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觀和科學史觀的互補

摘要：史學是對歷史的反思，經過反思的歷史與客觀自在的歷史過程并不相同。史學理論則是反思的反思。從今天看，此種“反思”的史學理論有兩大類型，一種是“科學”的，或自覺以科學眼光研究歷史的理論；一種是人文史學的。前者重資料與事件的客觀記述，重物質資料的生產及其對歷史的影響；后者重文化精神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與對歷史的價值意義的發掘與弘揚。前者著重的是物質、物質生產力；后者著重的是精神、“精神生產力”。中國傳統史學的主要特征是道義史觀與文化史觀。道義史觀強調修史以明道，修道以明史；文化史觀則注重文化的成就和它的發展，把精神生產力所創造的文化及其對歷史發展的作用置于首位?？鬃邮沁@兩種人文史觀的首位自覺奠基者。人文史觀能夠對科學史觀形成重要補益。僅僅以科學史觀反思歷史，容易出現見物、見事不見人的問題，或者忽略文化、道德價值、人性力量及歷史人物對歷史發展的動態作用。人類歷史絕不是低層次的或自在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活動的重復累積，物質生產的進步離不開人類精神力量、精神風貌、精神成就的重要作用和影響。沒有精神文化的進步就沒有人的進步，沒有人的進步就不可能推動物質生產實踐的發展。即使是被壓迫階級的反抗與斗爭的也往往只能在先進文化的引導下才能成功。事實證明，只有將人文史觀與科學史觀有機結合，才能對歷史作出更為合理和完整的分析與評價。

關鍵詞：科學史觀；人文史觀；孔子；精神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3-0005-08

史學是對歷史的反思，歷史已成過去，它只能在對它進行反思、研究的學者或后人的記述中出現。第一序的反思是目擊者或當時人對它的回憶與記述。因目擊的角度立場不同，心理心態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目擊”“記述”實已經是第二序的歷史，與客觀自在的歷史過程并不相同。后人的編年史或通史、專史，嚴格地說是對當時歷史記事的整理與研究，可謂反思的反思。從今天看，此“反思”之史學理論有兩大類型，一種是“科學”的，或自覺以科學眼光研究歷史的理論；一種是人文史學的。前者重資料與事件的客觀記述，重物質資料的生產及其對歷史的影響；后者重文化精神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與對歷史的價值意義的發掘與弘揚。文化精神表現為歷史人物的精神、人性、心理，故亦特別著眼于歷史上偉大人物之行事與精神風貌。概略言之，前者著重的是物質、物質生產力；后者著重的是精神、“精神生產力”①。前者著重的是硬件，是“老子”所謂“有”；后者著重的是軟件，文化、道德、宗教、人性與智慧，是老子所謂“無”。前者如歷史資料學，歷史編篡學、年譜、歷史唯物論，后者如《公羊春秋》等。歷史唯物論以揭示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為內容，但其結論——科學社會主義必然實現，卻含寓崇高的人文意義，亦重視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等對經濟基礎及社會歷史發展的反作用，可謂兼有兩種史學的特性，但科學性是主要的。恩格斯直稱其為科學，類比為達爾文進化論②。

中國文化中，兩種史學都有悠久的歷史。

一、道義史觀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國文化歷史觀念之嚴謹而深刻是極為顯著的。殷人首創甲骨文。殷人事神，占卜時用甲骨文記載國王、當事者的活動。某年某月某日，他在何地進行禱告、祭祀、求年求雨、收獲、打獵、進行戰爭，或疾病、結婚、生子。他用龜卜向在天的祖靈請示，并將吉兇的結果記錄下來。占卜記錄的這種清楚、確切的時間觀念，使它成為“歷史”的記事。殷人用此以延續族群的生命、民族的生命。殷文化乃是以歷史為心靈的文化。以后“君舉必書”（《國語·魯語上》記魯曹劌語），“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玉藻》）或“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成為中國官方歷史傳統，從而使中國的歷史記事不僅言行并重，且具有嚴謹、真實、神圣的性質。

