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批評范式與當代紅學的發展

··

李希凡批評范式與當代紅學的發展

·趙建忠·

1954年的《紅樓夢》大討論對以后紅學及古典文學格局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毋庸置疑，李希凡是紅學史上不可回避的人物，他代表的批評范式在相當程度上拓展了《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空間。站在今天的學術高度，拂去歷史煙云重新審視兩個“小人物”的文字，不能因為他們難以走出特定時代條件的局限及由此帶來的文章粗糙之處，就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將其一筆抹煞。本文對當代紅學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與反思，指出李希凡批評范式不僅在當年對胡適考證派紅學的弊端具有全面解構作用，即使在改革開放后，對紅學界碎片化、娛樂化的“揭秘”“猜謎”式研究尤其是遠離文本的某些“研究”亂象也是種有益的反撥，文章最后對當代紅學走向進行了期待視野中的前瞻展望。

批評范式 紅學史分水嶺 學術增長點 詮釋維度

屈指算來，1954年那場紅學大討論已經過去了一個“甲子”，而作為歷史當事人之一的李希凡先生也由一位青年學人變成90老翁。無論后人對當年那場紅學運動做何評價，不可否認的是，由兩個“小人物”引發的那場運動無疑是紅學史上的重大事件，而這個事件對以后的《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格局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以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取得正統地位為標志，1954年也就成為了《紅樓夢》研究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有研究者寫的關于那場紅學大討論的專著直接將“1954”字樣嵌在書名中①，足見這個年份標識的特殊含義；今天，拂去歷史的煙云重新審視當年那場紅學大討論，回顧、反思當代紅學的歷程并對其走向進行前瞻式展望，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李希凡批評范式是當代紅學的邏輯起點和轉型標志

學術界形象地將兩個“小人物”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寫出的文章稱為“可貴的第一槍”，這個比喻在大部分學人中基本達成共識。當然，也頗有爭這個“第一槍”的射手為誰者，如曾有人撰文指出，某研究者在某報刊上發表的類似文章要比李、藍文章早若干年甚至統計出該文發表的具體年月，當然不排除此種可能性，然而弄清某些細節還不是這一宏觀問題的關鍵。進一步需要說明的是，長期以來，人們誤以為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去研究《紅樓夢》等優秀作品，一定是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之后，這種主觀臆斷乃是想當然的誤解。實際上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涌入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文藝思潮，其某些話語早已被當時的學術界嘗試運用，只是尚未普及而已，僅僅是作為一個學術派別被先進知識分子加以引進介紹。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才可能取得主流和正統地位。坦率承認這一點，絲毫不影響兩個“小人物”文章不可替代的學術史意義。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雖也曾出現過若干運用唯物史觀去分析《紅樓夢》的著述，但總體上看，那些文字既不系統也不夠深刻，因此很難切中胡適新紅學研究范式的要害。最主要的，是那些著述中的思考沒能形成廣泛、持久的社會影響，也就不可能以新文藝思潮面貌出現而形成迥異于前人的紅學范式。誠如梁啟超所言：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后，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②

倘若按照上述的價值尺度去估衡紅學史上的諸研究范式，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第一次引發社會影響的重大紅學建樹，應該是紅學索隱派與考證派的交鋒對壘。蔡元培通過《紅樓夢》研究期望達到“反滿”政治目的，所謂“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而胡適則通過解構紅學索隱的舊范式去張揚其新的“科學方法”，他們都與自己所處其中的“時代思潮”合拍，因而其紅學著述引起國人共鳴是必然的。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新舊紅學此消彼長，甚至還包括如前所說的運用唯物史觀闡釋《紅樓夢》的著述，都沒有對社會產生巨大的沖擊波，因而其學術影響自然有限。直到1954年9月1日，山東大學的《文史哲》發表了李希凡、藍翎與紅學權威俞平伯商榷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并發表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指導思想的紅學社會歷史批評范式才備受囑目，從而在相當層次和范圍內展開了《紅樓夢》研究方法大討論，由此揭開了紅學史上新的一頁，標志著《紅樓夢》研究由近現代以來占統治地位的考證范式轉型進入了當代史的新階段，李希凡紅學批評范式的確立，就是這種轉型的重要標志。

