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耦合協調度時空差異分析

劉建志+劉志剛+范夢甜

摘 要：以山東省為研究區域，選取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個時間截面，通過構建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協調性評價體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三個子系統的協調性進行分析。研究發現，2005年以來，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的協調度水平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但各地市上升幅度呈現顯著的不均衡特征。在空間差異方面，三個系統的協調度呈現自沿海向內陸逐漸遞減的梯度格局，并且以膠濟線為界，膠濟線以北地區明顯高于以南地區；省內次級區域協調狀態相比，半島城市群地區優于省會城市群經濟圈，魯南經濟帶協調性最差。同時，對山東省17地市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耦合協調類型進行劃分。

關鍵詞：城鎮化；耦合協調度；時空格局；山東省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30-0068-05

引言

目前我國城鎮化水平已經突破50%，處于城鎮化的加速發展階段。在城鎮化高速推進的過程中，結構性的矛盾與問題逐漸顯現。首先表現為一些地區“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導致土地城鎮化過快。其次是人口城鎮化虛高，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難以解決，戶籍城鎮化水平較低。此外，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鎮化進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處于雙低狀態，且發展不平衡[1～2]。城鎮化在結構上的推進速度明顯表現為土地城鎮化大于人口城鎮化大于經濟城鎮化。因此，開展人口、經濟與土地城鎮化進程的協調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以及土地城鎮化的關系方面，國內學者從全國尺度和省市層面做了大量實證分析。全國層面，如陳鳳桂[3]（2010）、李子聯[4]（2013）等對我國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空間格局、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的深層次因素進行了分析。省市層面研究如楊麗霞[5]（2013）、郭施宏[6]（2014）、呂添貴[7]（2016）等學者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先后以浙江省、山東半島、長江經濟帶等典型省市以及不同類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協調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了實現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的具體路徑?？傮w而言，在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但是，對于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及土地城鎮化之間協調關系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深化?；诖?，本文以山東省為案例地，以山東省17地市為研究單元，選取2005年、2010年、2015年3個時間截面，通過構建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其協調關系進行深入分析，以期為山東省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參考依據。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對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的內涵的界定，依據典型性、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則，從經濟規模、經濟結構以及經濟環境三個方面構建經濟城鎮化的指標評價體系；從人口結構、收入狀況、消費狀況三個方面構建人口城鎮化指標體系；選取土地產出效率、土地利用生態狀況、土地利用強度以及土地利用結構等方面的指標評價土地城鎮化（如下頁表1所示）。

2.研究方法

（1）權重確定與子系統測度。為消除主觀因素的影響，采用熵值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熵值法是一種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普遍的客觀賦權法[8]。在熵值法得到各指標的權重值基礎上，通過加權求和得到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

（2）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協調度是測度系統之間協調狀況好壞程度的定量指標，根據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系統模型推廣到多個要素，構建人口、經濟以及土地城鎮化的耦合度評價模型[9]：

（2）式中的D為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T為三者的綜合評價指數。本文中a取0.4，b取0.3，c取0.3。并依據三者耦合協調度的大小，根據相關的研究[11]分為10類（如表2所示）。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數據來自2006年、2011年、2016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山東省統計年鑒》以及山東省各地市統計年鑒、當年各地市的統計公報、政府工作報告，并依據資料提供的數據計算所得。

二、結果分析

（一）協調度時空差異

1.時間變化特征。依據以上計算步驟，分別得到2005年、2010年與2015年山東省17地級市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如下頁表3所示）。

