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來中國國內關于“體育外交”的研究

□王勝利

( 北京體育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4)

十余年來中國國內關于“體育外交”的研究

□王勝利

(北京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084)

采用文獻資料法，從2005年開始，在中國知網上收集近10余年來關于體育外交研究的論文，對其進行系統整理，總結歸納出國內關于體育外交研究的現狀。國內學術界對體育外交的研究可分為兩個方面：理論方面、實踐方面。前者的研究涉及體育外交的概念、特征、功能以及體育外交與其他外交形式的關系，后者涉及國外體育外交實踐、中國體育外交實踐。學界的研究為下一步探討奠定了基礎，但體育外交的研究明顯滯后于體育外交現實的發展和需求。這主要表現為：理論研究還存在許多空白；歷史研究較多，現狀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和視角單一，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體育外交；理論研究；實踐研究；不足

進入21世紀，體育在國際交流中以其獨特的作用，更多、更活躍地出現在中國外交舞臺上，使其成為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外交形式，推動著世界和平的發展。同時外交實踐的發展推動著體育外交理論研究的深入，而通過對體育外交理論的研究又能促進其實踐更好的發展。

一、研究檢索結果與分析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資料法。自2005年前外長錢其琛主編的《世界外交大辭典》對“體育外交”進行界定之后，體育外交的研究在學界逐漸增多。因此，本文在“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中，以 2005 年1月至 2016年12月為時間界限，通過以“主題”為檢索項，以“體育”并含“外交”為檢索詞，文獻范圍是“核心期刊、CSSCI”，共檢索出相關論文128篇。同時，為了使研究樣本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對檢索到的文獻進行仔細的人工篩選。通過梳理發現，目前國內關于體育外交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

二、體育外交的理論研究

關于體育外交的理論研究，研究者們從體育外交的概念、特征、功能以及體育外交與其他形式的外交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一)體育外交概念的界定

“體育外交”在體育領域被接受和使用，但有些學者提出質疑，特別是傳統外交研究者并不認同這個概念，認為這是對“外交”概念的嚴重泛化和濫用。對此，有研究者詳細論證了“體育外交”存在的必然性，指出“體育外交”這個概念不僅僅是理論推理和演繹的結果，還是現實發展的產物和要求。體育外交是外交領域和外交主體擴展的產物，在國家對外交流中體育發揮其獨特的作用，積極地開展體育外交有助于現代體育的發展。

通過深入研究后，筆者發現對于“體育外交”的概念學者們從多個角度進行了探討與界定。關于“體育外交”的概念定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外交主體進行的界定。如《世界外交大辭典》中所定義的，體育外交是指對一國體育部門或體育界旨在促進國家間關系所進行的對外體育交往和交流的一種提法。[2]另一類是對外交目的概念進行界定。如儲江指出，體育外交是主權國家通過體育交流等手段，與國際性體育組織、他國政府和體育部門等進行的正式的交往活動，其目的在于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實現國家對外政策。[3]

(二)體育外交的特征

體育外交作為外交的一個領域，有著自身的特殊性。溫顯娟提出體育外交的特點有：體育外交的靈活性及親和性；體育外交的直接性、公開性和大眾性；體育外交的風險性低、依附性強。[4]王洪飛提出新時期中國體育外交的特點：配合國家外交服務外交全局；體育對外交流交往參與主體日益多元化；體育參與外交的功能與作用發生轉變。[5]于肪蘇指出，中國體育外交的時代特征，一是親民性，體育交流突破種族、語言等障礙，為各國民眾之間的交流搭建起了橋梁；二是穩定性，通過體育交流后能夠搭建起一個穩定的平臺并能夠長期發揮作用；三是靈活性，依據國家的主導力量實行多樣性外交策略。[6]

