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一片陽光

田珍穎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代代傳下來的古訓，是我們這個民族對師道的敬畏。

“父”存在于血脈中，“師”存在于精神里。

我的師長們在我的精神園地里，永遠是一片燦爛的陽光。當我業績有進時，他們光亮而溫暖地照耀著我，為我的長進而快樂；當我遇挫難行時，他們更加光芒四射地照耀著我，喚我奮進，催我前行。

我心里記著每一位教過我的師長，然而我卻始終沒有攢夠筆力來描繪他們。他們太平凡，然而卻平凡得深厚。我只能選擇幾位師長，記于此文，以完成我對師道的敬畏和感恩。

先從小學說起，我要寫的是一位姓黨的老師。

那時，西安古城已經解放了。我在第二實驗小學上學，正好要從小學四年級升入五年級。我們班同學聽說要換班主任，著實在教室里敲桌拍凳地歡鬧了一陣。因為我們被四年級時的吳老師“統治”得太苦了。吳老師，男，冬天穿件黑布棉大衣（我們因此給他起外號叫“黑大氅”）。他從師范剛畢業，年輕氣盛。經常體罰我們，輕則靠墻站，重則全體下跪。發起脾氣來，教鞭“嘩嘩”地敲著講臺，嘴里常帶臟字，他常常無端地發火，弄得我們不知所措，連我這個班長也常得躲著他。一聽說他調到別的學校了，最歡喜的是我們班。但新來的老師咋樣？無人知曉。

所以，上課鈴一響，我們“嗖嗖”地跑回自己座位，靜靜地等待著。

或者是慣性作祟，我們被吳老師訓練得一聽見上課鈴，超速度坐好，低著頭，誰也不敢正眼看吳老師。

黨老師是怎么走上講臺的？事后，沒有人能說清。

第一堂課，就這么心平氣和地上下來了。黨老師只用教鞭指著黑板上的生詞，帶著我們念幾遍，就輕輕地放下教鞭（后來，黨老師教我們兩年的時間里，教鞭就只這一個用處）。下課了，望著黨老師走出的背影，我們才正眼打量了這位老師——五短身材，眉毛特黑，一身藍色家織粗布的制服，圓口布鞋，他就這么服飾簡單地來上課了。

黨老師是披著春天的陽光來的。那時，我們的學制是從春天開始第一學期。黨老師愛笑，從不虎著臉訓人。以前，吳老師看到我們沒把掃除工具擺好，過去就是一腳，踢飛了掃帚，踢翻了簸箕，然后就是大聲呵斥，罰站罰跪?？牲h老師從不這樣，他看到掃除工具擺亂了，一聲不響地去扶正擺好。第二天，我們的生活委員就會照他擺的樣子讓掃帚簸箕歸位。

我們班真像沐浴在陽光里，天天覺得暖融融。

就這樣，我幸福的五年級生活讓我天天咧著嘴笑。

但不久，就遇到了從未遇過的難事。

那天中午，我們提前到校的同學，都會在校門前的大影壁前停留，幾個布告欄、報紙欄在影壁兩旁，我們都會習慣地瀏覽一番。我是經常早到校的。這一天我正在報欄前看報，旁邊響起一個聲音，在叫我的名字。扭頭一看，是校長。

他姓李，矮矮的個子，說話是川貴一帶口音，他穿著軍管會的灰制服，是解放軍進城后，派到我們學校當校長的。

他當然認識我，因為我是少先隊大隊主席。他叫了我的名字后，就毫不避諱旁邊的同學，說：“你爸媽現在該是在監獄里吧？”

我如五雷轟頂般怔住了，竟沒注意到李校長和周圍同學是怎樣離開的。

放學回到家，我哭著向祖母訴說了經過。那時，我們偌大的家里，只剩祖母、我和一位保姆。父母在三年前，已開始將家業從西安轉到上海，只剩這空宅尚待處理。此時，西安就解放了。

祖母聽完我的訴說，十分平靜地說：娃，別怕，你爸媽好好的。說著從抽屜里取出一個信封，里面裝著前些時候爸媽從上海寄來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們穿著列寧服，滿面笑容。

