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轉型視野下當代中國文化重建途徑探究

袁傳志

【摘 要】自近代以來，文化轉型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個重要命題。文化轉型也是任何一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主題。中西方由于在文化形態以及文化發展背景存在較大差異，其自覺文化與自在文化的矛盾也各有特殊性，因而其文化轉型的方式和途徑各有不同。當今的中國也處在文化轉型的重要時期，長期以來的批判性文化重建，為中國的文化轉型注入了巨大的動力，而中國的文化轉型，也應當從其內在的創造性轉化中去汲取內涵，才能為文化轉型注入更深層次的動力。

【關鍵詞】文化轉型；文化重建；創造性轉化；核心價值

【中圖分類號】D6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475（2017）09-0028-04

文化轉型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存在于整個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全過程。存在于經濟政治社會中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化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文化轉型問題越發成為影響中國思想觀念、文化發展的重要問題。參考中西方歷史上的文化轉型道路，以史為鑒，更需要我們只是走好文化轉型這一步。從外在批判性重建走向積極地內在創造性轉化的道路。重塑中華氣質，提升文化自信。

一、中西方文化轉型的文化背景與社會背景

社會的發展取決于文化的轉型，而文化轉型源于文化危機的出現和加深，即文化危機的出現，是推動文化轉型的直接原因。而文化之所以會出現危機，則是源自于自覺地文化層面和自在的文化層面之間的矛盾沖突。關于中西方文化轉型的文化背景，也需要從自覺地文化與自在的文化沖突談起。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人是類的存在物。這不僅僅是說，人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把類—既把自己本身的類，也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是說（這只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己本身當作現有的，活生生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盵1]（P.56）人是類存在物，且把自己和其他的類當作自由的存在物，且“自由自覺地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盵2]（P.56）因為人是自由自覺的類存在物，因此人的這種類本質反映在文化上，便產生了自在的文化層面和自覺地文化層面的人的文化意識。

人的自覺地文化指集中體現在科學、藝術、哲學等精神領域中以自覺地知識或自覺地思維方式為背景的人的自覺的存在方式或活動圖式。[3]（P.55）自覺地文化即存在于人們文化意識中，有意識的部分。對于人的自覺地文化意識，其存在于人的思維的表層，人們可以能動的自覺地去操控、實踐、創造。而人的自在的文化是指以傳統、習俗、經驗、常識、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構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動圖式。[4]（P.55）自在的文化即存在于人們的文化意識中，無意識的部分。對于人的自在的文化意識，其存在于人的思維的深層次。自在的文化意識是自覺地文化意識在長期的實踐和發展中積淀下來的普遍的深刻的思維方式，同時，人們的自覺文化意識也潛移默化地受到自在文化的影響。

文化危機便產生于自覺地文化與自在的文化的沖突之中。自覺地文化在不斷地被產生、創造、實踐的過程之中，產生了無數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內涵，這些文化的形式和內涵逐漸的積累、沉淀，形成比較系統的文化無意識即自在的文化的成分，然后對人們的自覺的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人們自覺地文化實踐往往都是在自在的文化意識的指導下進行的。因此，自在的文化創造經過積累，不斷的成為程式化、固定化、自在性的文化無意識，而自覺的文化則不斷發揮其多變性和創造性，在有意識的實踐中不斷突破自身。當有意識的自覺文化遭遇程式化的自覺文化時，自覺地文化和自在的文化便會產生沖突和矛盾，兩者之間便會彼此拉扯。這種沖突表現在人類有意識的文化創造中，一方面是對文化形式與表現的迷茫，另一方面便是從自在的文化之中去尋求突破。此時，文化的發展便遭遇了危機，而文化危機的出現，便走出了文化轉型的第一步。