西周尚無成文的系統歷史記事，但《尚書》與《詩經》擔負起這一任務。春秋時，出現了各國的編年史，至《左傳》《國語》成書，歷史記載就豐富而系統，卷帙篇幅很大了。這些史著，史實與人文是結合在一起的。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作《春秋》?！洞呵铩?，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巴跽咧E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淞x則丘竊取之矣?！保ā睹献印るx婁下》）“事”指史實，“文”指寫出的歷史，即魯之《春秋》等?！傲x”指孔子“成《春秋》”對“史實”筆削所寓的褒貶、是非評論，也即賦予歷史的“意義”與“價值”。 孔子所修《春秋》，其“微言大義”，由“三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和《左傳》記述，其主要內容即通過對《春秋》經文的一字一句的闡述，對其包含的“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尊王、攘夷”之意義加以說明，使“歷史”成為道義的教材。但《左傳》主要是記述史實，與另兩傳有所區別。舉例言之，如：

經文：“（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薄豆颉氛f：“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薄豆攘骸氛f：“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芤捕ブ^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薄蹲髠鳌氛f：“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薄蹲髠鳌吩斢浭虑榫壠鹋c經過，而后有上述短評?！豆颉贰豆攘骸愤B事實也不清楚。段并未被殺，只是出奔而已?！豆攘骸沸麄鳌坝H親”之道?！豆颉反筻嵅異?，突出內外之別。

經文：“（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薄蹲髠鳌氛f：“（桓）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甏?，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螝懝?，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赘讣螢樗抉R，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痹u論說：“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后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薄豆颉氛f：“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赘刚⒂诔?，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薄豆攘骸氛f：“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薄豆颉反笈蹩赘讣?，稱為“賢孔父”?！豆攘骸吠怀觥皶鸺氨啊敝Y制?！豆攘骸愤€記孔子為“祖諱”的另一種說法，表明在有人心目中，孔子筆削《春秋》，非完全出于大義。對“及”這字的使用，三傳皆作了道義的評論。這里鮮明地表現出兩種歷史觀的不同?？茖W史觀會采取《左傳》那樣的如實記事。但如果歷史著作只是一堆堆的“史實”，也會降低它的教育意義和存在價值。近現代我們還看到歷史在不斷被修改、重寫、篡改。同一事件，明明是“侵略”，卻寫成“事變”；到別人家里狂轟爛炸、殺人放火，卻說成“提攜、友好”；無條件投降卻寫成“終戰”，等等。這實際也是“春秋”筆法——一字一筆都含寓褒貶、微言大義。故《公羊》與《谷梁》之價值是不能否定的。

司馬遷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實際采孟子之說。董仲舒《春秋繁露》更系統闡述《公羊春秋》的思想。武帝時它被尊為“經學”，立為“官學”?！豆攘骸吩谛蹠r亦立為官學?！蹲髠鳌方泟㈧У某珜?，在西漢末及東漢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除了《春秋》，《論語》《左傳》還記載有孔子對許多歷史人物的評論，如：“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保ā墩撜Z憲問》）“管仲之器小哉?！薄肮苁嫌腥龤w，官事不攝，焉得儉？”“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等等?！蹲髠鳌べ夜四辍贰岸?，（諸侯）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笨鬃诱f：“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弊赢a不毀鄉校，孔子贊揚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保ā蹲髠鳌は骞荒辍罚┏`王派兵圍徐，威脅吳國。子革等進諫，靈王寢食不安，但終不改錯。第二年棄疾等政變，靈王自殺。（《左傳·昭公十二年》）孔子說：“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干溪？”他贊揚晉國叔向，謂：“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左傳·昭公十四年》）前522年，子產死，時孔子30歲，流淚說：“古之遺愛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種批評或表彰，亦是道義史觀的一種形式。

王陽明說：“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保ā秱髁曚浬稀罚┛鬃拥男奘?、論史，是史與道合一的。修史以明道，修道以明史，成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特征。以后，史學、史教（包括野史、地方志、族譜、家譜、史評、史論、歷史劇、小說、詠史等）成為中國文化的重心?！傲⒌?，立功，立言”，歷史成為個人、族群、民族生命不朽的豐碑?！八?，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薄叭松怨耪l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睔v史成為神圣的裁判所，光榮與恥辱都由它評定與記錄。歷史成為中國文化的道德教科書、政治教科書、人格養成所?？鬃邮沁@種人文史學的首位自覺奠基者。

