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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杰郝經

2017-08-17 06:25辛貴強
文史月刊 2017年7期

辛貴強

郝經(1223—1275),字伯常,陵川城內人。他的家族,是世代業儒、創辦家學、傳道授業、執教者眾的文化望族。他的祖父郝天挺,更是飽學鴻儒、大教育家,金元文壇領袖元好問從14歲至20歲在其門下讀書,“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p>

郝經的一生,一如諸葛孔明“臣本布衣”之身世,未參加過科考,更不曾士第??伤麉s是一位有經天緯地、匡時濟世之才的歷史風云人物。同時,郝經的文化學術成就斐然,一生著作頗豐,堪稱通才、全才。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靠出色的政治、軍事才能,直接參與了忽必烈創建元朝、統一中華的宏偉大業。他不但是忽必烈的股肱之臣,更是元朝的開國功臣,也是促進中國歷史發展而深受民眾景仰的一代名臣。

金末,蒙軍南犯,席卷河朔,陵川臨近戰爭漩渦。為避戰亂,郝經的祖父郝天挺與父親郝思溫攜帶全家,由陵川逃至河南許州臨穎的城皋鎮落腳,郝經即出生于此。郝經9歲時,蒙軍攻陷許州,郝經又隨父母避兵于河南魯山。不久,魯山也被蒙軍攻下。一次,全家隨逃難人群躲于地窖中,被蒙軍發現,以煙火熏之,死者大半。郝經母親當場昏厥,不省人事。郝經用蜂蜜兌入寒苴汁,撬開母親緊咬的牙關灌下去,其母竟奇跡般蘇醒過來。一個9歲之童,便有這樣的智謀,使圍觀者十分驚訝。

金正大九年(1232年),蒙軍攻陷河南,郝經又隨父母避亂至河北,“先居于保,后徙順天”,生活才算安定下來。由于屢經戰亂,郝經家庭已然破產。迫于生計,其父郝思溫開辦私塾,藉以度日。郝經從父而學,“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只知勤奮苦讀。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其父執教于滿城(今保定滿城)。為維持生計,郝思溫打算讓郝經專治家事,只供其弟讀書。但其母認為郝經志向遠大,才堪造就,力主讓郝經受學習儒,發揚家風,郝經才不致輟學。后郝思溫借鐵佛寺南堂開館授業,郝經除承擔起繁重家務之外,謹守父親“忍窮為學乃郝氏家法”的教誨,“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日誦二千言為課,夜則衣不解帶,手不釋卷,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郝思溫感泣而詩:“日月倘隨天地在,詩書終療子孫貧?!?/p>

初為學時,郝經喜歡詩文。蒙古統治者初定北土,首次開科取士,郝經有心“決科文”,前往應試。郝思溫訓導他說:“汝學所以為道非為藝能也,為修身非為祿養也?!焙陆浌⑵缴居凇暗赖轮?,性命之源,經術之本”,下決心“不學無用學,不讀非圣書,不為憂患移,不為利益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在這一志向驅使下,郝經“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務求“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為本”“其余皆厭視而不屑也”。在他剛滿20歲時便才華橫溢,聲名大振,先后應服務元蒙的漢人賈輔、張柔兩位大將軍之聘,做了他們的家教。此間,郝經借他們豐富的藏書恣意搜覽,愈加飽學。再后,郝經北入燕京,尋訪金故都遺跡,南下曲阜,朝拜儒學宗師故里,并與流寓中原的一幫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在四方游學,拓展視野的歷練識世中,他面對金朝破國、元宋對峙、元蒙一統天下已成必然趨勢的局面,形成自己對時務大政的看法。他不僅形成“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的政治思想,而且破愚脫俗,敢越雷池,大膽提出“破夷夏之大防”“行中國之道即中國之主”的政治主張,并積極選擇能幫助他來實現他這些政治思想的有道明君。

郝經于28歲前后,還與在河北獲鹿“國亡史作,己所當為”的元好問頻頻接觸,成就一段烏鴉反哺式的師生之誼——元好問是郝經祖父郝天挺的學生,郝經又從元好問學一年多。當郝經談及他“反對華夷之辨”“從道不從君”的政治主張時,元好問予以首肯,并鼓勵他勇敢擔當起通過事明主而“以夏治夷”“道濟天下”這一順應歷史潮流的時代重任。

