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創新我國政府農村扶貧路徑選擇

孫國峰+潘成龍

摘 要：在新常態下，傳統的農村扶貧路徑已不適應我國農村扶貧的實際，農村扶貧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扶貧內生動能匱乏，產業結構調整、貧困人口就業機會減少，監督有效性降低等問題，因此，應在引導生產要素向農村貧困地區流動和推進農村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創新我國政府農村扶貧路徑。

關 鍵 詞：新常態；農村扶貧；生產要素流動；產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7）05-0045-08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對農村扶貧重視程度和投入不斷增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農村貧困人口因此大幅減少，已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然而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國農村扶貧還面臨著諸多挑戰，主要有扶貧成效降低、扶貧監督成本過大、[1]農村返貧現象嚴重[2]等。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而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艱巨任務，就必須深入分析研究新常態下農村扶貧遇到的新問題，以進一步提高農村扶貧的成效，最終實現2020年消除貧困和實現全面小康的宏偉目標。

梳理與農村扶貧的相關學術文獻可以發現，我國學界對與農村扶貧相關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已趨于成熟。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我國農村貧困的認識、農村扶貧模式的演變及存在的問題等方面。然而，在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新變化、將新常態與農村扶貧相結合等方面的研究文獻并不多見，僅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常態下我國農村扶貧面臨的挑戰以及精準扶貧、金融扶貧模式等方面。一方面，有觀點認為，不管是在扶貧資源傳遞、配置、瞄準機制[3]方面，還是在精準扶貧的精準性、開發性[4]以及扶貧政策的適用性[5]方面，新常態下我國農村扶貧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因此需要對農村產業進行優化升級，進行市場機制創新，實施競爭性扶貧。另一方面，有觀點認為，從具體的扶貧模式和方法出發，要創新金融服務和金融扶持項目，在配合國家有關政策的基礎上提高金融扶貧的實效，[6]或是大力發展旅游扶貧，推動旅游產業轉型升級，[7]并加強農村扶貧“全覆蓋式”檢測，以準確把握農村扶貧運行狀態，[8]并在扶貧中縮小發展差距。[9]除此之外，還有扶貧開發小組對農村扶貧實踐經驗的總結認為，當前貧困地區還未形成支柱產業，返貧現象嚴重，要發展適合當地的扶貧模式，[10]通過引入技術和加強培訓，提高貧困農民的營收能力。[11]

二、黨的十八大之前，我國政府農村扶貧路徑

1986年，國務院成立專職扶貧工作領導小組，開始了我國大規模有組織的政府扶貧。[12]直到黨的十八大之前，政府都是我國農村扶貧的絕對主體。

（一）投入扶貧資金

我國政府對農村扶貧的重視主要體現在為農村貧困地區提供扶貧資金并逐年增加扶貧資金的投入上，到2015年，僅中央財政的專項扶貧資金就達到460.9億元。然而單純的資金投入并沒有使農村完全脫貧，因為除資本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包括勞動、技術等的欠缺使農村扶貧資金使用效率大幅降低，同時造成了農村扶貧資金的浪費和政府農村扶貧工作效率的低下。

（二）引進工業項目

農村貧困地區大多農業發展落后，當地政府往往通過發展工業來彌補當地農業的不足，如積極招商引資，引進工業項目，以實現脫貧。然而絕大多數工業項目的引進并未充分考慮到當地的經濟和自然條件，工業項目的啟動并未有效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反而使農村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農業是農村的根本，農村貧困地區不能忽視農業發展，只有對農業加以改造，發展現代農業，通過農村產業結構升級、農業和其他產業的融合，才能促進農村貧困地區農業以及其他產業的發展，從而帶動農村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實現真正脫貧。

（三）增加農村基礎教育投入

關于農村貧困的理論研究，學界一致認為教育的缺失是導致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高度重視農村教育，堅持致力于增加農村基礎教育投入，提高農村基礎教育普及率，以期提升新生代農村貧困人口的文化水平。但由于基礎教育投資回報周期長等原因，收效并不明顯，就短期來看，其對于改變農村貧困現狀尚需一定的時間。

三、新常態下我國農村扶貧遇到的新問題

新常態主要包括經濟新常態和社會治理新常態。所謂經濟新常態，從速度層面看，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內涵發生質的變化；從結構層面看，是經濟結構發生全面深刻變化，不斷地進行優化升級；從動力層面看，是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所謂社會治理新常態，即以依法治國為目標，圍繞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多元治理和源頭治理等進行改革創新，強調更加重視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擴展，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成為社會治理中的積極因素。[13]新常態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三點，分別是經濟增長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和社會治理多元化。其中，前兩點是在經濟方面，宏觀經濟整體增長放緩，中觀產業結構有所調整；第三點則是在社會方面，突出治理的理念，強調新環境下政府應聯合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社會。