第二天中午，我早早到校，在校長室前的過道里，靜靜地等著李校長從宿舍走向這里。我靠著墻，低著頭，沒看見黨老師何時走到我跟前。他問我站在這里干啥？我小聲地訴說原委，盡量不讓眼淚掉下來。他聽完后，毫不猶豫地說：這事你別管了，把照片給我，我轉給李校長。說完從我手里抽走裝照片的信封。

我忐忑地過了兩三天，黨老師叫我去辦公室，把照片還給我，說：沒啥事，以后再有人跟你說這事，讓他找我來！

后來，大隊輔導員史老師對我說，黨老師拿著照片去質問李校長：憑啥說人家爸媽坐監獄了？還跟校長說：我班的學生有啥問題，你為啥不通過我這班主任，直接就找學生說？十幾歲個碎娃懂個啥？

史老師說完，哈哈笑說，老黨真夠這個！說畢伸出大拇指。

又過了幾個月，李校長犯生活作風的錯誤被調走了。黨老師特別告訴我這事，還說：以后就不要為這事有負擔，你爸媽是你爸媽，你是你。

這是我一生中經歷的第一次政治風波，黨老師替我遮擋了風雨。后來，我走入社會，屢經風雨，再沒有遇到像我的黨老師這樣的人能站在我身邊！

黨老師于我之恩，還在于他發現并啟發了我的才華，在小學五、六年級時，是我一生中成長速度最快的時期。

記得有一個周末下午，學校組織少先隊的大、中、小隊長去看一部電影，是什么“歷險記”?？赐觌娪?，我們排隊回校，臨解散時，大隊輔導員史老師忽然對我說：禮拜一升旗儀式時，你向全校介紹這部電影，還要說說觀后感。

我十分為難，卻不敢說“不”，猶豫間，我走進學校，來到黨老師宿舍門口。

那時，家屬宿舍在學校角落的一排房子里。黨老師剛剛挑回一擔水，正往門外的缸里倒；師娘在一旁洗衣服。

順便說一句，師娘從鄉下來，她比黨老師高半頭，壯壯實實的。黨老師常帶她上街，從不回避兩個人身高的差距。

看我來了，黨老師遞給我一個小板凳，自己坐在另一個小凳子上，順手拿起旁邊菜筐里的芹菜，邊擇菜邊問我有啥事？我囁囁嚅嚅地說著自己的為難。黨老師笑了，說：我當啥難事？這事能難倒你？

接著他說，你平時回答問題，表達得那么清楚；你作文寫得篇篇五分，敘述個電影有啥做不成？他教我，回去先把要說的寫下來，再記熟?！暗?，不是硬背，是記在腦子里，說話一樣，說出來！”他強調著，還一只手伸開，做了個手勢。最后，他一笑，說：“就像我講課一樣，從不翻備課本?！眅ndprint

我聽懂了。我想起他講課的樣子。我回家照他說的寫了，又反復記住。

但星期一，該我上臺講話了，我仍然緊張得手心冒汗，手里緊攥著稿子。我從隊伍最后向升旗臺走去，正好經過黨老師身邊。他一把抽走我手里的稿子，一揮手，小聲說：放開講，沒問題！

我毫無退路，只有勇敢地面對全校師生，一努力，竟聲音洪亮吐字清楚地講了一個電影故事，并贏得了一片掌聲。

從此，我變得口若懸河，多次參加講演比賽，并拿到好名次。直到我成年時站在講臺上講課，直到我兩鬢斑白在研討會上發言，我都是脫稿侃侃而談，這常使我得到“出口成章”的贊揚。這時，我都會記得和感激黨老師，他抽掉我手中稿子的一瞬間，那是如同讓花兒綻放的一瞬間，是為我排除膽怯、注滿信心和勇氣的一瞬間，他托舉起一個少年美麗的夢，開啟了我一生滔滔不絕的演講才能。

在黨老師當我們班主任的兩年里，我除了擔任少先隊大隊主席外，還是班長。黨老師經常毫不教條地教給我如何做人、如何工作。記得我們班有個非常調皮的焦同學。他經常在放學回家的路隊中搗亂，全然不把我這個隊長放在眼里。我們路隊經常因為他邊走邊玩，而不得不停下來等他，耽誤了一隊同學回家的時間。