還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不是從當年李、藍文章的總體意義出發去評論這一文化事件，而是熱衷于挖掘些碎片化的“史料”去進行所謂的“揭秘”，試圖“還原”1954年紅學事件的“來龍去脈”，既無聊也歪曲了歷史真相。至于認為李、藍文章是有意迎合主流意識形態從而受到最高領袖重視，憑借這種偶然的“運氣”才僥幸一舉成名，更是皮相之見。不錯，兩個“小人物”確實趕上了常人難逢的特殊年代，但歷史機遇不會無緣無故降臨到任何人身上，而只能青睞有準備的人。實際上在那場紅學大討論之前，還是青年學生的李希凡本人已經在《文史哲》刊物發表過《典型人物的創造》《略論水滸評價問題》等重要文章，在學界已嶄露頭腳，而且李希凡自幼接受了古典小說的啟蒙熏陶，他15歲前已經讀過很多古典小說，以后還幫助姐夫趙紀彬(哲學家、教育家)筆錄了一些艱澀的理論書籍，同時閱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原著，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藝觀，并且一旦形成，始終不渝。正是由于以上的作品閱讀和理論積淀，才為他與藍翎合作《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做好了充分的寫作準備，因此絕不是一時的突發奇想就構思出了與紅學權威俞平伯商榷的文章，應該說兩個“小人物”的脫穎而出，是個人機遇與歷史潮流的交匯契合，偶然性中蘊含著深刻的必然。不錯，李希凡因此成為那個時代的弄潮兒，但他絕非偶然飛濺的一朵浪花，不是流星劃過或曇花一現的時代大潮中的匆匆過客，經過半個多世紀風云變幻的歷史檢驗，《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中很多有價值的學術思想至今仍然沒有過時，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此文是檢驗當代紅學的邏輯起點和探討新世紀紅學走向的歷史前提。

二、李希凡批評范式的紅學史檢驗

放到200多年的紅學史歷史長河中去檢驗，評判一種研究范式的學術史價值，就要從學理上去檢驗李希凡紅學批評范式的真正價值所在。而評判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其是否切中了舊研究范式的要害，在此基礎上，還要考察其建立的研究范式中包含了哪些新的質素？簡言之就是如何在“破”和“立”這兩個方面體現出新的學術增長點，為此有必要回溯一下李希凡之前的主要研紅范式。

從曹雪芹創作《紅樓夢》起步，包括他的親密合作者脂硯齋在抄本上作的自賞型評語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導讀型評點，還有重點探究《紅樓夢》“真事”的索隱紅學，紅學史上一般稱這段歷史時期的《紅樓夢》研究為古典紅學階段，原因是清代紅學評點、索隱均是以文本為依托的傳統解經模式。從時間上看，脂硯齋評批《紅樓夢》比較早，并且由于批語提供了大量的有關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背景材料特別是80回后佚稿情況，因此顯得彌足珍貴，但受文獻材料的限制，脂硯齋是誰目前尚未弄清楚，并且脂批文出眾手，水平參差不齊，學術界還存在著脂本與程本孰先孰后的公案，此處暫不枝蔓。就傳播受眾面的社會影響而言，清代紅學評點派的典范作品其實并非脂評而主要是道光以后附在120回《紅樓夢》印本上的文字，如著名的王希廉、張新之、姚燮“三家評”等，評點派對《紅樓夢》藝術尤其是結構方面的分析，確實是非常精辟的。當然，由于紅學評點還停留在隨感、印象式雜評階段，特別是由于沒有受過“新紅學”的洗禮，沒有紅學版本意識，盡管這種評論是從《紅樓夢》文本出發，但一般都將《紅樓夢》前80回與后40回混為一談，導出的論斷也就缺乏科學性。另一方面，清代紅學評點由于形式本身的瑣碎難成系統，嚴格說尚未形成真正的紅學范式，因而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不屑于將其視為批判對象而僅鎖定紅學索隱派為“破”的靶標，這也說明索隱派確實是舊紅學史上最具有范式意義的流派，其路數是認定《紅樓夢》為一部隱去真事的清朝野史。索隱派的暢行固然離不開清末“反滿”的特殊時代背景，但從文化淵源上考察，它的產生還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索隱派走的是“今文經學”的治學路數，“今文經學”對“五經”中的《尚書》《春秋》等史書的闡釋有其合理性，探求本事、史料還原，也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然而運用到文學領域如對《詩經》的解讀，就有以意逆志、牽強附會之嫌。索隱方法引入到紅學領域后，出發點本欲制約文本釋義的發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文本情節的考證，并進而去挖掘文本的微言大義，站在今天的角度，倒是接近紅學界倡導的“回歸文本”立場，但由于受“今文經學”治學路數的影響，這一派很容易在解釋文本時陷入誤讀和主觀臆測，反而離文本真相愈來愈遠?！都t樓夢》人物極多，情節又極豐富，這就決定了索隱家們“索”出來的所謂“本事”極其有限，而且就已索出者來看，也常常顧此失彼，不能自圓其說。其實不管《紅樓夢》中存在多少真實的歷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形成了新的意義單位，與原來的所謂“本事”反而無涉。正是由于索隱紅學范式難以擺脫的理論困境，才擋不住胡適新紅學范式的摧枯拉朽。胡適研紅范式不但搖撼了索隱派的全部文獻基礎，而且在“破”的基礎上更有“立”，即憑著曹雪芹家世生平材料的不斷發現，通過改造乾嘉舊學派并吸收杜威“實驗主義”哲學而建立的迥異于索隱的新紅學范式，使紅學史步入近現代階段，這應該算紅學第一次質的飛躍，用顧頡剛為老友俞平伯《紅樓夢辨》做序時所說的，就是“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筑”③。也正因為如此，后來居上的考證派新紅學比起索隱派舊紅學，更能贏得人們的信任。

