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商品結構如何影響產業結構調整

摘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隨著中國貿易地位的上升，對外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本文以1995—2015年世界上30個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出口數據為樣本，運用動態面板方法對出口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效應，說明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而初級產品出口增加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負向效應。進一步地將30個樣本國家分為16個發達國家和14個發展中國家分別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發達國家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對產業結構具有積極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結果與發達國家一致，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系數大于發達國家；而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金融水平、基礎設施、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水平等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

關鍵詞：出口商品結構；產業結構；初級產品；工業制成品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商業空間結構與城鎮化質量耦合協調發展研究”（14CJY054）

中圖分類號：F4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3-0091-06

一、引言

2015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3.95萬億美元，繼續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工業制成品出口占中國商品貿易出口額的比重高達95.4%，總體而言，近年來工業制成品出口在中國商品貿易出口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對外貿易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隨著中國貿易地位的上升，對外貿易結構不斷優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產業結構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與升級；另一方面，說明中國貿易結構正在不斷改善，出口產品質量不斷提升。一國出口商品貿易結構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怎樣的影響呢？基于這一問題，本文運用世界上30個國家1995—2015年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對出口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進行初步探討。

二、相關文獻綜述

Roland-Holst等（1995）運用一般均衡模型對貿易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是影響歐洲國家貿易自由化福利效應的重要因素，過多的公司進入對貿易政策的福利效應具有不利影響①。Baxter和Kouparitsas等（2002）的研究表明工業化國家的產出與貿易分散化程度較低，工業化國家的貿易結構與其進出口伙伴的貿易結構相似，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與貿易分散化水平較高，貿易分散化水平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與出口產品的主要種類②。Oyama等（2013）通過構建兩國家和兩產品模型對貿易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貿易壁壘對貿易伙伴國具有不利影響，貿易發展首先促進了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然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受貿易影響，全球經濟會經歷后工業化階段和再工業化階段③。

谷永芬、洪娟（2011）對長三角地區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認為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產業結構水平決定了貿易結構現狀，貿易結構調整又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④。孫曉華、王昀（2013）的研究認為工業制成品貿易的增加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初級產品貿易比重的上升對國內第一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影響，貿易結構的改善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影響⑤。劉彬彬、丁俊峰（2015）對出口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有利于國內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與產業結構合理化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⑥。袁丹等（2016）以中國1995—20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構建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對國際貿易、居民消費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國際貿易對產業結構具有積極影響，產業結構與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⑦。本文選取了世界上30個國家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貿易數據，對出口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三、指標選取與實證模型

本文選取了2016年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前30個國家的貿易數據為樣本，2016年這30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85.11%。

1. 產業結構

參考藍慶新和陳超凡（2013）、陳建奇（2014）、汪偉等（2015）學者的做法，本文對產業結構層次的定義是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比重的加權和。

Y=■i×Xi 1≤i≤3 （1）

在公式（1）中，i指的是第i產業，Xi指的是第i產業的增加值在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Y越接近于1，產業結構層次越低，Y越接近于3，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越高。

2. 出口商品結構

本文對貿易結構的定義是初級產品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工業制成品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工業制成品的比重越高，貿易結構水平越高，各國貿易數據來自于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⑧。

3. 控制變量

為了使實證結果更具可信度和準確性，本部分增加了幾個控制變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金融發展、基礎設施、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

（1）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有利于技術創新和研發水平的提高，許多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產生技術溢出，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自于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UNCTAD Database）。

（2）技術水平。創新與技術水平是影響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技術水平上升，研發能力增強，創新產品不斷增多，國際競爭優勢不斷增強，出口競爭力不斷上升，促進國內產品升級，加快產業升級步伐。本文以各國每年居民和非居民專利申請數量來衡量各國的技術水平，各國居民和非居民專利申請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 Bank Database）。

（3）金融發展。金融發展水平影響對外貿易發展程度和產業水平。本文以國內金融部門信貸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各國金融部門信貸占GDP的比重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 Bank Database）。

（4）基礎設施?；A設施的改善能夠為經濟發展打下良好基礎，有利于國內三次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情況以各國移動電話數量衡量，各國移動電話數量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 Bank Database）。

（5）勞動生產率。借鑒倪克勤等（2011）、孫浦陽等（2013）的做法，本文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與年末勞動力人數之比衡量各國的勞動生產率，國內生產總值以1995年的GDP平減指數進行折算，得到各國每年的實際GDP，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平減指數數據來自于世界經濟展望，勞動力人數來自于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 Bank Database）。

（6）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在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力資本水平的上升有利于國內研發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國家在全球產業鏈地位上的提高，有利于產業升級與優化，本文選取了中學教育入學率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各國每年的中學教育入學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 Bank Database）。

實證模型如下：

LnYit=α0+β0LnTSint+β1LnFDIit+β2LNTRit+β3LnFIit+β4LnIFSit+β5LnLPit+β6LnHRit+δ+μ（2）

LnY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產業結構層次，LnTSint指的是第t年i國n種產品出口占貿易總額的比重，n=1，2，1和2分別指的是初級產品出口與工業制成品出口，LnFDI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LnTR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技術水平，LnFI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金融發展水平，LnIFS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基礎設施水平，LnLP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勞動生產率，LnHRit指的是第t年i國的人力資本水平。

