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袁可嘉“新詩現代化”與英美新批評的“中國化”

童一菲

摘要：

20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詩壇，以卞之琳為代表的現代詩派和穆旦為代表的九葉詩派拉開了新詩現代化的序幕，“九葉”之一的袁可嘉不僅創作詩歌，同時還建立了自己的詩論體系。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袁可嘉的創作和研究興趣從西方浪漫派詩歌轉到現代主義詩歌，新批評理論對其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袁可嘉詩論中心“新詩現代化”入手，探尋新詩現代化與英美新批評理論的淵源，并討論袁可嘉如何將英美新批評理論“中國化”。

關鍵詞：現代化；戲劇化；新批評

中圖分類號： I207.2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7）05009604

新批評理論是英美現代文學批評體系中的主力軍。它發生于20世紀二十年代的英國，于三四十年代在美國發展到高潮，五六十年代遭遇發展瓶頸，盛行數十年之后，最終在苦苦捍衛原則的戰役中落敗，逐漸消亡。但毫無疑問，新批評“文本中心論”的文藝原則，堅持回歸文本自身的藝術態度，以及諸多行而有效的分析技巧都使其歷久彌新，形散而神不散，“像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依然在指揮著我們”[1]。新批評的幾位理論大師都與中國淵源頗深，其理論也一直或潛移默化或顯而易見地影響中國新詩的發展。20世紀四十年代，瑞恰慈任教清華，燕卜蓀授課西南聯大，以卞之琳、葉公超、朱自清、袁可嘉、錢鐘書等為代表的幾代詩人、作家、理論家開始學習研究新批評。八十年代，新批評“低調地深入了新時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在既往那種滿足于對文學文本做直接政治經濟大而化之的批評而不及其余的舊習之外，新批評式的文本細讀漸成文學批評和鑒賞的常例?！薄白?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批評的張力、反諷、復義、悖論等概念，其細讀的觀念，已經悄然改變了中國學者的分析方式和批評用詞?！盵2]新批評在中國的兩個時期發展迅猛，引人注目，打破了韋勒克“過于局限于英語世界，幾乎可以說是地方性的”的定義。在古老的東方國家，新批評理論尋找到了新的土壤。

一、 中國現代詩學的發展

中國新詩自“詩界革命”萌芽，經最初白話詩的倡導，在逐步摸索中悄然發展，從最初的白話詩改革，到漸成風氣的浪漫派、現實主義派，中國新詩在不斷“掙脫”和“回歸”古典詩歌藝術的道路上苦苦掙扎。最初詩人與評論家身份相互雜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等均有關于詩歌理論的零星火花迸濺，但大多只是較多地強調詩歌語言和無拘無束的感情釋放，并未涉及詩性規范、詩歌藝術特征。此時西方現代詩學開始大量傳入中國，引起了革命者們對傳統詩學的反省與批判，同時深厚的傳統詩學底蘊又在潛意識、深層次地影響著他們，于是周作人在理解西方表現理論會聯系到“詩言志”，現代主義詩學中經常出現的“象征”“意象”“隱喻”等都不免使他們聯想到中國傳統詩學中的“比興”。隨后，中國詩壇出現了兩股對立競爭的潮流，即“‘向內轉（回到自身）與‘向外轉（面向社會）、‘純詩（把詩當作詩）與‘非詩（把詩當作工具）的兩種詩學潮流并立、對峙的局面，這不僅是現實社會情勢作用的結果，而且也是詩歌內部規律的必然趨勢?！盵3]一種新的詩學流派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之下誕生——革命現實主義詩學。它經歷了普羅詩派—中國詩歌會—密云期詩人群的發展階段，最終著眼于怎樣適應工農斗爭，怎樣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外部規律，力圖從詩歌革命性、戰斗性等方面取得突破。另外一股潮流就是由新月派、象征派直至現代派前后形成的“純詩化”詩學潮流。這一潮流的詩學家們都經歐美文學浸染，在黑暗混亂的環境中不免躲入藝術的殿堂，這雖然使得他們的創作和理論都不免脫離現實，但也同時強化了對藝術，對純詩的技術性追求。朱自清在《抗戰與詩》里用“鉆回了它的老家”來解釋這一現象。新月派里聞一多的《詩的格律》，陳夢家的《新月詩選序》，象征派穆木天的《譚詩》，王獨清的《再譚詩》，以及現代派詩論家梁宗岱的《關于象征主義》，戴望舒的《詩論零札》等，都是這一時期詩歌理論探索的重要成果。到了四十年代，隨著沖突的不斷積累不斷論爭，以及全民爭取獨立解放的大潮流興起，詩論也呈現大融合的局面。艾青、胡風、朱自清、朱光潛等，都從各自的獨特的個性出發，整合其他潮流產生新的更綜合更具有包容性的詩論。而各個詩歌流派如七月派、九葉派、延安詩派等，也都不同于二三十年代流派之間的尖銳對立，轉而在某個方面與其他流派相通，遂形成融合的大格局。引人注目的是，袁可嘉于四十年代后期接連發表詩論，討論“新詩現代化”，這不僅“促成了新批評在中國語境中的嫁接與改頭換面的成活，并成為中國詩論從古典走向現代的重要標志?！盵4]