當然，對考證與索隱這兩種紅學范式的反思，迄今為止，表述最為簡潔醒豁、深刻全面的，還是新紅學創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閑評》中講過的一段話：

索隱派憑虛，求工于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于考證……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④

這反映出老一輩紅學家對自己研究路徑深刻反思后形成的思維亮點，同時也顯示出“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式在古代小說研究界的根深蒂固。其實直到今天，也還在一個不小的研究者群體中發揮著作用，當代紅學新索隱的復活，著名作家劉心武“秦學”的大行其道，便是明證。

美籍華裔學人余英時在其《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長文中，引入了庫恩關于科學革命的理論：

科學史上的“典范”并不能永遠維持其“典范”的地位。新的科學事實之不斷出現必有一天會使一個特定“典范”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失靈，而終至發生“技術上的崩潰”(technicalbreakdown)?！C導向革命；新的“典范”這時就要應運而生，代替舊的“典范”而成為下一階段科學研究的楷模了。⑤

余英時先生結合庫恩理論對近代紅學的發展進行了具體考察，他認為胡適1921年發表的《紅樓夢考證》標志著紅學史上一個新“典范”的建立，所謂“典范”，就是本文所指的范式。這種紅學范式延續了30余年后，終于由其燕京大學的弟子周汝昌1953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證》而集其大成。從操作方式上看，這一派是通過考索曹雪芹的家世去闡釋《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因此余英時先生又認為“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⑥，“考證派這樣過分地追求外證，必然要流于不能驅遣材料而反為材料所驅遣的地步，結果是讓邊緣問題占據了中心問題的位置”⑦。撇開余英時先生對《紅樓夢》考證的偏見，他的上述言論，應該說對“新紅學”范式的剖析可謂洞若觀火。當時光進入1954年，實現紅學轉型的重任便歷史地落在了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身上，他們《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比余英時先發表整整20年，“破”中有“立”，實際上早已擊中了“新紅學”范式的要害。胡適將《紅樓夢》視為曹雪芹的“自傳”，同紅學索隱派的爭論僅局限在考證《紅樓夢》究竟是寫人還是寫己這個較小的范圍內，并沒有把這部偉大著作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研究，因此由他創立的“新紅學”范式所開拓的新路是非常狹窄的，“自傳說”這個基本結論畫地為牢，既是這個范式的起點同時也是它的終點，以后這一派的工作，主要就是找更多的材料來證明其結論罷了，足見“新紅學”是一個封閉的學術體系。我們應該看到，1954年由兩個“小人物”引發的那場運動從根本上扭轉了紅學發展的總體走向，是他們引導紅學走出了“自傳說”的危機，同時樹立了新的范式，為紅學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新路徑。對兩個“小人物”的歷史貢獻，我們今天無論怎么評價都不算過分。余英時先生文章中也未否認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在摧破自傳說方面，斗爭論是有其積極意義的”⑧，但他同時又武斷地認為兩個“小人物”的紅學觀點“是根據政治的需要而產生的，它不是被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innerlogic)所逼出來的結論”⑨，“斗爭論雖可稱之為革命的紅學，卻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第二個‘革命’取庫恩之義。)其所以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是因為它在解決難題的常態學術工作方面無法起示范的作用”⑩，甚至認為“它不但沒有矯正胡適的歷史考證的偏向，并且還把胡適的偏向推進了一步”，這種看法就未免偏頗。余英時先生這里所指“革命的”紅學或他比喻的所謂“斗爭論”，其實屬于社會歷史批評派范疇，這種批評范式與我國傳統的側重微言大義的“宋學派”一脈相承。當然單純的線性描述尚不能完全解釋紅學從“考證派”向“社會歷史批評派”范式轉換的根源。