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現象級作品及其誤讀的尷尬

□蘇金剛

( 臨汾廣播電視大學，山西 臨汾 041000)

《人民的名義》：現象級作品及其誤讀的尷尬

□蘇金剛

(臨汾廣播電視大學，山西臨汾041000)

《人民的名義》以其現實精神、真的勇氣，巧合等藝術手法成就了其現象級作品，作品呈現了大尺度、大格局、大視野景象，給人以強烈震撼，同名電視劇甫一播出，反響不凡，但同時影視劇在傳播效應上的助推，官方話語與民間邏輯的不對位以及文本本身的內涵多義性諸多因素，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解讀的尷尬。

現象級作品《人民的名義》；現實主義精神；真的勇氣；巧合的藝術；真實素材；政治功利性；解讀尷尬

引論

2017年1月，中國政治小說第一人，著名作家周梅森潛心八年，六易其稿，沉寂十年，開年巨獻，大尺度反腐題材作品《人民的名義》橫空出世。作品甫一問世，好評如潮，評論者多認為此作品確系“民心所向、舉國關注、世界焦點、未來命運”之力作，被貼上了“2017年第一劇”、“中國頂級政治劇標桿”等標簽。隨著同名話劇在北京保利劇院上演，一部反腐高壓下信念與權欲博弈的大劇給觀眾上演了一場饕餮大宴，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形式上更為直接，擴大了傳播途徑與效應。及至同名電視劇開播，“政治小說第一人”周梅森成了當下中國最火的作家。

有意味的是，據劇本與小說同名而制作的電視劇，陣容豪華，耗資上億，黃金檔排播……大張旗鼓地推宣動作大有此劇先拿到了足以破冰的“尚方寶劍”，至少也是有相關領導授意的定心丸之嫌，而事實是傳收視率省級之王很有故事。起初確實很沒有把握，當審委組熬夜一禮拜看完55集，給出了“氣勢磅礴，石破驚天”評價時，懸著的心才落了地。其實，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火爆也并非直線型，經歷了尋求合作方困難、收視率平平等困惑和尷尬，歷經從1.5%跌至1%收視之谷，而后節節攀升，“達康書記”、“育良書記”等等成為人們談資最多的話題，《人民的名義》被稱為“史上尺度最大反腐劇”刷屏朋友圈，被不少年輕人點贊。大眾傳媒的助推，文本本身的魅力，大有全民都在追劇的態勢，沉寂十年的反腐劇話題重新成為了時尚話題，反腐這個神秘的領域，成為了大家的興趣點，高育良的“偽君子”形象，陳巖石的以真性情、真黨性，政治強人李達康的危險境地等等，充滿了延展性，隨著“格式塔”的不斷地增進與填補，實現著小說的敘事張力。

事實是，小說文本所呈現的絕不拘囿于 “反腐”這一主題，更大層面講，反映的其實是當下中國社會一個波瀾壯闊的全景圖。十八大后，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從制度層面、機制上完善、道德層面入手，構筑“反腐”領域的新常態，契合了人民的新期盼。如何在意識形態助宣和應和，鮮明的態度就是作家不能缺失，《人民的名義》中既有對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頌揚，也有極為真實的暴露：個別為官者色欲包天、官欲膨脹，敗壞了黨風民風。在周梅森看來，作家作為時代的書記官，必須以人民為中心，給人民以希望，給人民作現實解釋和交代，以人民的名義書寫，這就是寫作的終極意義，激濁揚清，批判腐敗現象，回應人民群眾反腐的期盼，書寫反腐涉及層面之寬、貪官職位之高、權力斗爭之慘烈，前所未有，產生了不同凡響的社會效應。綜合考慮網絡媒體的發酵與助推作用，特定題材的書寫與闡釋難度及效應，受眾對象與主流媒體的接收效應的匹配、消長與對峙等因素，《人民的名義》的出爐就是觀眾期待、創作空間和創作尺度之間找到了一個最大公約數，社會公眾的接受心理甚至與近距離表現題材的不協調性，直接地暴露社會黑暗面、淋漓盡致地將生活中的腐敗及其衍生物展示出來，反而容易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誤讀的尷尬在所難免。

一、現實主義精神的張揚

作家在當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進程中，高揚批判大旗，書寫底層民眾所承受的歷史性悲劇命運及其蘊含的深重悲劇，書寫人性善惡博弈，書寫改革進程中正邪較量，呈現一個真實的當下中國，張揚了現實主義精神。其中，反腐題材小說特色尤為突出，作品大多以官場、政壇生活為基本扇面延伸，以反腐案件查辦為切入點，《人民的名義》以大尺度結構、大格局方向、大視野布局，站在時代大背景下寫反腐敗，還原一個真實的改革與反腐力量博弈的宏闊場面，建構了遼闊的現實主義，由此成為了其中的代表。

