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城鎮化兩種觀點的質疑及積極應對策略

李 兵

對城鎮化兩種觀點的質疑及積極應對策略

李 兵

(福建省建筑設計研究院 福建福州 350001)

當前我國城鎮化認識中存在兩種觀點——“推動論”觀點與“任其自然”觀點。文章運用全球城鎮化比較和典型國家分析的方法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質疑，繼而提出了正確認識城鎮化的作用，加強農民工培訓，防止貧富分化加劇等積極應對策略。

城鎮化;質疑;應對策略

0 引言

2015年，世界平均城鎮化水平為53.86%，其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81.12%，中高等收入國家63.65%，中低等收入國家38.96%，低收入國家30.74%[1]。

我國城鎮化經歷了一個快速的發展過程。1978～2015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6億人，城鎮化率從17.90%提升到55.61%，年均提高1.02個百分點。中國城鎮化人口基數龐大，城鎮化規模世界上前所未有，城鎮化進程將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斯蒂格利茨所說：“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

我國城鎮化目前處于關鍵階段，當前對城鎮化的作用、如何對待城鎮化等認識方面主要存在“推動論”與“任其自然”兩種觀點。這兩種觀點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對中國城鎮化的影響深遠，有必要加以辨析。

1 城鎮化認識的“推動論”觀點

“推動論”觀點認為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提高城鎮化水平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城鎮化水平較低的階段(低于50%)，城鎮化卻能給城鎮產業發展提供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發展。例如英國圈地運動時期的城鎮化，100多年前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時期的城鎮化?；诔擎偦癁楣I化提供廉價人力資本(人口紅利)和增加消費需求的作用，必然得出城鎮化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的結論。正因為如此，蔡昉[2]，馬建堂[3]，遲福林[4]認為推進城鎮化可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城鎮化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年～2020年)。但是，也有學者對城鎮化與經濟增長是否存在必然聯系提出了質疑。藺雪芹[5]通過對中國城鎮化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結論：城鎮化對經濟增長沒有直接的推動作用，即使有這種效果也不明顯。黃婷[6]通過對19 個國家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后認為：雖然經濟增長中往往伴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城市化并不能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

依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對比城鎮化與人均國民收入(GNI)的關系,如圖1所示，可以較直觀地看出：全球主要國家分化為三大集團，第一集團的高收入國家為美、日、英、法、德、意、韓等，第二集團的中等收入國家為俄羅斯、阿根廷、巴西等(俄羅斯曾是高收入國家，經濟高度依賴油氣資源出口，因2014年～2015年石油價格暴跌，收入水平大幅降低)，第三集團的低收入國家為印尼、尼日利亞、印度等。城鎮化水平相當的第二集團與第三集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卻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很早就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城鎮化水平也很高，甚至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但高城鎮化率并未對應高收入水平，城鎮化過高反而拖累了經濟發展，通常被認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從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的城鎮化結果來看，推動和提高城鎮化率并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將提高城鎮化作為經濟增長動力則是夸大了城鎮化的作用。

圖1 主要國家的城鎮化率與人均GNI的關系比較注：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組織網站

2 城鎮化的 “任其自然”觀點

“任其自然”觀點認為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或表象，因此無須人為干預，應順其自然[7-8]?！叭纹渥匀弧庇^點雖論述相對較少，但作為與“推動論”觀點相對應的觀點，隨著對“推動論”觀點的質疑與糾正，轉向“任其自然”觀點的可能性會加大，且“任其自然”的做法投入，著力變革有很強的慣性，易于“隨波逐流”造成危害，“任其自然”觀點的傾向還是需要重視和預防。

“任其自然”觀點雖然摒棄了“城鎮化是經濟發展動力”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認為城鎮化無須人為干預、主張任其自然的態度實際上忽視了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忽視了城鎮化過程中不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的危險性(社會矛盾累積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拖累經濟發展)?！叭纹渥匀弧庇^點同樣可能導致南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巴西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的初期，城鎮化率超過60%，由于重工輕農、過度集中的土地產權和農業集約化生產政策，導致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阿根廷1950年城鎮化率超過65%，1960年城鎮化率已超過70%；巴西1964年城鎮化率超過50.1%，1986年城鎮化率超過70%)。但城市工業并未達到吸收所有勞動力的能力，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長期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許多人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大城市周邊貧民窟蔓延，國內貧富分化加劇，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

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國家對城鎮化未采取有效的引導和干預，城市化不僅沒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反而使國家陷入城市危機之中。

中國的城鎮化是流動人口(農民工)占1/3以上的城鎮化，近幾年城鎮人口中農民工總量年均都在2.5億人以上，2015年為2.77億人，如表1所示。農民工這一部分城鎮人口的主要特點是：數量龐大、在城鄉之間鐘擺式流動、文化程度偏低、年齡偏大、收入不穩定且偏低等。如此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市民化”“農民工”問題又嚴重制約著中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按照“任其自然”的觀點顯然會忽視和回避“農民工”這一龐大群體，也必然會產生“農民工”階層固化、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累計等嚴重問題，“任其自然”觀點的缺陷亦不容忽視。

表1 中國近六年農民工數量 單位：萬人

注：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統計出的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 應對策略

城鎮化率過半之后不能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工具，“推動論”的觀點是本末倒置的；城鎮化也不能坐視不管、任其自然，而是需要積極應對其在城鎮化進程中產生的各類社會矛盾，及時進行干預和引導。