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繼承汗位,忽必烈以同母弟身份,主管了大漠以南漢族地區的軍政和理民等事務,在金蓮川(今河北沽源縣)設置藩府。忽必烈這位志在天下、后成為元朝開國皇帝的政治開明人物,此時一直在思考著一個現實而嚴峻的問題:從其祖父成吉思汗起,蒙古鐵騎便橫掃歐亞大陸,席卷了多半個地球,卻未能盡數納入蒙之版圖。究其緣由,皆因游牧民族的局限所致。蒙古大軍雖然極善弓馬,十分強悍,幾乎每戰必克,攻城必下??伞拔涔ァ庇杏?,“文治”不足。每克一地,以燒殺掠搶、席卷金銀細軟、女人、牲畜等滿載而歸之能事。對所取疆土與城池,能馬上得之,卻不能盡數納而治之。忽必烈總結先人這一致命缺陷,認定欲得天下并穩坐江山,必須大膽使用漢之精通治國理政才略的精英人物,通過實行“漢治”而成天下。他的這一政治需求,與郝經的政治抱負正好形成疊合點與雙向引力。所以當忽必烈第二次召見郝經時,郝經因“觀其得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帝之流也”,欣然應召,北上而事之。

郝經在忽必烈帳中做主議軍國機務的高級幕僚中,深得忽必烈寵信:“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隃所聞,凝聽忘倦”,“及踐阼更化(皇帝即位后),用公之言居多?!庇辛诉@樣的便利條件,郝經不失時機展開自己政治抱負的實施,對忽必烈屢上具有立國理民掌政和具有軍事戰略意義而逆轉戰場不利局面、應對與平息突生變故之重大政治事件等疏議、奏章:

《河東罪言》。郝經歷數蒙古貴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無藝”而失于治理的嚴重狀況,奉勸忽必烈“雖尺土一民,莫敢忽而不治”,須大行“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之革新除弊之舉。

《立國規模二十條》。他奉勸忽必烈效仿歷代圣王賢君之“仁民愛物”,著眼長治久安,參照漢、遼、金舊制,“修仁政,正綱紀,立法度”,“藻飾王化”,“文致太平”,以成“一國規模、天下規模、萬世規?!?,為忽必烈其后行帝王之道打下堅實基礎。

《七道議》。正確分析了江南戰場形勢之利弊,進獻動靜之術、戰和之策,以“以德不以力”為方略,控制地方并安撫民心,同時養精蓄銳,待以時機。

《東師議》。明確指出蒙軍久攻南地不下、陷入僵持局面的不利形勢,進獻正確戰略方案,建議忽必烈要“術圖”而不“力并”。 指出前者為“取國之術”,而后者僅為“爭地之術”。

《班師議》。郝經針對蒙古國王蒙哥戰死于合州釣魚山,國中諸王蠢蠢欲動,尤其阿里不哥已在行皇帝令調兵遣將的危急形勢,斷然上此奏議。文中指出,前方蒙軍孤軍深入,險境暗潛,后方則內亂已見,如不“斷然班師”“銷禍于未然”,必陷入腹背受敵之困境,坐失王位。進而獻以把截江面,與宋議和,放棄輜重,輕騎北歸之策。忽必烈恍然大悟,依計而行,如天兵突降般返回蒙都,一舉彌平內亂,即汗位接管了朝政。

《思治論》。他強調要邊取邊治,“德撫術圖”,方可圖謀大業,“能天下一也”。

《便宜新政十六條》。涉及到:建元號,定都邑;立省部,統政要;嚴備御,穩基統;赦天下,求安元;行寬政,免弊端;總錢為,利國民;建監司,罷貪官;廢世襲,選明干;減吏員,輕賦稅;明賞罰,保賢良;定太子,防內亂等等。

郝經的這些疏議、奏章,被忽必烈一一采納,終成為中華大一統、名垂千古的一代開國皇帝。

忽必烈能成就帝業,郝經功不可沒,因此備受忽必烈信賴。按照郝經“偃師息民”“通好兩國”之諫議,忽必烈賜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并任其為國信使,佩金虎符,赴宋議和。郝經明知此行艱難重重,甚至有被殺頭的危險,但為踐行自己“弭兵、息民、通好”之政見,不聽同僚好友“稱疾勿行”之勸阻,朗聲言道:“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茍能弭兵靖亂,活億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振衣束發,慨然啟行”。郝經在帶領40人將入宋境時,憂思《便宜新政十六條》尚不完善,又給忽必烈進獻了《立政議》,著重指出,綱紀禮義和典章文物,是關系到國家命脈和元氣的大事,必須修而不棄,充分重視。請求下達明詔,去舊俗,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才,宣示朝廷綱紀,修飾君王德化,息師撫民,實行文治,使天下樂享太平。

