·奧斯??;男性觀;男性優越

英國著名現實主義女作家簡·奧斯丁生活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男性主宰話語權的年代,簡·奧斯丁沖破阻力,創作了一部部不朽之作:《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曼斯菲爾德莊園》、《諾桑覺寺》、《愛瑪》和《勸導》等?!稅郜敗肥呛啞W斯丁后期創作的一部相當成熟的作品,作品直接由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顯然也是一部女性作品,但小說中栩栩如生的男性角色也大放異彩,仿佛重現當時社會的各色代表人物。簡·奧斯丁以其獨特的女性視角來展示其含蓄卻不失犀利的男性觀。

一、男權主義下的女性文學

《圣經》里曾說過,夏娃就是亞當“一根多余的肋骨”,由此,女性時常被看做是男性的附屬品,“立法者、教士、哲學家、作家和科學家都很想證明女人的從屬地位是天經地義的”,[1]《圣經》中,保羅替上帝立言時規定: “女人應該默默地學習完全順從,我不允許女人教授或者管轄男人,相反,她必須保持沉默”。[2]男性歷來被當做世界的主宰,男性先天帶有優越感是被世界認同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女性的價值也是被男性來衡量的,尺度和標準也由男性來決定,女性無法有效地發聲,女人的一切都必須被男人來掌控。

18世紀的英國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工業革命使得大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工業無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誕生,社會繁榮帶來的變化并沒有改變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婦女仍然是男性的附屬品,基本沒有話語權和受教育權。大衛·莫那翰在《簡·奧斯丁和婦女地位問題》中提到:在英國,婦女“再也沒有比十八世紀那么不受尊重了”[3]。社會對婦女的歧視根深蒂固地滲透于人們思想中,漢內·莫爾就曾表示:“婦女不善于像男性那樣歸納概括她們的思想,她們的頭腦也不具備像男人們那樣理解重大問題的能力”[4]。身份低微沒有背景的男性尚可通過服務教會、從軍等途徑來增加財富,提高地位。而女性若生來地位低下且沒有財產,除了攀上一門好姻緣外,再找不到其他途徑來改變命運。女性迫于無奈成為男性的附屬品,而更加可悲的是,大多數女性對于自己艱難的社會處境毫無察覺,并沒有任何的不滿和抱怨。女性自我意識的缺失更加增加了男權社會男性的自我優越感。

盡管如此,歷史終究還是要向前發展,由于當時的啟蒙運動思想風潮席卷整個歐洲,英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自然科學的發展促使女性宗教觀念開始逐漸變淡,女性開始覺醒,慢慢從家庭里對男權進行顛覆。盧梭在《愛彌兒》的論述中提到了“用不著爭論到底是男性優于女性,還是女性優于男性,或者兩種性別的人是相等的[5];孟德斯鳩認為男女若能受教育平等,力量也會平等。法國婦女運動的興起也影響到了當時英國婦女們的思想,特別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女性們,她們意識到社會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觀念也逐漸有了改變,她們覺察到了婦女的悲慘境遇。女性意識的萌芽促進了英國女性文學,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女作家,其中既有浪漫主義,也有現實主義。她們大多數善于描寫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側重于分析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以平凡寫實的生活,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對現實的不滿和擔憂。簡·奧斯丁便是其中的一位,她敏銳地洞察到社會對于女性的不公,便有意無意地通過自己的筆觸,開始解構和溫和的批判男權社會。這個時期的女性作品雖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英國文學史上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這是女權主義開始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的優秀女性作品記載了當時現實中女性的無奈、彷徨和壓抑,她們渴望沖破藩籬,實現自身價值。19世紀初的女性文學對世界范圍內的女性文學發展都起到了促進和典范作用。

二、奧斯丁的女性作品

簡·奧斯丁的父親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牧師,其母家庭優越,所以也識文斷字。盡管沒有進過正規的學校接受教育,但良好的讀書環境給了簡·奧斯丁必備的自學條件,而簡·奧斯丁本人又酷愛讀書,培養了其寫作興趣。十三四歲便開始隨手寫一些東西,這為她日后步入文壇、成為一名杰出的作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有文化和會寫作并不能改變女性的社會地位,唯一“體面”的出路便是結婚,簡·奧斯丁本人極其反對女性僅僅因為財產而選擇婚姻。沒有良配,簡·奧斯丁寧愿選擇獨身,她本人曾拒絕了一位可繼承巨額財富的青年,原因便是自己并不愛他,她無法說服自己改變信條。守著清貧的日子,簡·奧斯丁終身未嫁。

