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冤》和《我不是潘金蓮》悲劇性對比分析

鄭丹宇

（陜西師范大學國際漢學院）

一、《竇娥冤》和《我不是潘金蓮》的相似性及不同

悲劇作品在歷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分量，展示著悲劇的獨特美，并帶給欣賞者一種巨大的沖擊感。朱光潛曾說過：“對悲劇說來要緊的不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對待痛苦的方式，沒有對災難的反抗，也就沒有悲劇?！边@樣我們即能發現主人公是站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環境形態的對立面，以一種弱小的姿態在反抗。

竇娥同李雪蓮一樣，首先被身邊的形象污蔑陷害，然后延伸到官場上的壓迫。這些形象用居高臨下的思維視角去看待李雪蓮和竇娥的問題：竇娥和張驢兒處同等地位時，官府不僅省去調查還直接聽信張驢兒的一家之言以至于判下竇娥的死刑；李雪蓮和秦玉河處同等地位時，法院等更高層級忽視對秦玉河的調查而直接關押、監禁李雪蓮。二者的相同點還體現在社會環境中自己的冤屈無人傾聽：竇娥因為無人信任以及心中對蔡婆婆的留戀而含冤許下三樁誓言；李雪蓮就算再三強調不再上訪后也無人相信便導致她被政府監禁，在逃跑后犯下真正的錯誤。最令人感到絕望的是，當所有人都不相信李雪蓮“今年不告狀”這句話時，李雪蓮就和趙大頭發生了性關系?？尚Α澳鹿鹩⑽迨龤q又掛帥，李雪蓮四十九歲又失身”，李雪蓮在無意中聽到與她發生性關系并不是趙大頭出于愛情的本意，而是與賈聰明勾結后萌生的對策借以“一箭雙雕”，此時的李雪蓮在無知無覺中已經成了攛掇殺人、擾亂社會秩序、失了身的預言中的潘金蓮。就如索?？死账沟摹抖淼移炙雇酢分卸淼移炙雇跏侵腔鄣幕?，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謎，救忒拜于水火，并當上國王，似乎沒有什么是他完成不了或者不能了解的，但是一個自足的、無限的世界并不總是能夠被掌握的，他已經在無知無覺中殺父娶母，正像他出生時所被預言的那樣。李雪蓮提出了一個竇娥式的質問：“菩薩，這些貪贓枉法的人都被你給懲罰了，我是不是潘金蓮的事，您還沒有說清楚?！边@個自足的世界在任何一個意義上都不按照人們的意愿作為，世界是無限的，所以你很難在這個悲劇故事里找出一個具體的施暴者，為什么這一層一層的領導官員就是不能徹底解決李雪蓮的問題？其中不乏真正想為大眾辦實事的官員，但就是陰差陽錯地錯過，李雪蓮同竇娥一樣，善意的盟者總是失敗，悲劇性的結果總是無法躲避。所以絕望與迷惘讓李雪蓮產生了逃避這個世界的想法——死的決心，既然無論如何都逃不出這廣闊的世界，死亡就成了唯一的解脫之路。

但是，李雪蓮的背景情況相較于竇娥是復雜又有大不同的。李雪蓮鉆了法律的空子：她想通過假離婚讓二胎上戶口。其符合道德的因素在于因為國家政策普通職工家庭生二胎的不可能，而李雪蓮站在母親的立場上想出此對策來保住胎兒性命是合情合理的，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這也是完全符合倫理道德的。但站在自然法的角度上，法律不僅僅是命令或意志，而應當更多地體現正義或者理性。矛盾之處就在于國家法律明確規定了二胎是不合法的，這也是法律和道德難以統一解決的地方。但同時我們不能承認二人的不道德行為，此時夫妻二人在欺騙國家，耍小聰明，鉆法律的漏洞?？陀^來說，李雪蓮的假離婚案件是存在非道德因素的。其次，站在國家法律上，法院王公道的判案完全符合形式程序和律條，完全符合形式法，所以正確的判決是無法改變的。因此李雪蓮只能在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的情況下對自己進行維權。在她和丈夫秦玉河雙雙欺騙國家法律的背后又存在著秦玉河對李雪蓮的欺騙。所以李雪蓮啞巴吃黃連，在必須背負法律責任的前提下對秦玉河的懲罰所運用的方式只能是：①直接譴責：李雪蓮開始尋找自己的弟弟以及在鎮上殺豬的老胡，要求他們幫助她私下殺掉秦玉河；②間接譴責：利用社會輿論對秦玉河施壓。但是這種市井芝麻的小事在人性面前卻是入不了眼的，根據人趨利避害的本能和群眾效應，幫助李雪蓮的人會少之又少。再說李雪蓮是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農村婦女，這就說明了李雪蓮為什么有苦說不出。主觀因素就決定了她必定會處在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如果她上訴，法院判離婚是正確，不可能按照李雪蓮的想法先打官司證明之前的假離婚是假的，然后結婚，其次再真正離婚。并且這樣做的一大風險就是國家知道二人的假離婚并根據其違法行為將二人進行處置。另一方面如果李雪蓮不上訴，那么她就要忍受秦玉河對她的欺詐并且承受自己一人獨自撫養二胎的后果。所以因為李雪蓮本身的受教育情況，這樣的兩難境地成了最具有悲劇性沖擊的場景之一。

