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回歸民心
——評秦嶺的中篇小說《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

天津 李彥文

在反思中回歸民心

——評秦嶺的中篇小說《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

天津 李彥文

秦嶺的《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是第一部表現計劃生育如何影響民生的中篇小說，當然，在此之前有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但二者的旨趣明顯不同。在《蛙》中，莫言以飽滿的細節展示了計劃生育烙在民間之軀上的累累傷痕，這種對歷史創傷的書寫以及由此對計劃生育的深刻反思使人想起“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秦嶺在寫作《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時，顯然已經將敘述與思考的重心轉移到了反思之上。

秦嶺 《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 傷痕文學 反思文學

“突擊戰”背后的歷史真相

《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選擇的故事時間是20世紀90年代初，聯系當時“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不難理解作家的用意。以此為背景，小說講述了九十里鋪鄉一次計劃生育突擊戰的意外失敗以及失敗之后的故事。而作者的指向，分明在故事的背后。

小說一開頭就以濃墨重彩的筆法，生動地呈現了這次計劃生育突擊戰的實施過程：官方的所有行動都嚴密部署且絕對保密，突擊隊陣容強大——包括派出所、聯防隊與手術隊，正副鄉長親自帶隊，縣計劃生育小組全體參與，有專門的線人帶路，專門選擇風雪之夜以便實施突襲，還采用了“圍城打援”的戰法。然而，他們要抓的計劃外懷孕婦女董愛翠，卻在一陣突然響起的狗叫聲中逃脫了。這個鄉村“抓”計劃生育的場景，是如此像戰爭年代的一次戰斗。

如果說鄉里“如何抓”計劃生育已經呈現了歷史真相的話，它還只是真相的一半。另一半，必然是在農民那里。農民會怎么辦呢？

《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中的農民們，面對鄉政府強大的攻勢，會想出各種逃的辦法。譬如逃到南方去打工，與鄰居結成攻守同盟，躲到親戚朋友家，被堵住時拼命一搏，可謂花樣百出?；蛟S，這也是官方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如臨大敵的原因之一。除了逃，農民們還會報復，他們會向鄉里的干部、突擊隊及其家人、牲畜下手，其方式也往往是偷襲。農民的逃與報復表明，他們不肯像大多數城市居民一樣配合計劃生育政策。

許多堅信計劃生育政策的城市居民抱有這樣一個看法：農民們太愚昧，他們只想生兒子，卻不懂“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道理。那么，農民們近乎“頑固”的生子意志，到底是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在作怪還是另有隱情？這無疑是理解計劃生育政策及其遭遇農民反對的關鍵問題。

秦嶺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關鍵問題。他在小說中設置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情節，縣婦聯主席龔安娜在計劃生育手術現場遭遇了一位農婦的追問。龔安娜理論素養很高，但小說并未讓她說服農婦，而是讓她面對農婦的一連串提問而無言以對。這表明秦嶺更愿意把話語權交給農民。

當農婦開口說話，一種異于主流媒體的聲音出現了：農民的生子意愿并不僅僅是要傳宗接代，更是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與養老問題。它的背后是貧困的農村與富裕的城市在生產、生活方式和性別分工上的一系列差別。這種抗辯的聲音未必完全正確，但它讓讀者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如果計劃生育是必要的，它與城鄉差別之間構成了怎樣的關系？在抓計劃生育時，該怎樣兼顧農村的生存現實？

借由這個“抓與逃”的故事，讀者可以了解鄉政府在計劃生育上是如何大動干戈，農民們又有著怎樣的“逃”的行動和理由。但是，鄉里如此大動干戈地“抓”計劃生育，是否有更深層的原因？

計劃生育與官場風云

作為歷史反思之作，《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并未停留在簡單的官民對立上，而是著意建立計劃生育與官員升遷、官場之間的關系，借此呈現官員們對計劃生育的不同認識與態度，而最終的目的，直指鄉村復雜的社會矛盾、靈魂原色與精神狀態。

在小說中，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對官員的宦海浮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抓計劃生育有功，很快就會得到升遷，工作組組長“我”就因在抓計劃外懷孕婦女時被抓傷了脖子而從普通秘書升為科級秘書，很快又升為團縣委書記；相反，如果抓計劃生育不力就會仕途無望，鄉長甄塬良因此喪失了進縣城的機會，縣婦聯主席龔安娜也因此被調整為閑職。這樣一種關系的建立，使計劃生育不再是客觀存在的政策，而是結實地楔入了當事人的政治生涯。在此意義上，計劃生育具有攪動官場風云的能量。

一旦計劃生育的政績足以影響官員的仕途，官員在黨性、良心與人性上的差異就會顯現出來，并體現為他們在執行計劃生育時的不同想法與行為。

九十里鋪鄉的官員中，有把計劃生育的政績當成升遷階梯的，如鄉黨委書記邱敦仁。他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在官場上混得如魚得水。但越是這樣的官員，在抓計劃生育時越是下手狠辣。在董愛翠逃跑后，他為了將功補過，在全鄉大搞放環、結扎、引產、人流一起上。對于董愛翠的逃跑，他說：“到時候逮著，流不了，就引，受罪的是她自己?！痹谶@樣的言辭中，很容易看到他作為官對農民的敵意，卻難以找到他作為干部對農民的同情。

