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客居到永居
——《大漢公報》詩歌中“家”的觀念的變化（1914—1960）

徐學清 吳 華

作為文化公共領域的一個部分，媒體不僅向讀者傳播時事新聞，并且把當代社會的信息和意識形態編織在其語境中。而作為媒體的一個重要媒介，離散群體的報紙則以此為平臺，協商并調和著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和個人的多種觀念，從而為形成和界定社區意識及其離散群體的文化身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對加拿大歷時最長的華文報紙《大漢公報》在1914—1960年發表的詩歌為例，探討和分析加拿大華人在20世紀上半葉對“家”和“家國”的觀念和認識，考察《大漢公報》是如何來表現華人“家”的觀念的發展變化，并由此來考察報紙作為華人社區聯絡的媒介，它在感導、影響加拿大華人的離散意念和文化價值觀念的重要作用。

“家”這一概念，“最直接的意義包含家長秩序，性別的輩分，庇護所，養育和保護的私人的活動范圍”。與旅行相對立，通常人們把“家”理解成穩定的、固定的、深深扎根在某一個地區和國家的溫馨場所。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對于家和家鄉的觀念在移民文學中經歷了深刻的變化，無論是在英語文學還是在華文文學和離散理論中，對“家”的描寫和闡述已經逐漸歷史化、民族化、政治化和多元化。它本身的內涵也早已跨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家了。在以大規模的移民、難民、旅游行為特征的經濟、科技、信息、資訊全球化的時代，家的意識已經雙重地或多元地在居住地和故鄉之間徘徊，原本“歸屬”的家已經可以離開具體的物質的形態，成為文化精神上形而上的家，用南茜·阿姆思嬙（Nancy Armstrong）的話是“最強有力的家是我們到任何地方都能帶在腦子里的家”。

在進入主題之前，本文將先簡略介紹《大漢公報》的歷史文化背景?！洞鬂h公報》是加拿大最早創立、且歷史最為悠久的華文報紙之一。它的前身《華英日報》于1906年底在溫哥華由華人衛理公會傳教士創辦，聘請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華僑革命報人崔通約（1864—1937）主持筆政。崔通約就任后在報紙上“鼓吹革命”，“以掃除專制實行民主為職志”。 因崔通約刊發一則報導“粵吏通緝?；蕰T”的新聞，當地?；蕰蚍ㄔ嚎馗妗度A英日報》毀壞名譽?！度A英日報》因此而卷入三年訟案，“虧折累萬”，雖得到加拿大洪門致公堂的仗義扶助，卻無力為繼，率由致公堂全盤接收，于1910年改名為《大漢日報》，正式成為致公堂的機關報紙，直至1992年。

洪門是中國的秘密幫會之一，“洪”取自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號的“洪”字，始祖洪英帶領五個弟子與清廷抗戰，洪英殉難后囑咐五個弟子投奔鄭成功，與其共同抗清。洪門的最終目的是反清復明，特別強調會員對組織的效忠，尤以義氣為重。洪門主要在福建、廣東及長江流域一帶活動，隨著淘金熱，洪門會員逐漸蔓延至南洋及美洲各地。

加拿大的洪門致公堂創建于1863年，該組織在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中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其中包括斥資賣樓，籌集巨款，宣傳革命，故孫中山有言，“華僑為革命之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曾說過，“若紀念孫中山，要先紀念洪門”，其原因正在于加拿大和美國的洪門對孫中山及其所領導的革命的傾囊相助。

作為加拿大洪門的機關報，《大漢公報》始終以洪門的三大信條為旗幟，即“以義氣團結，以忠誠救國，以俠義除奸”。建報80多年中，它切切實實地團結華僑，促進華僑團體之間的交流，建立華僑社區團體和學校，弘揚中華文化，為維護華僑自身利益而努力宣傳抗爭；同時，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年代，始終盡自己的力量來資助祖國，從來沒有中斷過。1929年開始命名文學專欄為“漢聲”，充分顯示了《大漢公報》對其漢文化之根的承傳性，而在20世紀70年代取消“漢聲”則反映了華人對家、家園、文化身份、族裔之間復雜關系認識的漸進變化。在報紙出版后，特別是在20世紀20—40年代末，《大漢公報》在當時加拿大種族歧視的惡劣環境中，宛如歷史的見證人，忠實地記錄下了加拿大華人在20世紀近前半個世紀風雨飄搖、飽經滄桑的艱難歷程，以及20世紀北美和東亞風云詭譎的時代車輪的軌跡。毫無疑問，它在華人社團中的凝聚力和它的經久性使它成為加拿大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華文報紙。