說到兩難境地，《竇娥冤》中竇娥對于張驢兒要毒死蔡婆婆這個情景是完全不知情的，她是一個無知者，她無知無覺地讓張驢兒父親喝下這碗湯而間接藥死了他。但是為了救蔡婆婆，她選擇了屈打成招的行為，所以原本竇娥是不用對這樣的行為而負責的。這樣本身的情況是不具有強烈的悲劇性質的，因為這樣的情形本身并不能凸顯“施暴”意味，但是竇娥手上的這一碗湯無論如何都會毒死蔡婆婆或者張驢兒的父親，所以竇娥其實陷入了一個兩難境界?！陡]娥冤》在情節設定上必有一人的死就強烈顯示了“施暴”意味，增加了悲劇性。李雪蓮的情況也一樣，她作為一個無知者，對于趙大頭勾結賈聰明的行為一概不知，而產生了與趙大頭發生性行為的惡果，于是她意識到她已經成了所謂的“潘金蓮”，這樣的局勢已經不可扭轉，由于悔恨等原因她已經徹底無法抵抗這個世界施加在她身上的任何暴行了，于是也走向了毀滅的道路。

二、《竇娥冤》和《我不是潘金蓮》人物形象悲劇性分析

元雜劇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批淪落到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他們轉而從事雜劇創作，他們能夠體會同樣在社會底層的婦女的苦難和辛酸，用雜劇的形式反映她們日漸覺醒的反抗意識。在政治方面，元代推行民族等級制度，《元史·百官志》規定：“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痹谶@樣的制度下，很少有漢人為官，元代統治者曾經還中斷科舉考試80年之久，儒生們沒有可以為官的機會，便沉淪于社會底層，甚至還有的被貶為奴隸。民族歧視和文化的輕視使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所以同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他們理解女性卑微的處境，同情她們沒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而妓女、寡婦的命運則更為凄慘。因此元代文人用寫雜劇的方式來表現、反映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她們的覺醒意識。

《竇娥冤》中的書生竇天章為了進京趕考卻不得不賣掉自己的親生女兒以籌路費。竇娥小小年紀便在蔡婆婆家里作童養媳，戲劇的開端便創設了一個命運坎坷的姑娘的生存環境。接下來，竇娥的丈夫離世，又創設了一個年輕姑娘活守寡的情節。但命運并沒有憐愛這個善良可悲的姑娘，她又遭到無賴張驢兒父子的加害，被迫走上公堂。原本想在一個掛著“明鏡高懸”牌匾的地方為自己討回公道，沒想到卻是屈打成招和被判死刑。這一情境的創設更加深了人物的悲劇感和命運的無力感。在研究竇娥的命運悲劇時很容易發現，悲劇主人公遭遇不幸時，每個人都會意識到自己和世界的決然分立，這是每個人本來存在的狀態，只是因為我們置身于世界之中就常常將其遺忘。所以，在只看竇娥本身的時候，很容易發現竇娥被命運和時代一步步推向死亡的邊緣，導致悲劇命運一步步加深。