當然，官員中也有真誠地相信計劃生育政策絕對正確的，譬如副鄉長史建川。他堅守黨性原則，曾親自把計劃外懷孕的侄女抓回來做手術，在集體會上質疑邱敦仁的線人臨時反水。他從不去想這樣做是否會得罪人，也因此官場落拓。但他也會一絲不茍地執行鄉里過火的方案，比如在抓人時身先士卒，拆毀農民的房子，抱走農民家里唯一值錢的電器等?？梢?，史建川的思想已經趨近僵化，甚至正在失去良知。

甄塬良無疑是小說重點塑造的正面人物。他原本與史建川一樣相信計劃生育絕對正確，要求兒子兒媳只生一個孩子。小孫子的意外死亡給他的家庭帶來的失獨與絕后之痛，以及村民們的報應說，改變了甄塬良。他開始以己之痛，度農民之苦——鄉里組織突擊戰時，他不再盲從，而是開始設法幫助計劃外懷孕婦女逃避抓捕。在董愛翠逃走事件中，就是他借口肚子疼離開突擊隊，到村口發出了那聲導致突擊戰失敗的狗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甄塬良以充當內奸的方式走上了回歸民心民意之路。

邱敦仁、史建川、甄塬良這三位官員之間的差異不僅構成了一個形象系列，而且，每一個都會使人聯想起反思文學中的某個人物，譬如邱敦仁之于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中的老甘、史建川之于韋君宜《洗禮》中的王輝凡、甄塬良之于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的李銅鐘。當然，他們之間并不構成嚴格的對應關系，但從中可以發現《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對反思文學傳統的自覺承續。

敘述的秘密

《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之所以能實現對計劃生育的深刻反思，與小說的敘述藝術密不可分。

小說對敘述者的選擇與設置頗為巧妙。小說選擇了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并將“我”設置為一位局內人而非局外人——縣里派駐九十里鋪鄉的工作組組長?！拔摇笔煜す賵霾⑸钪O為官之道，而非龔安娜式的掉書袋知識分子。

首先，小說將第一人稱敘述者視角發揮到了極致。小說讓“我”一到鄉里，就進入了與各位鄉干部，還有原突擊隊隊員的妻子粉兒及其婆婆之間的復雜關系之中。與此同時，小說借鑒了偵探小說的手法，不僅在開頭就設置了突如其來的一聲狗叫這一核心懸念，在后續的講述中也是層層設疑，讓“我”在解謎中又不斷面臨新的迷局：董愛翠的去向，董愛翠家被窩里的一根女人長發，線人鄧友奎及其消息是否可靠，是誰為了調虎離山給邱敦仁送來其母病重的假消息，是誰把從董愛翠家搜出的長發拿回了鄉里，是誰派人把頭發送到縣里進行技術檢測的，毛衣店的粉兒和邱敦仁是什么關系等，無不讓“我”費盡思量。這些懸念既使得狗叫聲與董愛翠逃脫的真相變得撲朔迷離，也讓故事顯得驚心動魄，更重要的是，當“我”從為官之道的角度把對不同鄉干部的觀察、揣測納入文本時，官場上的明爭暗斗就成為鄉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政治背景，這就加強了歷史反思的深度。

其次，“我”被設定為熟悉鄉村計劃生育執行歷史與現狀的敘述者，這就方便了“我”根據不同現實狀況回憶相關的歷史情狀。表現在敘述上，就是使小說的插敘顯得非常自然。譬如小說對線人制度誕生的歷史背景的插敘，帶出了村干部因配合鄉里的計劃生育導致村干群與村民關系極為緊張的問題，對龔安娜在九十里鋪鄉抓計劃生育往事的插敘，帶出了鄉里與縣工作組的緊張關系問題等。在敘述效果上，這些插敘擴展了小說的歷史容量，拓寬了歷史反思的廣度。

最后，以“我”作為敘述者，便于表達歷史反思的題旨。當小說中的“我”看清了邱敦仁“向上”的野心與手腕以及他對民心民意的背離，也猜測出那陣為董愛翠報信的狗叫聲出自甄塬良之口。震驚之余，“我”開始反思自己在計劃生育中的所作所為。在小說結尾處，“我”發出這樣的內心獨白：“我內心始終沒有消停下來的意思，每當夜深人靜，我常常被狗叫聲驚醒，我無法復原夢中的那只狗到底是什么模樣，姑且是鄧友奎描述的那種樣子吧，但那叫聲太真切了：‘汪汪——汪汪汪——’”如果說甄塬良模仿的狗叫聲于“我”而言是一種警示，它又何嘗不是小說著意凸顯的警示呢？

作為目前尚屬罕見的反思計劃生育之作，《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無疑邁出了重要而可貴的一步。它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對村民立場與利益的尊重，表明作家秦嶺正走在回歸民間的路上。

作 者：

李彥文，文學博士，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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