我向黨老師告他的狀。黨老師非常耐心地聽我說完，問我：你知道他家的情況嗎？我搖頭。

于是，黨老師把焦同學家的情況告訴我。原來他父親打零工，母親臥病在床，每天勉力糊些紙盒貼補家用。焦同學不懂事、貪玩，一回家就得幫著糊紙盒。他不愿回家，總想在路上多玩會兒。

黨老師動員我說，你帶幾個同學，放學后到他家看看，幫著糊糊紙盒，做做家務，他或許就聽你指揮了。

我照做了。果然焦同學再不在路上搗亂了。我和幾個同學經常到他家幫忙干活，他在班上也變得守紀律了。

我們班在被學校評為先進班級時，在總結經驗時，特別以焦同學的轉變為例。黨老師對我們班干部說：要想領導人，先去打動人。這話，質樸而厚實，我記了一生，也用了一生。

小學畢業后，我離開了西安，來到北京，考上了女十二中，一上就是六年。

這是一所百年老校。解放前是一所教會學校，叫貝滿女中，創始人是教會的貝滿夫人。解放后，改為公立學校，命名為第十二女子中學。

在女十二中上學的六年，是我世界觀、品性、風骨形成的重要階段。

那是1952年，和我們年輕的共和國一樣，我們是踏著有節奏的步子走進女十二中的。圍著綠色松樹的操場，莊重的灰色小樓，庭院中如蓋的樹蔭，教室旁閃閃爍爍的小花……我們的初中生活，童話般地揭開了第一頁。

我們靜靜地坐在教室里等待班主任。我在心中勾畫著她的形象。事先早已聽到了關于她的許許多多的傳說：高中剛留校的優等生，十八歲，能指揮合唱，還會朗誦。

當她站在教室門口的一剎那，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人們常說的緊張和激動，然而從她那淺淺的一笑里，我感到一股自信的力量從她心中升起。我望著她——白衣、藍褲、短發，單調的色彩和樸實的氣質和諧地融為一體。我不記得她當時發表了怎樣的“就職演說”，只是當下課全體起立時，我從她那絕不威嚴的外表里，感到了一種威嚴的內在。我十分感嘆：她只有十八歲??！

這就是我中學時代第一個班主任——蔣雯先生。

我是她班上的中隊主席，調皮，驕傲。然而，卻由衷地崇拜著我的班主任。為了這個，我寫了一首詩，記不清詩里的句子了，只記得至少有二三十行。為了把這首詩獻給我的班主任，我在燈下一筆一畫地抄寫著，那張白紙上事先已用鉛筆打好了格子，抄完后，又畫上了黃色的小鳥、綠色的柳枝，還有雜花相映。當時，自以為極其漂亮了。第二天，在下課的間隙里，趁蔣雯老師剛剛走出教室，我便將那折得極方正的紙遞給了她，她竟問也不問地接過去。過了一天，也是在下課時，她小聲對我說：“那詩我貼在宿舍墻上了?！闭f完瞇著眼笑著。我并不懷疑她的話，但我卻固執地想要證明它。于是，一天自習課時，我借故溜出了教室，悄悄地走進那個靜靜的小樓——我知道蔣雯老師住在這里，我躡手躡腳地走著，因為這座小樓學生們并不應隨便進來。宿舍門虛掩著，輕輕一推，便閃出一道小縫，恰恰夠我一只眼睛向里張望。我一眼便看到那張整潔的小窗前的墻上，果真貼著我的“杰作”。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一個孩子幼稚的心，得到了這樣的呵護，那是何等快樂的事呀！

那時，蔣雯老師更主要的職務是少先隊的總輔導員，統領著全校的紅領巾們。她總是腳步匆匆，但又總是朝氣蓬勃。在大隊日時，她站在操場正前方的高臺上，舉起右臂，領著我們高呼“時刻準備著”！她那洪亮而充滿激情的聲音，會感染得我們熱血沸騰。在這個崗位上，她工作了八年之久，于是，在我的關于女十二中的記憶中，她永遠是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意氣風發的樣子。