本文選擇《大漢公報》的文學專欄上發表的詩為例，分析加拿大華人對家和家園觀念演變的歷史進程。作為人類心靈鏡子的詩，是以藝術的形式來展現人類內心深廣的精神世界，恰如諾斯羅普·弗萊 （Northrop Frye）所說“詩是表達人類情感和思想的最基本的方式”。華夏民族有著悠久豐厚的詩歌傳統，幾千年的古典詩詞滋潤著漢語表達并使其富有民族精神，以寫詩賦詞來作為訴諸情緒和內心感受的方式早已成為華夏民族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文化傳統。這一傳統在《大漢公報》的文學專欄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報紙每天一版的文學專欄，分別設有“詩界”“歌謠”“粵謳”“吟壇”“浩歌”“詩論”等專題，使詩歌成為《大漢公報》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有古典和現代詩、民歌、民謠等多種形式，顯然作者來自社會的不同職業和階層，他們的作品吸引著不同教育背景的讀者。

與報紙的其它部分不同，比如每天新聞日記記錄華人社區的日常生活，為華人了解各地新聞提供一個瞭望平臺，“本社論說”以報紙的發言人身份對時事發表評論，引導讀者的閱讀傾向，詩歌欄目則從各種角度傳達華人內心的聲音，傳達華人對在異鄉所遭受的種種苦難情緒化的反應和反思?！洞鬂h公報》所發表的詩歌中，一個反復出現、不斷被吟誦的主題便是“思鄉懷舊”，而不同的年代，則賦予了思鄉懷舊詩歌不同的時代內涵。從現存的最早的《大漢公報》1914—1923年，主導性的詩歌主題是“鄉愁/思”。1923—1947年，詩歌的內容則集中在對加拿大種族歧視的排華法案的抗議和聲討上，在這一時期，詩歌對在加華人被歧視和抵抗歧視的現狀進行了細致描寫。在強調華人對加拿大聯邦建立和國家建設的貢獻同時，詩歌開始表述華人開始擁有加拿大社會一部分的權利，顯然這時華人開始對自己暫時的過客、臨時的勞力的身份認識轉變成為對永久居民的認同。1947—1960年，《大漢公報》中的詩歌呈現出對生活，對家園和家國的一種嶄新的觀念和展望。本文將重點討論1914—1960年間加拿大華人對于家的觀念從傷感的鄉愁/思逐漸轉化到擁抱新的家園的變化發展過程，探討和尋求決定這些變化的社會和政治的原因，尤其是在極端種族歧視和剝削廉價勞動力的社會環境下，華人如何在加拿大發展和培育他們“家”的觀念，如何在離散和多元文化觀點之間調解，斡旋他們“家”的觀念，辨析這些觀念如何從文化的排斥轉化到跨國界的多元文化整合的過程。本文將從鄉愁/思，忍辱抗爭和重新定位三個部分來分析、論述加拿大華人關于家園和家國觀念。

一、1914—1923：客居者的鄉愁/思

“鄉愁/思或懷舊”（nostalgia），這一詞匯最早由瑞士學生約翰內斯·霍費爾所創，在寫于1688年的醫學論文里，他指出鄉思/懷舊一詞最初指的是一種由鄉愁（homesickness）引起的疾病，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憂傷的心理疾病。這一詞匯后來進入了文學，尤其是從18世紀后期浪漫主義時代的詩歌起，浪漫主義和思鄉、懷舊被“經常聯系在一起，它們幾乎成了同義詞”。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鄉愁懷舊吟誦，則可從18世紀往前追溯上千年，它們本質上也是為浪漫和感傷所統攝。在當代文化中，懷舊在后現代主義的解釋中被反諷化了，在當代社會中，懷舊情緒中所渴望的不僅僅是一個地方，而是如琳達· 哈琴（Linda Hutcheon）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無法回歸的、被理想化了的、想象出來的過去：“事實上，思鄉/懷舊因其感情的沖擊和誘惑力，可能恰恰依賴于過去的無可挽回的性質?！币虼?，思鄉/懷舊的對象便從地方/故鄉轉移到時間：一個不能返回的過去，從而形成“一個從空間向時間的轉變”?！洞鬂h公報》里思鄉/懷舊詩則呈現出思鄉/懷舊的傳統和現代意義的結合：渴望回到故鄉和失去了的過去。

早期的加拿大華人有很強烈的客居心態。華人到加拿大可以追溯到1858年的淘金熱時期，他們大多是在19世紀中葉的北美淘金中尋找機會的工人。到了1880年加拿大太平洋鐵路開始建造之時，加拿大西部的英屬哥倫比亞省的華人人口已超過1萬人。當橫貫全加拿大的鐵路線建完后，所有的華工突然變成失業大軍，一些人選擇回到中國，另外一些人離開加拿大去美國，更多的則流散在加拿大各地自己尋找工作和出路。

由于當時加拿大白人種族歧視的心態和政府排華的政策（包括“人頭稅”），華人在這一時期的生活極其艱難，所能找到的是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而且是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因此暫時逗留的意念十分強烈。這一時期華人在加拿大的主要目的就是賺錢養活國內的親人，唯一支撐他們的精神支柱，是在家鄉苦苦等待著的老母親、妻子和幼兒，與家的維系在這段時期也最為強固，留居國加拿大在他們的觀念中只是臨時的住所，暫時住在這里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一旦目標達到，便要衣錦歸鄉，葉落歸根，并沒有打算要落地生根，在加拿大重新建立一個家并融入這個社會。

