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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本土紀錄片創作的多元化視點

2017-04-15 00:50毛衛民
祖國 2016年23期
關鍵詞:馬幫視點紀錄片

毛衛民

云南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民族文化資源而蜚聲海內外,被業內人士譽為“紀錄片的天堂”。

云南本土紀錄片,表現主題必然是以云南本土文化為核心的,從廣義上講,云南本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云南本土文化與中國其他民族的文化共同構成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文化。從狹義上講,云南本土文化則是植根于云南這塊土地上的獨特的文化現象,是在云南這塊土地上“世世代代相傳的人們的整體生活方式?!雹佟蹲詈蟮鸟R幫》《學生村》無疑是表現云南本土題材紀錄片的佼佼者。

由于云南眾多的少數民族,其居住的自然環境差異較大,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再加上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形成了云南長期以來以漢文化為主的主流文化、以各多民族雜居地區為主的區域文化、以各聚居民族為主的地方文化共同發展,互相影響并不斷融合重組的過程。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的文化元素不斷被發掘,新的文化概念不斷在形成。面對紛繁復雜的云南民族文化現象,我們如何從影視創作的角度,用紀錄片的表現形式,表現云南民族文化。以具象的物質文化(物態文化)為載體,表達抽象的非物質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準確表現云南民族文化的精髓——心態文化。這才是我們進行云南本土紀錄片創作的真正目的。

作為紀錄片的視聽語言構建,是建立在視點之上的。本文所指的“視點”,并非攝影機的物理視點,而是作品給觀眾的整體視覺感受,一種超然于影片的心理視點。雖然紀錄片是非虛構的,但不同的“視點”會讓觀眾得出不同的視覺解讀。一部成功的紀錄片,必然是其成功的視點建立。上述作品“視點”的建立無疑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一、開放視點

當90年代末由云南電視臺魏星執導的紀錄片《學生村》和郝躍駿執導的紀錄片《最后的馬幫》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將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現象納入中華民族社會、文化文化發展進程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中,建立起一個極具時代特征的開放性視點?!皩W生村”、“馬幫”的出現和消逝,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不難看出,作為云南本土紀錄片的作者,其視點是建立在對云南本土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的深刻理解和前瞻性之上的?!皩υ颇厦褡逦幕难芯?,首先必須將它放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前提和背景中進行研究和分析,才能在民族文化的普遍性中找出其特殊性,才能準確全面地發掘出云南民族文化獨特而深刻的文化內涵?!雹?/p>

作為具有典型電視欄目紀錄片特征的上述作品,雖然“全知視點”、“聲跡優先法則”、“碎片似的影像構建”痕跡主導了影片的表現形式,這是播出要求,在所難免。但其高位的視野,含蓄的表達,自然流暢的紀實鏡頭,仍未影響紀錄片帶給觀眾的品味與思考。

給我們的啟示之一:表現云南民族文化的紀錄片,應將其納入全國乃至世界社會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中來思考,使作品具有明顯的時代感,不應將其與社會發展割裂開來,否則將會出現一些感官刺激的獵奇之作;啟示之二:關照現實,關照傳統。作者如果沒有對云南本土文化深刻的理解、深厚的情感以及時代脈絡的把握是無法定位視點的高度的。這就要求紀錄片作者具備較為深厚的人文修養;啟示之三:開放性視點應是我們確定選題的重要指標之一;啟示之四:視點的建立與創作的目的有關。崇高的精神才會產生高尚的視點。

筆者認為,最為重要的是對待民族文化的心態。作為一個紀錄片作者,不能僅憑自己的價值觀來臆斷民族文化現象,更不能主觀狹隘、急于求成,而是要換位思考,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拓寬視野、淡定包容,建立起相對準確的開放性視點。

二、歷史視點

“今天的記錄就是明天的歷史”。其實這是紀錄片作者應具備的、起碼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這就要求我們以人類學的嚴謹來對待我們記錄拍攝并呈現給觀眾的鏡頭。負責任的歷史視點,是紀錄片作者在創作中杜絕出現曲解、杜撰甚至偽造民族文化的一個基本原則。

在上述紀錄片中,最讓人欣慰的是作者并沒有盲目追求表象的“民族元素”,即一概而論的要求被攝對象穿民族服裝,而是在視覺上尊重現實,給歷史留存真實的影像?!秾W生村》是在大理州云龍縣天登鄉彝族聚居區拍攝的,其中的主角都是彝族,但沒有一個穿的是傳統彝族服裝;《最后的馬幫》是在怒江州貢山縣獨龍江鄉拍的,鏡頭中的主人公是傈僳族、獨龍族、藏族、怒族等少數民族,但鮮見民族服裝,大多穿的都是漢族服裝。這就是現實,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社會發展,文化融合的結果,這是歷史的必然。片中主人公的生活空間、生活狀態、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以及音容笑貌等等視聽信息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他們就是云南的少數民族。

紀錄片主題的呈現正是通過多種視聽信息經觀眾思維重組后而明晰起來的,這并不是一兩個構成元素所能決定的。恰恰是這種未經修飾的紀實,構成了現實的真實、歷史的真實。作者自覺的歷史責任感,為我們的子孫留存相對真實的影像,留存相對真實的本土文化內涵,正是云南本土紀錄片人類學價值的意義之所在。