我高中畢業后，上了大學，而后又走上工作崗位，但無論何時何地，我總能聽到她的消息，因為她桃李滿天下，又因為她的許多學生都那么由衷地愛著她、敬著她。

十年浩劫中，我曾在母校門口徘徊，到處可見的大字報，讓我心中無比美麗的校園，變得滿目瘡痍。我沒有看到蔣雯先生，或其他我熟悉的先生。一位校友告訴我：蔣先生是被“打倒”的走資派，大字報上說她“瘋狂地發展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說她在教育中大搞“人性論”，說她用“紀律”把學生變成“馴服的綿羊”。這所有在當時流行于社會的罪名，橫加于為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的蔣先生的頭上，她承受得了這份重壓嗎？我悵然地從母校門口離開時，心中竟陡然感到一陣悲涼，想到：如蔣先生這樣的許多優秀的老師們，就被埋沒在這層層疊疊的大字報之中了，我們心中的女十二中豈不也隨他們的埋沒而消失了！

十年浩劫的結束，讓我們去追尋第二個春天。此時，我們見到的蔣先生，已兩鬢染白，眼神中透出一種歲月鑄就的嚴峻，而那嚴峻的后面，仍是當年那種激情四溢，她和我們的母校一起經歷了一場生命的歷練。她又走到學校的領導崗位上，又用她洪亮的聲音感染著花朵般的孩子們。她不再如年輕時高呼“時刻準備著”，但她在總結半生的工作時，仍充滿激情地說：“少先隊是我生命中的一束火焰?！碑斔蔀橐幻髮W教師，主講《教育理論》時，她的“中學教育管理”的專題，最早導入的思考，就是從少先隊工作開始的。endprint

我在《十月》雜志擔任副主編時，曾覺得文學的覆蓋面很局限，因此和中學老師校友聚會時，很少說文學。但蔣先生卻令我意外地經常議論到《十月》發表過的作品。不少有我任責任編輯的作品，蔣先生都饒有興趣地去閱讀了。當長篇小說《廢都》獲得法國女評委文學獎，其作者賈平凹獲得法國最高文學獎時，蔣先生都是最早打電話給我的人，她那永遠洪亮的聲音，那由衷高興的心情，從電波傳導過來，其感染力依舊不減當年。當我出版了新書贈與蔣先生時，她臉上的笑容，總讓我想起年輕時的她，她用這種笑容面對著屆屆學生的成就。最近，我將剛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金色生命》贈給蔣先生，她手撫著書的封面，竟然說：“我會好好拜讀，你是我的老師?！碑敃r，我惶恐得難以言述，我看著她的白發，心想：這是一個怎樣的老師??！

是啊，這是一個怎樣的老師呢？——奮筆至此，我卻難以有個明確的結論了。這時，我忽然想起，1992年蔣先生從教四十年時，學生們為她隆重地慶祝。就在那時她朗讀了自己創作的一首詩。詩太長了，一共48行，但跳出來的句子，卻讓她自己和聽著的學生們不禁熱淚盈眶。她在詩中說：“我們每個人就像一棵樹，經歷了春夏秋冬?！彼f這棵樹，“曾在風雨中挺拔，也盡情地在陽光中瀟灑，獻給了人間營養，也帶給世界芬芳?！彼f，“最美麗的是事業地久天長?！彼f，“不求功名卓著，不慕榮華富貴?！彼f，“生命只要再有一分鐘未來，就讓它實現60秒的延伸，延伸出根再增加養分，延伸出果實去占有第二個春天?！弊x罷這些詩句，答案油然而出——這就是我們的蔣先生，也是我們所有的老師們的寫照，他們是我們心目中永遠的老師。

我曾經想過，蔣雯先生教我時間甚短，但她是我心中的“永遠”，她給我的難道僅僅是“勤奮工作、永不停步”嗎？

其實，在這八個字的后面，有一個堅強厚實的支撐，那就是一個人生命力的旺盛，如火山爆發、巖漿噴射一樣。

上帝在賦予蔣雯老師一切才華時，也把一個負擔給了她，那就是由于母親的日本人血統，而帶給她的矮小的身材。她只及我班小個子女同學的身高，排列在班級隊伍中等的同學，與她說話，都要稍稍低頭。她沒有美麗的臉龐，沒有濃密的頭發讓她扎成當時流行的辮子。但在一群比她身高的人們中，她永遠是那個聲音最洪亮、情緒最激昂，并能讓這群人跟在她后面齊步走的人，她永遠在精神上領導著她的同事們、同學們。這就是生命力，它能沖破一切外形的缺陷，讓你昂首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如今，女十二中已走過一百五十年的路程，在“文革”中改為男女合校的166中。無論它的稱謂如何變，但每次校慶時，各年級不相識的同學最多的相問是：蔣雯先生來了嗎？