“鄉愁/懷鄉”可以說是《大漢公報》自創刊以后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但是在1914—1923年，報紙的文學專欄的“詩界”幾乎每一期都充斥著懷鄉、思鄉詩。與親人們遠隔重洋，經年累月不能相見的憂愁和鄉情，以及未能在經濟上資助養家的沮喪，在“詩界”里觸目皆是。這些詩大多以五言、七言古典詩歌的形式，其中包括大量文學歷史典故，閱讀這些詩歌，需要有一定的文學和歷史知識，這也表明作者在國內都受過一定的教育。

例一：“詩界”： 俠娛《感懷》（1914年9月9日《大漢日報》第9版）

風霜彈指又深秋，可惜年華付水流。落魄馬周悲入世，思鄉王粲苦登樓。

依人自古非長策，似我何時始倦游?；厥准疑浇袢f里，茫茫身世不勝愁。

例二：“詩界”：林筱唐《客中春詠》（1917年1月12日《大漢公報》第9版）

中原回首路漫漫，羈旅人邦萬慮難。日作東歸成幻想，更深攙入夢中嘆。

例三：“詩界”：劉?？犊吐脮鴳选范祝?917年5月19日《大漢公報》第9版）

作客離鄉幾歲年，點金無術更凄然。落花盡把愁心惹，芳草徒將歸思牽。

遠望神州云匝地，遙觀歐海霧迷天。何方樂土成干凈，家園傷懷夜不眠。

上面所舉的三首詩都貫穿著兩個互相交織的旋律：懷鄉之愁和客居的悲傷。很有意思的是它們都用相似的語言表達對太平洋另一邊的家鄉的顧盼遙望：“遠望神州”“中原回首”“回首家山”，用以強化居住國和家鄉之間大洋之隔的可望不可即。作者在傾訴思鄉情的同時，還抒發了在異國他鄉所忍受的艱難生活和流離失所的悲傷。鄉愁/思鄉情是我國古典詩詞反復詠嘆的常見主題之一，詩人在旅行，或任職于他鄉，或貶職流放時，總是在詩里反復詠嘆其傷感的思鄉情，詩人在沉溺于懷鄉思緒時往往將此情緒浪漫化，以酒相伴或把具有象征意義的自然景色諸如明月、鴻雁、花叢、柳枝、秋色等醞釀成思鄉情調。家鄉在鄉愁的詩詞里通常是具體而實際的，它是詩人最終會回歸的地方。

早期的加拿大華人的懷舊詩歌秉承了中國詩詞傳統中的傷感情調，但是傳統中的浪漫情懷卻被痛苦的絕望感所取代。故鄉家園在這些詩歌里被理想化，具有象征意義，但失去了可觸摸、可體驗的具體性，古典詩詞中最終故鄉的回歸也因此而被虛無縹緲的夢幻所替代。勞工到加拿大，在遠離家鄉和親人的同時，更為體力和心理上遭受的壓力所困擾，故他們詩歌中對承受的苦難的痛訴總是和鄉思懷舊連在一起，諸如“不勝愁”（例一）、“萬慮難”（例二）、“愁心”（例三），這些“愁”并不只指鄉愁，更是為生活艱難、點金無術而悲愁。加拿大的華人用親人團聚、和睦融融的過去，來對比他們眼前的悲慘生活和未來夢想的幻滅，懷舊成了他們抵御當前種族歧視所造成的一切苦難的手段和武器。正如琳達·哈琴所指出的，“懷舊成為對不幸的現實的抵抗”。

詩人還采用中國古典詩詞傳統的思鄉懷舊情調來指認他們在加拿大的客居身份，諸如“客旅書懷”“客中春詠”“羈旅人”等修辭短語，不僅散布在大多數詩歌中，而且還被用作標題，如上面列舉的詩歌所示。華人對于最終返回家園的渴望流露出他們因地理位置上的錯位而導致社會地位邊緣化和非公民身份的悔恨?！洞鬂h公報》中反復出現的“客旅”主調有著深厚的文化根源，“葉落歸根”之典出于佛祖慧能，但已被廣泛應用于客居他鄉必返故里的愿望中去，恰如飄零的樹葉最終都落在樹的根部。這種歸屬感的明指和暗喻揭橥著作者心頭縈回夢饒的家園和文化的歸宿。在分析華人客居/客旅的心態時，米莉安·俞（Miriam Yu）認為：“與家國而不是以居住國的強烈認同是一種機械性地防御，一種被認為是對種族歧視后退性的反應?！奔幽么笕A人顯然傾向于從自己民族文化里尋找抵抗的精神力量，并于心理上擴大與居住國文化的距離。正如法如薩·玖薩瓦拉（Feroza Jussawalla）所說，“當被驅使的時候，我們就向內轉向我們自己的本土性，試圖以‘故鄉’為據地來抗爭?！?/p>