(一)“現實”精神：大尺度、大格局與大視野

現實精神，是指直面現實的膽識、勇氣和力量。周梅森反復強調自己所做的就是堅持批判現實主義，堅守文學信仰，時刻和著時代的脈搏，時時關注時代的進步。在他看來，《人民的名義》的巨大貢獻是找到時間節點，表現人民的文學，沒有缺位，其最大的尚方寶劍是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對面對現實的勇氣；《人民的名義》是第一次主旋律的作品反映出的民心所向，這里看到了民心所向和人民的力量[1]，他認為，不是尺度大，主要還是腐敗太嚴重。

1.大尺度結構

過去，我們的作家在寫反腐題材作品時，層面很窄，《抉擇》僅僅限于國有企業集體腐敗，《人間正道》《中國制造》《國家公訴》《絕對權力》也只是有局限凸顯反腐的重要，即使十八大后新近創作《曲終人在》《一座營盤》也僅僅是對腐敗慘烈和腐敗級別的高攀而已，沒有寫到副國級領導貪腐，也主要是基于一兩個典型案例剖析、延展，沒有更多地采取遍地開花式地訴說腐敗之慘烈和嚴重性，與《人民的名義》不可同日而語?！俺叨戎蟛辉诠俑?，而是我們敢于面對當前的政治生態了”[2]，很好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鐵腕反腐的偉大歷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贏得民心的真實現狀。

細讀文本，可以看到一個極端惡劣的、人民群眾極度不滿、亟需重構的政治生態：在當前懲治腐敗高壓態勢之下，一些官員自己本身不干凈，為了規避風險，試圖通過不惹人、不工作獲取人心，消解矛盾，贏得較高的安全系數，實現自保的目的，有的官員一心沉溺于酒色之中，不謀工作、不擔當、不作為，典型的就是那個叫不上院士名字、有姿色的女干部個個熟悉，純粹是個只會喝花酒的花帥，卻還準備推薦安排副部級職位；一些官員因仕途無望，消極怠工，耍兩面派，漠視群眾的疾苦，說一套，做另一套，工作遲遲不肯落到實處，光明區的孫連城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把手絕對權力，在運用權力上做“任我行”，為了工作可以不顧程序，大言不慚地呵斥下屬，說什么干不好走人，李達康是典型例子，他當一把手，中心就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中心就是二把手，總之他說了算；林南的一個市長過生日368名干部送了289萬；如果說花幸福僅僅是喜歡和女干部喝酒，那么巖臺市一個組織部長與100多名女干部通奸，有的女干部家屬還給人家拉皮條，名存實亡的婚姻在高級干部中確實存在，而且還很典型，位居要職的高級領導干部離婚不離家，組織和外界竟然毫不知情，而且被外界視為模范夫妻，高育良副書記就是這樣的；有的高級干部婚姻名存實亡，領導干部為了所謂的升遷，家屬為了所謂的影響默許這種畸形的婚姻，李達康書記和市長的圈子主義在干部中有一定市場，差不多快成為明確的畫圈狀態，不送實干的上不去、拍馬溜須的飛速上等等，這些政治生態和現象，百姓都已經心知肚明，議論紛紛，作家在《人民的名義》里通過場面描寫、心理暗示以及相關人物的對話、評判進行了真實的揭示，借人物之口大膽潑辣地批評。

2.大格局方向

在《人民的名義》里，周梅森繼續秉承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精神，直擊官場假惡丑等腐敗現象，更加大膽而熾烈地將真實將案件的仿似度放大，歸整到同類性質的層面和高度，比如小官巨貪現象，比如國家領導人層面產生的腐敗，比如，秘書幫、政法幫等等，這些反腐題材創作，取材于現實中真實的案例，都有著原始的素材作支撐，作家都是從生活中來挖掘題材，來達到實現強烈沖擊力的效應。故事一開始，那一疊疊百元紙鈔構成的鈔票墻壁，仿佛一陣颶風襲來的沖擊力，產生“極具震撼” 視覺效應，“小官大貪”作開篇布局的引子，給整個作品奠定的基調是有腐必反的決心！

《人民的名義》采取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敘事策略，由趙德漢案子牽涉出的H省的官場遭遇了雷暴，檢察長和反貪局長手機關機，丁義珍神奇失蹤。抓捕行動落空，重大信息神秘泄露，H省官場高層人物的登臺由此拉開各個社會層面的活動，基于“想做一個大中國的故事，從官場的高層到底層的弱勢群體都有涉及，同時借人物、劇本把自己對中國十幾年來巨大的社會思索量容納進去”[3]這樣的考慮，小說站在講好一個大中國的故事，能把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準確地精彩地反映出來，這樣的格局之下，實現文學藝術對主流媒體的積極應和、熱切關注和真誠應答，完成了“文學——政治”的建構，達成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傳播效應。

3.大視野布局

評論家翟泰豐非常熟悉編劇周梅森的創作，擔任《人民的名義》總顧問。在他看來，《人民的名義》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僅僅是一般意義的反腐之作，更是反腐題材之中鮮有的站在時代高度，有氣勢、有溫度、有情感的時代之作。他認為，將其定位為反腐作品，有些低，定位為社會政治小說，也不太精準。他認為，“這部作品是在大的時代背景下展開，周梅森注重從全局上來部署，一個層次、一個層次，一層矛盾、一層矛盾把人物關系編織出來。我覺得，它是一部反腐題材的時代作品?！盵4]，他說“這部作品是反腐題材，但不是局限于單純講反腐敗，是寫大社會、大歷史，是站在時代大背景下寫反腐敗，站在人民立場上呼喚偉大復興?！盵5]可見，《人民的名義》是時代之作。