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進入了經濟增長紅利消失、發展約束更強以及結構轉變壓力加大的新時期。[14]新常態下，經濟增長放緩、產業結構調整、社會治理多元化使我國政府農村扶貧面臨新的挑戰。

（一）經濟增長放緩，扶貧內生動能匱乏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政府對農村的扶貧資金投入也在不斷增加，并達到了一個較高的總量。2015年，中央財政扶貧資金460.9億元，[15]2016年增長到667億元，與2015年同比增長43%；2016年，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為400億元，與2015年同比增長50%以上。這些政府財政資金的投入為我國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目標，減少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奠定了物質基礎。然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政府財政資金已無力獨自承擔農村扶貧的全部資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引進其他資金，以解決農村扶貧資金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政府應當提升農村貧困地區內生動能，即應更加重視作為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生產要素的有效利用，以促進農村貧困地區經濟的增長。

（二）產業結構調整減少了貧困人口就業機會

新常態下產業結構調整，包括傳統產業的升級，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淘汰等。產業結構調整直接引發了結構性失業，農村貧困人口文化水平較低，技能欠缺，他們更多地集中在對學歷和能力要求低的傳統產業，從事較低層次工作，他們的就業機會很容易受到整體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或因所在企業倒閉或者被工作單位淘汰而失去經濟來源。

1.失去就業機會導致農村貧困人口失去經濟來源，貧困程度加重。在農村，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絕大部分家庭都有進城務工人員，在城市的工作所得就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在整體經濟增長放緩、產業結構升級的情況下，對文化水平低和勞動技能低的務工人員需求會急劇下降，也就意味著他們在城市一旦失去就業機會，只能回到農村，如果農業收入又無法滿足家庭生活需求，就會導致貧困現象的出現。

2.失去就業機會降低了農村扶貧效果。在農村，一種主要的扶貧模式就是通過引進項目為貧困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使農村貧困人口通過就業提高自身收入，實現脫貧。但在經濟增長放緩、產業結構調整的情況下，企業對工作技能差的務工人員需求會明顯減少，而且務工人員相比之前的收入也會下降，一些已經通過扶貧實現脫貧的農村貧困人口因失去就業機會而重現陷入貧困，農村扶貧成效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多元化治理降低了農村扶貧監督的有效性

新常態下社會治理多元化具體到農村扶貧，就是要使企業、社會組織和貧困人口等以主體身份與政府共同參與農村扶貧。

以往農村扶貧主要是通過政府內部自上而 下的運作來完成的，即中央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提供財政資金支持，地方政府組織人員執行和落實相關政策。通過政府體制內由上到下的領導和監管，保障了農村扶貧工作取得成效。隨著多元主體參與扶貧，農村貧困人口的主體地位往往被忽視，他們無法清晰地了解農村扶貧的整個過程并進行有效的監督。

四、新常態下創新我國政府農村扶貧路徑的建議

新常態下，要高效、快速地完成農村扶貧任務，需要創新政府農村扶貧路徑，根據新常態的特點，集聚各種優勢資源， 在以往農村扶貧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做出調整和優化。

（一）引導生產要素向農村貧困地區流動

⒈生產要素流動與農村貧困的關系。新古典區域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生產要素是從邊際收益低的地方流向邊際收益高的地方，長期不斷的流動會使各種生產要素受益趨于平均，各地區經濟增長平衡，城鄉收入不斷增加且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減小，有效降低農村貧困發生率。與新古典區域發展理論不同，包括區域非均衡理論、新經濟地理學等理論認為，生產要素流動不利于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6]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認為，在市場的作用下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將會加劇，并且一旦因為某種原因獲得發展領先的初始優勢會作為該地區發展優勢的來源而一直持續下去。這種發展優勢的持續會使得發展快的地方更快，發展慢的地區更慢，形成“馬太效應”，繆爾達爾將其稱為“累積因果循環”。類似于微觀經濟學中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累計因果循環”對地區經濟發展也會產生兩種效應：“回蕩效應”和“擴散效應”。其中“回蕩效應”會加重農村貧困；“擴散效應”則有利于緩解農村貧困。

