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環境與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戰略研究綜述

摘 要：基于制度基礎觀的視角，企業的戰略行為受到制度環境的影響。近年來，圍繞制度環境對企業戰略尤其是跨區域市場擴張戰略的影響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提升了對企業跨區域擴張的指導能力。文章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和總結，重點關注制度環境對企業跨區域擴張戰略的影響機制，以期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制度環境；跨區域；市場擴張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35 -03

一、引言

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戰略對企業成長和發展很重要——適當的跨區域擴張不僅能增強母企業的競爭力，還能增強跨區域市場的分部績效；而不恰當的區域市場擴張戰略，卻可能會給自身造成重大損失。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是個動態復雜的戰略問題，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也一直是戰略領域研究的熱點。

隨著新制度主義思潮的興起，制度因素在企業戰略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赑eng（2002）提出的制度基礎觀（Institution-Based View）的視角，戰略選擇不僅僅是由行業基礎觀（Industry-Based View）和資源基礎觀（Resource-Based View）所提倡的行業狀況和企業特定資源決定的，制度條件作為一種獨特的外生變量，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均可能影響企業的戰略決策。企業的環境戰略屈從于制度約束，并實現動態交互，最終達成一個不穩定的力量均衡（高闖和關鑫，2010）。因而，考慮制度環境對于企業戰略的影響機制對于研究企業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關于其影響機制，Meyer等人（2009）則認為制度因素會通過內化于企業高層管理者的管理認知，進而影響企業的戰略決策。

對于制度因素的關注點在于制度環境的差異最終會如何影響企業的戰略決策。目前學術界對于制度環境對企業區域市場擴張戰略影響——尤其是轉型經濟中的制度環境對企業市場進入模式的研究仍較為零散（藍海林等，2010），很多制度因素尚未引入企業戰略研究當中，研究框架不夠嚴謹系統，有待進一步研究探索（Canabal & White，2008；呂源和徐二明，2009；呂源，2009）。本文試圖通過梳理制度環境和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戰略的相關研究，討論如何構建成熟的制度環境以幫助企業更好實現跨區域成長。

二、相關概念界定

（一）制度環境

經濟學派和組織社會學派對制度分別形成獨特的認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North（1990）認為制度是約束企業行為、觀念，并影響組織之間關系的規則，并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以法律、政策為主）和非正式制度（以規范、文化為主）來討論——該學派聚焦于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塑造社會和組織行為中的作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環境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彼此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和互補性；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等區域條件下，二者會存在區別，表現出正式制度約束主導環境或非正式制度約束主導環境。另一方面，組織社會學派代表Scott（1995）認為制度是組織或個體為了從外部環境中取得合法性與支持而需要遵守的規則，這些規則反映了環境對組織的期待；并整合了不同學科對制度的理解，提出了制度三系統理論模型：管制制度、規范制度及認知制度，每個組成部分都對企業的戰略選擇產生不同的影響。

相比而言，組織社會學派更注重企業服從環境的合法性機制，這種服從有時需要以犧牲企業效率作為代價；并且企業只有遵循了公認的制度規則，符合當地政府政策、文化觀念等對企業的期望和要求，才會受到當地社會的接受和認可。而在具體測量上，North的分類雖然簡單，但在實際操作中會便于界定和分析；而Scott的分類雖然被認為更有效，但是不夠具體清晰，不便于對變量進行界定和可操作性的設計。

（二）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

而關于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戰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際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Root（1987）認為跨區域市場擴張是企業將自身的產品、人員、技術等資源轉移到其他國家的一種行為，進入模式是一種制度性安排。進入海外國家或區域的目的是應對國內市場飽和、增強國際競爭和開發新市場等（Deresky，1994）

總體而言，企業進入國外市場可以采取多種不同的模式，主要包括：出口、獨資、合資，許可經營、特許經營、管理合同或者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另一方面，Hill，Hwuang和Kim（1990）認為不同的市場進入模式具有不同的內在特性，包括控制（Control）、資源承諾（Resource Commitment）和傳播風險（Dissemination Risk），基于不同進入模式的內在特性不同，每種模式都有各自利弊，需要企業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選擇本身也體現了企業的發展和風險分擔意愿。市場進入模式的內在特性是決定選擇模式的重要因素（張一馳和歐怡，2001）。