作品從一開始架勢和氣勢就很不凡，從命名就可以窺見其基本基調：那就是勾勒“大中國”畫卷，講述大中國故事，以人民之喜為喜，以人民之憂為憂，以人民訴求為訴求，以人民利益為利益?！度嗣竦拿x》在故事推演進程中，將諸多的事件綜合形成大的容器，劇中人物的心理在以“人民的名義”為標尺下度量，情緒得到宣泄，即使事件升級態勢極度嚴重也會一次次產生耦合效應。

(二)“真”的勇氣：在場感、真實素材與傳媒效應

1.“在場感”

《人民的名義》作為一部主旋律作品，直擊現實矛盾和沖突，畫面感和體驗感極強，其中相當多的內容如在現場，如同身臨其中一般?？傮w來看，小說在故事性上精致到位，矛盾沖突自然、邏輯關系暢達、心理描畫真切、懸念迭起，給人以沖擊和震撼，真實和回味。主要表現有二：一是題材的“在場感”契合了反腐敗偉大斗爭，“全國人民都在關注反腐，這種情況下，如果文藝不關注、不在場，那就是文藝的失職”[6]，這種“在場”創作，是“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是“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也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的現實主義精神[7]；二是每一章節都集中體現了“在場性”：從一開始侯亮平首都機場抓人莫名出現雷暴和雷暴區，到丁義珍抓捕消息莫名泄露，從趙德漢家中搜出巨額人民幣驗鈔機壞了十二臺，到強拆大風廠與工人對峙，從侯亮平到陳巖石處了解大風廠經濟糾紛和蔡成功北京上訪的一段對話，到新上任的沙瑞金第一次開常委會的場面………劇中戲味濃烈得如醇酒般耐人回味，人們的好奇、納悶、激動、震驚、詭異等等情緒，調動著讀者對小說文本的續讀和對同名電視劇的求解欲望，這就是現場感的驅使與調動。

安徽日報以“在場”創作筑就文藝高峰為題的報道，算是點了穴位的評論?！度嗣竦拿x》從小說的整體構思著眼于“反腐主題”，經濟發展、改革成效干部素質以及拆遷引發的群體斗毆事件等等，幾乎每一章節都沒有游離于這個話題，所有事件的緣起、發生與矛盾激化以及最終的事件解決，都是基于反腐效果來度量的。沙瑞金把京州市向全世界進行的一場群體事件的現場直播，做了不容更改的定性：“事件的根源在于腐敗，是我們一些干部的腐敗行為激發和激化普遍存在的社會矛盾”[8]；在每一章節的構成中，文本力求達到的張力效應，勾勒了場面感，給人以仿佛就在眼前的感覺，不折不扣地說服著“在場”的輻射力和魅力，這樣的段子幾乎是俯瞰皆是。新上任的沙瑞金第一次開常委會的場面小說用了7個頁碼篇幅，其中寫道：“沙書記微笑中的開場白貌似隨意，卻意味深長?！盵9]給人以不小的遐想和聯想的空間，對事件定性后，意味深長的背后是什么，究竟是誰的問題，為何那么小的范圍丁義珍能夠逃脫而且到了美國？一連串的疑問不禁疊生，作家通過人物的動作、神態、情緒、行為以及心理描寫，勾畫了會場和還原了開會的情態：常委們或糾結，或疑惑，或狡黠，或詭異，或無奈的情態躍然紙上，會場氣氛時而緊張，時而活潑，時而熱烈，時而沉悶，時而莊重熱烈，時而劍拔弩張，大有一種無法解讀的神秘感在里面，這種感受驅動著故事的推演。

2.真實素材

反腐題材作品，直面現實沖突，直面矛盾沖突，直面社會不公，在集結矛盾、暴露問題上往往大膽而慘烈，常用敘事策略是構筑問題叢生，無可奈何的境地，而后絕地逢生?！毒駬瘛?、《中國制造》、《絕對權力》、《國家公訴》、《大雪無痕》等小說，均采取了這種敘事倫理：一方面將一個真實而慘烈的現狀赤裸裸地曝光，另一方面，人民群眾的努力加上領導的出面，促成了反腐斗爭的勝利，所謂“光明的尾巴”即時典型的敘事法則?！度嗣竦拿x》以真實素材為切入點，趙德漢家中搜到的二億三千九百五十五萬四千六百塊，這個就有原型。小說取材于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的生動實踐，基于真實案例進行藝術加工，直面官場矛盾沖突，深入探悉政治生態，鞭撻腐敗現象，透視世道人心、褒揚社會正氣。劇中驚心動魄的情節演進，與現實中持續推進的反腐敗斗爭相互呼應，讓觀眾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全方位地鋪陳了前些年黨內及社會上的各種腐敗現象，諸如官商勾結、警匪勾結、司法腐敗、拉幫結派等一系列罪惡，對那些干部懶政、不作為的現象也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鞭撻。