男權社會里,文學時常被認為是屬于男性專屬的領域,女性寫作是不被鼓勵的,格里高利博士有言: “如果你們碰巧具有某種學識, 那就務必把它作為秘密深藏起來, 特別是對男人要保密, 因為男性通常都是以不懷好意的嫉妒的眼光看待有才華的、理解能力受過培養訓練的婦女。[6]” 而在男性作品里,男性形象總是正面的、優秀的,是家庭和社會的支柱,居于文學作品的中心,代表著價值標準;而女性形象卻大多數是被觀察的客體,常以被嘲諷的妓女、老處女等形象示人。理想的女性標桿無非是溫柔、貌美、貞潔等,而所謂完美女性存在的價值也在于侍奉各種男性:父親、丈夫、兄弟等。對于女性的不公簡·奧斯丁早已洞察于心,她的小說沒有去附和男權主義者,而是勇敢地以女性為核心,以女性的角度去觀察男性,以反傳統的角度去審視作品中的男性:《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和《愛瑪》等都是以女性的角度發出話語,去評判作品中的男性角色,表達出作者本人對男性的獨特見解。簡·奧斯丁清楚地意識到男權社會下女性的被動和壓抑,所以她的作品中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簡·奧斯丁作品中的女性不僅僅是一個性別符號,而開始思考自身的價值所在。簡·奧斯丁確信女性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女性可以依靠自身的才智去獲得自尊、愛情、獨立等。

簡·奧斯丁成長在農村,所以她的視野范圍常常局限于鄉村生活的人物和環境,她非常擅長于刻畫人物,她的女性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可憐、或苦難、或聰明、或堅強,各個性格鮮明。而圍繞在這些女性周圍的男性或丑惡、或貪婪、或紈绔、或紳士,都被奧斯丁刻畫得入木三分,簡·奧斯丁犀利地諷刺了這些男性身上的缺點,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于優秀男性的渴望和期盼,她用自己微弱的聲音呼喚著理想中的男性。

三、《愛瑪》中的男性觀

《愛瑪》被認為是簡·奧斯丁最為成功的一部小說,也唯獨只有《愛瑪》這部作品中出現了理想男性——奈特利先生,他兼備簡·奧斯丁作品中所有男主人公的優點,擔負起了各種責任。正因為奈特利的存在,《愛瑪》中其他男性角色或膽小、或虛偽、或貪婪、或保守、或輕浮的缺點更被顯而易見地顯現出來。

(一)失職的父親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古往今來,女性總是把大多數的關注點放在家庭事務上,男性角色的重要性也多體現在其對家庭的責任上,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傳統作品中的父親形象也多是偉岸、高大、有責任感、能擔當。簡·奧斯丁的作品卻一反傳統,并沒有去頌揚父親的偉大,反而通過描述父親的不稱職,表現出對男性父權旁落的指責和蔑視。

《愛瑪》中的伍德豪斯先生便是一位典型的不稱職父親。伍德豪斯先生是女主人公愛瑪的父親,妻子早逝,他本應擔負起更多的家庭責任,成年后的愛瑪早早就開始打理家務事,成為女主人,任何事都自作主張,而伍德豪斯毫無應有的擔當,自私膽小的他害怕任何一點點的變故,拒絕新事物,大女兒的出嫁和泰勒小姐的婚事,在他眼里卻成了不幸的事,因為她們的出嫁讓伍德豪斯身邊少了可以陪他聊天解悶的伴兒,伍德豪斯總以自己的標準評判人和事,對他來說,家里才最安全舒適,所以他不希望任何人離開家。有評論家曾稱伍德豪斯這個被“溫和的自私心理”左右的滑稽人物是書中“最隱蔽的壞蛋”,對愛瑪來說,家庭形同“監獄”[7]。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愛瑪總是宣稱自己不打算結婚,她稱自己經濟獨立,完全沒必要因為生存而嫁人,哪兒也沒有家里自在。事實上,愛瑪想維持現狀不愿嫁人,主要就是考慮到伍德豪斯先生。父親對愛瑪的依賴對她的人生規劃無形中起了很大的影響。