上世紀50年代勃興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與“五四”以降西方文藝思潮的涌入有關，實質上卻可以溯源于19世紀以前較為重視作品與時代關系的那種批評范式。強調作品與時代背景的關系，并沒有什么特別不合理之處，如果離開歷史、社會而像考證派僅從作品本身尋找答案，或像西方“新批評”那樣封閉文本，人物形象也就變得難于理解甚至解讀流于隨意性，這方面，恰恰是李希凡紅學范式對“自傳說”的可貴反拔，對當代“新批評”也具有補偏救弊之效。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研究范式只強調“作者”與“版本”兩項，雖然也提及“時代”，但僅是一筆帶過，并沒有取得什么驕人的研究實績。對“時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重要貢獻，不容抹煞，可以說，李希凡批評范式在相當程度上拓展了《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空間。李希凡是紅學史上難以回避的人物。我們必須承認，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之所以能凌跨新舊兩派紅學而一枝獨秀，主要是對《紅樓夢》全新的價值判斷特別是那種新的治學方法，對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學研究范式確實具有一舉扭轉乾坤的意義，對于考證派獨霸紅壇的歷史而言，它也確實構成了一場“紅學的革命”，作為一種可能的研究角度和認知方法，“社會歷史”內容在《紅樓夢》中的具體描繪其實也并不外在于“紅學”的內在邏輯，而恰恰是對胡適紅學范式所做的重要補充，從而也必然能起到解決《紅樓夢》研究具體難題的常態學術工作方面的示范作用。還要指出的是，正是基于胡適的曹雪芹“自傳說”而形成的紅學范式遠離《紅樓夢》文本這個軸心，才促使兩個“小人物”《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的研究從側重作家身世考證的“外學”轉向注重《紅樓夢》文本闡釋的“內學”，這個“轉向”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僅從這個層面上評價，我們也可以說，不管1954年那場劃時代的紅學運動有多少偏頗或不足，但著重對文本闡釋的研究路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即使放在今天，紅學界有識之士還不斷發出“回歸文本”的呼喚，這應該看作是1954年確立的紅學范式遙遠的回響。

改革開放以來，紅學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獻研究空前繁榮，文本研究出現多元格局，進入了當代紅學史中的新時期階段。從1978年起至今的三十多年，紅學界發生的有影響學術論爭基本屬于文獻的發現及由此而引申出來的話題，如關于曹雪芹香山“故居”的爭論、張家灣曹雪芹“墓石”真偽的爭論、關于脂本真偽的爭論等，其中，關于《紅樓夢》“原始作者”和曹雪芹祖籍的爭論最為激烈和持久。這些爭論的產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人們厭倦了“文革”運動轉而將精力投注于純學術方面。不可否認，各種爭論都把問題推向了一個更深廣的層次，促發了關注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社會熱情；然而，這些爭論都存在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距離《紅樓夢》的文本意義日漸遙遠，不少紅學著述用力雖勤，但卻存在著瑣屑、蒼白的流弊，無關宏旨的一事一考，甚至一字之辨，使得許多重大的紅學現象往往有意無意地被置身于腦后，以至于愈來愈引起了人們的不滿。與紅學考證形成的“熱點”相對應，索隱紅學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興。先是名噪一時的霍氏姊弟出版了《紅樓解夢》，其索隱結論是“曹雪芹毒殺雍正帝”，繼而是著名作家劉心武在“百家講壇”上的秦可卿原型“揭秘”系列講座，引發了新一輪“紅樓熱”，自然也引起了紅學界的激烈批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1954年的紅學論爭畢竟主要還是圍繞著《紅樓夢》的思想性展開的，兩個“小人物”文章著重對文本闡釋的研究路向，不僅在當年對胡適“自傳說”獨霸紅壇30多年的歷史具有解構作用，即使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對紅學界碎片化、娛樂化的“揭秘”“猜謎”尤其是遠離文本的某些“研究”亂象也是一種有益的反撥，從這個意義上講，李希凡紅學范式仍然有著撥正紅學研究大方向的“風向標”作用，正如2016年12月8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紅樓夢學會共同主辦的“李希凡與當代紅學”學術座談會上，著名紅學家呂啟祥的發言稱他為“新時期紅學航船的壓艙石”。