3.傳媒效應

文學與網絡的結姻，更加助力傳播效應。周梅森深知這一點。他曾經擔任過多部電視劇的編劇，諳熟藝術創作的規律?！吨袊圃臁贰吨粮呃妗贰督^對權力》《國家公訴》都已經搬上銀幕，傳播效果很好。根據《中國制造》改編而成的電視劇《忠誠》上演之時“街談巷議,彈射臧否”，滿足了社會大眾對反腐敗的心理期待。而今，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播出效應，就更加彰顯出作品獨特的魅力。劇本與文學文本互相推動影響和擴大傳播效應的現象，常常出現。比如，前兩年《平凡的世界》播出帶動同名小說的熱銷，今天《人民的名義》的熱播，又促成了同名小說的銷售額成倍增長，這些都是現實主義作品的張力呈現。觀看電視劇《平凡的世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取材于1970年代-1980年代的城鄉生活，到了三四十年后的新世紀，還能引起人們的共鳴？看《人民的名義》，不由人不思考其產生的社會效應：一個社會普遍關切的腐敗話題，緣何會達到萬人空巷，發展成“現象級”作品。

其實，答案很簡單：作家把脈生活的真諦，迎合了時代的訴求和人民的意愿，激活觸動了人們的靈魂深處，讀者透過“在場感”潛伏的巨大吸引力，找到了自己久違了的體驗，宣泄了久違了的郁結情緒，張揚了現實主義精神，產生作品生生不息、常說常新的效果，實現了影響力的擴升?！度嗣竦拿x》原著以及編劇引起的轟動，充分顯示了現實主義作品的強大生命力。朱立元先生認為“似真感”效應包括幻覺效應，心理共鳴效應和間接誘導效應等，有無這些似真感效應，以及這些效應的強弱是檢驗一部作品是否現實主義及現實主義強弱的一個重要尺度。[10]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讓人觀后產生了認“似”為“真”的審美效應，這種魅力和效應實現了與原著《人民的名義》的同構。

(三)“巧合”藝術書法的運用：巧合、互文性與隱喻手法

1.巧合手法

依賴敘事手法和特色架構，促成小說的成功效應，敘事論理、文本指向、價值取向等等，這些要素無疑影響著小說的質量，每一部小說或者影視劇作品都有自己的“羅各斯”，但其實質而言，還是依著“俗話說無巧不成書”的老話來著的。概言之，作品是對現實中人與事的重新翻版之后的排列組合，是一種基于現實的帶有紀實性又必然是虛構的書寫。在這種虛構中，為著故事的推演，作家會苦思冥想地利用巧合延長故事的鏈條，增強和豐富故事性。否則，長篇小說《尤利西斯》，這部被譽為“西方的紅樓夢”的作品，一個平凡小人物一生中平凡一天的記錄，無論如何不會形成幾十萬字。

《人民的名義》就很好運用了“巧合”，形成了推動續寫并增強著小說故事性的效果，這種巧合小說中俯瞰皆是：侯亮平打算到H省抓捕丁義珍，航班無限期的延誤，請求季昌明監察長和反貪局長的電話都約好了般玩失蹤，害怕丁義珍外逃，恰恰是成了真的現實，明明沒有雷暴的產生條件，偏偏廣播里不停地播出有雷暴；明明一身正氣的李達康，偏偏因為與自己是夫妻的歐陽菁會讓對手高玉良挖坑、抓辮子，在兩人離婚之后，歐陽菁卻試圖利用李達康的不知情，險些造成保護犯罪嫌疑人出境外逃的結局，幸虧侯亮平冒著不理解追截用來送歐陽菁去機場的李達康的車，才幸免于難； “9·16”事件中，就在祁同偉準備指揮公安抓人，工人誓死保衛大風廠，一場人民與人民公安的沖突即將引爆之際，陳巖石極力勸解不要清場、動武，并愿意與工人一起面對危險：“要是場內油庫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著你們”[11]。

2.互文性手法

“互文性”增加了小說敘說的聯想意義和指涉事物的多元思索。在當代文學史上，互文現象極為普遍，不乏這樣一些實證，由一個標題，可以去牽引驅使讀者去閱讀相同的小說作品：看到張平小說《十面埋伏》時，容易聯想到楚漢之爭之時發生的“十面埋伏”故事，但是小說寫的絕不是歷史故事，而是那波瀾壯闊的現實斗爭中公安民警的反腐斗爭；人們由《滄浪之水》聯想到典故“滄浪之水”；由格非的《錦瑟》聯想到同名的李商隱詩歌《錦瑟》，須蘭的《石頭記》，其標題讓人聯想起《紅樓夢》[12]。