古希臘、羅馬之歷史著作，則常常非政府官方行為，而純為個人撰述，如塔西佗《編年史》（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十之七八夾敘夾議，類似見聞報導，詳述統治集團內之兇殺、權謀、貪欲、縱欲；沒有教化，沒有道義，缺乏歷史的莊嚴與神圣感。作者也以懲惡揚善為目的，但對比中國史學以道義擔當為修史原則之“自覺”，兩種歷史學的不同十分鮮明。湯普森《歷史著作史》指出：“塔西佗不大關心弄清事實并根據這些事實說明真相；他注意的是指控歷代皇帝，通過對他們的揭露，至少是隱晦地揭露帝國政府本身?！薄八髻⒐P下的提比略是一切作品中曾經有過的最殘酷、最淫虐、罪行累累的人面獸心的一個魔王。但是近代評論說明，實際上，提比略是羅馬最出色的統治者之一，塔西佗關于他的撰述是羅織成章的一派謊言，他編撰得如此巧妙，以致在外表上看來，幾乎都是真情實事?！薄霸谒磥?，歷史的目的在于說教?！雹?歷史事實可以隨個人的好惡而編造。對比于此，中國歷史無論是科學類型與人文道義類型或兩者的結合，都獨特卓越，是中國文化的最寶貴遺產。

“五四”提倡科學與民主，科學史觀成為主導，今天應該以因革損益的態度對待孔子留給我們的這份寶貴的文化歷史遺產。

二、孔子的文化史觀

孔子歷史觀的另一特點，是觀察歷史特注重文化的成就和它的發展，把精神生產力所創造的文化及其對歷史發展的作用置于首位，如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保ā墩撜Z·八佾》）認為“禮”、文化、文化精神是三代歷史發展最主要的內容。在生命遭受危難時，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以發展文化為“天”賦予自己的最重要使命。

孔子贊美堯，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 堯之偉大，在“煥乎其有文章”，也即文教方面的成就。

贊美舜，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保ā墩撜Z·衛靈公》）突顯舜的文治和尚賢，得到天下人的擁戴。

贊美禹，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保ā墩撜Z·泰伯》）又：“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保ā墩撜Z·憲問》）突顯禹的功績是對鬼神的“孝”，“致美乎黻冕”，盡力于農事以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與生活。

贊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保ā墩撜Z·泰伯》）突顯文王的以“德”服人。

周公“制禮作樂”，發揚光大了文、武的事業，使中國成為卓越的禮儀之邦?？鬃右浴皦魹橹芄北磉_對周公的仰慕。

贊揚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保ā墩撜Z·憲問》）突顯管仲之“如其仁，如其仁”，在于不使中國文化受到侵略而倒退。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異姓代立，不關乎文化。亡文化則是亡天下?！疤煜屡d亡，匹夫有責?！鳖櫟挠^點實際是孔子的人文史觀所教導的。

以后《易傳》在觀象制器中敘述黃帝堯舜以來的歷史，也主要從人文、從文化活動、文化創造立論。

文化創造是精神生產力的產物，它并非不受物質生產力的制約。石器時代不可能有青銅器和鐵器時代的文化精神創造；鐵器時代不可能有機器生產時代的文化精神創造。離開物質生產力，以為文化精神可以憑空產生，會陷入歷史唯心論。但同是青銅器時代，惟殷人創造了文字，“有冊有典”，這卻不是用物質生產力所可解釋的。同是巫文化，中國天人溝通的主要方式不是巫舞、狂舞等法術活動；而是占卜占筮這種大為理性化的形式，這也不是物質生產力所可解釋的④。周初三部大文化典籍《詩》《書》《周易》的出現，更非由于殷周物質生產力之差別所致，而后者卻對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近現代中國歷史著作，論及三代，多注重物質生產力及其對歷史的影響，如蘇秉琦先生《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謂：“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無與倫比的，特別是發達的冶煉青銅技術，其質地、形狀、花紋，堪稱上古文明世界最突的成就?！雹?殷商“文字”的產生與應用這一文化精神生產力的飛躍，它所形成與展現的對歷史發展的重大影響，則被忽視。張光直《青銅時代》謂：“數十年來的歷史與考古研究，都充分證明了從殷到周之間，中國的文明史可說沒有什么顯著的變化，甚至于從考古學上說，從考古遺物上辨認晚商與早周的分別，常常會有很大的困難?！雹?這也忽略了周文化之三大典籍——《詩經》《尚書》《周易》之巨大文化歷史作用。范文瀾《中國通史》講商制度與文化思想，亦突顯青銅器及其手工工藝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說：“商之手工業技術積累起的專門知識為其他國家所望塵莫及，如司母戊鼎及上釉的陶器，都是手工業奴隸和百工的體力智力的結晶，從此再前進一步，便成為更燦爛的周朝文化?！雹?論周史，謂：“周得（殷）百工，成為王官的重要部分，文化迅速發展起來。東周王室衰微，百工散到大諸侯國（如器銘文上的鑄客，即周游各國的一種百工），侯國文化才開始發展?！雹?完全忽略周人三部文化典籍傳到各地的影響，如傳到楚地成為太子教材，才是楚文化迅速提高的主因。這是體力勞動的“百工”所不能比擬的。局限于這種眼光，這些史著不能解釋，何以原氏族彩陶文化及夏之黑陶文化與商之早期，生活于中國東南西北的各氏族部落文化水平差別不大，大致相當，而到了春秋時期，“中原”以外的四方卻都成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原華夏則居于正統，文化遠遠高出于周邊之上。這只有從精神生產力的發展——文字、“有冊有典”，才能解釋這一現象。因而從人文史觀分析和評價歷史可補科學史觀之不足。