郝經受命使宋,本來是為落實“通好、弭兵、息民”之歷史使命而來,卻遇到了兩大障礙。其一是元朝內部的平章政事王文統,嫉妒郝經受皇帝器重,欲加害于他,暗地囑托江淮都督李璮(其婿)挑起邊境沖突,使通好不成。李璮又密告宋相賈似道和江淮制置使李庭芝,想借宋人之手加害郝經。其二是南宋右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當初背著皇帝宋理宗與蒙議和,忽必烈班師,賈謊報諸路大捷,江漢肅清,由此騙取信任,大權在握,總攬朝政。他怕郝經一到,真相敗露。故而,當郝經輾轉入宋后,即被拘禁于真州(今江蘇儀征)軍館,與世隔絕達16年之久。

郝經被拘,南去不準,北還不放,多次上書宋主,前后十多萬言均被扣壓不報,反被賈似道偽傳異聞,誘勸投降。郝經大義凜然,守節不屈,說道:“吾家七世讀書,顧肯虧忠義大節,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并向隨行人員講:“且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命數殆不遠矣!”在長達16年的監禁生涯中,郝經“講學不輟,著述吟詠自若”,隨從者多人也成為學有專長的人。郝經在獄中著有《續后漢書》《春秋外傳》《周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鑒書法》《玉衡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各數十卷,并將生平所寫詩文整理成《陵川文集》。他治學嚴謹,著述宏富,內容涉及到政治、軍事、外交、經學、哲學、史學、書法以及自然科學等知識領域。存留至今的《續后漢書》和《陵川文集》,是研究宋元及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珍貴史料,被收入《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建國后被列為“國學基本叢書”。由于郝經文化學術成就巨大,元以后的歷代作傳修史者都對他推崇備至。如清乾隆年間錢塘名儒的朱 在為《郝文忠公文集》作序時便說道,郝經“文章事業彪炳宇宙?!炔脔肯萄鋈羯剑ㄌ┒贰?,足見其文化學術成就之大,對推動中華文明發展貢獻之大!

郝經被拘期間,元世祖按照郝經《立政議》之方略,平息了內亂,整頓了朝廷秩序,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并于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發兵伐南宋。他按照郝經《東師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諸道并進,取國之術”的用兵原則,“自東海至于襄、鄧,……以為正兵”,又“先荊后淮,先淮后江”“三路并進”,僅以三個月的時間,便進占宋都臨安,迫使宋廷投降,從而實現了中華一統。

郝經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底北歸,途中得病。元世祖忽必烈特派樞密院官員、近侍太醫和貼身侍從遠道迎接。所過州縣,不遠百里而來觀看者熙熙攘攘,無不以爭睹其容貌為幸。見郝經全節不屈,皓首而歸,人們都被感動得流下眼淚。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4月,郝經回到大都,忽必烈在皇宮賜宴慰勞。

長期的囚禁生活,使郝經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在他北歸后的7月便病逝。臨終,郝經揮筆寫下“天風海濤”四字,飄然而去,享年僅53歲。天風海濤,扁舟一葉,士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這應該是郝經臨終寫“天風海濤”四字的真實用意。郝經去世,忽必烈痛失膀臂,隆重為他治喪,因憫其忠節,謚號“文忠”。以后的元朝諸帝,對郝經多有加封賞賜,元成宗詔贈郝經為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文忠;元仁宗加贈郝經為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忠。

郝經一生的言行舉止,顯現出他的幾個突出的思想傾向。

“道濟天下”思想。儒家歷來主張學儒之人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郝經生逢宋金蒙攻伐對峙、烽煙遍地之亂世,他堅持“不讀無用書”,對應的自然是學以致用,學而有為。故而值國家大亂之際,方能“以復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挺身而出,以赴國難。他的目的,就是用儒家的仁政文治思想去影響忽必烈,促使蒙古人去除燒殺搶掠的野蠻習俗,創建以仁政為基礎的元蒙政權,使天下由大亂得到大治,使萬千生靈免遭屠戮,也使中華文明得以保護。