用《人民的名義》命名，這本身就為小說確立了基調，給人以很多正向的聯綴釋義、聯想闡釋，作品正向燭照著官員眾生相，展示以“人民的名義”承諾兌現其務實、清廉等等的各種樣態，給人以昂揚、奮進的正能量，通過反諷手段鞭笞那些《人民的名義》招牌之下遮掩、偽飾、虛夸、官欲膨脹等丑陋現象。作家建構了明暗兩條主線，實現文本的張力效應：明線是以人民的利益為考量維度的社會生活，一方面，腐敗官員張口“人民”閉口“人民” ，打著人民的旗號干壞事，“以人民的名義” 懲治腐敗是題中之義，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對懲治腐敗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期盼，恰是人民名義的集中體現，是民心所向；暗線有兩條，一是“人性—權力”的隱形結構，由官場查貪反腐衍射到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另一條則是由腐敗案件入手，官員對查腐反貪的心理糾結、自我警醒與自我檢視以及對“他者”本能的猜忌心理。

3.隱喻手法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在《人民的名義》中多次運用，增加了故事的解讀可能，使能指的空間尺度不斷延展，這種通過一種事物比喻另一種事物的手法，暗示出太多太多的內容，不斷地增加讀者解讀的可能性。

從開頭的陳海感到，“H省這潭水很深啊，太深了”[13]，這里就很好地展示了H 省反腐的任重道遠。機場上空的雷暴、趙德漢關于揀麥穗的遐想等等，都是一種隱喻，雪花、湖光、月色，在小說中常常作為一種隱喻出現，形成了文本的另類解讀。孤鷹嶺對于祁同偉而言，即使充滿光榮與夢想的地方，又是他葬身的地方，在這里，作家繁復地描畫“雪花”這一物象，構成了一種隱喻，營造了一種境界：大雪無痕，陸天明的同名小說，恰恰最為精確地昭示了犯罪必將自絕于人民這一真理?！吧橙鸾稹迸c紅色瑞金同構，預示著紅色江山后繼有人，陳巖石、李達康、祁同偉、山水集團、大風廠的命名，會或多或少地讓人望文生義，產生別有意味的聯系意義：陳巖石某種程度上預示著革命意志的堅不可摧，其執著地告狀舉報可以作為例證，也象征著我們黨的事業堅不可摧；李達康及其文中表現，可以見到他為了理想和飛黃騰達，工作幾乎成了生活的全部的執著，權力幾乎是他的羽毛，因此他的種種強勢不足為怪；祁同偉窮苦出身期望通達偉業，婚姻純屬政治追求，這種報復性的舉措或許成為了日后祁同偉走向罪惡的一個心節，也從另一方面警戒黨員干部樹立正確權力觀的重要性。這里作家用山水集團命名企業，有批判個別領導搞山頭主義、搞團團伙伙的寓意在；大風廠則寓意著反腐風暴開始和常態化。

二、合謀與相悖：應和政治與多元解讀的尷尬

1980代以來，適應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產生的“改革文學”，為時代發聲，契合了時代潮流，作為改革文學一脈的“反腐小說”，周梅森、張平、陸天明等作家不辱使命，“立于反腐、關注焦點,為人民而創作的制高點”[14]，為百姓“鼓”與“呼”，創作出了《新星》《抉擇》《大雪無痕》《中國制造》《絕對權力》等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反腐作品，成為了當時時代的強音；而今《人民的名義》就是當下深化改革之時的佳作，選材指向明確與高超藝術表達并不沖突，如何認知？我們要看到，好多時候作品沒有直接亮明觀點而是蘊含和映射在事件、事端的描述中，在人物心理刻畫和形象塑造之中，這為讀者留下了讀白，為解讀提供了多種可能。因此應甄別是非，才能判斷出作品背后的“形而上”的東西。

(一)與主流媒體的合謀

1.政治功利性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壓倒性態勢重拳反腐，黨風民風社會風氣整飭一新，政治生態和公平公正的秩序有序構建，作為藝術上的應答與回應，作家藝術家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頭，以擔當的勇氣書寫這一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表達這一時期的積極成果，真切地鞭笞腐敗現象，極盡能事地謳歌偉大時代反腐的偉大成果以及由此引發的對鐵腕反腐的多向性思考。這其中，涌現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周大新的《曲終人在》，陶純的《一座營盤》，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以及被評論界界定為令人震顫的當代“罪與罰”丁捷的新作《追問》，反響最大的當屬《人民的名義》。

從寫作動機上看，周梅森試圖通過對深入監獄訪談多名貪腐官員和查閱真實案例進行加工，書寫當代中國故事，昭示世道人心，召喚公正法治，起到傳播正能量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講，《人民的名義》講述的絕不僅僅是反腐，而是文學藝術對政治事件、政治進程、政治斗爭與實踐的積極應和與回應，具有明顯的政治功利性。在這一功利性寫作中，作家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將人民的安危冷暖、需求期盼、心聲愿望作為核心理念予以呈現，用文學之筆將大中國的大事件映射其中：查出高育良表達了十八大以來全面清理“政治兩面人”、營造政治生態的現實；沙瑞金舉辦學習班，對那些為規避犯錯誤的不作為、不求升職的懶政怠政者進行培訓，常委們唇槍舌劍的組織生活會之后請陳巖石講黨課，對應的正是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事件；田國富、沙瑞金關于互相提醒的交談，折射出群眾路線的紅臉出汗實踐；副國級趙立春被查表明反腐斗爭沒有禁區等等。