春秋末年，“禮崩樂壞”，社會開始由分封奴隸制或農奴制轉為郡縣為基礎的新政制及地主與農民的新生產關系。促使這一變化發生的最根本的動因無疑是生產力——包括人口的大增長這種“物質”經濟原因。但孔子私人辦學，形成了三千弟子的職業群體這一精神生產的解放，亦是重要的動因。因為孔子辦學與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之辦學園不同；后者未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動，孔子辦學則促使了隨后“百家爭鳴”和“合縱連橫”與“變法”的風起云涌?！笆俊边@種文化思想自由人的能量空前地釋放出來，而在結束貴族世襲等級舊制度上起了極大作用。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一個龐大的中央政權，它將從前分散在大量從屬權力機構、等級、階級、職業、家庭、個人，亦即散布于整個社會中的一切零散權力和影響，全部吸引過來，吞沒在它的統一體中。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過一個與此相似的政權?！雹?托克維爾不知道中國歷史，故僅以羅馬帝國類比。實際上秦始皇的專制制度早已如此。而秦之能如此，則因商鞅變法后的秦國，舊封建領主制已被消滅。農民由于耕戰政策，成了占有土地的自耕農；戰士由于立功，成了二十軍功爵級中占有“隸農”的大小領主（“一甲首而隸五家”）。土地私有發展了起來。它帶著這一新制進行戰爭，故戰爭的勝利也代表新制的勝利。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主要是富國強兵的驅動，但秦國文化落后，并不能產生商鞅，商鞅是三晉文化培育所成，而其法家思想則完全是新興的“士”階層的產物，其變法的最深層的理念是孔子首倡的“有教無類”、“性相近，習相遠”，即“人生而是平等的”這一思想。戰國時，墨子、孟子、荀子都直承這一思想，宣傳人皆可以為堯舜，可以為禹，社會地位應由個人修身及學問能力等決定。商鞅不過是以耕戰、軍功把這種觀念落實為社會制度之變法而已。故在由春秋末到戰國到秦實現統一的歷史過程中，得利的除軍頭、武夫外，最主要的就是“士”這個集團，如子貢這樣的說客、縱橫家，子夏這樣的“帝王師”，冉求這類的行政州郡長官（如西門豹治鄴，李冰治蜀等），孟子后車七百乘，傳食于諸侯，齊稷下學宮“不治而議論，皆為列大夫”，以及荀卿及其學生李斯、韓非等等。平原君、信陵君、孟嘗君、春申君之“養士”，動輒幾千人，皆豐衣美食?！梆B士”成為時尚，成為貴族的新名片、新標志、新風流，較土豪式的老貴族，它更為榮耀。有如托克維爾所言，“文人變為首要政治家”，“貴族的信譽隨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占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盡情擴張，獨自占有這個位置”⑩ 。呂不韋大量養士，著《呂氏春秋》，讓自己名符其實成了首要政治家。延至漢代，淮南王仍大量養士，并以著書拉抬自己的身份、聲勢和地位，終至有“獨尊儒學”。公孫弘“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官吏、宰相，彬彬皆文學之士，元成之世形成了“士族”這一新的社會階層，既似豪強，又擁有文化、思想和政治地位的優勢，而并不世襲，仍升降浮沉、自由流動，為世界歷史所僅見?？茖W史觀往往不能見識及此。