伍德豪斯先生顯然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本應有著高度的責任感,承擔不可代替的教導義務。而伍德豪斯在這方面卻完全缺失,只提供給了愛瑪富足的物質生活,伍德豪斯缺乏堅定果敢的精神,自然也不能在精神上教化和指引愛瑪。父親是男權社會的代表,在男權至上的社會,父親往往以其威嚴和責任贏得家庭和后輩的尊重,簡·奧斯丁通過描寫父親的失職重新解構了男性先天優越論。

(二)黯淡無光的求偶者

簡·奧斯丁筆下的男性多數都在性格、品行方面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不像傳統文學中的男性形象總是偉岸、高大和品格高尚?!稅郜敗分谐澥磕翁乩酝?,其他幾位求偶形象的男性角色幾乎都淪為了簡·奧斯丁諷刺的對象。

《愛瑪》中諷刺最為辛辣的男性求偶者要數牧師埃爾頓了,埃爾頓是海伯里的牧師,牧師作為神職人員,受到小鎮居民的尊敬,表面上,埃爾頓確實時常表現得謙恭有禮、殷勤樂觀。骨子里卻唯利是圖、卑鄙自私。愛瑪富足且在海伯里很有地位,埃爾頓便一心想攀附愛瑪這門親事,不斷地向愛瑪獻殷勤,甚至“愛屋及烏”,對愛瑪的朋友哈麗特也百般示好。當埃爾頓追求愛瑪未果,卻得知愛瑪要撮合自己和哈麗特時惱羞成怒:“她要不是你的朋友,我根本不會關注她;她要不是你的朋友,我根本不關心她是死是活。 假如她有其他的幻想,那是她一廂情愿 ……你在旁邊的時候 ,誰會想到史密斯小姐呀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位, 我覺得 我自己還沒有喪失理智. 我認為我在娶一個門當戶對的妻子方面,還沒有絕望到要去娶斯密斯小姐的地步”[8]。顯然,埃爾頓根本沒把沒有任何財產和地位的私生女哈麗特放在眼里,被愛瑪拒絕后,“傷心的”埃爾頓牧師不到一周就對巴斯的霍金斯小姐展開了熱烈追求,并且很快就“喜結良緣”,埃爾頓的“閃婚”源于他對霍金斯巨額財產的“一見鐘情”。身為暴發戶的霍金斯粗鄙不堪,偽善且虛榮,與其夫埃爾頓可謂一丘之貉。

《愛瑪》中還出現了一位翩翩公子,那就是弗蘭克·丘吉爾,弗蘭克從小就被有錢的舅舅、舅媽收養,不住在海伯里小鎮,屢屢答應回海伯里看父親和繼母,卻總以舅媽身體欠佳來搪塞。當弗蘭克終于在千呼萬喚中出現在海伯里時,這個年輕人立刻成了大家討論的焦點,他外表光鮮、談吐時髦、熱情且充滿活力。然而這個金玉其外的年輕人內心卻不像外表那樣陽光,他佯裝追求愛瑪,實則早已與淑女簡·費爾法克斯私定終身。弗蘭克對于愛瑪的輕浮和曖昧,不僅使所有人誤以為他和愛瑪是天造地設的一雙,更傷害了善良無辜的簡·費爾法克斯。顯然,這位表面上見多識廣、風度翩翩的公子哥內心貪慕虛榮、輕浮善變、貪圖享樂,表面一副紳士做派,骨子里卻極度的自私自利,這一類人因為是財富的繼承人而成為社會的寄生蟲,領導著“時尚”,追求華麗奢侈的生活,過著不思進取的懶散生活。