2.現實批判性與主旋律聲音

評判“反腐小說”看作品是否久遠，其核心價值與評判尺度，關鍵的還是要看其批判性的力度，是純粹歌功頌德式的表白，還是淋漓盡致地鞭笞，是對權力異化的人性分析地深度挖掘，直面現實不遮掩地呈現，還是欲說還羞隱形描畫，其效應是迥然有別的。因切入現實直接、近距離對接，素材的刪選、內涵的包孕、情緒的宣泄以及與主旋律的對接上，極易產生或錯位、或對峙、或縫合、或契合、或消解的效應。那些在批判中伸張正義、契合百姓對公平的期待，將官方意志與百姓話語縫合在一起的作品，才是“高大上乘”的作品，《人民的名義》具備這樣的品質。

《人民的名義》正是通過對假惡丑的批判，實現著對真善美的揚棄。作品中猛烈批判了官員貪腐行為、為官不為、不講政治、魚肉百姓、利用權力貪戀錢財、將權力作為私人工具等現象，批判了人治、片面的政績觀、畸形的補償心理、虛偽的人生價值觀等心理與意識，批判了提拔干部上機制體制的弊端等等。這些批判與對執著于追求反貪反腐、渴望公平正義、以人民為中心等正向心理與作為，形成照應，將批判性與主旋律聲音有機融合，形成對反腐的吶喊、對主旋律頌揚的強大態勢。典型例子是，高老師與高小鳳同居12年結婚6年，吳老師卻以精致利己主義扮演者賢內助角色，這種心態折射當下社會和人心的狀態，也向領導干部發出拔出病灶需要從自身做起的警示?！疤炜罩酗h起了雪花,孤鷹嶺的奇峰異石在風雪中變得模糊起來”[15]，孤鷹嶺的雪花、祁同偉的自殺、侯亮平的無畏，呈現了人性向善的一面，而不是慘烈地反腐，機械地傳達貪官人性惡的一面，祁同偉的自殺本身就是一種救贖，是作惡太多后的心靈救贖。小說中，高育良在煩躁時總是翻地、翻地，這一舉動可以看做挖掘人性惡的一個表征。

周梅森對作品的三個人物塑造很是自足。他認為，李達康作為改革英雄是需要濃墨書寫形象，堪稱改革的楷模；高育良的“雙面人生”作為反面典型，其獨特的特點明顯，值得黨員干部警戒；祁同偉的蛻變，兼有高加林和于連的影子，也是一個值得領導干部反思的案例。作品塑造了侯亮平、沙瑞金、陳巖石、李達康、高育良、祁同偉、丁義珍等一批鮮活的人物形象，祁廳長的直白、高書記的狡猾、侯子的直率、達康書記的霸氣、沙書記的恰到好處，通過每個正面人物的言行，揭示正義必勝、人民必勝的真理，通過腐敗分子墮落過程的剖析，警醒我們不能違背自己的初心，否則將會滑向罪惡的深淵。

(二)相悖：文本多元化遭遇解讀的尷尬

從小說敘事學的角度看，《人民的名義》一改先前“人性——權力”框架下的二維敘事結構，綜合考慮對現實的映射，以及對試圖實現小說文本在現實中的原型參照，大膽地植入官場的活動場域，一方面慘烈地暴露官場腐敗，給人以不查貪腐就會亡黨亡國的理念，另一方面，作家又在對政壇或官場影像的勾勒中，不可避免地呈現解讀的尷尬。

1.法治與人治的敘事倫理

依筆者愚見，官場小說抑或是反腐小說，目前似乎是處于尚無定性狀態。文學評論家李云雷認為，反腐小說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有正面人物，是正邪斗爭的故事模式，最后正義一方獲勝，《抉擇》和陸天明、周梅森的作品都是此類。官場小說主要是呈現官場生態、日常運作方式[16]，其概念更加豐富，選材集中于官場，權力運用是主要指標，依法用權還是長官意志，這兩者的縫隙與沖突，構成了這類小說的敘事倫理。

反腐小說《人民的名義》作為類型小說，其通俗性以及與當下政治的跟隨性，有意無意地削弱著小說敘事的張力，一方面是作家對現實正向價值給予理想期盼，使得文本試圖大膽地直接地截取政壇官場的云波詭譎，奠定了解讀的多義與歧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對正面人物的內心挖掘、心聲告白因過于急切從政治政策層面解讀，嫁接和斧鑿之痕尤其明顯。比如，沙瑞金在陳巖石給常委們上黨課的敘述中，官場話語的特點明顯，文本敘事中，始終流露著在法治與人治中游走的理念，實際上很多時候是無法擺脫“人治”，事端中依然是寄希望于上級的支持，在上級支持下，局面才得以控制，政治體制、治理模式的機械化、模式化凸顯，一定程度上講，領導出面是推進情節、影響事件和解決事件的核心推手。蔡成功向自己的發小侯亮平哀求讓他的高老師放他一馬，得到回絕后不再提舉報，只敘事實，文章寫道“高育良副書記是省政法界最高領導，沒他點頭，法院是不會把大風廠股權判給山水集團?！盵17]蔡成功試圖舉報高育良，舉報李達康和丁義珍的邏輯推理，從一個側面折射了社會公眾的仇官心理，又顯露人治的巨大隱患。小說在多個場景里的官民對話中表達了對“人治”的不滿，高老師常常掛在嘴邊，高小琴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維權，在沙瑞金、陳巖石、侯亮平那里以人民的名義才是真實心聲。當初就是陳巖石經手的股權改革，現在執著地關注大風廠改革，這里暗含著改革不徹底的因素在，映射著改革需要久久為功持續發力永遠在路上的含義，也大膽地指向過去頭疼醫疼人治色彩濃厚的體制機制存在的潛隱，飽含著對黨中央頂層設計與基層相結合法治實踐的禮贊。