二、1923—1947：忍辱抗爭

抗爭種族歧視是這一時期《大漢公報》詩歌的主題之一，它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思鄉懷故的詩歌。自從19世紀以來，加拿大華人就已經被強加上一個只針對華人的昂貴的人頭稅。然而，在1923年加拿大政府出臺了一項極端歧視華人的排華法案——《華人移民條例》，頒布禁令共43條，禁止外交官、商人、學生以外的華人攜家屬入境。華人稱之為“四三苛例”，維多利亞中華會館更是把加拿大的聯邦日7月1日定為“僑恥紀念日”。對于華人來說，這是一個身心雙重忍辱負重的時期，他們不僅在加拿大飽受屈辱和歧視，而且與在大洋另一邊的家庭非人道地被硬性分隔，不能團聚長達23年。

排華法案制度化正是在加拿大充分享受加拿大太平洋鐵路（CPR）建成后帶來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利益之時。這個橫貫大陸的鐵路開辟了一條有效的運輸路線，對加拿大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并確保了加拿大聯邦制的最終實現。但是華人對加拿大的貢獻卻沒有換來感謝和贊賞，反而成為種族歧視的目標，華人基本的人權受到侵犯。加拿大試圖消除集體記憶中華人對建設鐵路的貢獻，幾乎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共識。一個很具有說服力的例子便是加拿大著名詩人E·J·普拉特因為沒有聽說華工特殊貢獻，在他的整部英雄史詩《朝向最后一根道釘》里沒有贊頌一個華工，只是在一行詩句中提到“兩百個中國人在岸上拉纖拽繩”。

在排華法通過前后，《大漢公報》成為加拿大華人抗議和抵抗的前沿和表達華人的權利和感情的平臺。文學專欄（1929年命名為“漢聲”）頻繁地發表情緒激昂的詩歌，傾訴華人的惱怒和忿恨，尤其是在排華法實施之后的頭幾年。在漫長的24年間，《大漢公報》上的詩歌展示了在極端制度化的歧視下，華人逐漸調整他們的文化身份觀、重建他們對家園和家國的概念的過程。

在導向和引領華人社區的情感趨向理性思維的同時，《大漢公報》上的詩歌代表了華人集體的心聲，一個社會和歷史群體的聲音。它們挑戰加拿大主流社會關于國家建設的敘述，時時提醒華人讀者對加拿大國家建設的參與，用以證明他們已經成為加拿大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華人應該享受在加拿大工作、居住和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應該享受其他居住在加拿大族裔的所有平等權利。顯然這些呼聲已經開始偏離第一時期的“客居/旅居”的身份意識，以及對家園的認識。

例四：亞孔“七一歌”（1924年6月12日《大漢公報》第11版）

眾聯七一會，我唱七一歌。七一何取義？紀念加人待我苛。

一九二三年，彼族會議勤。欺我國勢弱，誅求乃勃然。

會議到移民，討論聲頻頻。于時市卒氏，草案呈機陳。

四十三條苛例，專禁中華人。觀其綱與目，殘酷至絕倫。

領事與交涉，掉舌如摶輪。吾僑力抗爭，奔走十余旬。

加人終不卹，視弱胡與秦。三讀卒通過，此例成金科。

總監經批準，施行速于梭。嗚呼七月一，何來此惡魔？

嗚呼吾眾僑，奈此恥辱何？愿大眾，聽我歌。

七月一，痛苦窩。如兔雉，罹于羅。此不念，講什么？

臥薪嘗膽計，同心紀念莫蹉跎。

這首詩發表于華人極其痛恨的加拿大排華法案在議會正式通過的一年后，它以民謠的形式簡述了這一只針對華人的歧視法案是如何制度化的，并詳細描述了華人所感受的屈辱、羞恥和憤慨。以其耐力而著稱的華工本來就承受著經濟剝削，現在更進一層被奪去公民的權利，被推向社會的最底層，很自然地，華人奮起反抗，尋找各種方法，包括正式公開的、民間的以及各層路線的抗議，來抵制這一違反人權的法案。這首民謠的語言樸實簡單，直截了當，充滿活力，雖較少詩意，但內容卻十分豐富。

例五：“詩界”“粵謳”：少英“七一紀念”（1924年6月16日《大漢公報》第11版）

七月紀念，講起就悲啼。

禁絕我哋華人，豈不慘凄。

我哭不成聲，就漣漣下涕。

重話商人妻子咯，亦不能同嚟（粵方言來也）。

苛待我哋僑胞，個個好似的奴隸。

想佢絕無人道，重要注冊個的東西。

例行四十三條，咁就將我哋來泡制。

唉，真自翳。你話如何打算唎？

只望我同胞大眾心齊。

這是一首粵語民歌，它把同一天的兩個相對抗的意象并列起來：加拿大人紀念、歡度國慶；與此同時華人卻在悲泣所遭受的歧視恥辱。尤其是“家”作為養兒育女的生活住所，已經失去其基本意義，因為丈夫與妻兒被無情分開，不能相聚，這種非人道的對待，使華人不得不感到自己如奴隸般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譴責違背人性和邊緣化華人是這首民歌的基本主題，最后民歌呼吁華人團結起來，共同為抵抗種族歧視。