各國出口商品結構之間存在一定差距，部分國家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較低，部分國家的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較高。由表1可知，各國之間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存在較大差別，技術創新水平的標準差較大，說明各國之間技術水平差別較大。各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檢驗顯示，大多數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都低于0.5，說明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不高，各指標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較?、?。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1. 全部樣本數據實證結果

首先運用1995—2015年30個國家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為了確保實證結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本文運用動態面板GMM方法進行實證檢驗，同時作為對比，運用靜態面板方法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見上表2。

表2中的實證結果顯示，工業制成品的增加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影響，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1%，產業結構層次水平將上升0.04%，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對產業結構具有負向影響，說明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對產業結構具有積極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技術水平是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積極因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基礎設施水平與產業結構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勞動生產率的上升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人力資本因素是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

2. 發達國家實證結果

為了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的差異，本文將全部樣本國家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組來分別進行實證檢驗，考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對產業結構調整影響的不同。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協定》有關標準，本文選取的30個樣本國家中，阿根廷、巴西、中國、哥倫比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波蘭、俄羅斯、泰國和土耳其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其余國家是發達國家，本文一共包括16個發達國家和14個發展中國家。

由上表3可知，產業結構的滯后一期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積極影響，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優化，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1%，產業結構水平將上升0.01%。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金融水平、基礎設施、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層次將提高0.03%，技術水平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系數為0.07，說明技術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層次將上升0.07%。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金融發展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層次將提高0.03%，基礎設施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層次將上升0.01%。勞動生產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系數是0.08，人力資本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水平將上升0.02%。

與之前的實證結果一樣，產業結構的滯后一期對產業結構具有積極影響，發達國家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金融水平、勞動生產率等因素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影響。

3. 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結果

本文運用1995—2015年14個發展中國家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

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說明出口商品結構改善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積極影響，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1%，產業結構層次將上升0.04%，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積極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水平將上升0.07%，技術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層次將上升0.04%，金融發展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水平將上升0.07%，基礎設施水平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基礎設施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層次將提高0.02%。勞動生產率水平上升1%，產業結構水平將上升0.08%，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與發達國家實證結果的顯著性一樣，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對產業結構具有負向影響，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滯后一期對產業結構具有正向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上升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能夠促進產業結構水平的上升，基礎設施的改善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積極影響，金融發展水平的上升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勞動生產率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而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

結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結果，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都具有正向影響，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不利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更大，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不利影響更大，說明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更大。在表2—表4中，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金融水平、基礎設施、勞動生產率等控制變量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都具有正向影響。

五、簡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1995—2015年世界上30個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出口數據為樣本，運用動態面板方法對出口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影響，說明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加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負向影響。本文將30個樣本國家分為16個發達國家和14個發展中國家分別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發達國家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對產業結構具有積極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結果與發達國家一致，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系數大于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金融水平、基礎設施、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水平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

基于本文所得研究結論，針對中國現實情況，本文提出如下參考性政策建議：

第一，在經濟新常態下，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根據本文回歸結果，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影響，因此，要立足制造業結構優化升級，借鑒德國“工業4.0”標準，策應“中國制造2025”戰略，加強人力資本培養和培育，加快產業創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確保中國先進制造業強國目標的實現。

第二，從匯率和利率兩方面實施金融制度改革。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改革匯率制度，其根本就在于優化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機制，遵循“相機抉擇”原則，設計遠期匯率定價體系，并由此形成適應性預期機制。改革利率制度，主要是通過進一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促進民營銀行加快發展從而打破中國銀行業的壟斷格局，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第三，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指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發揮出口在傳統“三駕馬車”中的促進作用。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中國經濟面臨新常態下行壓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一帶一路”倡議為指引，發揮出口的積極作用，正是應對經濟周期下行的新型外交創新，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帶動中國優勢產能輸出，進而擴大中國出口貿易。

注釋：

① D. W. Roland-Holst， C. Polo and F. Sanch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Spain： A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Empirical Economics， 1995， 20（1）， pp.1-18.

② M. Baxter， M. A. Kouparitsas， Trade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Ameri-com Economic Revitn， 2002， 93（93）， pp.51-56.

③ D. Oyama， Y. Sato， T. Tabuchi et al.， On the Impact of Trade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1， 7（1）， pp.93-109.

④ 谷永芬、洪娟：《長三角地區對外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互動升級研究》，《經濟縱橫》 2011年第11期。

⑤ 孫曉華、王昀：《對外貿易結構帶動了產業結構升級嗎？——基于半對數模型和結構效應的實證檢驗》，《世界經濟研究》2013年第1期。

⑥ 劉斌斌、丁俊峰：《出口貿易結構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分析》，《國際經貿探索》2015年第7期。

⑦ 袁丹、占紹文、雷宏振：《國際貿易、國內居民消費與產業結構——基于SVAR模型的實證分析》，《工業技術經濟》2016年第8期。

⑧ 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簡稱：SITC），將商品出口分為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

⑨ 由于篇幅所限，各解釋變量相關系數檢驗的表格不再呈現，如讀者有興趣，可向作者索要。本文同樣以初級產品出口為解釋變量進行相關系數檢驗，檢驗結果說明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

作者簡介：陳能軍，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廣東深圳，518060。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