二、袁可嘉詩論與英美新批評

“新詩現代化”是袁可嘉詩論體系的主干。他在《新詩現代化》及《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中“從抽象理論和技術運用的兩方面分析新詩現代化的實質與意義”[5]：“現代詩歌是現實、象征、玄學的新的綜合傳統”，即“這個新傾向純粹出自內發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現實表現與對當前世界人生的緊密把握，象征表現于暗示含蓄，玄學則表現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強烈結合及機智的不時流露?！倍凇靶略姮F代化”的技法上，袁可嘉認為“現代詩人從事創作所遭遇的第一個難題，是如何在種種藝術媒介的先天限制中，恰當而有效地傳達最大量的經驗活動”，他從“最足以代表現代化傾向”的杜運燮的兩首詩出發總結出四條“植基于忠實而產生的間接性表現”：一是“以與思想感覺相當的具體事物來代替貌似坦白而實圖掩飾的直接說明；”二是“第二種間接性的表現存在于意象比喻的特殊構造法則”；三是“第三種間接性的表現存在于作者通過想象邏輯對于全詩結構的注意”；四是“第四種間接性表現于文字經過新的運用后所獲得的彈性與韌性”[5]，于是“新詩現代化”的粗略輪廓就這樣被勾勒了出來。

在具體的創作方法上，袁可嘉在《新詩戲劇化》及《談戲劇主義——四論新詩現代化》中提出了“新詩戲劇化”的觀點，分析了戲劇主義理論產生的原因和可操作性，“仿佛已為自己來年的摸索做了個暫時的結論?！?948年發表的《詩與民主——五論新詩現代化》是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將民主視為一種“文化形態”，并將其中的不同與和諧這樣描述：“‘不同是民主文化必需的起點，‘和諧是民主文化理想的完成，無前者決無后者，僅有前者也沒有多少用處?！蹦怯秩绾螐脑甲呦颥F代？袁可嘉從五個方面論述，涉及“現實”“詩的經驗”“包含的詩”等小的分支，其詩論也跳出了單純的詩歌理論的圈子，轉向構建“全面的文化的革新”的較大格局。endprint

細究“現實、象征、玄學”和“詩歌戲劇化”理論，不難發現其中隱含的新批評的影子，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瑞恰慈“包含的詩”的觀點影響。瑞恰慈將詩分為“包含的詩（inclusive poetry）”和“排斥的詩（exclusive poetry）”，認為“一般情況下互相干擾、互相沖突、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沖動，在詩人身上結合成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而顯然“排斥的詩”則盡力去滿足或表達某一種明確的態度或情緒，不可能成為“最偉大的一類詩歌”，浪漫主義、感傷主義即是如此。而反觀艾略特等人的詩歌，則是包含了最復雜、最矛盾的沖動與經驗，遂而獲取一種極富現代性的詩歌審美體驗，這種 “最大量意識狀態”就是“人生價值的高低即決定于調和沖動的能力，那么能調和最大量、最優秀的沖動的心神狀態必是人生最可貴的境界了，這就是他們所謂‘最大量的意識狀態，而他們認為藝術或詩的創造都具有這種功能”，而要達到“最大量意識狀態”這一要求，則需要詩人嘗試“戲劇化”的努力，并完成一種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詩經驗的過程。袁可嘉提出了三種途徑來解決新詩“轉化過程的欠缺”的問題，一是“盡量避免直截了當的正面陳述而以相當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與情感”；二是“努力探索自己的內心，而把思想感覺的波動借對于客觀事物的精神的認識而得到表現” （以里爾克為例）；“通過心理的了解把詩作的對象搬上紙面，利用詩人的機智，聰明及運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們寫得栩栩如生”（以奧登為例）；“干脆寫詩劇”；三是“無論想從哪一個方向使詩戲劇化，以為詩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須擊破?！盵5]這些方法都是袁可嘉基于20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詩壇的極端現象提出的，他認為這些過于“壯麗”的詩篇和尋求“壯麗”的趨勢實是混淆了詩之所以為詩的本質，是“沒有一種理論危害比放任感情更為厲害，不論你旨在意志的說明或熱情的表現，不論你控訴的對象是個人或集體，你必須融合思想的成分，從事物的深處、本質中轉化為自己的經驗?！盵5]顯然，艾略特之“客觀對應物”的理論對其影響頗深，不主張直接表達感情、意志、傾向性，避免對感情的直抒胸臆，轉而表達可感的經驗性，這些都轉化為袁可嘉對于“詩經驗的轉化”的提出和表達。