2.符號化的“在場”與缺失的“不在場”

符號化的“在場”是小說文本慣常使用的一種表達方式。我們可以看到，有的文學作品中，某個人物的出現、發展甚至本人的消失，純屬情節的需要，在這里，作家的高明就在于將人物慣常動作、衣著談吐、情趣愛好甚至是口頭禪，也就是說，人物的個性色彩成為了表意抓手，某種意義上講成為了小說書寫的一個道具?！镀椒驳氖澜纭防铩皷|拉河”是一個推演故事的符號，是小說的符號化存在。孫玉婷，有點文化，有策劃能力，熱心革命，熱衷于批斗，階級立場鮮明、有著濃郁唯上情結，迂腐滑稽充溢阿Q精神勝利法，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雙永遠扣不緊的鞋子和鞋子常常飛出腳外的滑稽動作，這里至少給讀者傳達出兩個意思，一是生活的艱辛與不易，二是人物的拖沓與隨意，呈現了人物的卑微色彩?！肚K人在》里歐陽萬彤就是一個符號，他的戲都是通過別人的描述來完成的，一幅舊畫、一張嗩吶獨奏《百鳥朝鳳》的簡譜以及一封告誡他“別自不量力”的匿名信，成為歐陽省長叩問“為官與做人”的人性反思的道具。

《人民的名義》“符號化的在場”與“缺失的不在場”更為明顯，分析梳理這一特點，有助于解構《人民的名義》貼近政治、文學性不強的評判，有助于了解社會反響產生發力點，增強對該作品所建構的遼闊現實主義的認知。文本慘烈地暴露與藝術處理所產生的“擬紀實文學”效應，增加了太多太多的闡釋空間，留下了太多的空白釋義，歸整百姓認知與主流意識形態評判，達到認知同一矯正偏執性的歧義，矯正網上的所謂達康的“喪情”、“傷感”表情包之尷尬，實現主流媒體的價值引領，這是我們評論《人民的名義》的題中之義。

在這部小說里，符號化的存在主要有兩類，一是顯性存在，比如說，作品中描述事件、人物動作、場面，李達康愛惜羽毛勝過愛惜自己的強人政治，比如說，高育良偽善與奸詐種種說辭；一是隱性存在，主要有補償心理、貪婪心理以及官本位意識等等體現出的種種描述。小說開篇講到趙德漢“欣賞麥穗與愛吃炸醬面”的一段，“撿麥穗”實際上是一個符號，是幸福、貪婪、人性善惡五味雜陳的疊加。文本中，有兩個符號化缺失：一個是能指判斷“人民的名義”，一個是非實體人物趙立春?！叭嗣竦拿x”是一個官場官員百姓均需依托的平臺支撐，是個價值判斷的標尺，是藉以表白自己行為價值的由頭，祁同偉、高育良、侯亮平、陳巖石，還有沙瑞金，在他們那里“人民的名義”是別樣的內涵，“名義”是標榜、標簽，還是現實對接，官場分化了兩大陣營，貪腐與為民、正義與虛偽，了然于篇目之中。趙立春這個副國級人物，是個符號化缺失，自始至終并未真正出現，只是在別人的回憶和引述中他才出現，他就是一個符號存在，是權力極端化、貪欲膨脹現實化的實施者角色，是腐敗與罪惡、貪婪與墮落的化身，是以人民名義鞭撻的對象，正是由于這個執掌漢東政壇二十年的老領導的為所欲為，權力與私家同構的情感意識以及拜物主義、拜金主義做派，導致了漢東政壇的惡性腐敗案件，直到十八大后趙公子仍然不收手。這也向世人警醒和昭示了反腐斗爭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嚴峻性。

3.狂歡的人民性與潛隱的“官本位”

“人民性”是反腐小說的一個主要能指和所指，是基于人民的需求、期盼和希冀發出的對改革及其成果的“鼓”與“呼”，是對人民真實而科學的評判。周梅森以獨特的藝術方法表現了強烈的“人民性”，其顯著的特點就是以人民的眼光分析評判干部，干部以“人民”的利益要求來省視自身,以此來推進故事[18]。如果說，張平作品的“人民性”，是一種基于中國政治權力場域憂民情懷的話，采用的猛烈抨擊用“光明的尾巴”來寄予希望，是一種“鞭撻與祈禱混合而成的歷史銘文”[19]；那么《人民的名義》里，更是張揚了書寫中國故事，關注民生狀況，投注人文情懷的創作動機，將張平作品的極端境遇的“人民性”進一步推向非理性的表達極致，呈現出酣暢淋漓的場面感，甚至有些場面是充滿了敵對色彩，百姓情懷與“官本位”形成嚴重的對峙態勢，表達出充溢狂歡的人民性。

