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黑格爾差異形成的原因探究

摘要：馬克思把黑格爾視為形而上學傳統由盛轉衰的標志性人物，后者對法哲學的絕對自信只是邏輯學——形而上學過度膨脹導致的幻覺。通過對普遍性、政治權利以及市民社會的分析，馬克思向我們表明，正是辯證法所揭示的總體性的客觀矛盾的因素最終敲響了法哲學的喪鐘。然而，法哲學的終結是一件幸事，因為它打開了通向歷史質的飛躍的空間。

關鍵詞：辯證法；市民社會；法哲學；理性；國家

基金項目：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課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學體系研究”；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3-00030-05

馬克思是黑格爾的批評者，同時也是一個創造者。站在批判的立場，黑格爾的理論對馬克思而言始終是一種外在之物，馬克思關注的是其理論的總體結構，探尋的是其理論的缺陷和局限。盡管如此，馬克思在對黑格爾進行考察之后指出：“黑格爾的深刻之處，正是在于他處處都從各種規定……的對立開始，并且強調這種對立?！雹?但是，作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作者，黑格爾理論在他眼中又呈現出內在性，黑格爾的思想成為有待分解的體系。顯而易見，許多唯心主義者也曾經試圖使人們從黑格爾的思想禁錮中解脫出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極大地激發了馬克思的靈感。黑格爾是一塊頑石，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要想從其思想體系脫身必須另尋蹊徑。對馬克思而言，他從黑格爾作品中發現了其思想的嚴密性，即使這種思想是保守的。如果說馬克思更多是憑考證而不是靠經驗來擺脫黑格爾的精神控制，那很可能黑格爾不僅僅是一位師長，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形象。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連著讀下來是頗有教益的。第一部書構建了一張黑格爾主要概念的系譜圖，第二部書又提到這些概念，把它們以論題或觀點的方式揉合起來，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將它們分開?！毒瘳F象學》一書是黑格爾介紹有關意識經驗的科學，《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黑格爾的現象學，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則是馬克思的現象學，它是另外一種意識經驗的科學，其目的仍然是獲得自由和真理，但所走的路徑卻截然不同。

一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大學期間最終成為黑格爾主義者，是沿著德國古典哲學的歷史軌跡發展而來。其意義不僅是一個“沖洗靈魂，沖淡茶水”思想的抉擇，還確立了一種對黑格爾思想閱讀和理解的新形式，從而找準了認識黑格爾思想的坐標點。

從19世紀40年代起，德國政治發生了動蕩，對知識分子而言，政治是主要的關注對象。這一時期圍繞著黑格爾思想所展開的爭論形成了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在黑格爾左派中，盧格更看重任何改善德國人自由的政治改革實踐，以此促進普魯士國家的結構性改變。正是盧格教導馬克思必須以政治實踐來謀求自由發展的理性原則。至于黑格爾中間派又創造了另一種氛圍。他們的興趣集中于作為政治哲學家的黑格爾，因為他們從歷史是自由發展的觀點中看到了黑格爾對德意志政治自由所作出的貢獻，這使他們能夠借以結束新聞審查制度，終結中世紀貴族特權。換言之，馬克思在某種意義上是屬于黑格爾中間派的，這也可以解釋馬克思為什么選擇黑格爾的國家觀進行批判。

然而馬克思寫作計劃陷入了雙重困境。一方面，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所寫的政治評論雖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但寫作的深層意圖則在于突破普魯士狹隘等級與宗教的藩籬。這一思想軌跡顯現于馬克思于1842年8月在《萊茵報》所發表的《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一文中，甚至在1843年9月給盧格回信中，馬克思仍然強調新思潮的優點，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也就是說馬克思所致力的德國自由主義是與法國自由主義相對立的。另一方面，在克羅茨納赫，馬克思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根源，包括理性的邏輯推理有了細致入微的澄清，但馬克思拒絕了黑格爾的結論，把黑格爾的思想貶斥為“整個法哲學只不過是對邏輯學的補充”②。拒絕并不意味著宣判黑格爾思想的無意義，而是對其“理念是塑造現實的力量”的觀念進行批判。因為把國家作為純粹理念的謂詞，一旦應用到現實就具有一種麻痹作用，并產生一種理性的強制力。所以，在馬克思看來，他與黑格爾的國家思想有所偏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作為一部“轉折作品”，與黑格爾的政治構想不乏可類比之處。