雖然這些經濟學理論在生產要素流動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和農村貧困的影響上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從中可以發現，其爭論的關鍵在于生產要素流動的方向。在生產要素單向流動的情況下，生產要素流動方向決定了其對農村貧困的影響是加重還是減輕。由此可以認為，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將會促進城鄉經濟的均衡發展，生產要素從城鄉向農村的流動能夠有效減少農村貧困現象。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驗證了這種說法。舒麗萍通過對英國城市化過程的研究認為，城市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領域的變遷加速了城市化對農村人口轉移的推動，農村轉移人口在城市常出現周期性失業，導致其缺乏持久、穩定的收入，從而陷入貧困，甚至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這種勞動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進一步擴大了城鄉發展差距，加重了農村地區的貧困；[17]張傳勇通過對1999年-2008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認為，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勞動流動性的增加都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推進。[18]因此，為了減輕農村貧困程度，需要深入研究當前城鄉生產要素流動情況，特別是要分析新常態下生產要素流動產生的影響，促進生產要素向農村貧困地區流動，以更好地發揮其在農村扶貧中的作用。

⒉我國城鄉生產要素流動的轉變。改革開放后，大多數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資本匱乏嚴重的問題，農村發展機會相比城市有很大差距，例如：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能力較低，農村的資金投資風險也遠高于城市等。因此，大量的農村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城市，同時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提升，基礎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大量農村剩余勞動人口流入城市，進而出現了農村“空心化”現象，導致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城鄉發展差距加大。2003年前，我國生產要素流動包括人力、資金等的流動是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的。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優先發展城市使得農村的人力、資金等各種資源向城市流動。

2003年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資本邊際生產率開始下降，[19]特別是在2006年后，生產要素開始在城市和農村間雙向流動，不僅有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城市的生產要素也開始向農村流動。農村向城市輸出人力和資本，而城市向農村的流動不僅包括人力和資金，還包括信息和管理等農村地區嚴重欠缺的生產要素。城市向農村的流動主要有企業入駐、人才轉移等。企業入駐，如在農村地區設立公司、工廠，開發和利用了農村地區的廉價剩余勞動力和市場，在投入資金的同時，必然帶來大量技術和管理人才，使得技術和信息向農村流動。城鄉生產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使得城市生產要素更多地流向了農村。新常態下城市生產要素進一步向農村流動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首先，政策支持。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制定的相關政策也更多地向農村傾斜。2002年黨的十六大就提出，要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努力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自2004年開始，中共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就一直在關注“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2006年，取消農業稅，激發了農民群眾投入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這些都使得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開始回流到農村。新常態下，各地方政府為了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針對農村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為到農村發展的企業提供廠房等基礎設施以及稅收信貸資金等優惠條件，為企業和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農村轉移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次，市場驅動。一方面，我國城市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逐漸趨于成熟，市場也出現了飽和狀態；而我國農村還欠發達，市場仍未完全形成，因此，農村在一些方面有比城市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市場空間，更有利于吸引企業與資本向農村轉移。特別是新常態下我國整體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會使更多企業瞄準未來更具發展潛力的農村，由此促進了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入。另一方面，是市場規律的結果。如下圖所示，在階段一，農村地區人力和資本在2003年以前凈流出不斷增加，達到一個頂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此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流向城市；在階段二（2003-2006年），隨著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的起步，農村人力和資本凈流出緩慢減少，此時農村勞動力從剩余狀態轉變為短缺狀態，達到劉易斯第二拐點；在階段三（2006年后），隨著農村勞動力進入短缺狀態，在城市的農村人口開始回流，并有城市人口向農村流動，農村人力、資本凈流出快速減少。這表明農村經濟發展帶動了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動并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再次，項目推動。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竟卜站然罐r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制得到了完善，營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黨的十八大提出：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新常態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使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流通更加便利，而完備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市場環境等前提條件的滿足也為生產要素向農村轉移奠定了基礎。

⒊新常態下政府對生產要素流動的引導。新常態下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為農村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過去，由于農村貧困地區資金和人力資本匱乏，再加上生產要素的單向流動，導致農村貧困地區陷入了“貧困——流失——貧困”的惡性循環。新常態下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可以解決農村貧困地區生產要素純流出的問題，使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貧困地區流動成為可能，為農村貧困地區帶來了資本和人力，通過促進農村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實現脫貧。但由于資本和人力都是趨利的，農村貧困地區的經濟條件使得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時往往優先流向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因此，要打破農村貧困地區閉合的“貧困惡性循環”，政府應通過制定并實施優惠政策等方式引導部分生產要素流向農村貧困地區并提供基本的公共設施和服務，為資本和人力在農村貧困地區的投入獲得回報奠定基礎，以保證市場驅動下的生產要素向農村貧困地區的自動流入，實現農村扶貧目標。