在歐洲，類似的分封貴族領主制或封建制，一直延續至法國大革命時才被消滅。日本則一直延續至明治維新時期。我國西藏地區的農奴制，涼山彝族的奴隸制也一直延續至1949年以后。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甚多，文化思想方面，未能出現中國孔子代表的那種崇尚自由與社會平等之“士”階層，無疑是極重要的原因。歷史證明，被壓迫奴役階級的反抗與斗爭總是在有文化或文化較為發達的地方產生并能取得勝利。文化落后或沒有文化正是奴隸制等野蠻制度與野蠻行為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故僅從階級斗爭、農奴反抗去說明社會變動，是遠遠不夠的。而這正是人文史觀可予補益的。

三、秦漢史的科學史觀與人文史觀

以今人之秦漢史言，科學史觀下的著作出現了不少，如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主編的《中國通史》中之秦漢史，田昌五、安作璋的《秦漢史》等。這些史著，著眼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制度及階級斗爭與歷史事件；人文史學所注重的文化、道德價值、人性力量及歷史人物個人對歷史發展的動態作用，則或被忽略，或居于不甚自覺的地位。另一種是呂思勉《秦漢史》，資料極為詳備，而史識闕如，如呂著講漢代“厚葬”，幾乎所有《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漢人厚葬的資料，都羅列無遺，但沒有分析，見物、見事不見人。

從人文史學的觀點看，論厚葬，不能滿足于羅列有關資料，而應指出它的根源是“孝”的提倡及其造成的破壞性作用。秦人以“法”斬斷了宗法封建的分裂割據對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危害，但“孝”德也隨之削弱了，所謂“刻薄寡恩”，以至徹底廢除對子弟的分封，并骨肉相殘，到秦二世時，一遇人民暴動起事，即土崩瓦解。鑒于秦失敗的教訓，漢代大倡孝道，并實行部分分封?？鬃犹岢摹氨≡帷?、用“明器”，也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厚葬普遍取代了。自天子、王侯到庶人，漢人無不傾家蕩產進行厚葬。像中山靖王劉勝墓，像最近發掘的南昌?；韬钅沟?，大量金銀財寶、絲綢玉器銅器、車馬被埋在墓中。?；韬顒①R墓，2011年來發掘面積約1萬平方米，清理出土了各類器物1萬余件。成套的有編鐘、編磬、琴、瑟、排簫、伎樂俑；竹簡、木牘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數以千計；五銖錢10余噸，近200萬枚；青銅雁魚燈、青銅火鍋上的花紋惟妙惟肖；青銅鏡上鑲嵌著瑪瑙、綠松石和寶石等等，都是漢代考古文物珍品。車馬坑出土了實用高等級馬車5輛，馬匹20匹，錯金銀裝飾的精美銅車馬器3000余件。主槨室西側出現大金餅95枚，小金餅1枚，大馬蹄金45枚，小馬蹄金21枚，麟趾金15枚，20塊金板，重量超過78公斤{11}。這龐大的財富皆由搜括民脂民膏得來。鮑宣指出，“民有七死七亡”，除了官府盤剝，豪強掠奪壓榨，以“孝”治天下的“厚葬”所導致的毀壞性影響也是最為重要的文化因素。

漢代，后黨干政，由呂后起，成為一種小傳統。相繼有竇太后的干政，霍光家族與上官氏家族的干政，王氏的干政，而終于由王莽篡漢。究其原因，孝德的提倡亦是極重要的因素。

劉邦重新部分恢復分封制時，除鞏固政權的考慮，亦是“孝”文化的影響。它不僅復辟了秦已廢除的封建割據，且亦復辟了地方上的強宗豪族。漢代豪強橫行鄉曲，宗族械斗與私斗盛行。由此游俠酷吏在漢初起特殊作用，引人注目，司馬遷為之特開“列傳”。這些，都與孝的提倡有關，但在上述歷史著作中都被忽略了。

文化思想部分，上述史著分別平面地論述經學、史學、歷數學、諸子、文學。實際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經學”的統治地位是漢代最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敖泴W”在漢代乃是一種政治指導思想、意識形態，一種思潮和社會運動。經學獨尊造成了文官體制，亦形成了有別于“土豪”的集政治權力、巨大田產、財富和社會聲望、人脈資源和文化思想于一體的新的社會階級力量；其作用遠非文學、史學等可比。平面地將其與史學、文學并列，不僅“經學”的特殊性被貶抑、閹割，也使漢代社會之活躍的精神力量，漢代社會的真實而鮮活的脈動被閹割了。