例六：“詩界”：周開軾“七一恥念有感”（1924年6月20日《大漢公報》第11版）

客路勞勞歲月更，頻來苛例倍心驚。自愧國弱強難敵，目擊時艱劍欲鳴。

征我稅金成夙恨，怪他注冊又施行。男兒勿作溫柔度，迨滅夷人氣始平。

這首詩繼承了第一時期華人對他們身份的認識和當時的家國觀念。具有象征意義的“客路”指涉華人在異國他鄉的生命旅程，這里作者是把居住國看作是臨時居住地，最終總是會返回出生地的故鄉。正如米莉安·俞在她的《人權，歧視，和加拿大華人的應對行為》一文中指出，“如果他們得到好的待遇，比如容忍和接受，他們就會積極地指認居住國為他們的新家，因為那里的發展機會比故鄉更多更優越?！保桌虬病び?118）這首詩所描寫的虐待性的種族歧視政策和對華人的經濟剝削，使華人不僅無法體會到家的感覺，更在心理、精神上產生敵意，因此詩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號召華人堅決反擊，不能軟弱任受欺負。十年以后，譴責排華法案的詩歌繼續出現在《大漢公報》上。

例七：“漢聲”：周玉生“七一紀念感作”（1933年6月30日《大漢公報》第7版）

每逢僑恥感難休，七一溯洄淚欲流。碧眼不良時記恨，不知何日報怨仇。

Lisa Rose Mar在她的《經紀人：華人在加拿大的1885—1945排華時代》一書里指出，在大蕭條期間（1929—1939），雖然加拿大華人較之前已經較好地融入了加拿大社會，他們仍然認為這個時期是“大盎格魯白種人的歧視、華人抵抗的無效、和同化無法實現的時代”。Anthony B.Chan在他的《金山：華人在新大陸》一書中也告訴我們，在1923年時，華人社區已經蔓延到整個加拿大，“到1947年時甚至更多”。然而，盡管華人在地理上已分布在加拿大各地，但是排華法律實質上極大地阻礙了華人融入加拿大社會的過程。

因此這一段時間，對于加拿大華人來說，也是在經濟和精神上的大蕭條、大沮喪的時期。種族歧視的政策在他們追求更美好的未來制造了許許多多的阻礙，使他們的生活毫無快樂幸?？裳?。正如Wing Chung Ng所指出的，“這些嚴厲的法例，以及大蕭條的毀滅性影響，導致華人從加拿大大批地外流回中國”?！洞鬂h公報》此時刊登的一些詩歌，也忠實地記錄了這一“外流”回中國，不少詩歌辛辣地描繪了那些不再感覺到加拿大成為他們第二個家的感覺。盡管如此，與此同時《大漢公報》并沒有停止表現不懈的抵抗。周開軾的“七一恥念有感”和周玉生的“七一紀念”便是典型的例子，它們告訴讀者華人沒有忘記排華法案給他們帶來的恥辱和痛苦，華人不會放棄戰斗，哪怕他們的抗爭不會有實質性的成果。

自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蠶食并占領中國東北之后，《大漢公報》的詩歌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詩人們把在加拿大的華人蒙受到的恥辱歸結為中國政府的國家實力的軟弱，呼吁參與國家的救亡運動。

例八：廖溥吾“僑恥感詠”（1938年7月4日《大漢公報》第9版）

苛例四三十四年，恰逢國難又當前。

吾僑共負興亡罪，出力出財志愈堅。

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漢公報》重點轉為對戰爭的跟蹤報道，密切關注戰事發展的每一步，表現了華僑對國難的深切關注?？赡芤驗閼馉幍脑?，這段時間《大漢公報》譴責排華法案的詩歌暫時缺席。充斥其間的是報導華人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洞鬂h公報》多次以社論形式論述購買公債的重要性和華僑介入反法西斯戰爭的責任，并全面報導加拿大華人如何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入伍加拿大軍隊，幾乎每天都以非常醒目的大字體和夸張的畫面報導加拿大國債券銷售活動和為國內抗日戰爭的現金捐贈，突出華人參與反對納粹的正義戰爭。華人不僅出錢，更出力，《大漢公報》還詳細報導年輕的加拿大華人士兵在盟軍中的消息，報導他們在反法西斯戰場上直接參與的戰役。雖然有大約8 000名加拿大華裔青年有資格服役，但只有大約“500名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加拿大軍隊服役”，因為種族歧視的政策阻礙了他們服役，一些年輕的華人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人煙稀少的卡爾加里參軍。大多數志愿入伍的華裔青年希望通過在軍隊服役獲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以及一切公民權利，認為義務跟權利應該并行不悖。而華裔青年在戰爭中表現出來對加拿大的忠誠極大提高了他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白鳛槊擞?，華人的一個新的積極正面的形象開始在加拿大生根開花，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145）。在全力以赴支持居住國政府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同時，華僑還組織華僑救國勸募公債委員會，傾囊相捐，援助國內的抗日戰爭，并發起救濟中國傷兵難民“一碗飯”籌賑運動。難怪在排華法案被廢除的1947年，屈辱、憤慨的情緒沒有在《大漢公報》重現，詩人們唯一的關注則是剛剛在中國開始的內戰。這種將注意力從“排華法”轉移到中國國內政治情形的態度意味深長，解釋了加拿大華人對他們的文化身份和家庭觀念新的看法和態度。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華僑的公民權利的意識大為增強，他們開始把這塊已經拋灑了無數血汗的土地作為自己第二個家，并且不懈地為爭取的自己的權利和尊嚴做持久的努力。1949年以后在《大漢公報》上發表的詩歌為我們提供了加拿大華人對身份和家園問題的新的看法。

