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預、管理層自利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研究

趙 丹

(山西省財政稅務?？茖W校,山西 太原 030024)

一、引言

企業的投資行為是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投入資金來維持正常營運，并獲得相應收益的行為。非效率投資則是企業在進行投資行為的過程中,做出了違背企業經營業績的決策。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是非效率投資的主要表現形式。簡單地說,過度投資是指企業投資于凈現值為負的項目,投資不足則是指企業放棄投資凈現值為正的項目。非效率投資行為的產生與發展給企業價值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影響,也有悖于財務管理目標,即企業價值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的實現。如今非效率投資廣泛存在于企業中。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約有五分之二的公司存在投資過度,投資不足的公司比投資過度的公司還要高出二十個百分點。那么,企業的投資行為如何才能夠進一步保全企業利益、維護股東利益,如何才能夠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如何對企業的生產進行更科學的管理,我們必須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成因以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從而找到答案。

造成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原因有很多,不僅包括企業內部的管理因素，還包括外部各方面的因素。非效率投資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中國知網CNKI利用關鍵字“非效率投資”搜索得出,目前已有的文獻中,對非效率投資的研究維度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根據產權性質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國有與民營企業等;根據非效率投資的表現形式分為過度投資與投資不足兩類;根據上市公司所在不同板塊分為A股、創業板、中小板、高新技術板等來進行回歸分析;通過上市公司所在不同行業選取特定行業分析,如銀行業、制造業、農業等;對非效率投資的理論方面的分析以及對非效率投資計量標準的相關分析等。對于非效率投資研究相關影響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大類、會計信息大類、相關公司理論大類,以及外部影響因素大類,多數文章重在研究公司治理,并及于會計信息領域以及委托代理理論層面。近年來,對于非效率投資外部影響因素的研究逐漸增多,出現了政府、媒體、環境、宏觀因素和利率等相關分析,開拓了非效率投資研究的新的外延。對于相關影響因素的分析多數糾結于微觀影響因素,集中在財務報表數據及結構、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等方面,研究外部影響因素的僅僅是較少部分。

在這些因素中,政府干預、管理層自利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在近些年凸顯出來。就外部因素而言,影響力較大的就是政府干預。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出于全局目的會干預市場或企業的行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出現市場失靈之時。政府干預在適當的時機可以作為宏觀調控,引領市場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然而,政府不適當的干預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影響企業的自主行為,帶來負面效應,降低市場行為的有效性。在企業內部,基于公司治理中代理沖突的存在,管理層有進行自利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即管理層為了謀取自身的利益而放棄了優質的投資方案與機會,以犧牲企業的盈利為代價攫取私利。在某些情況下，管理層甚至會選擇進行凈現值為負的投資行為或者放棄進行凈現值為正的投資行為。在內外部因素交融下，企業的非效率投資問題逐漸顯現。當政府干預與經典的企業委托代理問題相遇時,二者將會如何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這是本文試圖分析與思考的問題。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結合政府干預這個宏觀外部因素與管理層自利這個微觀內部因素來分析企業內外部因素之間的交織作用,抽絲剝繭,以證明二者對于非效率投資的復雜影響并反映其影響程度。

二、政府干預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

關于政府干預企業行為的研究較為成熟。政府干預的行為最早出現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為了進行宏觀調控而伸出“有形的手”對市場經濟整體進行干預和調控,從而獲取一定的財政分權,迎合以GDP等經濟指標為考核目標的績效考核體系,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提升政績。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干預有“幫助之手”和“攫取之手”兩種效應。前者認為政府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企業的不當行為,支持企業的健康長遠發展。后者認為政府干預企業的投資行為更多地是為了一己私利,利用權力干預企業的發展，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犧牲企業甚至社會整體的利益。某些地方政府為了達到自身目標,傾向于引導國有企業進行盲目投資、擴張規模,使國有企業更多地參與到地方經濟建設中,擴展新項目,從而提升就業崗位和生產總值,進而導致企業的非效率投資。

政府干預管理層決策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且在國有企業中更加明顯。究其根源,政府在國有企業中處于大股東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企業的所有者,管理層則是企業的經營者。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絕對控股者,能夠掌握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可以對企業的投資決策進行直接干預。政府擁有資本、土地等資源,通過財政補貼、信貸支持或直接向地方國有控股公司注入優質資產等方式扶持企業,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不得不維護好自身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因此,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也會顧及政府相關的政策導向以及政府對投資領域的態度,并影響自己的市場經濟行為。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大股東,還可以利用一些關聯交易的手段來攫取企業的有限資源,從而給企業帶來更多的成本支出,如冗員和更重的稅負。對于非國有企業,政府的不適當干預也會對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產生較大影響。政府部門往往利用職權妨礙企業正常的投資行為,降低企業投資的有效性。

三、管理層自利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

管理層是指在一個組織中對于組織的經營過程以及成果負有責任的人、群體、單位等。在上市公司中,管理層主要負責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決策與執行,并定期發布財務報表供董事會、股東大會以及第三方使用。在委托代理的構架下,管理層受所有權人的委托來管理企業。這樣管理層就有了可乘之機,產生了道德風險,利用自身職權做出一些不利于企業績效的行為決策。管理層這種機會主義傾向就是管理層自利。