(三)亦師亦友的伴侶

作品《愛瑪》中,簡·奧斯丁首次展現了作者本人充分肯定的男性角色喬治·奈特利,這個人物的設定仿佛就是一個標桿,用來測量其他男性的失職和殘缺。奈特利具備了中世紀英國標準紳士的所有優秀品質。他除了擁有財富地位以外,還擁有一顆善良的人道主義同情心。睿智而冷靜的奈特利從不以出身和財富去衡量一個人的價值,他關愛貧苦,生活窘困的貝茨一家時常得到他的資助;他正直果敢,當哈麗特被埃爾頓夫婦譏諷時,主動挺身而出,幫其脫困;他善良熱心,積極幫助農夫馬丁,最終讓馬丁和心上人哈麗特喜結良緣。奈特利眼光獨到、敏銳的洞察力無人能及,當愛瑪還沉浸在自己的主觀臆斷中,極力撮合埃爾頓和哈麗特時,奈特利便已一語道破埃爾頓以婚姻謀取財富地位的企圖。在所有人包括愛瑪都在夸贊弗蘭克的風度和樣貌時,奈特利認為此人貪圖享樂,三番五次地找借口不來看望其親生父親,完全沒有盡到一個兒子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在愛瑪的成長道路上,奈特利不僅是姻親、朋友、愛人,更是人生導師。奈特利年長愛瑪17歲,看著愛瑪成長,對愛瑪十分疼愛。豐富的教育和社會閱歷及內斂的性格足以讓其教導愛瑪。他愛慕愛瑪,卻不驕縱她,并不任其任意妄為,總是不斷地指出其錯誤之處,他是為數不多能看到愛瑪缺點的人,使愛瑪在屢屢犯錯后能及時更正。他批判愛瑪的亂點鴛鴦毀了哈麗特和馬丁的良緣;他很早洞悉埃爾頓的不良企圖,提醒愛瑪不要臆測幻想;他不隨波逐流夸贊弗蘭克,認為他是油嘴滑舌的紈绔子弟,打擊愛瑪對弗蘭克的美好想象。勃克次山之行是一次奈特利教導愛瑪的典型事件,愛瑪因為不耐煩,當眾嘲笑喜歡絮絮叨叨的老姑娘貝茨,令善良質樸的貝茨小姐非常難堪。奈特利對于愛瑪的無禮和冷酷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你是聰明人,怎么能憑這一點嘲笑一個年紀比你大,家境比你差,頭腦沒有你靈活的人呢……這對你不愉快,對我也絕不愉快,但我必須要在我可能的時候告訴你真話,證明我是你的朋友”[9]。一番告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愛瑪意識到自己的刻薄和無禮,懊悔不已,并努力去補救。

奈特利顯然是女主人公的精神楷模,他既代表了貴族,又有紳士特質還兼備了騎士精神。英國的貴族不單單是指享有財富和特權,還有一個核心精神就是要有擔當有責任,包括家庭和社會兩方面的責任;而紳士也不單單是指儀表,約翰·洛克在《教育漫話》中指出:一個真正的紳士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良好的風度,實用的知識與學以致用的智慧。[10]騎士精神起源于歐洲中古世紀,主要包括對國家的保衛,教會的忠誠和對女性的關愛等。[11]奈特利顯然具備了這三者的所有優點,他是貴族,卻不忘卻責任,時常訪貧問苦;奈特利具備紳士的首要必備因素就是德行,成為眾人的表率,用理智戰勝內心的私欲,即便對愛人也要提出中肯的意見;奈特利在精神上指引愛瑪,在弱女子哈麗特陷入困窘時及時伸出援手,無不體現出他尊重關愛女性的騎士精神。

四、男性優越的解構

在男權至上的時代,女性文學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批判性的精神立場[12],對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持有批判性的精神立場。簡·奧斯丁以女性視角、女性感受介入男性幾乎壟斷的文學領域,解構男性天生優越的謬論。

簡·奧斯丁不相信男性優越于女性的神話,她作品中的男性總是不如女性角色那樣光彩照人,奪人眼球,即便是《愛瑪》中的奈特利,這樣一個面面俱到、集各種優點于一身的標桿式的人物,在愛瑪的靈動面前也稍遜一籌,讀者顯然更被愛瑪所吸引。簡·奧斯丁相信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聰明、理性,而占據社會各個領域主導地位的男性也是有很多缺陷和不足的。所以簡·奧斯丁的作品中有很多丑陋的男性形象,如《勸導》中的威廉·埃利奧特、《曼斯菲爾德莊園》里的亨利·克勞福德,都是外表花哨、卻道德敗壞的偽君子;而《傲慢與偏見》中的韋翰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還有上文提及的《愛瑪》中失職的伍德豪斯先生、偽善的埃爾頓牧師、輕佻的弗蘭克先生等都是道德缺失的典范。

