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校園欺凌 他們在行動

文 | 本刊記者 王玲玲

反校園欺凌 他們在行動

文 | 本刊記者 王玲玲

校園欺凌近幾年何以成了出現在我國公眾視野中的高頻詞條？校園欺凌究竟該如何界定？屢屢“刷屏”的校園欺凌事件到底是媒體、家長的建構還是校園管理問題的“冰山一角”？校園欺凌預防和治理有無好的經驗可以參考借鑒……

5月2日，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主辦，該所所長馮建軍教授主持的以“關注校園欺凌”為主題的圓桌論壇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行。來自南京師范大學的專家與南京市部分中小學的代表進行了一次深度對話。

談界定：究竟是“嬉鬧”還是“欺凌”？

菁菁校園有時候也是個復雜的關系場，當學生之間發生沖突事件的時候，其性質是否屬于欺凌行為，家長、校方、社會輿論有時難以形成一致意見，影響了事件處理，進而可能影響學生的心靈。那么，學生間的嬉鬧與校園欺凌有什么區別呢？

錢華（南京市中華中學德育處主任）：我從事了多年的學校德育工作，就我的經驗來看，學校里常見的欺凌現象有三種：一是學生打架，造成傷害；二是高年級學生吃低年級學生的“霸王餐”；三是宿舍生活中的“冷暴力”。結合這些情況，我認為校園欺凌有幾個關鍵點：強弱力量的不均衡、有嚴重的傷害后果、經常發生并存在主觀惡意。具備這些要素的“嬉鬧”就不是“嬉鬧”。

姜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法律角度對校園欺凌的理解和教育學有所區別。在具體的界定上可能存在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校園欺凌把主體界定在學生與學生之間；廣義的校園欺凌還包括老師針對學生或者社會人員針對學生所發生的欺凌。這些欺凌行為往往以學校為場域、強者針對弱者、以暴力或脅迫為特征。而這些行為一旦發生要么就是違法，要么就是犯罪。

齊學紅（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回憶我們自己的成長經歷，可能我們也曾經被欺凌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其實是同伴之間交往性的缺失，他（她）不知道該如何去跟別人交往。而我們現在的家庭和社會試圖讓孩子生活在一個“無菌”的環境當中，在努力屏蔽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任何一個不安全的因素。實際上，在人的社會化的過程中類似的現象或許是難以避免的。

談現象：所謂的“校園欺凌”事件何以頻頻成為輿論的風暴眼？

“校園欺凌”不是一個新詞，據考證，這一名詞早在1978年就已出現，但頻繁出現在我國公眾視野中，甚至每每成為輿論的風暴眼卻是近幾年的事。這背后有哪些“看得見”的原因，又有哪些“看不見”的問題？

王學勤（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學書記）：某種程度上來說，關注校園欺凌是社會的進步，是人本化的一種回歸，也是德育成為教育重要關切點的一種體現，是教育的一種細致化。

姜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對于人身權利的擔憂與關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甚。而互聯網的發展也使得校園欺凌這些侵犯孩子人身權利的行為更容易被曝光。

李亞娟（南京市教科所德育研究室主任）：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被媒體建構的可能?？陀^來說，在課間游戲中，很多所謂的暴力、欺凌行為的產生實際上是意外，誰也沒想刻意為難誰，只是在玩鬧的過程中，在一些偶然狀況下的本能反應。換言之，這些都是在正常的、真實的關系處理中，缺乏應對的智慧，采取了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反而是那些隱藏起來的，不明顯的欺凌行為的傷害是極大的。

馮建軍（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確實存在同學間的打鬧被媒體建構成欺凌的情況。我們并不是當事人，不知道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僅僅看到了被曝光的具有攻擊性的行為。而我們所看到的有可能是被刻意“裁剪”出來的。

談原因：我們的學?！安　绷藛?？

拋開“被建構”的外部情況，個別學生的欺凌行為容易在學生群體中蔓延卻是校園管理中不容否認的客觀存在。效仿者以及欺凌事件中旁觀者群體的存在折射出了學校教育存在的哪些問題？我們的學校病了嗎？

王學勤（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學書記）：在校園欺凌事件中欺凌的對象是未成年人，很多時候他們不知道怎么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這就更多地需要教育者去悉心的發現。偶然發生的一些現象被老師漠視了、忽略了，就可能會演變為校園欺凌事件甚至進一步出現蔓延的情況。當然，有時候家長把某些行為放大，也會使得原本孩子間的打鬧被渲染成校園欺凌。在這個過程中原本沒有覺得受到傷害的孩子反而會因為家長的渲染受到了傷害。

馮建軍（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的確有這種情況，但是也有很多學校對校園欺凌進行掩飾，在事件處理過程中真正為問題“埋單”的是家長，孩子本身沒有得到應有的教育。