三、制度環境與企業跨區域市場擴張戰略關系研究

Chandler（1962）最早指出，企業需要在適應環境的基礎上制定戰略，因此必須重視分析評價環境。Meyer與Rowan（1977）提出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組織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遵從制度環境的限制和規范。Meyer與Scott（1983）對組織環境中的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進行了區分，指出制度環境是組織在環境中獲得合法性和支持的基礎條件。企業的發展方向要符合制度環境的期待（DiMaggio & Powell，1983）。Arregle，Hitt和Beamish（2013）對日本跨國公司在8個地區45個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企業國際化進入某一國家的程度既會受到國家也會受到地區制度環境的影響。企業嵌入在國家特定的制度安排中，任何行為都需要考慮制度因素的影響，這也是國際商務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前提。

就二者的具體影響而言，基于制度理論的視角，企業進入模式的選擇基于企業對外部環境所造成的風險與企業所取得的收益之間的權衡，也是為了獲得合法性的妥協。政府政策是最基礎的外部制度環境。一些學者認為東道國政府對某一行業的政策性傾向會左右企業的跨地區投資進入模式，如限制型的政策會影響某一產業或某一類型企業的發展，阻礙或限制國外投資；對于需要扶持的行業，當地政府可能會制定返稅等優惠政策，鼓勵外國或外地企業向這一領域新建投資——因而，企業需根據當地政府的政策選擇適合的進入模式。制度環境差異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不同。在制度環境越差、政府干預程度越高的地區，由于政府在土地審批、開發和稅收等方面有較強的控制權，也更看重關系基礎和人情交易，企業與政府部門溝通、協調等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種）就較高。同時，如果東道國和母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差異越大，通過并購的方式可使跨國公司盡快實現海外經營的本土化；不過，基于企業文化的差異，隨之的內部整合成本也會較高。

Johanson和Vahlne（1977）認為企業在市場進入時往往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及遠的原則，即國內經營—海外臨近市場—全球性市場；在進入每一個外國市場時，也會從低投入模式到高投入模式進行過渡。Scott（1995）認為制度距離越大，合法性的要求也存在較大差異，跨國公司越難實現內部一致性。此時，跨國企業傾向于建立一個新的企業而不是去并購一個現有的企業。Kostova和Zaheer（1999）認為制度距離較大會阻礙戰略規則和組織慣例從母公司向子公司轉移；競爭優勢也會很難被復制到一個并購的子公司中。Kiss等（2012）研究發現，社會網絡對新創企業國際化速度的影響程度因不同國家制度發展水平不同而呈現差異。

王慶喜與寶貢敏（2005）的研究發現，制度轉型背景下，我國民營企業在成長戰略上呈現短期導向、家族經營和管理以及非規范經營等特征。整體而言，制度環境中政府關系對于民營企業成長的作用在降低。李孔岳（2007）的研究也表明，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漸趨成熟，市場會逐漸替代政府發揮作用。覃忠（2010）研究發現，政府關系正在被家庭關系所取代。

四、結論

企業的戰略需要考慮制度條件的限制和規范，環境影響著企業的戰略決策，因此，有效的制度環境分析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決策，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更離不開對政策等制度條件的準確把握（曾萍等，2014）；而有效的制度環境建設能降低市場中的不確定性、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尤其是企業跨區域擴張的不確定性較強，如何在環境限制下選擇適當的進入模式是每個企業需要慎重對待的戰略問題。

中國的市場經濟處在初步階段，各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樊綱等，2011）；尤其是目前處于轉型經濟背景下，制度環境地區差異較大，不確定性因素多（鄧騰智，2013），政府承擔了制定合理有效的制度規范以幫助區域和企業發展的重要角色。目前關于研究中國企業跨區域經營行為的文獻卻比較少；也較少關注制度環境與企業進入模式的關系；考慮更多制度因素的影響，及建立制度環境與企業跨區域擴張的研究框架可以幫助企業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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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書亮，男，河南鄭州人，南京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2014級企業管理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組織與戰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