在某種意義上，19世紀的確是黑格爾的世紀，因為他的《法哲學原理》對國家思想的精華進行了最富有創造力的濃縮和最清晰透徹的解釋。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頗為著迷，他想通過自己鉆研得出這樣的結論：個體自由意志是建構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但在經歷過大學求職失敗，以及《萊茵報》被查封之后，馬克思的幻想在黑格爾的“合乎理性之中”破滅了，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自述其思想發展歷程時，曾提到他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然后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 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雹?/p>

對馬克思而言，現實的挫敗來自于國家形式的過度抽象，即國家通過權力并在權力中實現自我神圣化，在這一過程中犧牲的是市民社會。而正是這種抽象性所扎根的哲學賦予馬克思以靈感。這一思想同現實人的存在呈現同質性，它將市民社會的發展置于歷史的變遷中來觀照。所以，馬克思強調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中選擇了國家思想為參考來考察整個黑格爾法哲學。馬克思正是從國家思想中發現了黑格爾法哲學從起源到概念體系建構過程中的“邏輯學的形而上學”④。雖然黑格爾國家思想的二律背反不一定來自于有意識的現實性，他的各種研究并不以政治問題作為展開研究的合理模式，然而，馬克思在對其思想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了政治結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觀念變成了主體，而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的關系被理解為觀念的內在想象活動”⑤。

黑格爾在《哲學全書》中賦予其三段論以政治形態的表象，由此建構的政治哲學體系為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依據，并使馬克思調查和評判的正當理由得到了證實。國家因此成為自由與必然、主觀道德和客觀道德、哲學與宗教以及市民社會與立法、司法、行政三分權力之間的和解。而政治事務通過理性確定，擔保了權力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國家理念代表了思維在世界歷史的最終完成。這種邏輯論證的完美性成為馬克思獨一無二解讀的基礎。

在馬克思眼中，黑格爾的激情是三重的，這就是對社團的懷念、對自由的向往和對理性的信心。作為一個生活在四分五裂德國的個體，黑格爾的夢想就是建立一種希臘式的自由城市，盡管它難免具有遠古時期的某些缺陷，但人們在其中能夠與城邦進行實體性的交流。況且法國大革命提供了一個重新找回失去城邦的機遇。因為在政治領域，整個時代的人們都期盼著自由，而大革命賦予了人們公共話語權和實施自由的方法?！按蠖鄶怠痹瓌t作為啟蒙的準繩，加速了用推理政治掌握知識和用知識征服世界的進程。黑格爾認為理性不僅是一種規則，而且也像太陽一樣照亮一切客觀性，分解政治的復雜結構，戰勝其中黑暗晦澀的他者性⑥。馬克思注意到黑格爾思想中充滿了內部與外部、道德與情感、宗教與理性、個人與世界的分裂，說到底種種分裂都是一個被過度分析的遺產。如果說治愈道德主義與歷史主義二律背反的良藥就是努力實現融合，那么將政治動蕩的普魯士推向統一的進程，就意味著這個體制應該壽終正寢。因為按照馬克思所說封建制度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是被分裂的人類世界。埋葬它的工具唾手可得，一個世紀以來輿論、心智和集體自由所積累的精神財富洶涌澎湃地流回到現實的思想世界為其作了充分的準備。