呂思勉《秦漢史》論經學，沿用辨偽傳統，詳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承傳及史料之真偽，最后引《漢書·藝文志》作總結，謂：“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與舊史識無別{12}。

漢代經學的“獨尊”，從內容看，實是董仲舒首倡的《春秋》“公羊學”取得了對漢代政治與學術的支配與主導地位。而董的“公羊學”，核心是一哲學目的論思想體系，綱領是“奉天法古”?！胺钐臁奔匆浴疤臁睘椤叭V”之大本，而以“仁，天心”，“察于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為核心，從而為政權指出了“仁政”的政治方向?！胺ü拧奔椿謴涂酌系娜收醯?。漢代災異譴告盛行，實質亦是在神學形式下進行政治批評。從董仲舒、眭孟，鮑宣、谷永到賢良文學之政治批評，至東漢末的清議和仲長統、王符的社會批判，政治批評之尖銳，歷代無以過之。這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孔子人文史學精神的繼續。而上述各著對經學的說明，不僅是靜態的、字面的、蒼白無力的，且以階級觀點硬套，不僅使之被曲解，亦使漢代之精神風貌，特別是“士”階層的精神風貌與歷史作用被完全閹割。

從人文史學看，社會是和人一樣的，有精神，有五官、四肢、百??；而精神、思想是最為重要的，如此社會才成為一有機聯系的活動發展的整體。人有童年、青年、壯年、老年，社會亦是如此。故秦漢的文化思想乃社會變化的重大因素。秦之舊分封貴族宗法制是在法家思想下消滅的。武帝轉入新的大有為和全面建設階段時，政治、政府、社會組成和社會風氣的全面變化，是由“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董的新儒學居于支配地位引起的。孤立地平面地分別敘述制度、事件、階級、學術、思想，有如解剖尸體，分別將手、腳、心、肺、肝、腎、頭取出，予以陳列展覽，活的人就不再存在了。

人是要老化、生病的。社會組成的各部分，包括政府、風習、制度，也會如此。故隨時間的推移，政府治理會越來越沒有效率，官員會越來越膽大妄為、橫行不法或尸位素餐，人口會越來越多，土地與財富的兼并掠奪會越來越厲害?；实郾救艘矔絹碓狡接?、無所用心，甚至無聊、倦政，以政事為兒戲，有如成帝、哀帝，因而西漢的由盛到衰，不是所謂元、成之世尚儒所造成，也非皇嗣不盛，政權由外戚掌控所造成，重要原因亦是因為社會已“老化”，病入膏肓，散掉了，爛掉了；沒有王莽大亂，也會有其他突發事件，使之滅亡。西漢末農民起義實際上只有點火的作用。

四、漢代人文史學的杰出代表

《史記》與《漢書》是漢代人文史學的杰出代表，兩者的指導思想皆是司馬遷所引董仲舒論孔子修《春秋》的話：“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鬃又灾挥?，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保ā妒酚洝ぬ饭孕颉罚┩怀隽巳宋木衽c道義史觀對社會政治的極大重要性。

《史記》與《漢書》對秦漢之近現代史，記述更為詳細生動，對歷史重大經驗教訓的總結，?？劬o“人性”以立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對《史記》全書的內容、結構、精神、指導思想作了精確的概括，首先提出的即是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蓋在司馬遷看來，在政治變化所導致的社會歷史變化中，學術思想的指導實居首要的地位。司馬談居文景之世，期望以道家綜合各家，為漢代提供新的政治指導思想。司馬遷活動于武帝朝，追隨董仲舒，改而以孔子為“素王”，立為“世家”，謂“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以繼承孔子修《春秋》，弘揚道義史觀自任。故評論歷史成敗，總結經驗教訓，道義常是重要因素，如謂項羽失敗是由于背離仁政王道，劉邦成功則在于寬厚有仁德，說：“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敝赋鰧O子、吳起“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白鬓o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等等，對道義的崇尚，十分鮮明。道義是人性善的表現，而人性的“惡”也在歷史驟變中淋漓盡致地展露。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受腐刑，坐牢獄時，說：“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漢書·司馬遷傳》）世態之炎涼，人性之冷酷，令其痛心之極。在《史記·汲鄭列傳》中，他發揮說：“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記主父偃為齊相?！爸笼R，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司馬遷感概說：“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這些在今天依然有驚世作用。魯迅寫《阿Q正傳》，鞭撻阿Q式的媚上欺下的國民劣根性，用意亦在于此{13}。