三、1947—1960：落地生根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改變了對華人的態度，首先是因為中國和美國、英國、加拿大在戰爭中是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國，抗日戰爭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同時華裔對加拿大政府不計宿怨地全力支持，包括華裔后代自愿加入加拿大遠征軍赴太平洋各地戰場浴血奮戰，華裔居民踴躍購買國庫券，從事慈善工作。加之戰爭讓人們對人性進行深刻的反省，使加拿大人對華人好感急劇增加，開始檢查自己對華僑的排斥和歧視的態度和法律。加拿大政府中具有民主意識和同情心的議員們也積極促動政府重新考慮華僑對“四三苛例”的申訴和抗議，實施長達24年的排華法案終于在1947年廢除?！洞鬂h公報》對此過程作了追蹤報導，包括眾議院辯論中國移民例的報導，一方面歡迎加拿大政府邁出的這一回歸人性、尊重人權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繼續要求政府進一步改進對華人的移民政策，將加拿大土生的華裔青年和入籍華裔所享有的一切公民權利擴大到所有旅加華人，讓所有在加拿大生活的華僑有在家的感覺。這一時期《大漢公報》上發表的詩歌很多都反映了華人對家園觀念的變化和新的立場。

例9：“漢聲”：顏志炎“漫興”（1947年5月27日《大漢公報》第7版）

物候撩人旅恨牽，青山綠水繞城邊。

春風芳草吟詩地，晨雨疏窗睡覺天。

書劍飄零徒老大，雞蟲得失且隨緣。

今生四海為家樂，世事悠悠付逝川。

這首詩的作者顏志炎是《大漢公報》1910—1940年的主要編輯之一，也是該報社論說欄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同時還擔任致公黨舉辦的華人小學大公義學校的校長。毫無疑問，顏志炎的職業性質使他的聲音具有很大程度的說服力和代表性。在他的“漫興”這首詩里，讀者可以看到“客居”飄零的傷感主題已被樂觀、積極的四海為家的觀念所取代，它的內涵體現了現代性的全球公民意識。詩人所描述的樂觀積極的新的人生態度，源于詩人超越領土和地理界限、地球村公民的觀念。

1947年的最后一天，《大漢公報》文學專欄發表了幾首充滿喜慶和吉祥祝愿的詩歌。在這些詩歌里，自發的情感和濃烈的家庭氣氛流露著詩人對未來的信心和安身定居的安定感。每首詩都細節化地描述了色彩斑斕的宴會，歡樂的音樂表演，飲酒賦詩，辭舊迎新的爆竹，給孩子們的紅包作為新年禮物等等。 其中一首詩的結尾是：“燈火輝煌城不禁，家家歡似樂堯天?！痹娭幸谩皥蛱臁敝?，指涉中國神話中上古時代堯帝仁治的黃金時期。很明顯，這些詩極大地減少了被種族歧視排斥的情緒，相反，充滿了前所未有的節日喜慶心情，呈現出華人此時以加拿大為家和安家樂業的新的感覺。

以上所舉的詩歌例子是在排華法案被廢除的1947年發表的。一年以后，聯合國于1948年發布了“世界人權宣言”，加拿大在擬定這一宣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后加拿大把多元文化主義作為法律和國策，加拿大華人擁護這一國策之后一直獲益于此。1947年最后一天發表在《大漢公報》上的詩，可以闡釋為加拿大華人對的身份和家的概念新的思考和修正。而以下詩歌選自1960年1月，即排華法案取消十三年后，它們則清楚地顯示了加拿大華人從“客居”到“定居”再到加拿大“公民”意識的鮮明轉變。