馬克思為何選擇國家思想來展開批判呢？作為一個德國猶太人，他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因為那時的他正在對國家從市民社會異化的歷史過程進行深刻的思考。馬克思對一切文化遺產極其敏感，對于各種潛在可能性充滿好奇。他渴望按照國家和法的普遍理性和自由方式行動。而現實的分裂世界使馬克思感受到痛苦，因為它是對思想表達的扼殺，對各種交流形式的僵化，是一種被國家的血緣所禁錮、受到太多束縛的體制。作為一個既融入社會，又處在社會邊緣的猶太人，有誰比馬克思更能強烈地感受到公共生活的僵化？以至于馬克思說：“如果說在以前的政府統治下流行的那種理性的偽善具有一副嚴峻的理智面貌，那末這種浪漫主義的偽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在德國，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這里，人們自己作賤自己?！雹?從政治角度來看，黑格爾似乎是這種體制的鼻祖，然而對馬克思而言，黑格爾關于現代國家是理性的最高顯現的辯護，只是對這個問題的意識形態表達；黑格爾關于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和解，只是思想中的和解，事實上必定仍然要實踐地解決的⑧。黑格爾有足夠的力量進行現代自由制度的思考，但過度的抽象掩蓋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通過交換關系普遍化、生產力無節制發展、經濟危機不斷加劇、革命無產階級產生，在內部種下了自身否定的種子。德國生活作為在文化空間和語言空間中展開的生活，存在著無法逾越的權力界限，那些并未徹底地用人的眼光看待國家權力之人，享有任意侵害他人權利的特權。簡而言之，對于政治和普遍性問題需要每個人回答，正如黑格爾所言：“當那種不顧整體、只關心個別不獨立東西的市民精神隨著帝國城市的興起開始成為一種勢力，當這種內心個別化的精神要求有一種更普遍、更積極的結合時，當德國由于教養和工業的進步現在被推到十字路口，或者下決心聽從普遍物，或者使聯合完全分裂時……尤其是那種取得威望和政治地位的市民精神，于外在方面和內心方面都需要一種合法性?！雹?馬克思指出，黑格爾雖然站在現代政治經濟學家的立場上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但是“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⑩。因而馬克思說：“以勞動為原則的國民經濟學表面上承認人，毋寧說，不過是徹底實現對人的否定而已”{11} ；在市民社會中，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

二

人們用兩種目光來審視黑格爾國家體系的建構過程：一種是歷史學家的目光，另一種是哲學家的目光。馬克思明白，對于那些認為“新對象的出現顯然是通過一種意識本身的轉化而變成的”{12} 的人來說，經驗論對于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對黑格爾在多個文本中談到的有關經驗層面的社會生活的觀點給予了高度的關注。沒有人能忽視黑格爾的政治文化，這里的黑格爾并不是一個研究政治制度或者關注“個人的勞動通過分工而變得更加簡單”{13} 的歷史學家，而是一個認為“自由只有在通過法律把一個民族結合成一個國家時才是可能的”的哲學家。然而普魯士的演變深深觸動了黑格爾。當統一的力量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種種對立失去了它們活生生的相互關系和彼此影響時，就需要哲學出現了。哲學任務是要重建分裂世界的整體性。因此，僅憑“意識的辯證運動”并不能夠真正理解黑格爾所建構的國家體系，只有突破邏輯范疇底布的花彩，上升到哲學層面才能真正理解它，因為黑格爾是把國家放置在“法哲學的原則”中來建構的。馬克思不僅明確指出了這一建構過程，即“形而上學者認為進行抽象就是進行分析……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經過抽象都可以歸結為邏輯范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14}，而且也強調了其特點是一種思想上的揚棄，在現實中沒有觸動自己的對象，卻以為已經實際上克服了自己的對象。

對馬克思而言，黑格爾的理性即非構成主義，也非創世理性。相反，它是統一性的能動者。這并不是各種事物“屬性”的邏輯的“綜合”而產生的強迫驅動力作用的結果，而是“絕對”作為“全”的真實的、具體的歷史過程以及智力的、形而上的成果。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馬克思注意到，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找到并清楚闡述了調和的原則。理性不僅僅是一種把握感性的能力，還是讓現實世界顯現真實的最終依據。在黑格爾那里，與其說理性是對世界的思考，不如說它是展現思維之中的世界，即如果這個世界是“合乎理性”的生存世界，那么這個世界必然來源于概念。與思維相對應，不論存在在形式上如何具有多樣性，在表現上如何具有偶然性，它絕不是被有形、現實所束縛的生存世界。自由原則是建立在同源性的基礎之上的。根據這一原則，任何事物都不能構成對思想自由的絕對束縛，因為現實來源于思想自由。黑格爾憑借形而上學成功地建構了日趨嚴密的邏輯體系，并以此解釋既存在于世界之中又存在于思想之內的分離和統一。自此，任何事物都無法逃離概念的控制，這是知識所具有的暗藏的、不易被覺察的無限力量。對于黑格爾而言，哲學必須恢復人類生活的整體感。意愿與情感一樣，都是概念發生功效的方式。因此，行動是可以理解的，而法律與政治是其首要表現形式。這就是法哲學成為可能的原因。它是一種國家哲學，合乎理性地出現在這個四分五裂的時代。毫無疑問，“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 這就是國家?！眥15} 其中個人和集體不僅能夠共處，還能夠自由地行動，因此也能夠合乎道德地生活。

