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華館到東緝虎營（連載）

智效民

五、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5年初春，我被生產隊派到榆次附近的瀟河大壩工地干活。任務完成以后，我直接返回太原，在宿舍大院里遇上了8歲的小妹妹。當我高興地喊她的名字時，她卻好半天沒有反應。后來問她原因，她說她認不出是我?；丶艺甄R子，我簡直像黑人一樣。

有一天我上街回來，正好遇上父親和一個人從家里出來。從穿著上看，這人有點像個老農，但是卻氣度非凡，眉宇間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后來我才知道這就是趙戴文的兒子趙宗復。他雖然出身豪門，但是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成為蘇軍參謀部的特工人員?？谷諔馉巹倮?，父親創辦《青年導報》，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當時他是進山中學校長，培養了許多革命青年。1949年以后，他長期擔任太原工學院（太原工業大學前身）院長。父親與薄一波等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提及他們，相比之下對趙宗復的評價很高，說他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沒想到“文革”剛剛開始，他就跳樓自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進入1965年以后，全國開始大張旗鼓地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此同時，太原市周圍也出現了“天主教鬧事”的異常情況。1966年初，我父親在統戰部組織下前往陽曲縣紅溝村參觀學習，其實是接受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思想改造。

當時奶奶已經臥床不起，根本離不開親人照顧。但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是政治任務，即便奶奶重病，父親也不能不去。父親走后，母親的負擔更重。她既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弟妹，又要侍候病重的奶奶。

有一次我從鄉下回來，家里沒人，只見奶奶倒在地上，渾身骨瘦如柴。我急忙把她抱到床上，問她為什么會這樣，她說了幾句，但我根本聽不清說些什么。

沒過不久，奶奶就與世長辭了。當時西山火葬場已經投入使用，父親主張火葬，但是被張雋軒攔住，理由是怕人們不能接受。對于這個理由，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1966年初夏，我向生產隊長請了一個月假，回家復習功課，準備再次參加高考。沒想到回來后不久，就發生了北京應屆畢業生致信毛主席要求廢除高考的事。隨后我返回鄉下，半路上遇上兩位村民，他們譏諷道：“回來吃麥子來了？”當時我不明白這是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割麥子是農村最累的活兒之一，因此有“男人怕割麥子，女人怕坐月子”的民諺。過去當地農民對我印象不錯，但從此以后，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抬不起頭來。

1966年8月的一天，我從鄉下回來，在奶奶的那個房間午休。醒來以后，因為尿急便直接進了衛生間。沒想到客廳里有人大喊：“快攔住他，別讓他跑了！”我們家廚房有個后門，衛生間緊挨著廚房，這顯然是怕我從后門跑掉。我睡覺特別沉，后來唐山大地震時都沒有把我震醒，所以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什么時候進來的。從衛生間出來以后，我才看到這是幾個帶紅衛兵袖章的中學生。我故意問他們是干什么的，他們卻武斷地拒絕了我?？梢娺@些人雖然是私闖民宅，但比主人還要有理。這讓我第一次嘗到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滋味。

過了一會兒，小妹妹放學回來，我偷偷地讓她去外面打探情況。她回來后悄悄地說：外面很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幾十分鐘之后，這幫人終于走了。我趕忙跑了出去，首先看到李培德家門口堆著許多家具和衣物，繞過樓去，又看到陳公慶家被抄得更慘。再到另外兩排宿舍看看，還比較平靜，讓我覺得他們是有備而來。

到了民主黨派辦公樓里，已經有一種人去樓空的感覺。我略加思索，便騎上自行車向大北門街的天主堂駛去。街上很亂，天主堂正在開批斗大會，馬路被擠得水泄不通，喇叭里喊著震耳欲聾的口號。不一會兒，紅衛兵押著“牛鬼蛇神”上了大卡車開始游街，我就像瘋了似的擠過人群，把大卡車兩邊的“牛鬼蛇神”都看了一遍，好像沒有我的父親。當時我并不知道，如果看到父親游街示眾，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

回到家里以后，母親也下班回來。那天就好像天塌了一樣，不知道父親會是怎樣的命運。

六、“文革”初期的遭遇

父親回來以后，給我講述了那天的遭遇。他說當時他正在機關開會，有人進來讓他去民革一趟。同時去的還有張豪若、常鳳鳴和劉慕貞三人。去了以后，大樓內外已經有不少紅衛兵，他們被送進大會議室，里面已經站了好幾排人。他不敢住后躲，怕罪上加罪，正想往前面時，不知什么人推了他一把，讓他站在后面一排的凳子上。

批斗開始后，紅衛兵讓他們坦白自己的罪行，但因為不知道從何說起，更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所以有些冷場。紅衛兵非常生氣，揮著鋼絲鞭和彈簧鎖說：“你們既然不愿意主動交代，那就互相揭發吧?！边@時，站在前排的劉慕貞突然跳了出來，指著父親說：“我揭發，智力展是閻錫山的特務頭子……”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父親本能地反駁道：“大家不要聽她胡說……”話音未落，只見紅衛兵一把抓住劉慕貞的頭發，把她暴打一頓。