漢初，社會休養生息，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司馬遷記述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褶r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姿所好美矣?！惨厍錀?；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釀……販谷糶千鐘……子貸金錢千貫?！艘啾惹С酥??！鼻f園經濟與商業的活躍，躍然紙上。何以能如此？司馬遷總結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薄坝纱擞^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史記·貨殖列傳》）認為好利好富的天性，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史記·貨殖列傳》）也就是說，“自然趨利的人性”像一只無形的手，不需政府代勞，就把一切有用資源和能量調動起來，創造出空前的財富。這比死板地講農奴或封建生產關系如何限制或促進生產力發展之教條敘述，更富教育啟示作用?？隙ㄕ數摹拔镔|利益原則”對發展經濟的巨大作用，絕非鼓勵自私自利、損人利己，而是基于人性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今天亦是在發揮作用的。

漢代外戚干政，危害慘烈。在《漢書·外戚傳下》中，班固總結說：“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边@體例和教誡，亦為后代史家所繼承。東漢宦官為禍最烈，《后漢書·宦者列傳》總結說：“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后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跡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蚍Q伊、霍之勛，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圆茯v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東漢以后宦官之禍不再，與此歷史明訓不無關系。

馬克思說：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14}。湯因比指出，“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人性的變化是微小的，甚至可以認為是不變的。人類事務中的永恒的和符合規律的因素就是人性。雖然人性每時每刻都發生著變化，但是，人性的這種變化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將從起源到現在乃至可以預見的將來的人性看作是不變的。這是歷史學作為研究普遍規律的科學進行研究的基礎。如果人們相信在對人類事務的研究中可以使用探究普遍規律的科學方法，那么，人性的一致性和永恒性是客觀標準?！眥15} 《史記》和《漢書》所抓住的正是這一點。

“人性”，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敘事之著作中常是被否定或忽略的，以致見階級不見人，見人不見人性，千篇一律地套用農民起義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實際上在推翻秦朝暴政的斗爭中，陳勝吳廣代表的真正農民、人民起義，只有首倡和發難的作用；完成推翻秦朝暴政的，是舊貴族領導的項羽勢力和劉邦、肖何為首的地主與官吏下層領導的軍事勢力。劉、肖并不是農民的代表。西漢末年的社會分裂、瓦解也是劉氏勢力利用民眾的積怨所導致的。項羽的失敗，是舊貴族復辟的失敗。劉邦的勝利則是地主階級改弦更張，由暴政改行仁政的勝利?！扒Ч沤孕星卣啤?，劉邦繼承了秦創立的全部帝國與基本制度，而僅有局部的策略的調整。支持與鼓舞劉、項奮不顧身、甘冒矢石的力量，還是司馬遷所謂“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奪取天下）使也”。所以，籠統地講“農民起義”是空泛的，不符合實際的。

因此，以述為作、繼承創新，寫一本人文史觀下的中國歷史，以與科學史觀之史著互補，將是極有意義的事。

注釋：

① “精神生產力”是馬克思提出的，他講到自然經濟的解體時，說：“只有在物質的（因而還有精神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才有可能?！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505頁）又：“已經獲得的生產力（物質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同上第18卷第682頁）。轉引自段若非：《補充一句話》，見《段若非文集》，紅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頁。

②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576頁。

③ 轉引自[美]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頁。

④ 參閱金春峰：《巫史傳統與孔子“仁”的“軸心突破”——〈說巫史傳統〉與〈論天人之際〉述評》，載《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⑤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02頁。

⑥ 張光直：《夏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載《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1頁。

⑦⑧ 范文讕：《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60、82頁。

⑨⑩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49、179—183頁。

{11} 參見2015年12月25日及2016年1月15日?；韬钅瓜嚓P媒體報導。

{12}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5頁。

{13} 參閱金春峰：《〈阿Q正傳〉新論》，收入《“師導師語”文集——金春峰卷》，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14}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9頁。

{15} 劉遠航編譯：《湯因比歷史哲學》，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05頁。

作者簡介：金春峰，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原人民出版社編審，北京，100706。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