由下頁表3可知，2005—2015年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呈上升的趨勢。全省耦合協調度平均值在2005年為0.3321，屬于輕度失調類型，到研究期末已達到0.4259，協調類型上升為勉強協調型。由下頁圖1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協調度類型比重圖可以看出，2005—2015年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耦合協調類型結構不斷優化升級。2005年全省中度失調類型的比重為24%，到2010年下降到6%，2015年中度失調類型的城市已全部消失，完成了向高一級協調類型的躍遷，進一步驗證了全省協調關系上升的態勢。全省17地市間協調度變動特征存在明顯的時空差異特征。具體而言，以濟南、青島、淄博為代表的膠濟鐵路沿線城市或山東半島上的城市增長速度比較均衡。如濟南2005—2010年協調度上升了0.05，2010—2015年上升0.04，上升幅度比較均衡。以菏澤、濱州、濟寧、棗莊等市為代表的魯西、魯南地區及其他邊緣地帶協調度的上升幅度波動較大。菏澤、濱州兩市2005—2010年協調度的上升幅度是2010—2015年上升幅度的3倍。而濟寧市、棗莊市后五年的上升幅度是前五年的3倍，上升幅度變化較大。究其原因，協調水平增幅較為穩定的區域，經濟實力雄厚，城鎮化水平較高，產業結構優化，因此其協調程度平穩向前發展。而協調度增長幅度不均衡的地級市大多數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社會發展不均衡，產業結構不合理，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較重，因此其耦合協調度的增長也不穩定。endprint

2.空間格局特征。根據耦合協調度劃分標準，可將3個時間截面協調類型繪制出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協調度空間格局圖（見下頁圖2）。下頁圖2顯示，（1）總體上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呈現出從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逐級遞減的空間梯度格局。2005—2015年，青島、東營、威海、煙臺等沿海城市憑借豐富的海洋資源與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發展強大的海洋經濟，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走在全省發展的最前列，進而成為省內城鎮化協調程度最高的地區，位列發展的第一梯隊。濟南、淄博、濰坊、萊蕪等中部地區位于城鎮化協調發展的第二梯隊。該梯隊的城市在占據山東省核心地帶的基礎上依托膠濟鐵路，成為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交通運輸的大動脈，在協調東西發展、實現海陸互動的同時實現自身快速發展。菏澤、棗莊、聊城等魯西南內陸城市位于城鎮化協調發展的第三梯隊，城鎮化協調程度長期位于全省末位。（2）協調度內部格局特征，呈現以膠濟鐵路為界，膠濟鐵路沿線及其北部地區的城鎮化協調程度明顯高于膠濟鐵路南部地區。具體而言，膠濟鐵路沿線城市的城鎮化協調程度較優于北部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區的城市，明顯高于魯南地區的城市。因此，山東省城鎮化協調程度明顯呈現出北重南輕的空間分異格局。膠濟線貫穿山東省北部地區，構成了山東省經濟發展脊梁，較兩翼地區發展較快。但近年來，隨著黃河三角洲生態高效區戰略的實施，“北翼”地區迅猛的發展勢頭帶動城鎮化協調推進?！澳弦怼钡貐^產業結構低下，城鎮化水平較低，在城鎮化協調發展方面亦明顯落后于北部地區。（3）省內次級區域①相比，2005年山東半島城市群的協調度平均值為0.3882，其次是省會城市群經濟圈（0.3208），最次是魯南經濟帶（0.2696），三大區域的極值為0.1186。2015年，山東半島城市群依舊位居榜首，省會城市群經濟圈次之，魯南經濟帶最末，協調度平均值分別為0.4681、0.419、0.380，極值為0.0877。這表明，三大區域間協調度的差異正逐漸縮小，落后地區的發展速度加快，協調度發展的“追趕效應”日趨明顯。

（二）耦合協調度類型分析

以2015年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耦合協調程度對各地市進行劃分，可分為勉強協調地區，瀕臨協調地區以及輕度失調地區。

1.勉強協調地區。青島作為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的“雙核”之一以及半島城市群的龍頭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演進、城鎮化質量、集約化程度等均位于全省前列。2015年其城鎮化協調度位于全省首位，這與其極高的經濟城鎮化（0.7810）、人口城鎮化（0.8552）以及土地城鎮化（0.7556）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東營市2005年與2010年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全省第一，2015年僅次于青島位居第二位。作為山東省的石油重鎮，以黃河三角洲生態高效區為立足點，憑借豐富的石油資源，實現了經濟迅猛增長。其經濟城鎮化常年居全省之冠，土地城鎮化水平極高，但人口城鎮化相對前兩者發展較為不足。