三、袁可嘉與英美新批評的“中國化”

西南聯大求學之時，袁可嘉開始接觸英美新批評。他最初逡巡于浪漫主義的城堡，沉迷于濟慈等人的詩作，后來“卞之琳和馮至的詩把我引入了一個新天地，同學們中穆旦、杜運燮、鄭敏、王佐良等人的作品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對校園內現代派的興趣很自然地引我去接觸歐美的現代詩，于是艾略特、龐德、葉芝、奧登、里爾克、瓦雷里等成了我的新寵，逐漸覺得他們的詩藝很有助于解決我們新詩中概念化、教條化的流弊”[6]再加上瑞恰慈、燕卜蓀、白英的影響，袁可嘉就此和現代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但袁可嘉之所以成為詩論大家并非僅由于其捕捉到的西方先進理論，而是把西方理論根植于中國土壤，將其成功“中國化”才是他詩論的最精彩之處。

“現實、象征、玄學”是袁可嘉認為的新的詩歌綜合傳統，而“現實”一詞就是袁可嘉將新批評“中國化”的最顯著體現。英美新批評家們將所有的精力投入于“文本”本身，是對當時文壇風氣的扭轉和改變，而四十年代的中國詩壇剛剛經歷過“向內轉”和“向外轉”的尖銳對立，再有民族解放為題的大背景，任何作家理論家都不能也不會完全拋開現實環境而投入純理論純文學的象牙塔。袁可嘉對 “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這樣理解：所謂“人的文學”，“就文學與人生的關系或功用說，它堅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學作為一種藝術活動而與其他的活動形態對照著說，它堅持文學本位或藝術本位”；而“人民的文學”，“就文學作為一種藝術活動而與其他活動（特別是政治活動）相對照說，它堅持工具本位或宣傳本位（或斗爭本位）”，顯然二者之間處于互相對立的矛盾地位，袁可嘉將二者整合起來，最終表述為“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則下我們必須堅持人的立場、生命的立場；在不歧視政治的作用下我們必須堅持文學的立場，藝術的立場?！盵7]英美新批評所面對的簡單的外部環境在中國變得復雜，“本體論”“文學工具論”的矛盾經由中國理論家的調和才得以順利解決，新批評理論才得以繼續生根發芽。

另外，袁可嘉也十分注意“新詩現代化”與“西洋化”之間的區別?！靶略姮F代化”并非是為了追隨西方詩歌而產生的理論，“并不與新詩‘西洋化同義”?！皬淖畋砻娴囊饬x說，‘現代化是指時間上的成長，‘西洋化是指空間上的變易；新詩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這個空間不是也不可能變為那個空間，而新詩之可以或必須現代化正如一件有機生長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蛻變的自然程序，是向前發展而非連根拔起?！盵5]在袁可嘉這里，引起詩論思考的并非關注和追尋最新的西方詩歌動向，而恰恰是來源于中國新詩自身發展的事實。所以袁可嘉在引入外來詩學觀念時并不注意其完整性，而是目標明確地針對中國新詩發展提出相應的理論，他完成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中國化”的最初步驟，也帶領中國新詩從理論層面成功轉型。

20世紀八十年代，在西方文藝理論蜂擁而至的大潮之下，現代主義被完整地譯介至中國，也引發了新批評在中國的第二次“熱潮”?！凹氉x”“反諷”“復義”“悖論”也為當時的中國詩歌乃至文學發展帶來了新的天地。作為一種精彩的“切入”文本的方法，新批評理應受到應有的贊美，可當新批評理論遭遇中國現實，加之其固有的理論缺陷，新批評的中國化道阻且長。如此看來，袁可嘉運用新批評對中國新詩的轉型必要且精彩，同時，誠如趙毅衡、姜飛所言：“新批評正在切實地影響中國文論，但是，只有在經歷了中國學者深刻的研究、領會和改造之后，只有在中國的文學批評實踐和文學教育開始貫徹其精神之后，新批評才能真正參與建構中國文論的新秩序?！盵2]

參考文獻：

[1]趙毅衡.重訪新批評[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2]趙毅衡，姜飛.英美“新批評”在中國“新時期——歷史、研究和影響回顧[J].學習與探索，2009，（5）：201-205.

[3]龍泉明.中國現代詩學歷史發展論[J].文學評論，2002，（1）：51-61.

[4]姜飛.新批評的中國化與中國詩論的現代化——對袁可嘉40年代詩歌理論的一種理解[J].欽州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3，（3）：56-61.

[5]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M].上海：讀書·新知·生活三聯書店，1988.

[6]袁可嘉.我與現代派[J].詩探索，2001（Z2）.

[7]袁可嘉.“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J].華北日報·文學副刊，194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