(三)體育外交的功能

有研究者從外交學的理論出發，演繹引申出體育的外交功能。例如，金明洙提出，體育外交的功能有：外交認可、外交示威、宣揚國威、政治宣傳、國家間的理解與增進和平。[7]陳世陽分析了體育在三種外交類型中的作用，指出體育是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的有效途徑和工具，在這三種外交類型中發揮著不同作用：體育外交是政府間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體育是進行公共外交的典型方式；體育外交是民間外交的重要部分。[8]有些研究者通過案例的分析，歸納提煉出體育外交的功能：體育外交可以改善國家間的關系，增加各國民眾間的相互認識，展示國家形象等功能。例如，李相如等以新中國體育國際交流為例分析了體育外交的作用：體育外交增進了新中國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宣傳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和對外關系政策，打破了外交僵局等。[9]李德芳以奧運會為例，分析了體育外交的作用：體育外交能夠改善國家間關系、拉近各國公眾的關系、提供國家形象展示和建構的平臺以及提供首腦“關系建立”的契機。[10]

(四)體育外交與其他外交形式

體育外交只是諸多外交形式中的一種，它與其他外交形式的關系引起了學者關注，例如體育與人文外交、體育與公共外交。學者們普遍認為，體育是人文外交的重要領域。例如，金正昆認為：人文外交的基本形式表現為對外文化、體育、旅游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11]陳世陽指出，體育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是國際溝通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體育外交是人文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12]

學界還討論了體育與公共外交的關系和體育在公共外交中的所發揮的作用。李德芳提出體育外交是國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公共外交“草根戰略”的作用。[13]陳志生等分析了體育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體育參與公共外交形成不同的公共外交形態，豐富了外交文化的內涵；能夠形象直觀地闡釋國家的意志和政治訴求；作者還提出了建議：挖掘體育文化的潛力，學習其他國家優秀的體育外交經驗，建設體育公共外交工程。[14]

三、體育外交的實踐研究

關于體育外交的實踐研究，研究者們主要從國外體育外交實踐、中國體育外交實踐進行了探討。

(一)國外體育外交實踐

有些研究者把研究對象投向其他國家的體育外交，這為中國體育外交研究提供新的視角以及國際比較與借鑒。楊茂對冷戰時期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體育外交進行研究，總結出體育活動確實能夠加強兩國之間的交流，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的歷史啟示。[15]溫顯娟以美蘇冷戰時期的體育外交為例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分析，認為體育在美蘇冷戰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美蘇實現各自政治目的的工具。[16]全芝賢以韓國為例，分析了韓國體育對外交流交往現狀，作者認為，韓國體育的對外交流發揮了其自身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促進了體育產業的發展，增強了國家間的認識，但是還存在缺乏體育外交方面的人才、相關方面的機構設置不健全等問題。為此，作者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一是在體育政策靈活性上挖掘潛力，創造宏觀的體育環境；二是培育體育團體自主生存能力，設置體育外交能力的專門研修課程，為大韓體育會創造寬松環境，爭取舉辦或參加國際體育賽事或國際體育會議等不斷擴大韓國影響。[17]

(二)中國體育外交實踐

中國通過一次次體育外交實踐活動，逐漸地提高了國際影響力，使得我國通過體育外交展示良好的國家形象，也使得更多國家的民眾認識中國、了解中國。但在體育外交活動日益增多的情況下，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學者們通過對具體實例研究總結歸納出了體育外交發展中的一些缺陷，為更好地促進我國體育外交的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1.中國體育外交的歷史回顧

學者們回顧了中國古代以來的體育對外交流的歷史，特別是建國以來的體育外交歷程，總結了體育外交的貢獻和作用，分析了存在的問題。如祝莉等把體育外交在新中國60年來的發展分成了5個階段，并指出了在發展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國際體育活動重視程度不夠，國際體育組織后備人才匱乏，國際體育領域人脈資源不足。最后提出我國體育外交發展的對策：服務于體育強國服務建設，制定體育外交政策，設置體育外交機構，提升體育外交“軟實力”。[18]張曉義等以20世紀60年代中國體育外交為例進行了研究，提出在“反帝反修”時期，為了打破封鎖，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積極主動開展了體育對外交流的活動，與許多國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19]俞大偉等以20世紀70年代中國體育外交進行了回顧，對“一條線、一大片”對外戰略進行回顧，并對“乒乓外交”、“體育對外援助”、“亞運外交”等不同形式的體育外交工作，在此戰略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和卓越貢獻進行深入的探析，并提出了運用體育外交這個特殊的國際舞臺，形成團結全球人民、構建充滿正能量的和平防線，一定會有效緩解直至消除來自外部的威脅，早日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20]