（二）推動農村貧困地區產業結構升級

新常態下產業結構調整不僅是指城市的產業結構調整，還包括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是指在農村經濟中各產業的結合形式及比例關系。農村產業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的基礎產業；第二產業，是指運用礦物資源進行開采和對初級產品進行加工與再加工的部門，包括工業、建筑業和采掘業等；第三產業，是指農村流通服務部門，包括農村商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以及金融、保險、郵電、信息、旅游業等。[2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產業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和發展，經歷了三次調整[21]后，我國農村產業結構逐漸趨于合理，然而農村貧困地區卻仍處于產業結構不平衡的狀態，甚至只有基本的農業（種植業）。由于大部分農村貧困地區交通不便，自然環境惡劣，生產結構不完整，農業生產成果大多只能滿足家庭溫飽，導致這些地區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因此，要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必須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農村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包括縱向的產業升級和橫向的產業結構完整化?？v向的產業結構升級，就是在同一產業內從低層次向高層次的升級包括農業第一產業中基礎種植業的種植種類選擇和基礎種植業向農產品加工業的升級，以及單一農業向農林、農牧的結合方向發展。在基礎種植業的種植種類選擇方面，如江蘇“明村”的村民從種糧轉向種菜，經濟作物的種植提高了農民的收入；[22]安徽省岳西縣主簿鎮由于地處大別山腳，水溫低，種植水稻存活率低，曾一度處于貧困狀態，自2015年開始，在鎮黨委和政府引導農民種植適合當地環境的茭白后，人均年純收入提升到8000元以上，脫離了貧困，主簿鎮的貧困人口數也從2014年的2215人降低到2015年的709人。[23]種植作物調整給農村扶貧帶來了成效。在基礎種植業向農產品加工業升級方面，安徽省岳西縣梓樹村在從茶葉基礎種植發展到茶葉深加工的同時還發展了經濟作物種植產業，使農村貧困人口從2014年的280戶減少到2015年的47戶。實踐證明，農村貧困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對于農村扶貧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梢哉f，新常態下的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也為農村貧困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契機。

⒈產業對接。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必然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以及對基礎性服務業的需求，這也為農村貧困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發展機會，指明了發展方向，使農村產業與城市產業能夠相互對接。當前，城市產業升級的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和資源，發展“互聯網+”產業。農村貧困地區也可以順應這個新的發展流潮，發展“互聯網+現代農業”，將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物流運輸、銷售與互聯網技術相結合，形成完整的農產品生產、加工、倉儲、運輸和銷售產業鏈。如與淘寶結合的農村淘寶模式、與郵政平臺結合的“郵樂購”模式等。

⒉產業轉移。城市與農村貧困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同時進行，有利于產業資源、企業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有效配置和自由轉移，有利于進一步打破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壁壘，使農村市場與城市市場更好地融合，帶動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更加自由、高效地流動。

⒊產業創新。農村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僅要學習成功的城市產業發展經驗和借鑒成熟的城市產業發展模式，更要結合農村貧困地區自身條件和特點發展適合本地的特色產業?！秶鴦赵恨k公廳關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完善農產品產地粗加工補助政策，支持農產品深加工發展，支持農產品特色加工業發展。[24]此外，根據農村貧困地區的特殊條件，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可采取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條件成熟的地區推進農村土地產權承包與轉移，農戶將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或是流轉，并享受“保底收益+按股分紅”，形成集體所有權與集體經營權的統一，由承包土地的農業大戶或集體組織經營，以提高生產效率，減少生產成本，同時還可以吸納其他農民參與生產服務活動。另一種是在其他一些農村土地無法統一經營的地區，鼓勵開展代耕代種代收、大田托管、烘干儲藏等市場化和專業化服務，以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降低各農戶的生產成本。

（三）加強對農村貧困地區勞動人口的教育和技能培訓

教育投資的缺乏和人才短缺是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25]新常態下，面對農村貧困地區教育缺失以及因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偏低造成的農村貧困問題，應進一步加大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入，鞏固基礎教育和技能培訓，縮小與城市以及農村非貧困地區人口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差距，為農村貧困地區勞動人口就業提供先決條件。