這就是“永遠”，永遠的記憶，永遠的老師。

上高一時，我遇到了在我當學生的歷史中，對我最嚴的一位語文老師——余覺今先生，他在我作文本上留下的紅筆書寫的“4”分，成為我一生的警鐘。我習慣了在作文課上余先生把我的習作當范文讀，評點優長。但那一次，我惦著下課后的朗誦活動，寫作文時，筆下稍顯倉促，不想瞞不過余先生那雙眼睛，一個“4”分，落在我從小學到大學的作文史上，讓我終生銘記。

回想那次發作文時，我看到那個“4”分，頓感吃驚，心中還有些不滿。余先生讀著趙廣建（作家趙樹理的女兒）的作文，邊分析，邊從眼鏡框上看我一眼。他一定看到了我裝作漫不經心而實際心中不服的神情，就愈加分析廣建作文的細致之處。待他分析完了，我也心平氣和了，覺得自己的作文確有粗疏之處。

余先生從不正面批評我們，他溫厚待人，在修正我們的錯誤時，常常是點到為止，手下留情。比如，上課時，哪個同學走神兒了，他一定恰當其時地點名，叫你回答問題。然后不管你答對答錯，他都會輕輕地說聲“坐下”。我常被他點名，也常在他輕聲的“坐下”后，不敢再有造次。

余先生不茍言笑，師道在他身上體現著十分地尊嚴。但他的尊嚴絕不冷峻，他把師道的尊嚴，化作一種溫暖，緩緩地輸向我們，讓我們既感到師道的不可動搖的尊嚴，又感到那尊嚴中深厚的暖意。

比如，我們的文娛委員李維玲，多才多藝的一個女孩，卻從初中三年級起，讓作文像鐵柵欄似的擋住了路。她看了不少有關作文的書，每篇作文都費力地布局謀篇，但就是寫不好，分數也上不去。待到余先生教語文，維玲的作文仍無長進，她覺得自己在作文課上一定是余先生不予關注的學生。忽然，有一次余先生讓我們自由命題寫一個場面。這種看似簡單的練習，并不比一篇結構完整的作文容易寫。維玲苦思冥想，忽然想起自己經歷過的一次迎賓的場面：外賓如何滿面春風地出現，群眾如何自發地迎上去，孩子們跳著揮舞鮮花，女孩兒們辮子都甩起來……發作文時，維玲意外地看到了一個大大的紅“5”分。余先生長長的評語中，告訴她：寫自己熟悉的，寫生活中發生過的……從此，維玲面前那扇鐵柵欄移開了。她寫作文從此如她唱歌一樣歡暢。她在作文本前再不皺眉了，因為她知道，余先生關注著每個同學的每篇作文。

還有一個關于余先生的故事，主角是語文課代表張彥。這是個愛笑的女孩兒，一笑兩個酒窩，而常常這笑是被余先生引出來的。原來，余先生對課代表張彥的“指示”，總是用一張字條傳來。字條上工整地寫著：“張彥同學，×××同志沒交作業，請催交?！钡鹊?。署名永遠是字體漂亮的“余覺今”三字。余先生在寫好這張字條時，常在教研室從玻璃窗向外看，一見有我們班同學經過，他就兩步奔出教研室，讓我們把字條帶給張彥。這樣的次數多了，帶字條成為我們班一道風景。拿字條的人，一進教室，就大呼張彥，然后，當眾大聲讀著字條上的內容。最后，更大聲地讀著“余覺今”。這時，教室里一片善意的笑聲，張彥更是一邊笑出兩個酒窩，一邊忙不迭地滿教室收作業，然后，急匆匆地奔向余先生的教研室。我們班特別喜歡余先生的字條帶給我們的歡笑。小小的字條是那樣地將余先生的溫暖帶給我們。

在講著上面的故事時，張彥和維玲已經七十六歲，而我長她們一歲。我們爭著你一句我一句地講著，心情都回到那個屬于我們和余先生的時代，仿佛先生還在我們身邊。endprint