而中西方由于文化形態和文化發展背景存在較大差異，其自覺文化與自在文化的矛盾也各有特殊性，因此其文化轉型所經歷的文化危機及其社會背景也就有所不同。

西方的文化轉型，是站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對其他學科、學術思想的嚴密控制，幾乎成為中世紀唯一的學科；基督教教會封鎖知識，對人們的思想生活等各個方面進行控制；以及基督教教皇與世俗君主、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間存在激烈矛盾的社會背景下的。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出現，新興的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文化生產力量走進歷史的舞臺，社會的文化主流自覺為資產階級開放、自由的文化。而經過長期積淀的中世紀以神學為中心的自在的文化，此時便成為了新的，以開放和理性為核心的自覺文化的桎梏。由此，自覺地文化與自在的文化的矛盾進一步凸顯，西方近代的文化轉型由此開始。因此，14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均成為西方文化轉型的重要方式。在兩者的推動下，18世紀在整個歐洲，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封建的啟蒙運動，從不同的方向上打擊了西歐傳統文化，動搖了中世紀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個體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征的現代西方文化。

中國的文化轉型，是站在封建專制統治進一步強化，上層統治者對文化現狀過度自信，而下層民眾對文化茫然無知，現存的封建文化雖然逐漸落后但是仍然穩定性很強；同時西方思想文化進一步沖破封建禁錮，經濟的全球化帶來文化的傳播和入侵；由此帶來的西方開放自由的自覺文化對中國傳統封建自在文化的強烈沖擊，中國被迫進行文化轉型的社會背景下。在此背景下，中國傳統的封建的自在文化過于強大，嚴重的束縛甚至是斷絕了新的、富有創造性的自覺文化的發展。而此時經過了文化轉型的西方文化，開始對中國的傳統自在文化進行強烈的沖擊。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中國的文化無論是自在的文化還是自覺地文化都被迫進行轉折。由此，中國的文化轉型開始，并且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再到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從經濟到政治再到文化，中國的文化轉型在探索中不斷前行。endprint

二、東西方文化轉型的途徑與比較

由于自在的文化與自覺地文化之間出現了沖突，而這種沖突由于自在文化對自覺文化的桎梏程度不同，自覺文化所表現出來的掙脫自在文化的欲望也不同，因而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危機的層次也就有所不同。再加上文化入侵等其他因素的影響。遭遇了危機的文化為了繼續發展，在文化轉型中所表現出來的轉型形態也有所不同。根據自在文化與自覺文化自建的矛盾層次，結合其他因素的影響。文化轉型可分為兩種不同的形態類型。當自覺地或自為的文化同自在的文化之間形成必要的和恰當的張力或者沖突時，這一文化的轉型會采取內在的創造性轉化的途徑，即采取文化創新的方式；而當這兩個文化層面不存在必要的張力和沖突時，這一文化的轉型只能采取外在的批判性重建的途徑，即采取文化整合的方式。[5]（P.105）

內在創造性轉化是一種文化內部的，對自我所存在的文化危機進行拯救所采取的文化的重新整合，在內部進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文化轉型方式。這一種文化轉型方式主要存在于比較先進或文化內部發展相對穩定的地區。西方在14世紀便開始了對中世紀傳統的神學文化的沖擊和批判，這對于世界范圍內而言時間相對較早，同時持續時間更長，因而成為比較先進的內在的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此外，同樣處在軸心時代的中國、古希臘、印度地區，各自獨立完成了對自我文化的更新，各自創立了富有區域特色和特殊性的文化成果。這同樣屬于內在的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