“民本”思想。即儒家仁政親民思想。蒙軍初入中土時,燒殺搶掠,甚至瘋狂屠城,蒙古貴族和地方官吏也橫征暴斂。郝經對此極為憤慨,上疏《河東罪言》,直言蒙軍、蒙古貴族和地方官吏為害百姓的斑斑罪行,并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設性意見。這份血淋淋的“民書”,對忽必烈影響甚大。郝經在進入忽必烈軍營大帳后,屢上疏奏,建議忽必烈以百姓為基,厲行“親民愛物”之仁政,通過文治安天下。同時,他積極建議“弭兵息民”,并親赴南宋議和,寧愿以身犯險,去換取元宋停戰與“兩國交好”的和平局面。

“用夏變夷”思想。時許多儒學名節之士,或反抗,或殉節,或隱居,或潦倒,悲嘆“經綸致廢”,效國無門。郝經也是漢人,生于儒學世家。但在宋金蒙三者鼎足之際,在尊誰為君的問題上,他看到南宋政暗君昏,偏安一隅,茍延殘喘,金朝則內亂紛呈,“以自速滅亡”,靠它們統一和治理華夏已不可能。于是破俗脫愚,摒棄“唯漢獨尊”的理念,確立并積極推行“破夷夏之大防”“從道不從君”“行中國之道即中國之主”的明確政治思想,以使中國盡快結束動亂,納入安定有序的和平社會。他認為,“天無必與,惟善是與;民無必從,惟德是從”,“能行中國之道,則為中國之君”。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嚴肅的新命題,是一個反叛傳統習俗,不分夷夏、不分內外的選擇君主的新觀念。作為政治家,郝經反對“華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主張天下一統,持通達的夷夏觀念;作為思想家,郝經又推崇理學,希望蒙古人納入漢化過程,并積極地用儒家思想來影響和改造他們。郝經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理想,使元蒙這個外來統治者漸漸變異,為漢文化所反噬,融匯于浩瀚的漢文化海洋之中。這樣的結果,雖非郝經一人之功,屬于當時好多以漢事蒙的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郝經作為首倡者與旗幟人物,高山仰止,巍乎其高焉! 漢法思想。郝經把依不依漢法的問題,歸納成中國朝代盛衰變遷的歷史規律,仔細分析給忽必烈聽。郝經把取天下與治天下分為二途,指出治天下比取天下更需要理智和智慧:取之以道且治之以道者,天下可久遠;取不以道但治之以道者次之;取與治皆不以道者隨得而隨失。治天下有不同的策略,策略不同,國之規模制度不同,其效果也大相徑庭。他建議忽必烈,像元魏、遼、金那樣,“附會漢法”“致治成化”,而不能只一味“彎弓躍馬,窮征遠討”。他指出“肆其勇者則必至于困,竭其力者必至于踣斃”“夫得寸而治之,國之寸也;得尺而治之,國之尺也。務取而不知治,猶獲石田也”(如石頭上種田)。所以,他希望“內治既舉,外御亦備”“而后伺隙觀釁,以正天伐”。他積極進言于忽必烈,“修仁政,正綱紀,立法度,辨人才,屯戍以息兵,務農以足食,時使以存力,輕賦以實民。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選守令以宣恩澤,完一代之規模,開萬世之基統”,幫忽必烈認識和正確處理“德與術”“取與治”“本與末”的關系。郝經的努力,使忽必烈這個來自草原少數民族的英明帝王,不但打下了江山,完成了大一統,而且開始了元帝國之治。

郝經的這些思想與理念,直接決定了他個人的人生走向。同時,作為忽必烈的高級幕僚,對元蒙奪取江山與治理天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深刻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郝經的軍事思想及建議忽必烈的戰略戰術,在中國軍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些他獻策而致勝的戰例,至今仍然是一些軍事院校的課程范例。

“漢鼎既已墜,海內必有歸。誠能正德業,亦足為王基?!焙陆浢鞔_的政治抱負,出眾的文韜武略,為國家鞠躬盡瘁之風范,為中華民族統一大業做出的卓絕功績,使他在宋金元更替之亂世,像天邊的啟明星,在歷史的天空熠熠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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