高中二年級時，我們的語文老師換成蔣震先生，他還是我們的班主任。

蔣震先生是我在前文中寫到的蔣雯先生同父異母的哥哥。師母楊中平，是與蔣雯老師同級畢業又同時留校任教的老師。他們一起在女十二中的園地里，培養著我們。

蔣震先生，也是不茍言笑，但表情中總帶著文靜的深意。他講課的風格，沉穩、發人深思，甚至在課文的激烈處，他也不加快語速或提高聲調，而是從不動聲色中，將他發掘的思想，輸送給你。

記得他講魯迅的《藥》，即使是刑場上的鮮血淋淋、人血饅頭的慘不忍睹，他也是用深沉的語調敘述著，絕不刻意渲染。只是一字一頓中，讓你體會到深處融入潛流的內涵。

他講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時，從范讀中，就清晰吐字，緩緩讀來，絕不用朗誦的腔調表演內容。一堂課講下來，這首長詩中的許多句子，我都可以背誦。

蔣震先生講課時的情感激越，常常在他龍飛鳳舞的板書中透露出來，這是他平息激動的時候，而他這樣的板書內容，又恰恰是他要傳送給你的激越情感。我在蔣先生教授語文的一年里，懂得了什么叫“潛移默化”；懂得授業者傳達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技巧，那在技巧之后的內質，才是影響我們一輩子的財富。

與余覺今先生一樣，蔣先生也從不正面批評我們，他不大注意我們外露的細節，卻一點也不放過對我們品質的修正和滋養。

蔣先生和我有過一次令我難忘的談話。起因是，我們班的一位鐘同學（化名），喜歡我的爽朗干練，而希望和我成為好朋友。但我偏不喜歡她的做作，也嫌她有哮喘病，終年喉中有痰，而有意地疏遠她冷落她。她苦惱地向蔣先生訴說了自己的心緒。于是，一個冬天的下午，蔣先生叫我到教研室，他和我圍爐而坐，他一邊用鐵通條撥開爐中的煤球，讓爐火旺盛，一邊拉家常地語調平平地直說鐘同學的苦惱。待聽完我的申訴，他娓娓而談，說友情對人生的溫暖；說一個人要學會和各種人相處才為俊杰；說一個人心胸如海，才能容得別人的不足，而生活在相互通融中……

那次談話，必是我終生該銘記的。因為我當時就體會出了蔣先生的細致用心：他是用鐘同學的事作引子，把我引入一個做人的大境界中。而這正是那時的我的缺陷。

蔣先生是位博學、并因博學而眼界開闊的人，他經常拿些課外的文章讀給我們聽。一次，他拿著吳祖光先生的文章讀給我們，吳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抨擊一個解放軍用槍擊斃一只猴王的事。

這件事是蔣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去世時，我班的同學倪乃先想起的。而讀那篇文章后不久就是“反右”，那時我們聽說，如果女十二中的右派數目再增加，蔣震先生一定忝列其中。

說到“反右”，我又想起那位鐘同學。蔣先生那樣關顧著她，去說服我以友情為重后，鐘同學竟在“反右”中給蔣先生貼大字報，批判他的“資產階級思想”等等。那時，我們的風雨操場里，掛滿了大字報，“反右”之風吹遍這個一向平靜的百年名校。我沒有問過蔣先生在看到鐘同學的大字報時作何感想，但我看到那時老師們又開會又看大字報，卻又如平常那樣給我們上課。蔣先生仍如以往，手指捏根粉筆，腋下夾著備課本，走上講臺，用他那永不改變的聲音，沉靜而和緩地講著詩文。我相信，那時他有一個強大如海的內心。

或許在我筆下，只觸到蔣先生的沉穩。其實我們有時也會看到他的活躍，那是在球場上。才藝多樣的蔣先生會打網球、踢足球等。而在學校的籃球場上，他的表演，則成了我們班的驕傲。那時，體育老師為了訓練?；@球隊的女孩子們，常將男老師臨時組織起來，與校隊展開對抗賽。這時，蔣先生就是教師隊的主力，而我班的倪乃先，又是校隊的主力，看他倆在場上互不相讓地奪球，是我們全班最開心的事。我們在場外，一會兒為蔣先生加油，一會兒又為乃先鼓勁，把場外攪得喊聲此起彼伏。那時場上的蔣先生，身手不凡，對乃先毫不相讓。真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蔣先生，或者說，看到了一個內心十分豐富的蔣先生。