小說展示了這種狂歡的“人民性”與潛隱的“官本位”的對峙與錯位關系。當達康書記到試圖找到光明湖，遭遇了工廠拆遷不力，高音喇叭放出“咱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的歌曲，政治強人李達康帶著些局長，此情此景，無疑是大煞風景。光明湖畔薄霧流蕩的那種秋日愜意不復存在，大風廠這個攔路虎仿佛李達康心中的一根刺。面對如此情景，“誰抓過的點都得依法辦事！”[20]凸顯了法治精神，“一周內把大風廠給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們的烏紗帽”[21]，這后半句則是對上句話的否定，明顯帶有反諷色彩，在這里所謂的法治其實就是轉型期，說白了就是官員說了算，這就是典型的“官本位”。

大風廠拆遷事件中有個典型的場面描寫，工人領袖鄭西坡和大風廠護廠隊員 “頭戴鋼盔帽，手持鐵棍，草包壘砌一個個掩體，掩體后是一個個起身的戰壕”[22]，“鄭西坡手持望遠鏡觀察敵情，儼然軍事首長”[23]。為了人民的利益，陳巖石的這位徒弟，不顧個人安危承擔著保衛工廠的領導任務，工人原計劃使用霹靂手段點燃汽油，一邊是護廠心切的工人，一邊是務必限期拆遷的“泰山壓頂式”的命令，工人們誓與服裝廠共生死護廠的場面和氛圍，與達康書記不允許大風廠成為攔路虎的決心，形成矛盾的兩極，達到臨界點，一旦助燃必然發生慘烈事件，簡直震撼極了。

三、結語

《人民的名義》的意義就在于，在秉承現實主義精神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在居于反腐生態的高度來組材、審視和反思該劇用高超的藝術手法，生動地塑造出高育良、祈同偉、丁義珍、趙瑞龍、高小琴、歐陽菁等腐敗鏈條上的眾生相，還有隱藏幕后的原省委書記、爬到副國級高位的趙立春，這些被成功塑造的角色聯手編織成一張侵犯人民利益的腐敗大網，形象地向觀眾展示出反腐敗形勢的嚴峻性和反腐敗任務的艱巨性、緊迫性。

作品宏闊真實大膽直接地展示了反腐的高壓態勢和反腐的曲折艱辛，客觀真實地呈現了在反腐與改革中百姓的心聲、腐敗官員的心路歷程，改革英雄的義舉與無畏，描畫一場當代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景影像；周梅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追求，書寫人民反腐的偉大斗爭，反映深化改革時期人民群眾進行的偉大實踐，實現了“回歸正身大雅，折射世道人心”[24]的效應；《人民的名義》的進步還在于，它更為大膽真切直白地將貪官的貪腐事實、貪腐官員的層級、貪腐心理、公眾社會心理、社會情緒以及官員為了政治利益、經濟利益而進行的人性掙扎，做了全方位地剖析，實現了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宣傳效應。

該作品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鄭西波他兒子、女朋友好多情節與整個故事沒有多大關聯。比如，劇中貪腐官員幾乎都是被利用美色拉下水，構建了高級官員搞情婦模式化情節。當然，這些不足遮蔽不了該作品呈現出的現實主義魅力。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人民的名義》集結式地暴露矛盾，近乎紀實體的寫法，“現場感”隱喻手法、象征手法等運用，大膽提出“王大路現象”、“易學習現象”以及“同級監督”現象，直接移植素材明顯，一定程度也增大了小說闡釋的空間，產生了民間與官方話語與認知的縫隙。評論界要以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站在意識形態的高度，深度整合梳理，最終將“提供了多種可供人接受的認同位置”的文本中“彌合了分裂中的官方話語”[25]的表現闡釋厘清，將作家精心腋藏的意味挖掘出來，宿本正源，達到弘揚主旋律，謳歌新時代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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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NameofthePeople”:PhenomenologicalWorksandtheEmbarrassmentofMisreading

SuJingang
(ShanxiLinfenTVUniversity,Linfen,Shanxi, 041000)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with its realistic spirit, true courage, coincidence and other artistic techniques, has succeeded in its phenomenal works. The works shows a large scale, pattern, and view scene, which gives people a strong shock. The TV play of the same name was broadcast once, which produced extraordinary respons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play boosted propagation effect,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logic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text itself, to some extent, also led to the embarrassment of interpretation.

phenomenal work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realistic spirit; true courage; the art of coincidence; authentic material; political utilitarianism; interpretation of embarrassment

2017—09—20

蘇金剛(1970—)，男，山西臨汾人，.臨汾廣播電視大學，副教授。

J95

A

1008—8350(2017)04—0070—09

本文責編：趙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