例10：“漢聲”：馬非非“新春我的有抱二詠”（1960年1月4日《大漢公報》第5版）

其二

日暖風和庚子天，一年容易度新年。安鄉定國何人杰，把酒題詩有謫仙。

燈火家家歡曷似，霓裳樂樂曲怡然。紅花綠燈叢林處，燕囀鶯啼勝管弦。

例11：“漢聲”：薛子襄“新年詠二首呈南北美洲諸吟友”（1960年1月6日《大漢公報》第5版）

其二

元初揮筆祝平安，天地悠悠改舊觀。雨后江山春色好，花前觴詠客情歡。

迢遙鄉國樓頭望，擾攘塵寰醉里看，漫計年華駒隙逝，重張旗鼓賽詩壇。

上面引用的兩首詩歌展示了新年的歡慶主題，彌漫著祥和親切的氣氛，快樂美滿的情調貫穿始終。顯然詩人已經把加拿大看作是他們的新家和居住國，有著安頓下來的滿足感。雖然詩里仍有懷舊的情思，總體基調卻是樂觀和熱情洋溢的。例10詩援引中國唐代宮廷歌舞經典之作《霓裳羽衣曲》之典，據說為唐玄宗創作，其中有明顯的西域音樂的影響。舉世聞名的唐朝不僅以其國力強大，更以其藝術和文化的黃金時代而聞名，在唐代，中國的詩歌、繪畫、雕塑、陶器、青銅以及歌舞都有登峰造極的成就。引用《霓裳羽衣曲》這一優秀的音樂作品，顯示了詩人對祖國文明歷史的自豪，然而，音樂本身是中國本土和中亞音樂的混合物這一事實說明了詩人對文化遺產交融的開放心態。

例11詩則從另一角度擁抱中國詩歌傳統，詩人仿效中國文學歷史上最著名的詩人之一李白的《月下獨酌》，作為其賽詩活動的靈感?！对孪陋氉谩烽_篇始于“花間一壺酒”，這首詩以詩人極富想象力的孤獨而著名。李白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旅行和漫游上，他的詩歌充分體現了他獨特的個性和不受拘束的浪漫個人主義，有著深厚的道教色彩。然而，在例11的詩中，李白詩中理想化的隱居式孤獨被群體化的節日氣氛所取代，而旅行者的地理空間的錯位則被時間上的最終定居所取代。因此，與李白詩獨自一人飲酒取樂，沉醉于與月亮和身影恣肆狂舞不同，這首詩強調地方性和社團性的聯系，擁抱新的雙重家國觀念。

懷舊的靈感仍然揮之不去，例10和例11兩首詩都描寫了歡慶佳節和繁榮，都注重現在和未來，而不是一個消失了的、想象中的過去。例11詩所述的“改舊觀”有著雙重含義，舊觀念的改變不僅涉及華裔移民對新家和國家的所屬觀念，而且指涉加拿大政府和社會如何改變他們對華人移民的政策和態度。

歧視華人的排華法案被廢除后，加拿大人的華人開始享有與其他民族一樣的各項權利，逐漸受到平等對待。 因為很多華人的家庭成員和新移民在1947—1960年從中國來到加拿大，極度不平衡的華人性別比率得到顯著的改善。不少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國下一代都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很快融入主流社會。

結 語

《大漢公報》見證了加拿大華人從臨時的客居者逐漸轉變為永居者，進而成為加拿大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華人的家國觀念在《大漢公報》的詩歌中的表達，有著歷史的發展痕跡，在加拿大排華法案實施之前，懷舊的情感形成流行的主題，常常如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在她關于家園政治論的討論中所展示的“心理的景觀”和“現實地理”之間搖擺?；谌A人豐富的文化歷史根源，詩人運用思鄉懷舊模式來定義他們加拿大的暫時逗留者的身份。對家庭的渴望和對地理錯位的悔恨透露了他們被邊緣化為非公民階層的悲哀。落地生根的詩歌呈現了華人從暫時的逗留者轉變為加拿大華人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用拉威（Smadar Lavie）和斯威登布格（Ted Swedenburg）的話來說，加拿大華裔身上體現出來的是一種“雙重關系或雙重忠誠”，“雙重忠誠”表現在“他們與目前所居留地的緊密關系和他們持續不斷地卷入‘家鄉’的事務”。從此，家園不再局限于中國/加拿大的二元對立，而是面向多元文化主義和跨國界跨文化的地球村。這一觀念的變化，與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在

The Nation

的《125周年紀念的專號：愛國主義》中表達的理念十分相似，“我還沒有感覺到絕對地只屬于一個國家?！錆M深情地想著老家是所有我能做到的”?！洞鬂h公報》所展現的“錯位的和拔根而起的個人是如何地把他們所隨身攜帶的文化和信仰移植到他們的新的家”，為理論界對于離散理論的深化，更為群體越來越大的華人移民的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

注解【Notes】

① 本文中所有英語引文均為本文作者的翻譯。

② 《大漢公報》的創刊時間向來有不同的看法。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研究圖書館制作的微型膠卷首頁的介紹寫道：“《華英日報》于1907年在大不列顛省溫哥華正式出版，該報由傳教士資助編輯出版，目的在于宣傳基督教并在華人社區傳播現代知識。1910年夏天因為財政原因該報重新改組，更名為《大漢日報》。1915年11月改為現在的標題：《大漢公報》?！比欢?，其他歷史資料與這個信息相矛盾?！度A英日報》首任主編崔通約在他的回憶錄里說報紙是在1906年年底出版的。見《崔通約與孫中山斷絕關系之原因》（載《大漢公報》1915年7月29日第2版）。報紙改組后的首任總編輯馮自由（1910—1911）的回憶與崔通約完全一致：“丙午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溫高華埠基督教徒周天霖等發刊《華英日報》延崔通約為記者”，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一卷），第328頁。Jiwu Wang在他的