三、李希凡批評范式的紅學貢獻及歷史局限

像一切篳路藍縷、開創新路的學派先行者一樣，李希凡紅學范式自然也不是完美無缺，正如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破舊立新，體現出學術增長點的同時也給后人留下了許多聚訟紛紜的話題一樣，并不影響他作為新紅學奠基人的歷史地位，關于這一點，紅學史論家劉夢溪論述得非常精辟：

歷史上創立新學派的人，主要意義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規范，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打開局面，而不在于解決了多少該學科內部的具體問題。

上述這段話適用于估衡蔡元培、王國維、胡適創立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規范，同樣也適用于評價李希凡紅學范式。

紅學研究大體可分為“還原”與“詮釋”兩個領域，但是胡適建立的研究范式始終對文學作品打外圍戰，雖進行了大量的史料“還原”式工作，卻很少觸及作品的內核，正如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在一篇文章中嚴肅批評過的現象：

幾乎五四以來，像以胡適為首的一些“權威”們所做的那些工作，說起來是研究“文學”，其實卻始終不曾接觸到“文學”本身。他們“研究”作家，只是斤斤計較于作家的生卒年月；“研究”作品只是考訂作品有多少種版本；充其量，也不過是對某一作品的故事演化，或對作品內容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進行一些無關宏旨的考據。他們的歷史考據癖好像很深：比如研究《紅樓夢》，就專門鉆研曹雪芹的家世，考證這位偉大作家到底是不是壬午年死的，以及他和賈寶玉究竟是一人抑兩人；研究《水滸傳》，就專門比勘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的異同。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藝術如何簡直很少談到?！热灰钥紦媪搜芯?，就很容易形成材料第一的“研究”方式?！也⒎钦f研究這些問題全無用處，但如果把精力全集中在研究這些東西上面，就真有點“珠買櫝還”，甚至把捕魚用的“筌”看做是“魚”，弄成“得筌忘魚”了。

文獻考證與文本闡釋之間的關系該如何處理，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實際上文獻考證并非意味著資料的簡單鉤沉、爬梳；而文本闡釋亦非僅指宋學那般的空談義理，應該重視文獻與文本兩者之間的聯系。就紅學研究而言，無前者，研究缺乏根基，近于游談無根的空疏紅學；無后者，紅學難有創新和突破。而兩者的真正臻于完善，仍是當代紅學面臨的一道艱難課題。

不過上面所引那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的文字確實指出了一些明清小說考證文章的通病，因此還是可以幫助研究者反思一些問題的；當然文獻與文本之間，并不像他說的只是簡單的“珠”與“櫝”、“魚”與“筌”的關系，這在后文中還要談到。藉此想要說明的是，李希凡紅學范式的最可貴品質，就在于走出了胡適新紅學文獻考據的單維度“還原”模式，與“史料還原”比較而言，“思辨索原”才是紅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錯，文獻史料是我們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資源，但我們在閱讀有關文獻史料時，不能忘掉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服務于解讀《紅樓夢》本身。人們之所以反對那些繁瑣無補于作品研究的的考證，就是某些有考證癖的專家為考證而考證，從來不想與元氣淋漓的作品去掛鉤，誠如前引余英時先生文章所指出的：“可以不必通讀一部《紅樓夢》而成為紅學考證專家?！焙Ｍ饧t學家趙岡也就文獻考證與文本闡釋之間的契合境界作過一個形象比喻：“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面粉當然是錯的?！边@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什么是有價值的紅學考證。人們之所以提出“回歸文本”，恐怕并不是嫌真正的紅學考證做得差不多了，而是離這部作品愈來愈遠的緣故。因此，為了對統治紅學30年之久的胡適考證派研究范式弊端進行反撥，強調紅學的“回歸文本”或“思辨索原”，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李希凡批評范式正是向更縱深的《紅樓夢》文本詮釋方向邁出了一大步，由史料還原走向了思辨索原，開辟了紅學研究領域的新向度，建立了紅學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從而使《紅樓夢》研究步入了繼古典紅學、近現代紅學之后的當代紅學新階段，其學術史意義是不可低估的。我們恐怕只有從這個高度而不是碎片化去看待1954年那場紅學大討論，才能把握住李希凡紅學批評范式的真正品格和歷史價值所在。