管理層自利的大小與管理層所擁有的權力的大小呈正相關關系。管理層的權力越大,管理層產生自利行為的可能性就越高。當出現兩職兼任的時候,如管理層兼任經理與董事,管理層在企業中的權力就會被大幅度放大,管理層在決策時會更加傾向于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高薪酬水平,提高在職消費水平,在投資中尋求牟利機會。管理層作為企業的經營者被賦予了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權力。管理層在掌握可以用于投資的貨幣或者實物資產時,他們更期望能夠投資于自己可以直接獲利或者間接獲利的投資項目。直接獲利是指通過該投資他們可以獲得“灰色”的現金等物質收入。間接獲利是指他們通過該投資項目可以達到既定的目標從而獲得股東或董事會給予的額外獎勵與提升。這樣一來,最佳投資方案就可能被冷落,從而產生非效率投資行為。管理層自利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也反映了委托代理理論中的代理沖突,管理層的自利傾向更利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發生,他們更愿意從投資中漁利,從而損害企業的整體利益。

四、政府干預、管理層自利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分析

政府干預、管理層自利與非效率投資三者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簡單地說,政府出于全局考慮干預企業的決策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很可能使企業發生非效率投資行為。管理層利用其所擁有的對企業投資的決策權來獲取所追求的金錢、權勢等好處,從而誘發企業的非效率投資。進一步來看,當政府干預和管理層自利共存于企業中時,它們會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當政府干預程度較強時,政府對作為企業經營者的管理層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使管理層的自主決策能力相對下降,管理層利用企業投資機會進行自利的機會主義傾向也隨之減弱。這時候政府干預可能抑制管理層自利所導致的非效率投資的發生,也可能發生政府與管理層合謀達成一致利益從而給企業帶來非效率投資。當政府干預程度較弱時,管理層擁有相對更強的決策權力,可以與政府進行抗衡。若管理人員具備較高的專業素養且市場較為完善時,企業作為市場的參與者將受到市場的制約,使管理層做出服從于市場的決策,避免非效率投資的產生。政府干預較弱使政府的監督也就變得相對薄弱,加之市場不夠完善,管理層的行為將不再受市場的約束。這時候管理層有了進行自利選擇的外部條件,很可能因自利心理及行為傾向做出企業非效率投資的決策。

當企業存在非效率投資時,政府干預與管理層自利對投資效率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國有企業大于在非國有企業。政府干預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是因產權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國有企業中,政府干預與管理層自利動機都對企業的投資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政府的干預與管理層的自利兩個因素是處于彼此對立的競爭關系,政府期待利用干預行為達到政績提升的目的,而管理層則希望可以獲利。但是二者的競爭關系帶來的相互博弈與制衡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很顯著。因此,這就解釋了在我國國有企業中一些投資項目達不到預期效果,過度投資行為頻頻發生的現象。

當管理層權力相對穩定、政府干預較強的時候,企業更容易出現非效率投資。政府的插手使得企業更傾向于選擇政府引導的投資時機、項目、投資規模等。政府部門常常將其自身的經濟增長責任與社會責任賦予大部分國有企業以及部分非國有企業。對于企業的發展而言,保持良好的政企關系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企業就不得不為政府的任務買單,這也給政府發生干預行為創造了外在條件。政府與管理層共同影響企業的投資時,無論是政府與管理層合謀,還是政府與管理層競爭,都會影響企業的業績。

政府干預的形成和演化及其對管理者的自利性行為有不同的影響途徑，其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政府干預對管理層的影響傳導機制

當企業面臨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時,管理層的獨立決策能力下降,會抑制非效率投資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管理層和政府可能交匯出兩種不同的相處模式:一是相對競爭的限制性的關系——相互制約,導致政府和管理層兩方行動的彼此抵制;二是相對和諧的關系——一起合作,導致管理層迎合政府的行動。當政府干預的程度削弱了管理層的權力來提高自己的決策能力,那么管理層將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力,與政府暗中較勁,相互抗衡,彼此博弈。二者相互牽制的能力也將增強。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行為將產生兩種傾向:一是機會主義行為,即削弱政府的職能,管理層因此可以不受約束地擴張自身的自利動機,來進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投資,其中包括不利于企業業績的非效率投資;二是市場效率行為,即在有效的市場環境下,管理層的行為是受到市場力量的壓制與控制的,那么管理層則更可能遵循市場效率標準制定投資方案,做出自身的并不有悖于企業業績的選擇。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在我國現階段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的產權特性決定了其自身的投資容易受到政府干預的制約,導致企業整體投資效率低下。國有企業內部既存在政府對企業的超強控制,又可能出現管理層因權力過大而誘發的機會主義行為,二者均會對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產生顯著影響。

首先，要減少政府對企業各方面的干預行為,繼續深入推動國企市場化改革,從而實現對政府控制行為的壓制。目前,我國一直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國企改革”。自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國企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將進一步減少政府行為對企業的影響。同時,將國資委直接管理國有企業轉變為由國資委制定方針政策、建立國有經營公司指導企業行為、企業自主經營的三級管理模式,也反映出我國的政策導向已經開始不斷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但是改革的效果還要拭目以待。當然,政府干預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在不斷降低,但是政府干預仍然是存在的,國企改革還應該繼續深入。

其次,要不斷完善我國市場環境,提高市場的發育程度,從外部來抑制政府干預。由于我國市場尚未發展成熟,僅僅依靠企業所處環境的內外部機制很難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問題。減少政府干預、放權到企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投資效率低下的問題。但是,單純地寄希望于將控制權完全下放到企業中,依賴企業管理層為企業進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投資決策,反而有可能出現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去選擇次優項目,損害股東的利益。因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增強市場的有效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利用市場的外部監督,提升企業的投資效率,制約管理層的自利行為,才能真正實現市場外部監督和公司治理內部監督的雙劍合一,共同為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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