"His Dominion" and the "Yellow Peril": Protestant Missions to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1859-1967

（《“他的統治”和“黃禍”：新教對加拿大華人移民的傳教，1859—1967年》）一書里也指出報紙首發時間是1906年（第88頁）。Edgar Wickberg（埃德加·威奇伯格）在書中列出的加拿大華人報紙名單表里也將《華英日報》的首刊日期列為“約1906年”（參見《從中國到加拿大：加拿大華裔社會的歷史》第278頁）。黎全恩（David Chuenyan Lai）在他的《洪門及加拿大洪門史》中也認同1906年的首刊時間。很有意思的是，報紙自己對創刊時間的敘述也是不同的，報紙名為《大漢日報》時期，首頁注明創刊時間1906。在20世紀30年代早已更名為《大漢公報》發表的“本報喬遷紀念特刊”（1939年9月16日）一文中仍然稱創刊時間為1906年。但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報紙的文學專欄“漢聲”版上開始注明報紙首創時間為1907年。而李東海的《加拿大華僑史》一書則認為《大漢公報》（前身《大漢日報》）“成立于民國前三年。其時云高華洪門致公黨大佬陳文錫等感於革命潮流澎湃，發起組織大漢日報於云埠”（第349頁）。李東海是唯一一位把《華英日報》與《大漢公報》分開的加拿大華僑史家，從辦報的宗旨來看，兩報確實不同，況且辦報人也不同，前者是基督教傳教士，后者是洪門致公黨。兩者唯一的維系是崔通約，他既首任《華英日報》創刊主編，后又任過《大漢日報》主編。

③ 崔通約：《滄海生平》，上海滄海出版社1935年版，第82—83頁。

④ 華采：《談洪門》，載《大漢公報》1941年5月6日，第1版。

⑤ 顏志炎：《黨史：駐加拿大洪門史略》，載《大漢公報》1947年3月31日，第2版。

⑥

Dissertatio medica de nostalgia

,Universitat Basel,1688.該論文被翻譯成英文后發表在巴爾的摩1934年第二期的《醫學史》學報上。⑦ Anthony B.Chan.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1983,p.68.

⑧ 柯京清心在《對滿地可埠致公堂與國民黨打架之獻議》一文中寫道：“回思吾人出門之初，用盡巨資，割開親愛家庭，遠涉重洋，遍嘗辛苦。稅關苛驗，忍受種種恥辱，而意旨何在？曰：謀生計也。為工為商各擅所長，本其來時之初意而行。三年兩載，積錢回家，上慰高堂，下慰妻子。家庭團敘，其樂何如？”見《大漢公報》1934年2月15日，第1版。

⑨ 見Miriam Yu."Human Rights,Discrimination,and Coping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n Canada",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1987,19: 3,p.118.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頁碼，不再一一做注。j "The Chinese are the only ethnic group ever assessed a head tax for entering Canada".Anthony B.Chan.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Ltd.,1983,p.12.k Kay J.Anderson.

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1875-1980

.Montreal＆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1,p.141.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361—364頁。l 大不列顛哥倫比亞要求當時的聯邦政府承諾10年內建成連接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和加拿大的鐵路系統，作為參加加拿大聯邦的條件。見

British Columbia Terms of Union

,para.11。加拿大太平洋鐵路（CPR）公司1880年初從中國雇傭的15 000合同工是鋪建加拿大西部地理位置最艱險的一段鐵路的關鍵勞工。見Royal Commission,1885: V.m Susanne Hilf.

Writing the Hyphen: The Articulation of Intercultur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Canadian Literature

.Frankfurt: Peter Lang,2000,p.69.n Anthony B.Chan.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Ltd.,1983,p.147.

o 見《域埠勝利公債華人支會宣言》，載《大漢公報》1941年6月3日，第1版；洪公：《為推銷勝利公債演講》，載《大漢公報》1941年6月20日，第1版。

p 見《華裔青年會昨致會館函》，載《大漢公報》1944年8月24日，第1版；簡建平：《華裔軍人會的任務》，載《大漢公報》1946年7月5日，第2版。

q 詳情見《駐云高華加拿大華僑勸募救國公債總分會賣物籌款救濟祖國傷兵難民舉行一碗飯大運動會》，載《大漢公報》1939年9月6日，第8版。

r 洪公：《社論：七一回憶感言》，載《大漢公報》1947年6月30日，第1版。

s 顏志炎：《我來到溫哥華以后》，載《大漢公報》1947年5月8日，第2版；23日第2版。顏志炎先于1910年代從舊金山來到溫哥華，后來又于1945年重返溫哥華直至1947年。在溫哥華期間，他擔任過大公義學校校長，《大漢公報》編輯，加拿大致公黨秘書長。

t 自1950年后，每年移民到加拿大的華人平均為2 000人。1961年華人男性人數為36 075，女性為22 122.見 Edgar Wickberg.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1988,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