三、人文視點

紀錄片中的人文視點,筆者認為其實是作者價值觀取向的基點,是作者站在什么立場來看待民族文化的問題。我們從小到大都在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熏陶,作為已經邊緣化了的民族文化,我們的認知,可以說是支離破碎的、片面的;看待、理解民族文化現象,往往是以主流文化的標準來評判、讀解,甚至是以“文化沙文主義”的觀點來解讀民族文化。紀錄片本來就是關照人文的,這里所強調的視點,其實是作者的主觀視點,取決于作者視點的角度。我們是采取俯視、平視還是仰視,在紀錄片中,這種視點會通過影片直接作用與觀眾,影響觀眾的理解判斷。

《最后的馬幫》和《學生村》的作者在作品中,采用的是平視的角度,表現在拍攝中對其文化現象的客觀記錄,例如《最后的馬幫》片中女馬鍋頭格丹娜和兒子在高黎貢山雨夜宿營的拍攝;馬幫出發前的儀式;對馬幫內部規矩的描述,《學生村》學生家長為什么蓋房子的講述;民辦教師和妻子的對話等等,作者都是用客觀鏡頭,采用“直接電影”的方式拍攝的,其人文視點在影片中自然而然傳導給了觀眾并影響了觀眾的思維結果。對于《最后的馬幫》,就人文視點來說,給人的感受是:公路修通了,文化消失了。一種古老的文化現象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這是一首委婉悲凄,無可奈何挽歌!當然,從發展的角度看,公路修通了,當地人民的生存環境必然改善,不覺又會產生一種由衷的釋然。紀錄片紀實美學的魅力正是通過這種客觀的人文視點而散發出來的。

四、民生視點

關注民生,呈現狀態,引發思考,是紀錄片的一大功能。如果說《最后的馬幫》的民生視點是“致富路”,“發展路”的話,那《學生村》的民生視點就是“一種生存狀態的呈現”。對于植根于云南的本土文化,必然帶有區域的、歷史的烙印。作者將“學生村”這一云南社會發展特定時期具有典型意義的現象,從“關注民生”的角度給與了極大的關照,起到了積極的社會效果。

云南是一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發展不平衡,甚至有的地方很落后,這是客觀存在。但是這里的人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皩W生村”的出現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問題。這是一種精神,一種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這也是云南本土民族的希望所在。在這種開放視點的前提下,作者并沒有在片中進行說教,而是用視聽語言來表達:(鏡頭)簡陋的木板房、沒水沒電的現狀、下課后孩子們下山取水、孩子們生火做飯,孩子們襤褸的服裝等等。這里不用說教,表達主題一目了然,現狀與追求的強烈對比,民族的心態文化自然呈現。

民生視點在云南本土紀錄片中,并不是一味的表現貧窮落后,博取觀眾廉價的同情,而是在貧窮落后狀態下的民族進取精神,否則我們的本土紀錄片將流于自然主義而失去了積極的意義。

五、精微視點

“盡精微,致廣大”。作為紀錄片創作,我們常說“細節決定風格”。云南民族眾多,風格各異,創作云南本土紀錄片,為使其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學價值、表達主題深刻,我們絕對不能浮躁、急于求成。無論是前期的田野調查還是后期的拍攝,都要以一種觀察入微的態度來進行,才能創作出無論是表現還是內涵都具有深度的作品來。

《最后的馬幫》且不說確定的中心人物是藏族女馬鍋頭和圍繞她所拍攝的詳盡細節,為表現趕馬人是有不同民族組成的,在細節拍攝中抓拍了女馬鍋頭的藏式圍裙、馬籠頭的特殊裝飾,男趕馬人傈僳族的上裝,男趕馬人獨龍族的挎包等等,展示出馬幫隊員來自不同的民族……;《學生村》那對兄弟,展示了他們不同的個性:哥弟兩利用星期天休息上山采藥上街賣,賣完后兩人分錢,各個拿錢去買新華字典,弟弟賣饅頭吃;每月只有100多元報酬的代課老師與妻子的對話……等等。正是這些細節的精細抓拍,塑造了鮮活的人物的個性,展示了主人公的精神境界。也是這些細節構成了不同的故事結構,制造出不同的敘事高潮,環環相扣,才使得對這些細節知之甚少的觀眾產生興趣,進而產生關注探討的欲望,增強了紀錄片的“可視性”。

在紀錄片的拍攝中,細節所包含的信息往往是我們無法預計的,這就需要我們作者在拍攝中保持敏銳的觀察力和邏輯分析能力,迅速判斷細節的價值。

今天再看這些紀錄片,無疑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云南這么多民族,要真正創作一部好的民族題材紀錄片,細節是不可忽視的。

六、結語

筆者認為:《最后的馬幫》《學生村》是云南這些年來表現云南本土題材紀錄片里程碑的式的作品,至今影響猶在。前無古人不敢說,后無來者應是不爭的事實。其視點定位對我們如何創作云南本土紀錄片,無論從選題、拍攝、制作都值得借鑒。

民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保護讓人堪憂,獵奇大于理解,索取大于包容。由于人們對文化價值雙重性理解的偏頗,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違反科學規律的、掠奪式的開發,導致杜撰民族文化、偽民族文化泛濫。我們敬畏自然,怎么就不敬畏我們的文化?作為云南本土紀錄片作者,保護云南本土文化,為子孫后代留存真實的民族文化精髓,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戴維·波普諾:《社會學》,李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②仇學琴、蔣文中:《云南民族文化探源》,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

(作者單位:云南藝術學院電影電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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