事情過后，父親也很奇怪。他回來后對我說：“按理說紅衛兵應該對我們各打五十大板，但不知為什么卻只把你慕貞阿姨打了一頓?！焙髞?，李冠洋當面對父親道歉說：“你不要怪慕貞，她是被嚇得失去了理智?！蔽矣X得冠洋伯伯說得很對，在那種情況下，為了自保，人不知道會干出什么傻事。

一兩天以后，聽說紅衛兵讓機關領人，父親和一大批“牛鬼蛇神”才被認領回來，臨時安排到大禮堂樓上的房間里。有人通知我們送點被褥和衣物，我才覺得可能還有一線希望。

隨后，聽說參事室把他們的人都領走并放回家了，但省政協和民主黨派卻遲遲沒有動靜。大約又過了二十多天，被沖擊的人都被趕出太原遣送農村，只有父親一個人留了下來。

這些人大多是年輕時就離開農村老家，如今都已年過花甲，又被遣送回去，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當然，好在是被遣送到自己老家，鄉親們會有一種憐憫之心。后來聽李冠洋說，他回去以后，老鄉們說：“回來好，他們不收留你，我們收留！”如此純樸的話，讓人十分感動。

正當我為紅衛兵沒有抄家暗自慶幸的時候，母親單位的紅衛兵卻把我們家抄了。他們以為我父親當過大官，家里肯定有貨，沒想到我家什么也沒有，這讓他們特別失望。

不過，我們家的床下還有兩只皮箱，這讓他們如獲至寶。其實，這是“文革”前夕四姥爺（母親的四叔）從包頭退休回來后，因為租賃的房子太小，才把這兩只皮箱寄放在我們家里的。這幫人看到以后，責令母親打開。母親沒有鑰匙，只好讓我把四姥爺叫來。

四姥爺是日本留學生，長期在鐵路部門工作，只有一個抱養的女兒，所以手頭有點積蓄。我不知道皮箱里放著什么，只是聽說他們看了以后，為了給自己挽回一點面子，便把箱子貼上封條，放回原處。

這件事以后，冬季供暖開始，父親被安排到鍋爐房監督勞動。當時他已經55歲，還要干重體力勞動，既是莫大的污辱，又是巨大的考驗。不過他特別樂觀，說自己一輩子沒有參加勞動，正好借此機會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說實話，當時他真的以為這場運動很有必要，盡管紅衛兵有些過激，但也是革命的需要。

隨后，機關造反派以革命群眾的名義貼出大字報，把父親的工資由130多元降為50元。這樣一來，我們家的生活突然感到捉襟見肘，入不敷出。好在我母親每月還有57元的收入。家里本來應該有5個人吃飯，加上我經?；丶?，每人平均20元左右。

沒過多久，革命群眾又下令讓我們搬出高級宿舍。于是我們搬到省政協普通干部宿舍——東二道巷1號。

七、從小康陷入困頓

這個院子里有座小洋樓，還有個土堆和幾塊太湖石，那顯然是當年的假山。聽說抗日戰爭之前這里是太原警備司令榮鴻臚的宅邸。我們搬進去的時候，這里有6排簡陋的平房，已經是個大雜院了。其中有些人在“文革”初期就被趕走，所以我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兩個房間。這兩間房子原本是民革干部趙光明的宿舍。他住著三間，“文革”初被趕走時因為女兒已經工作，便留了一間。

這排房子特別大，據說原來是磨房。除了大以外，內墻都是黃土抹的，紙糊的頂棚上面都通著，家里有什么聲音隔壁都能聽到。父親去世以后，母親曾報怨，隔壁傳過來的聲音經常影響她休息。

搬入普通宿舍以后，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家里不通自來水了，于是我們需要準備水桶、扁擔和水缸。這對我們家來說是從來沒有遇過的事。起初我只買了一只水桶，用一根木棍與大妹妹抬水。后來又買了一只處理的油漆桶和一根減價的扁擔，才解決了吃水問題。不過我發現父親不會挑水，我不在的時候他只好與妹妹抬水吃了。

當時市場供應非常緊張，許多生活必須品都要票證。聽鄰居說副食品市場買豬頭豬蹄豬下水不僅不要票證，而且還特別便宜，于是我們就去購買。開門之前，市場門口已經擠得水泄不通，進去以后窗口更是擁擠。記得母親曾說過，這些東西臭哄哄的上不了臺面。但是我買回來以后，全家人還是大快朵頤，特別享受。

此外，我還與鄰居干過一件“違法”的事。二哥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五寨工作，鄰居的姥姥也是五寨人。有一年冬天，他說那里的羊肉便宜，香煙也不要票證，所以我們就結伴前往五寨，想倒賣點香煙賺錢，同時買點羊肉回來過年。