2.中國奧運外交和后奧運時期的體育外交

奧運外交及后奧運時期中國體育外交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促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關系，也讓其他各國人民更深層次和更近距離的了解和接觸了中國。學者們分析了北京奧運會在外交上的成就，帶來的深遠影響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對策建議。例如李舜薏等指出在后奧運時期中國體育外交所面臨的四大挑戰，一是要充分挖掘體育外交的功能，二是要掌控國際體育的話語權，三是重視主動靈活的外交策略，四是建立良好的國際體育外交輿論環境。[21]姬秋憶指出后奧運時代中國體育外交的不足還表現在：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不明顯，體育名人的明星效應仍有待進一步開發，市民體育外交活動缺乏，體育外交手段單一；并進一步提出了“三個發揮”來促進在后奧運時代我國體育外交的發展：發揮非政府體育組織的主體性作用，發揮體育外交使節作用，發揮駐外使領館和新媒體的作用。[22]

3.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體育外交

研究者們采用文獻資料法就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體育外交或交流進行了歷史的梳理，總結了取得成就和產生的影響，并就未來兩國體育關系的發展提出了建議。例如，韓小蘭以中俄體育交流為例，回顧了冷戰后中國與俄羅斯的體育交流合作成就，最后提出建議:擴大兩國體育交流的力度和領域，加強與俄羅斯就冬季項目和冬奧賽事舉辦的交流；促進兩國聯賽的合作，提升體育產業，學習俄羅斯部分優勢項目經驗。[23]莫明星以中越體育交流為例進行了分析，提出中越通過體育自上而下的交流之后，使兩國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善。兩國關系的改善源自于體育其獨特的作用，促進了中越邦交關系的正?；?。[24]楊靖分析了中美體育交流，指出兩國通過競技體育的相互交流提高了彼此之間的競技水平，并且在交流的同時促進了兩國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和認識。[25]。全芝賢以韓中體育交流為例進行了分析，提出通過東亞體育運動會這一國際賽事，使得兩國之間建立起了深厚友誼。[26]

四、結語

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為下一步探討奠定了基礎，但體育外交的研究明顯滯后于體育外交現實，不能滿足現實發展的需求。這主要表現為：1.理論研究還存在許多空白。對體育外交的認知仍停留在在傳統外交層面。外交領域的創新和突破，并未在體育外交研究中得到體現和運用。例如，體育外交是人文外交的重要形式，但關于體育外交與人文外交的相關理論研究尚未涉及。體育外交與其他外交形式的關系，體育外交不同形式及其之間的關系、功能等方面研究不足。2.歷史研究較多，現狀研究不足。對體育外交的歷史研究較多，且多集中于中國體育外交史研究?，F狀研究嚴重不足，后奧運時期中國體育外交研究嚴重滯后于體育外交快速發展的現實。3.研究方法和視角單一，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體育外交跨學科的特點需要借鑒多學科視角，采用多種方法進行綜合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獻研究法和歷史研究的視角，集中于描述性和解釋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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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楊靖.中美體育交流分析[J].體育文化導刊，2015(2):28-31.

[26]全芝賢. 韓國體育對外交流交往研究[D].北京：北京體育大學,2007.

Researchon“theSportsDiplomacy”inChinaoverthePastTenYears

WangShengli
(SchoolofMarxism,BeijingSports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05, the author has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sports diplomacy research papers for nearly 10 years in HowNet, summarizing the status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sports diplomacy.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sports diplomac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former research involv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sports diplomac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diplomacy and other forms of diplomacy. The latter involves the practice of foreign sports diplomacy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sports diplomacy. The academic resear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xt step, but the research of sports diplomacy is obviously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and demand of sports diplomacy.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there are still many gap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more historical research, lack of current research;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are single;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more and less quantitative research.

sports diplomacy; theoretical research; practice research; insufficiency

2017—09—15

王勝利(1992—)，男，山東濟寧人，北京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5級碩士。

G80-05

A

1008—8350(2017)04—0045—04

本文責編：趙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