18世紀末的社會,強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種束縛已經太多,正是意識到了這點,簡·奧斯丁創造了愛瑪這樣一個幾乎可以完全獨立的女性。愛瑪富有而漂亮,無需為生計而委曲求全的去嫁人。所以愛瑪享受了其他女主人公很難享受到的各種特權,即便最后和奈特利走到一起,弱化了她唯我獨尊的“特權”,但愛瑪仍然和奈特利站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婚姻中愛瑪受到了平等的尊重。愛瑪不忍留下年邁的伍德豪斯,不肯搬去奈特利更為舒適的家,奈特利便主動提出“你父親愿意我住到哈德費爾德來嗎?他在世時,我是他的兒子。我們住在一起多么幸福??!”。[13]奈特利的寬厚成全了愛瑪,這既表達了作者對女性權利的渴望,也暗指其內心希望平等、尊重、和諧的男女關系。

簡·奧斯丁拒絕男性的宏大敘事,沖出男性寫作的范式,以自己最切身的感受和經驗來發聲,真實解構男性的自我膨脹和優越感,呼喚女性的覺醒已經期望得到男性的尊重和認同。

五、結語

19世紀初,上層社會的女性因為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便出現了一些女性作家和女性作品,但是這時候的女性作家大多數都是以男性手法來看待世界,范妮·伯妮就是“繼承菲爾丁的戲劇手法和社會視野,學習后者對情節的設置技巧;借鑒理查遜和斯摩萊特的書信體敘事形式以及近乎鬧劇的戲劇手法,還繼承了前者嚴肅的婚戀態度和女性受教育成長的主題”[14]。還有一些浪漫主義女作家,喜歡描寫虛構的世界或是贊嘆大自然的美麗。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學環境下,簡·奧斯丁大膽地通過作品來發出對男性的獨特見解,雖然女主角大多數最終都趨于認同自己的角色,走進了婚姻,但仍然可以明確感受到作者在用自己女性的目光審視這個世界,審視高高在上的男性。在男性至上的社會背景下,用自己生活中所熟悉的素材,以女性視角栩栩如生地再現當時的人情世故。使后世有機會從男性把持話語權的年代里感受到一種獨特的女性的聲音。

《愛瑪》中的奈特利作為女性的保護者,成為女性的精神依托,愛瑪最終也以小鳥依人的姿態成為奈特利的戀人。這多少暴露出了簡·奧斯丁作為女性作家對自身信心不足的依賴心理,即便作者女性意識已經很明顯,長期的男權社會文化仍對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簡·奧斯丁終究生活在英國的鄉村,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她本人處于士紳階層,又是基督徒,她的性格閱歷以及道德觀念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創作視野,終究不可能遠遠地超越時代,成為女權激進者。簡·奧斯丁筆下的女性都沒有雄心壯志走出家庭,去獨立謀生,簡·奧斯丁也不像弗吉尼亞·伍爾夫那樣有明確的女性主義思想主張,但她曾經說過一句“我就是那位未接受正統教育且無知但敢從事寫作的女作家”[15],可以看出奧斯丁對于自己女性身份的認同和自信,更不可否認的是,簡·奧斯丁絕不是男權社會的附和者,她遵從了夫權制度,但“她又在這標準之下對男權中心進行了巧妙的消解與反抗”[16]。簡·奧斯丁對于女性命運的不公激發了女性的進步意識,她樹立了奈特利這樣慷慨、正直、友善、關心他人、尊重女性的理想男性標桿。[17]男權社會中被神話的男人自視過高,缺乏對女性應有的關愛和尊重,簡·奧斯丁通過作品呼喚現實中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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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JaneAusten'sAttitudetowardsMenfromtheNovelEmma

DongNa
(ShanxiTVUniversity,Taiyuan,Shanxi, 030027)

Britain is still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in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female realistic write, Jane Austen is good at describing the characters. Although female is always Jane Austen’s leading character, around the heroine the males with various shapes and distinct personalities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type of that era and show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men. By introducing the female literature of male-dominated society and Austen’s works, analyzing Jane Austen's attitude towards men in Emma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ety of the male supremacy.

Emma; Jane Austen; attitude towards men; male supremacy

2017—09—05

山西省現代遠程教育學會2016年度立項課題(SXYJ201617);山西廣播電視大學2016年度校級立項課題(SXKT201617)

董 娜(1979—),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碩士,講師。

I106.4

A

1008—8350(2017)04—0022—05

本文責編:趙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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