馬克思不僅很早就發現了黑格爾的理性所具有的集結功能，而且也指出感性世界是人的客觀的創造活動的結果。這種客觀的創造活動實質上是理性的內在矛盾的展開，“一個本身自由的理論精神變成實踐的力量，并且作為一種意志走出阿門塞斯的陰影王國，轉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論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現實……哲學的實踐本身是理論的”{16}。因而，馬克思用一句話概括了他們彼此之間的不同：“我們必須徹底揭露舊世界，并積極建立新世界?！眥17} 馬克思的研究基于個人的社會特質的“自然行動”{18}，是為了把握邏輯的辯證法，也就是理性的本質。在馬克思看來，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都體現了人的本質，“如果在闡述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等時把人的這些社會存在方式看做人的本質的實現，看做人的本質的客體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現為主體所固有的特質。人始終是這一切實體性東西的本質，但這些實體性東西也表現為人的現實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東西”{19}。

馬克思是透過一種具體的政治哲學理論，通過黑格爾理性的實際行動準確抓住了理性的本質，“對現代國家制度的真正哲學的批判，不僅揭露這種制度中存在著的矛盾，而且解釋這些矛盾，了解這些矛盾的形成過程和這些矛盾的必然性。這種批判從這些矛盾的本來意義上來把握矛盾。但是，這種理解不在于到處去重新辨認邏輯概念的規定，像黑格爾所想象的那樣，而在于把握特有對象的特有邏輯”{20}。理性能夠介入到處于矛盾的元素中來，換句話說，理性介入到現實是因為只有否定和超越現存世界，才能體現和實現理性和精神的自由創造本性。1843年是馬克思哲學歷史不同尋常的年份，他承認并理清了一個先決條件，正是理性對超感性的本質世界的追求，內在地包含著一種對現存世界的批判的自由意識。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是徹底的，他曾經說：“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爾那里找到自己的最后的確證”{21}，對神學的批判歸根到底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22}，并且指出了黑格爾辯證法深受基督教巨大影響是不容置疑的，“說得更通俗些，他從宗教和神學出發”{23}。對于這一點，一部分人不了解，另一部分人則是不敢承認，而馬克思總是強調對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這使他能夠準確地發現在黑格爾哲學的誕生地——《現象學》中以一種潛在的方式，作為萌芽、潛能和秘密存在著的異化的世界精神，是精神的貨幣辯證法力量的最終基礎所在。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黑格爾思想趨勢中辯證法的基本因素：“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24}。意識與自我意識的循環反復性使得黑格爾通過異化的形式把“人的本質本身僅僅被看作抽象的、思維著的本質，即自我意識”{25}。由此，建立一個現代理性國家的必要性僅僅存在于國家哲學中。人們希望在人間建立一個真正人的存在，就是哲學存在。真理不僅要靠沉思來領悟，還要靠行動來獲得。否定之否定對黑格爾而言是“揚棄”，換句話說“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為在人之外的、不依賴于人的對象性本質的這種假本質，并使它轉化為主體”{26}。然而黑格爾認為，這種否定之否定只不過是實現“理想王國”需求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表現，是完全內在于邏輯原則的。在馬克思看來，由于《現象學》緊緊抓住人的異化，盡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現的，其中仍然隱藏著批判的一切要素，因此，“在《現象學》中出現的異化的各種不同形式，不過是意識和自我意識的不同形式”{27}。意識與自我意識同一性運動的結果是一種純思想的辯證法。