3.1 正確認識城鎮化的作用，工業化才是根本

城鎮化不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引擎，將城鎮化水平作為發展目標，將城鎮化作為中國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動力顯然是認識錯誤，將推動城鎮化作為政策工具很難實現其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城鎮化的“焦點”必須回到關注“工業化”(或者產業發展)這一本源上來。從城鎮化水平、人均國民收入、三次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方面綜合判斷，我國的工業化總體上處于中期階段，工業化仍然是今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和主要任務。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而后期階段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

只有繼續抓好工業化的本源、及時應對全球化、信息化對工業化的轉型升級要求，才能帶動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才能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才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會保障水平，才能促進城鎮“品質”的提升，減少“城市病”危害，才能最終帶動經濟社會環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3.2 積極解決農民工問題，提高勞動力素質

中國城鎮人口中有2.77億人是農民工，農民工勞動力約占城鎮勞動力的45%左右。如此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其收入水平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他們的技能水平決定著中國制造業、服務業的整體水平和效益，如果這個群體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沒有顯著提高，國家的現代化、高收入的目標、民族的復興將無從談起。

城鎮化以人為本，農民工正是需要關注、引導、扶持的群體，隨著城鎮戶籍吸引力的降低、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逐步改善、社會保障逐步完善，農民工問題的重點已集中在住房和培訓兩個方面。

城鎮房價突飛猛進，城鎮戶籍人口尚且望房興嘆，農民工卻還要面對低收入、貸款難、為子女購房輸送血汗錢等更大難題，這些難題直接導致農民工在大中型城市基本購房無望(農民工約80%集中在大中城市，2015年在務工地自購住房的農民工比例僅占1.3%)。在房地產的黃金時代，城鎮擁房一代與農民工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建議盡快單獨制定相關政策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遏制貧富差距繼續擴大。

農民工總體收入水平偏低，且限于文化水平始終難以成為中等收入的群體。農民工低收入的直接原因就是文化程度低、培訓不足、缺乏與高收入相稱的技能，因此農民工通過培訓獲取、提升技能是促進其“市民化”的重要途徑。目前農民工接受培訓的比例僅占三成左右，培訓比例較低，培訓投入過少，培訓時間偏短。

建議進一步完善培訓模式，建立農民工培訓信息系統，加強農民工培訓力度。培訓信息全國聯網，防止過度培訓、無效或低效培訓。建立培訓認證與評估體系，使培訓真正成為收入提高的途徑。

培訓時間：針對低文化水平的農民工進行一項可顯著提高就業競爭力的技能培訓，該培訓時間一般在一年左右。

培訓模式：緊密結合市場需求，采取職業學校、企業、政府機構相結合的多種培訓模式，培訓方式也可靈活多樣，如網絡培訓、夜間培訓、周末培訓、訂單式培訓、崗位培訓等。

培訓費用：農民工群體的低收入特征決定了培訓資金不能由個人承擔，建議由各級財政安排專項經費培訓，同時對農民工發放初次培訓的基本生活保障補助金和家庭補助金，解除農民工在培訓期間的后顧之憂。

3.3 遏制與縮小貧富分化，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的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阿根廷(2014年基尼系數為0.427)，巴西(2014年基尼系數為0.515)等南美國家長期停滯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貧富分化過大[9]。

中國的基尼系數2005年是0.485，2010年是0.481，2015年是0.462，雖呈逐漸略微下降趨勢，但仍遠高于0.4，收入差距較大。根據《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睂ι鲜鰯祿m有不少爭議，但中國收入差距較大的事實毋庸置疑。

貧富分化是不可忽視的嚴重社會問題，它是許多社會矛盾的根源，而且貧富分化還具有自我強化作用，即可能出現“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惡性循環。在中國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人口大國，最大的風險就是貧富分化加劇，從而導致社會矛盾風險升級。

遏制與縮小貧富分化必須慎重處理國民收入分配機制，應高度重視低收入群體——農民工群體的收入增長，提高該群體勞動所得的比重，而非任由貧富分化加劇。

4 結語

城鎮化不能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城鎮化也不能任其自然不加干涉。城鎮化的“推動論”觀點與“任其自然”觀點看似相反非此即彼，其實都有其誤導性。城鎮化必須回歸工業化為本源的認識，需要積極干預及時解決農民工問題、貧富分化問題。

[1] 世界銀行組織數據庫[EB/DL].http://datacatalog.worldbank.org/.

[2] 蔡昉.未來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開拓[J].中國人口科學,2009(01).

[3] 馬建堂.關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幾個問題[J].統計研究,2013(01).

[4] 遲福林.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N].人民日報,2013-07-17.

[5] 藺雪芹,王岱,任旺兵,等.中國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J].地理研究,2014(04).

[6] 黃婷.論城鎮化是否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基于19國面板VAR模型的實證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14(02).

[7] 胡存智.大城市97%人口增長都是外來人口遷入造成[Z].2013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

[8] 周其仁.讓城鎮化自然生長[EB/D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7/31/c_125089792.htm.

[9] 朱志偉.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與跨越戰略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The query of the two opinions about urbanization and the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LIBing

(Fuji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Fuzhou 350001)

There are two opinions about urbaniz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The idea of pushing forward” and “ The idea of letting things slide”.This paper queried the two opinions by the method of global urbanization comparison and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ountries, Then proposed coping strategies such as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urbanization，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etc.

Urbanization;Query; Coping styles

李兵(1968.2- ),男，高級工程師。

E-mail:387864395@qq.com

2016-12-30

TU984

A

1004-6135(2017)04-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