外在批判性重建一般包含著文化傳播和文化入侵的內容，率先完成文化轉型的地區對文化轉型相對滯后或自在文化相對穩定地區的沖擊。從而帶來受沖擊地區的自覺文化迅速更新與創造，從而對自在文化進行沖擊的文化轉型模式。這一種文化重建的方式主要伴隨著自在文化的落后以及外源文化的侵入。中國在19世紀以來進行的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便是在封建文化落后以及西方文化入侵的背景下進行的，直到今天，我們的文化轉型仍然受到這種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的影響。除中國以外，日本的明治維新，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的現代化進程同樣是這種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其文化現代化的轉型方式都深深受到西方經濟與文化的影響。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西方的文化轉型途徑是一種文化的內在創造性的轉化，其14世紀以來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資產階級革命，都是在自我的文化內部不斷進行反思、實踐、摸索甚至反抗，在經歷了5個多世紀的探索和變革以后，才完成了從封建宗教神學文化到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文化的轉型。而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轉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過程，中國傳統的封建的自在文化經過了兩千年的發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穩定性。19世紀以來，在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強烈沖擊下，中國開始了其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重建模式，在短短不到兩百年的自覺文化實踐創造中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和顯著的變化。比較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轉型模式，不僅在轉型方式上有所不同，其社會背景和文化危機的背景，以及轉型的時間、側重點都有所不同，比較兩種文化轉型模式的不同點，對今天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比較中國和西方在文化危機背景和社會背景方面存在的不同，這也決定了兩者在文化轉型模式方面存在的不同。西方采取的是以自我創新為特點的內在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中國則采用了以自我批判為特點的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兩者在其文化轉型模式的內部，仍然存在較大的不同，這既是中西方在文化轉型實踐過程中的特殊性，也反映了兩種不同文化轉型模式的特殊性。

西方所采取的內在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其自在文化和自覺文化的沖突主要存在于其文化的內部。文化危機也主要在于傳統的封建宗教神學文化對新興資產階級文化的束縛，文化轉型也主要涉及到資產階級新興文化對封建宗教神學的舊文化的抗爭。其文化轉型的側重點就在于解決新舊文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中國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傳統的封建的自在文化過于強大，自覺地文化想要沖破自在文化的束縛，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時，外源文化的傳入，一方面能夠積極地幫助自覺地文化沖破落后自在文化的桎梏，但是另一方面，外源文化的傳入也是一個消解本土文化的過程。因此，在中國的文化轉型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解決新舊文化之間的沖突，還需要解決內部文化和外源文化之間的矛盾。

同時，西方所進行的內在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由于其創新性和實踐性，必然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期去探索、實踐、獲得證實。而中國近代所進行的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轉型的實踐成果上進行文化重建，減少了探索的難度和實踐的跨度，因此在短時間內便能夠獲得豐碩的文化轉型結果。而重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需要在一個社會中所有人之間達成一些共同性的認識和價值，形成一種認同。[6]（P.116）西方從14開始的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再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完成文化的轉型，中間跨越了5個世紀的歷史。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從洋務運動到新文化運動，再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在短短不到兩百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從封建社會道現代社會的轉變。從這一數據中便可以看出兩種文化轉型模式的一些不同。

毫無疑問的是文化轉型為轉型地區帶來了文化的解放和個體的自由，同時也促進了文化轉型地區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在西方完成文化轉型并帶動其他地區完成文化轉型的幾百年里，文化轉型所帶來的進步與發展顯而易見。然而，文化轉型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解放與進步，文化轉型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一系列的問題，資產階級也為這些問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在中國今天的文化轉型中也已經顯露一些端倪。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轉型時期帶給社會偉大進步和歷史價值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精神危機，引起了人們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義的失落。文化轉型將個體從宗教束縛下解脫出來后，卻又將人們置于了自身無法把握的撲朔迷離的市場競爭與個人異化之中。近代以來，信仰的迷失、環境的污染、人的異化成為新的輿論問題。激烈的競爭、焦慮的心理、冷漠的人際關系、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極現象，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異化，迫使個人將外部的壓抑轉向在內心精神世界給予抵御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導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用存在主義者的話說，這時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獄。這種文化轉型導致的當初始料不及的代價隨著文化變革的持續，表現得愈加突出和尖銳。endprint