如果從吸取教訓的角度看，李、藍當年的文章也并非完美無缺。主要問題在于以“煩瑣”來貶低“考證”的作用和價值，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自動放棄了尋找《紅樓夢》闡釋與史料之間的天然聯系義務。同時由于受當時特定政治環境的影響，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又過分看重文本中的社會歷史內容部分，《紅樓夢》僅僅被當作一份記錄一定歷史時期的文本材料，這就使得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理論在以后的發展中愈來愈顯示出后力不接。從動態的文學觀來考察，《鏡與燈》一書的作者Abram曾提出文學四要素說，即“世界——作者——作品——讀者”，認為只有從這四個維度去詮釋，才有可能較全面地把握一部作品，但社會歷史批評范式只強調其中的一個維度，習慣于把文學作品當作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這就不但矯枉過正而且也勢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紅樓夢》藝術賞鑒的審美視線。作為中華文化的“全息圖像”，《紅樓夢》也不僅僅是繪出了社會歷史畫卷，而且即使寫了“歷史”，也不能說僅僅是寫了“封建社會的衰亡史”，《紅樓夢》是從“女媧補天”寫起，從這一段“歷史”到曹雪芹的時代，“歷史”跨度那么漫長，遠非“封建社會”所能囊括。曹雪芹實際是寫了人類進化、人的命運、人才的命運，而且，《紅樓夢》即使反映了曹雪芹所在的清代“封建社會”，從作品實際看，也不是一味暴露?！都t樓夢》既寫了遍披涼霧的悲劇，又寫了中華文化儀態萬方的華林贊歌。但長期以來，紅學界側重的是《紅樓夢》如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反思，而較少研究曹雪芹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傳承后的推陳出新問題。

還應該看到，社會歷史學派詮釋的維度僅限于物質態文化，而“物質態文化”人們一般比較容易看清，形而上的“精神態文化”卻不大容易把握。依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論”，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葉障目誰都能得見，但水面下的冰體恐怕是冰山體積的若干倍?！都t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就猶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及，已經讓人們高山仰止，但目光不可及之處，還蘊藏著更大的能量。其深邃讓任何人不能究其底，其廣博讓任何人不能望其涯。這樣說可能又陷入了康德所論的天才作品的“不可知性”，有點“東方神秘主義”，但這恰恰是《紅樓夢》炫惑人的真正藝術魅力之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來考察，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樓夢》的詮釋維度就有限，因為它不可能窮盡這部偉大作品的全部，但是在此也有必要指出，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自身也有其發展的階段，兩個“小人物”當年與俞平伯先生商榷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雖然在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去研究《紅樓夢》時有著簡單化問題，文章本身不免存在粗糙和不夠成熟之處，但畢竟與“文化大革命”期間庸俗社會學籠罩下的“評紅熱”催生的大批判式文章不能簡單畫等號，它們之間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李希凡重新煥發了第二次青春，寫出大量《紅樓夢》思想、藝術方面的很有力度的文章并結集出版，可謂壯心未與人俱老，與時俱進著華章。他的文章在堅持當年紅學范式的同時，又吸納了新時期以來的紅學考證和文藝美學成果，真正做到了“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在《紅樓夢》研究領域的統一，這是難能可貴的學術品格。同時也說明，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是開放的體系，經過融合當代優秀的理論成果，不斷豐富自己的學術內涵，仍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還應該看到，在文化開放、價值多元的全球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已經被墊高，如何開辟新的方向，是紅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通過李希凡紅學范式的再評價，回顧、反思當代紅學的歷史進程并進行學科走向前瞻式展望，從而把握住新世紀紅學突破的契機，這是我們的紅學期待視野。

注釋：

① 孫玉明《紅學：1954》，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③④ 俞平伯《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1142-1143頁。

本文系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紅學流派批評史論”(項目編號：13BZW035)、2012年度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紅學流派批評史略”(項目編號：TJZW12-017)階段性成果。

趙建忠(1963—)，男，天津人，文學碩士，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紅樓夢》與明清小說。

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