2.瀕臨協調地區。濟南作為山東省政治文化中心，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2015年的城鎮化協調程度居全省第四位。其中人口城鎮化較高，2010年與2015年分別居全省第二位、第一位，同時土地城鎮化推進速度較快。淄博、濰坊位于膠濟線上，位于濟南與青島之間，依托獨特的區位優勢與交通條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2015年淄博市經濟、人口城鎮化分別居全省第四位、第三位，但與萊蕪市相似較低的土地城鎮化是影響其協調度提升的重要原因。威海、煙臺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經濟城鎮化發展較快，2015年兩市的經濟城鎮化分列第三位、第六位。威海環境狀況優越，再加上中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吸引大量人員的聚集，城鎮化質量發展比較協調；煙臺依托山東省藍色經濟區的建設，其外向型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從近十年的發展來看，煙臺的經濟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發展較好，但人口城鎮化是其協調城鎮化發展的一大短板。濟寧、濱州、德州三市的協調度與同類型的濟南、威海等地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城鎮化規模與質量均低于其他地區。濟寧作為魯南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其土地城鎮化在2015年僅次于青島位列全省第二位，但經濟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明顯滯后。濱州2015年的城鎮化的協調水平與2005年相比明顯提高，但較低的經濟城鎮化使其總體協調水平不高。德州的經濟城鎮化在2015年全省倒數第三，這是其協調城鎮化發展的最大障礙。

3.輕度失調地區。2015年輕度失調類型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群經濟圈的邊緣地帶以及魯南地區，有聊城、泰安、臨沂、日照、棗莊、菏澤6市。聊城、泰安毗鄰濟南，但處于省會城市群經濟圈的外圍，不僅沒有得到濟南的輻射帶動效應，反而受濟南集聚效應的影響，經濟發展緩慢，城鎮化協調度不高。日照市作為新型的港口城市近些年發展較快，但同樣位于全省經濟發展的邊緣地帶使其城鎮化協調程度較低。臨沂、棗莊、菏澤地區處于全省經濟發展的塌陷區，面臨資源枯竭、經濟結構升級緩慢等發展瓶頸。同時，這幾個地區缺少區域經濟增長極的帶動，并且遠離全省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帶，城市競爭力不強，城鎮化質量較差，最終導致魯南地區協調度為全省最低。

三、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我國人口、經濟大省——山東省為案例地，選取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個時間截面，通過構建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協調性評價指標體系，綜合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三個子系統的協調關系進行了定量評價，并分析了協調關系的時空格局特征。研究發現，從時間變化特征上，2005年以來，山東省人口—經濟—土地三個子系統的協調水平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但各地市上升的幅度呈現明顯的不均衡特征；空間格局上，總體上三個子系統的協調度呈現自沿海向內陸逐漸遞減的梯度格局特征，并且以省內膠濟線為界，該線以北地區明顯高于以南地區，基本與山東省經濟空間結構相吻合；省內次級區域相比，半島城市群地區優于省會城市群經濟圈，魯南經濟帶協調性最差；協調類型劃分方面，青島、東營屬于勉強協調類，濟南、威海、煙臺、淄博、濰坊、濟寧、濱州、德州和萊蕪為瀕臨協調類，聊城、泰安、臨沂、日照、棗莊、菏澤6市則為輕度失調類。endprint

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以及土地城鎮化作為復雜的區域發展系統，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仍存在部分不足。一方面，在指標選擇方面，未來應該結合統計數據以及相關民調資料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僅選擇了地市尺度，縣域城鎮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實施主體，未來應該進一步細化到縣域尺度。此外，本文并未對人口—經濟—土地城鎮化三個子系統協調關系的內在作用機理進行分析，未來需要采用多種模型方法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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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丹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