三、中國新文化轉型途徑研究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中國自近代以來，由于其自覺文化與自在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轉型的過程采取了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因此，中國當代的文化轉型，不僅要面對的是新舊文化交替的問題，還要面對中西文化如何共存的問題。同時，西方自文化轉型以來所表現出來的新的社會危機，也是我們在文化轉型中應當警惕并且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文化轉型過程。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過程，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也是一個文化學習的過程。由于傳統封建中國自在文化的穩定性和頑固性，或許沒有西方外源文化對中國自覺文化的侵入，中國文化經過幾百年的文化創新、文化探索和文化抗爭，也能夠進入相對比較先進并且富有特色的現代文化階段，完成一次自我創新的內在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當然，如今這只是存在于假設之中的應然。

經過了鴉片戰爭中國文化開始開眼看世界，到新文化運動高舉西方民主、科學的大旗，宣布沖決一切傳統的網羅，對傳統采取絕對的批判態度，再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中國政治的意識形態。中國在經歷了一個世紀徹底的外在批判性的重建以后，已經完成了從封建傳統文化到新興現代文化的轉型。無論是在精英階層還是在大眾階層，落后、封建的文化已經成為過去存在于歷史中，中國的文化中對舊文化“破”的過程已經大體完成。

雖然新舊之間的文化轉型已經完成，但是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對中國的影響仍然在繼續。而這種影響主要集中在了中西文化共存的矛盾之中。西方文化憑借其經濟的發達和文化產業的先進性，仍然在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文化轉型模式。這種影響，一方面是隨著文化的傳入，然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深層次的危機因素和消極成分也在傳入，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傳入帶來的是對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的蠶食。傳統文化雖然始于封建時代，但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外在批判性的重建以后，其糟粕和負面的成分已經被祛除，能夠經得住文化轉型考驗的，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然而到今天的文化轉型階段，外源文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侵蝕，卻在進一步加大。

因此，中國現當代的文化轉型問題，要面對的不僅是轉型之后新出現的文化危機問題，還要面對外源文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蠶食問題。既然，我們擔心傳統文化被蠶食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應當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出發，去發揮傳統文化的實力，來解決上述中國文化轉型的深層次問題。中國的文化轉型模式，在受到外在批判性重建模式影響的同時，應當去主動創新，去探索屬于自己的內在創造性轉化的文化轉型模式。這就要求我們整體性的世界觀念的轉變，即從由于追趕先進而定位于自身后進的姿態中轉換角色，從別人影響我們，開始轉變為我們去影響別人。[7]（P.116）

中國用內在創造性轉化進行文化重建，就需要確立屬于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念。這種核心價值觀念也應當從傳統文化中去發掘。因為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中國人長期深受儒道佛法等思想的影響，這種存在了兩千年的自在文化積淀，兩百年的外在批判性的重建也無法將之改變。而這也是中國民族的內核所在。這種內核，決定了中國的獨特氣質、思維方式。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競爭的根基。

20世紀以來，阻撓我們正確認識中國文化核心價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亡國滅種的威脅面前，人們對傳統智慧的信心徹底動搖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被西方意識形態和時尚思潮的美麗外表所迷惑，往往從抽象的人性論、價值論、形而上學等角度來理解西方價值觀，而嚴重忽視其賴以產生和運作的歷史文化基礎。[1]（P.89）因此，我們在長期的追求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過程中，自覺地文化主觀上對自在文化選擇了逃離，自在的文化也在轉型的過程中迷失了方向。

在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過程中，西方科學民主、自由和平等一度作為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進行宣揚，將之奉為圭臬。然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這些科學民主、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作為一種普世價值，雖然它能夠存在于每一個地區、每一種文化。但是他作為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卻只能夠扎根與西方的文化土壤。因為這些自覺地觀念只存在于西方那片自在的文化土壤中。

文化重建需要我們的社會所有人之間達成一些共同性的認識和價值，就需要樹立起可以形成一種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從中華文化中去挖掘屬于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才應當是接下來中國文化轉型的正確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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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褚永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