有學者在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程中人口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分布情況進行統計后發現，20-50歲的中年勞動人口占到68.37%，近1/3只有初中學歷。[26]可見，作為農村貧困地區勞動力主體的中年勞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偏低。對青少年的教育投資周期長、回報周期長，意味著政府和家庭對青少年的教育投資能獲得未來的長期收益，但短期內只能是單純的支出；對于農村貧困地區中年勞動人口的技能培訓則是投資周期短、回報周期短，使其能夠快速地增加經濟收入，減輕甚至消除農村貧困地區家庭貧困現象。

我國一直高度重視青少年的基礎教育，針對青少年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力度很大，并實現農村義務教育免費，但卻忽視了作為勞動力主體的中年人口的教育和培訓問題。由于農村教育資源匱乏、經濟條件差等原因，使得大量農村中年勞動人口接受教育機會偏少，文化水平低，再加上缺乏技能培訓，只能從事無技術要求的工作，因此他們的收入水平偏低，極易失去就業機會。而中年勞動人口作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者，決定了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其低收入水平無法滿足家庭生活的基本開支，直接導致家庭陷入貧困。因此，政府應加大對農村中年勞動人口的教育投入，做好基本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工作，即在提高農村貧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學習能力的基礎上，提升人力資本，再輔以相關技能培訓，使其有一技之長，具備進行相應生產工作的能力，從而增加他們的收入來源，[27]在實現脫貧的同時保證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

【參考文獻】

[1][2]徐孝勇，賴景生，寸家菊.我國農村扶貧的制度性陷阱——一個基于組織的分析框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02）：58-62，184-188.

[3]鄭瑞強，曹國慶.基于大數據思維的精準扶貧機制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5，（08）：163-168.

[4]劉解龍.經濟新常態中的精準扶貧理論與機制創新[J].湖南社會科學，2015，（04）：156-159.

[5]金三林.“十三五”做好扶貧開發工作的幾點思考[J].發展研究.2016，（01）：9-13.

[6]胡文超，劉宇新，吳文華.新常態下扶貧開發的信貸取向[J].農業發展與金融，2015，（06）：50-52.

[7]陽淑芬，耿松濤.新常態下海南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扶貧研究[J].中外企業家，2015，（23）：24-25.

[8]吳琪芳，胡曉駿，陳煒.新常態下做好縣級扶貧統計監測工作的探索——以嘉興市南湖區為例[J].統計科學與實踐，2015，（03）：58-59.

[9]韓世雄，范小建.面對新常態扶貧開發要有新舉措[J].中國扶貧，2015，（06）：15-16.

[10]張進明等.對新常態下扶貧開發工作的探索和思考[J].中國扶貧，.2015，（16）：50-53.

[11]羅啟萍.河池：產業化扶貧走進發展新常態[J].中國扶貧.2015（8）：62-63.

[12]許漢澤.扶貧瞄準困境與鄉村治理轉型[J].農村經濟，2015，（09）：80-84.

[13]李后強，鄧子強.全面準確把握新常態的內涵和特征[EB/ OL].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225/c49154-26594889.html，2015，2，25/2016-05-25.

[14]齊建國，王紅，彭緒庶，劉生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和形成機制[J].經濟縱橫，2015，（03）：7-17.

[15]中央下撥138.9億元扶貧資金支持農村扶貧開發[EB/OL].環球網，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7/7052833.html.

[16]任曉紅，李世佼.有利于城鄉統籌發展的生產要素流動及激勵措施探析[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03）：53-57.

[17]舒麗萍.19世紀英國的城市化及公共衛生危機[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5， （05）：86-92.

[18]張傳勇.資源要素流動配置與城鄉一體化發展——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財經論叢，2011，（06）：3-8.

[19]周月書，王悅雯.我國城鄉資本流動研究：1981-2012——基于城鄉資本邊際生產率的分析[J].江淮論壇，2015，（01）：41-47.

[20]劉桂芝，孟志中.中國農村經濟經營管理業務指導全書（第一卷）[M].遠方出版社，2004.03.

[21]林善煒.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戰略[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89-92.

[22]王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城鎮化建設[J].西南民主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2）：121-126.

[23]來自扶貧一線的報道（革命老區行）：走進安徽岳西[N].CCTV-2財經頻道《生財有道》20160720期.

[24]國務院辦公廳.國辦發[2015]93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04/content_10549.htm.

[25]王成新，王格芳.我國農村新的致貧因素與根治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3，（05）：326-330.

[26]謝小青，呂珊珊.貧困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質量實證研究——以鄂西為例[J].科技與社會.2015，（12）：63-74.

[27]鄧春玲.“經濟人”與“社會人”——透析經濟學兩種范式的人性假定[J].山東經濟，2005，（02）：5-8.

（責任編輯：牟春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