聽到蔣先生去世的消息時，已經是上個世紀末。我打電話給師母楊先生，問及為何蔣先生病重時沒有告訴我們。楊先生嘆曰：他不讓，他病得變了樣子，不愿別人看到……

我相信這定是蔣先生的心跡，一個那樣直立而尊嚴的人，到死也是尊嚴的。

當我未曾在上一段的末尾畫上句號時，時間的隧道載我駛向七十多年前的時光，我沉浸在做少年和青年時的興奮中，我眼前微笑著的是我的許多老師，我快步奔向他們，表現著我年少時的歡樂。然后，當我為上一段畫上句號時，我從時間隧道里驟然返回，但現實并不凄寂，因為我帶回了七十年前的那片陽光。我的許多老師至今早已離世，在這篇文章中寫到的老師中，只有蔣雯老師健在。但我的懷念，并不哀切，因為我懷念的師長們，都化作一片陽光，照耀和溫暖著我和他們所有的學生們，我們只要翻開記憶的這一頁，就會看到這片永遠燦爛的陽光。

附：《心中的一片陽光》

小學五、六年級，我在西安第二實驗小學完成了我最初的學業?！岸崱笔沁@個學校的簡稱，它位于夏家什字。因此，解放后改名夏家什字小學。以后，我離開古城西安，四十年未能回去過。上世紀90年代初，我因公回到古城，曾尋找我家的舊址和“二實”，但竟然沒有找到。

近幾年，我驚喜地從百度地圖上找到了夏家什字，并順蹤看到標示出的“蓮湖區第二實驗小學”，再向西尋，看到了我小時上學必經的“白鷺灣”。繼而前行，竟然找到“南馬道巷”的標志——這是我家在西安時的舊址。

這一系列的尋蹤，讓我萌發了年過古稀再回古城的動意，我知道我很難找到七十多年前的遺跡，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當年的那種氣味——清新、溫暖，永遠充滿生氣的氣味。

至于我的中學——女十二中，它就在眼前，北京東城區燈市口大街。但我不僅找不到當年的遺跡，連當年的氣味也蕩然無存。

這所創立于1864年的百年老校，如今在樓頂的最高處，用霓虹燈標出一條歷史的線路：“貝滿女中——女十二中——166中?！?/p>

原來的初中部，在燈市口大街上，現已劃歸他校。原來的高中部，在大街東口的同福夾道里。在近旁景山學校新興校舍的對比下，它已顯不出舊時的風光來。

當它被叫作貝滿女中和女十二中時，許多東城的顯貴，尤其是大知識分子，都把子女送到這里。冰心老人就曾是這里的學生。她對母校情意深篤。晚年時，她因身體情況，常常謝客，但卻囑咐保姆：只要女十二中來人，一定要見。我得此便利，多次拜訪她老人家。有一次，她聽說，已經改稱為166中的母校，要合并到景山學校去，急忙向我們打聽原委。待知道只是傳聞時，才松了一口氣。還囑咐我們說，倘真有此事，需要寫信申訴，她一定要參加。

解放后，私立貝滿女中交付人民，改為公立學校，排列為第十二女子中學。那時，北京有女校十三所，大多數都是人所向往的好學校。同時亦有男校若干所，男女合校若干所。治校各有所長，各校自得其所。

不幸，在“文革”中，所有女中、男中，一律被革除，而改為男女合校。女十二中也被排列為166中。這個“革命”的決定，不知出自何人，但它正經受著歷史和時間的檢驗。今天當我們的教育面臨問題重重的現實中，或許女校、男校的恢復，是提不到日程上的。但當時間無情地向前推移時，它的正誤的鑒別還會很遠嗎？

2014年，當以166中的名義紀念“貝滿女中——女十二中——166中”建校150周年校慶時，主席臺上出現了一位美國人，他是貝滿女中創始人貝滿夫人的后代。他從美國遠渡重洋來到這個由他的先輩創立的百年老校，他帶來了什么信息？他的滿臉的笑容，能給我們以答案嗎？

責任編輯 張頤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