三

無論我們從哪個方面入手審視黑格爾體系，似乎都發現它是無懈可擊的。如果說它存在缺陷的話，那或許就是馬克思所說：“黑格爾在思辨范圍內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實質的差別?！眥28} 當然成就是有的，但這屬于言語的成就。然而自相矛盾的是，這種言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脫離實體的言語。理念來源于實體世界，而在重新回到人類理念之中時，它遺忘了形而上學的自由精神、批判意向和辯證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終極性、絕對性和非歷史性。馬克思指出：在《現象學》中，“個人首先轉變為‘意識，而世界轉變為‘對象，因此生活和歷史的全部多樣性都歸結為‘意識對‘對象的各種關系”{29}。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黑格爾的理念賦予自己原初的力量，然而這種力量的結果卻在于摧毀世界；它不再具有不可磨滅的個性化、多樣化和播撒的效果。把言語簡化為哲學，把哲學簡化為最完整的邏輯，再把邏輯簡化為一種同一性永無止境的延伸，而不論這種同一性的各個層面繁多，并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只在思維中運動的思維。所有這些構成了馬克思批判的基本點。在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的模式中，邏輯是唯一的絕對存在，從哲學體系升華出來的邏輯雖然是能動的精神，卻以概念的抽象形式存在于思辨言語之中，“指明了就其起源來說屬于各個哲學家的一切不適當的概念的誕生地，把它們綜合起來，并且創造出一個在自己整個范圍內窮盡一切的抽象作為批判的對象”{30}。一句話，黑格爾的言語從一切物質的書寫中解放出來，在抽象的范圍內“把勞動理解為人的自我產生的行動，把人對自身的關系理解為對異己存在物的關系，把作為異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實現理解為生成著的類意識和類生活”{31}。

馬克思建構了一個與之相對立的體系，它摘取了形而上學的面紗，以歷史為統一的底線，整個結構由勞動來劃分，從而永久性賦予了人們一個有待建設的世界。如馬克思所言：“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眥32} “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眥33} 馬克思首先將歷史的原初性規定為人的自由自覺活動。這是人類生存的本體與始基。勞動是歷史的開端。雖然自然界先于人類而存在，并規定了人類具體生存的有限性，但是人是一個受動與能動相統一的存在物——這是辯證法之根，因而進入勞動領域的客體自然對象，會通過這個有激情的存在物的歷史情境而逐步呈現出其新的面貌。所以，歷史又必然是一種由勞動去建構的辯證總體。經過對黑格爾的研究之后，馬克思發現在工業生產中，“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34}。馬克思把這種觀點的結果推向終點，“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35} 。從此，在黑格爾之后，哲學形式就是哲學家。

黑格爾將他的政治邏輯從一切政治國家的特殊化中提煉出來，純化為思維運動的一個思想環節，并用一種思想揚棄來梳理它，在這種思想的揚棄中，思想被證實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黑格爾的政治邏輯成為歷史思想的話語表達，這其中殘留著歷史目的論的闡釋，真正意義上的變化和不確定性的幽靈都被驅逐了。但在另一方面，黑格爾也代表了形而上學盛極而衰的轉折點和哲學死亡的開始。對馬克思而言，“哲學的工作不是使思維體現在政治規定中，而是使現存的政治規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學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36}。黑格爾體系的缺陷對于馬克思來說絕不是毫無意義的。恰恰相反，它揭示了被黑格爾局限在政治意義上的理性辯證法的一種普遍意義。

注釋：

①②④⑤⑩{11}{18}{19}{20}{21}{22}{23}{24}{25}{26}{27}{28}{30}{31}{32}{33}{34}{35}{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23、22、10、320、290、29、51—52、114、331、220、315、319—320、332、329、319、678、335、332、273、274、277、347、22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頁。

⑥ 參見庫諾·費舍爾：《青年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張世英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440頁。

⑧ 參見韋爾默：《后形而上學現代性》，應奇、羅亞玲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頁。

⑨ 黑格爾：《黑格爾政治著作選》， 薛華譯， 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62頁。

{12}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 1981年版，第61頁。

{13}{15}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10、259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8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頁。

作者簡介：楊海征，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蘇南京，210046。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