閆旭蕾（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概括起來看，形成校園欺凌現象可能有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系統“育德”功能弱化。當下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多著力于學生的學業成績，弱化了對學生心理、道德成長方面的關注，出現校園欺凌端倪的時候未能及時預防和矯正。

二是在家長維權意識增強、教育懲戒權維護不到位，以及在獨生子女“嬌驕”二氣嚴重的情況下，教育者“不敢”懲戒欺凌者。加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校園欺凌法律建設存在一定的問題，欺凌者所付出的代價太低，致使他們“有恃無恐”。

三是校園欺凌是社會問題的一種折射。成人是未成年人的榜樣，很多時候，校園欺凌現象只不過是社會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一種變相滲透。

四是校園欺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互構的結果。校園欺凌具有長期性、多次性等特征，折射出被欺凌者的無助、不抗爭或抗爭無效，進而折射出被欺凌者的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助長了校園欺凌發生。

論防治：如何防止一顆“爛蘋果”壞了更多的“好蘋果”？

校園欺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但在應對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學校是極其重要的一環。毫無疑問，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行不通。那么，今天在我們的學校教育中需要滲透些什么才能盡可能地預防和扼制校園欺凌呢？

王學勤（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學書記）：校園欺凌就像“爛蘋果”，雖然是個別現象卻容易蔓延，必須有效應對。目前，我們學校正在進行德育框架建構工作，其中班級是德育工作的重要關注點之一。評“優質教室”，做好“班本課程”，我們一直在行動。

居艷（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學工處主任）：學生教育、教師教育、家長教育三個層面協同推進。學生層面，我們將德育滲透進語文、政治等學科教育之中，并在德育活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開設男女生課堂，引導學生如何和同性、異性交往。教師層面，我們每學期會邀請法學專家圍繞校園欺凌給班主任做講座或者以班主任沙龍的形式對班主任以及我們的老師進行教育。家長層面，我們一直要求班主任多與家長溝通。此外，我校還成立了班主任導師團隊，每人分工負責幾名學生，定期碰頭，對學生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個案交流，出現沖突苗頭就及時進行溝通、制止。

錢華（南京市中華中學德育處主任）：我們學校對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是零容忍。一旦有欺凌事件發生，對欺凌者至少是嚴重警告以上處分；情節特別嚴重的，給予校級記過、留校察看處分。當然，懲戒只是一種方式，我們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通過學校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協同，讓他們以善心來對待周圍的人和事。在預防方面，我們學校也是做了很多思考的：一是組建以校長為一把手的校園安全領導小組，定期召開安全工作會議。二是強化心理健康教育。高一到高三均開設了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我們嘗試在適應環境、排遣壓力、情緒管理、人際交往以及生涯規劃方面進行心育，使學生在面對相應的問題時懂得如何去正確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起到抑制作用。三是強調家校共育。除了家長會之外，我們還有一年一度的家長開放日，以及定期開展的家長學?；顒?。學校對家庭教育加以有益的指導也是防范被欺凌的有效措施。

姜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從法律的立場上來看，校園欺凌或者暴力包括其他的問題都可采用事前預防、事中干預和事后懲戒的處理方式。

有關事前預防方面需要進行實質化的法制知識的教育。通過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學習讓孩子們了解實施這樣的行為會受到什么樣的懲罰。事后懲戒也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會對被欺凌者起到很好的安撫效果，也是增加欺凌者的違法成本。今天，我們一方面要對未成年人給予關愛，強調從輕處罰。但是，作為未成年人來說，必要的懲罰所帶來的痛苦還是需要的。

校園欺凌問題的解決需要強化綜合性、一體化的管理和預防措施。教育無疑是最重要的，但是當教育這條路徑失敗之后，我們還是要適當地強化法制思維，不能單純用行政的方式去解決。

閆旭蕾（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治理校園欺凌，法律手段固然不可缺少，但在防患于未然方面，學校、家庭和社會各方協同教育更重要。比如，有的學生被欺凌與其溝通能力弱有關。如果我們在教育學生如何與他人相處時，關注交往的類型、策略、方式方法等，讓學生知道如何與不同的人相處、如何處理交往中的沖突事件，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校園欺凌。

馮建軍（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等九部門去年發布的《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從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三個層面進行防治。不過，從某些層面來說，提倡生命教育可能更加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如，在生命教育中設計“反校園欺凌”的內容，通過相關活動體驗或者情境模擬，使學生在模擬“體驗”的基礎上對校園欺凌進行理性思考，引導他們辨別是非，最終探討出正確的解決方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開展生命教育，使每個人珍愛自己的生命，也珍愛他人的生命，有可能從根源上解決這一問題。

李亞娟（南京市教科所德育研究室主任）：我們也應該呼吁媒體在報道相關事件時，更多地去關注事件背后隱藏的真正的問題，而不是刻意地去放大、去制造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