為了省錢，我們上火車沒有買票。不料列車剛過忻州就開始查票。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頓時有逃犯似的感覺。我仔細觀察車廂里的情況，發現有人向前面的車廂走去，于是我也跟了過去。幸虧堵在門口的乘警并不阻攔，讓我輕易混了過去。進入前面一節車廂以后，我正無計可施，不料火車突然停了下來。這時《鐵道游擊隊》的形象出現在我的腦海，讓我不顧一切地跳下列車向后面跑去。等我重新上車驚魂未定的時候，沒想到同伴也跟了上來，這才使逃票事件化險為夷。

在陽方口下車后，我們冒著凜冽刺骨的寒風改乘汽車前往五寨，然后騎自行車去偏遠的鄉村購買香煙?；貋硪院?，就去太原火車站倒賣。當時這是違法行為，一旦被警察發現，就會身敗名裂。一開始我還覺得十分刺激，但時間一長，那高度緊張的神經就難以承受。于是我把剩下的香煙折給了那位鄰居，他倒也爽快，沒說什么就接受下來。

這一趟下來，除了體會到經商不易之外，只賺了十來塊錢，等于白吃了幾斤羊肉。對于這件事情，父親顯然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從來沒有過問。所以我真佩服他們那一代人對兒女的寬容和信任。

八、為外調人員提供材料

就在父親被監督勞動的時候，北京紅衛兵造反組織接二連三地前來找他調查“薄一波叛徒集團”的情況。從抗戰前夕到晉西事變，父親與薄一波及其圈子里的人一直共事，對他們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他幾乎是外調人員的首選。

由于外調的人越來越多，影響到燒鍋爐工作。于是父親被安排到傳達室值班，順便接待他們。當時武斗已經開始，省政協大院駐了不少造反派組織。有一次，十中的紅衛兵小將半夜闖入傳達室，用手槍指著我父親盤問一個造反派組織住在哪里。父親回來后說起這事，感覺特別害怕，生怕這些家伙失手開槍。我聽了以后，隨口說“他們不過是嚇唬你罷了”，沒想到父親立刻把我訓斥了一頓。后來我才知道他在抗日戰爭中，因為聽說閻錫山要投降日寇，曾經領導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大”）起義。梁化之聞訊以后，帶領衛士闖入民大駐地。當時他們正在開會，梁的衛士進來后用盒子槍對準他們，給他刺激極大。后來他患有神經衰弱癥，可能與這一經歷有關。

隨著時間的推移，外調人員越來越多。父親發現大家調查的問題有許多重復，就讓我幫助抄寫。一開始抄寫一兩份，隨著需要量的增加，我用復寫紙一次可以復寫6份材料。也就是說，連同復寫紙在內，我要用圓珠筆穿透十來張紙才能達到最下一層。借用一個不恰當的成語，可謂力透紙背。

當時政協機關幾乎癱瘓，但是為應付外調人員，還是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專門接待他們。辦公室成立以后，把父親所寫的材料收集起來裝訂成冊，供他們查看。如果能解決問題，就不要見面了；倘若還有問題，再安排面談。后來父親把這些材料也裝訂了兩本，至今保存在我手里。當然，這兩本材料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通過給父親抄寫材料，我大致有以下收獲。第一，我的文字表達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這其實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第二，我對父親的經歷以及閻錫山、薄一波等人有所了解，并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很大興趣。第三，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父親的了解，讓我明白做人原則，學會了生存智慧，懂得了政治變幻不過是過眼煙云等道理。

進入1967年以后，何英才和馬林因為支持山西的“一·一二”奪權，被吸收到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省政協機關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是隨著派性的膨脹，父親的問題也被擱置下來，于是我們之間聊天的機會也多了起來。

這些外調人員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中青年，足跡遍及全國各地。按照當時的說法，我父親應該是歷史反革命了，但大部分人對他還比較客氣，有人甚至夸他記憶力超強。當然，有的時候父親不能滿足某些外調人員的無理要求，也會受到喝斥或威脅，但父親從不畏懼。到了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他表示為了對自己說的話負責，還可以“具甘結”。我不懂什么是“具甘結”，他說就是畫押簽字，如不屬實，甘愿受罰的意思。

不記得在1967年還是1968年的一個夏天，父親下班后沒有回來，到處找也沒有音訊。正當我們焦急萬分的時候，父親捎回話來，說他在山西省委黨校，讓我星期天去看他，順便帶些洗漱用具。后來我騎自行車去了黨校，在校門南面的一排平房中見到父親。他說這里的人讓他寫閻錫山的材料，過幾天就可以回去。

1986年我進入山西社科院以后，同事中有人曾經是黨校的學生，后來是專門研究閻錫山的。我想這件事可能與他有關，就問他知道不知道當時的情況。他支支吾吾不愿回答，我也就沒有再去追問。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