這時個體反抗暴力的思想終于在竇娥的身上體現出來，竇娥一心向善，為了保護蔡婆婆，用自己的死來傳達她抵抗父權社會的意志——三樁誓言：第一樁要丈二白練掛在旗槍上，若系冤枉，刀過頭落，一腔熱血休滴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第二樁，現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孩兒尸首；第三樁，著他楚州大旱三年。這種個體抗暴的意志更加凸顯了竇娥作為女性在這個時代的悲劇特征，這里明顯地表現出作為女性和男性差距的懸殊。女性更加沒有能力、沒有權利來做有效的反抗，這是一個普通生活中的小女子的悲劇，它毀滅的是一個女子平凡無奇的生活。最終竇娥冤死，張驢兒暫時過上平和的生活。

竇娥不僅受到張驢兒父子的欺凌，父親竇天章也闡釋了父權主義封建制度下對于女性甚至于自己親生女兒的霸凌，竇天章為了取得上京考科舉的盤纏而把女兒嫁到蔡家做童養媳，這就是他在運用父權壓榨女兒的表現，將自己的前程建立在女兒的不幸之上。竇娥已經不僅僅作為竇天章的兒女，更是作為女性在被欺占霸凌。高中之后，面對親生女兒竇娥的鬼魂，竇天章不問來龍去脈，劈頭就是一頓訓斥：發你城隍祠內，著你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為餓鬼。竇娥已經不過是竇天章用于交換的工具，而此時價值喪失后的她反而污蔑了竇天章的清名，她內心的憤懣可想而知。竇天章在這一折對竇娥的態度可以說是典型的父權壓榨，外部與內部的雙重打擊使得個體抗暴在接下來的對峙公堂上完美演繹反抗意識的崛起。

雖然《我不是潘金蓮》的同名電影被定義為喜劇，但是其中的主人公形象卻是一個充滿悲劇效果、諷刺特質的角色。李雪蓮的自我抗爭是在竇娥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個更大的跨躍。

電影的開頭，李雪蓮就在打和丈夫秦玉河假離婚的官司。電影已經鋪墊好了一個“被丈夫離婚”且自認為“被官府欺騙”的孱弱形象。通常人們會對這樣的形象產生同情心，但是當這樣的形象開始反抗、抗爭時，悲劇性也就開始產生了?！凹匐x婚”這個情況本身就是世界在對個體進行間接施暴，李雪蓮假離婚的用意是生二胎（善意），秦玉河假離婚是為了與其他女人結婚（惡意），所以世界利用受害者的善意對抗其惡意使之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假離婚”在法庭上是公公正正的“真離婚”，所以最終實現了對受害者的控制而自己毫發無損，個體在這樣的情況下完全不能抵抗世界的統治性，個體形象在此處只是單純地表現為被欺騙，而在打官司不成、被丈夫拋棄后，個體發生了對道德錯誤的明知故犯：李雪蓮開始找自己的弟弟以及鎮上賣豬肉的人殺死秦玉河。殺人是違反道德的，但李雪蓮是被自己的欲望綁架，而并非掌握完全的主動且在作惡中求樂的極惡之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尚可接受個體違反道德的舉動，并對其產生極度同情。但是反過來想，為什么李雪蓮兩次求人殺秦玉河都不成功，這說明了個體的孤立無援。此時我們所說的世界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法律條文、官場環境以及人際關系所構成的：李雪蓮所對抗的首先是丈夫秦玉河，秦玉河借假離婚之機使其變成真離婚并娶了另外的女人且污蔑李雪蓮是“潘金蓮”；其次是法院以及政府的眾領導，李雪蓮因為離婚案上訪到北京，驚動一系列領導，致使他們都難逃李雪蓮這棵難拔的“白菜”；最后還加上了老同學趙大頭，趙大頭與政府官員串通一氣，既得到了心儀的李雪蓮的肉體同時還使得她不再告狀。在對抗世界暴行這一點上，她的同盟者以及克服悲劇性結局的可能性似乎被世界巧妙地屏蔽掉了，由于多重因素，受害者即個體喪失了化解悲劇的可能性。

李雪蓮接下來找到法院的王公道、市長馬文彬、縣長鄭重、法院審判長賈聰明以及舊縣長史為民。這是一個純男性形象的食物鏈，這些形象一面真心想幫助她、一面卻又只想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帽從而絆住了李雪蓮奪回尊嚴的道路。在十多年時間里，從鎮到縣，由市至省，最后到首都，李雪蓮悲劇中的“世界形象”非常廣闊。李雪蓮在走到北京狀告至人大時，得到了愛慕自己多年的同學趙大頭的幫助，但是后來聽說丈夫秦玉河意外死亡。秦玉河的存在其實對于李雪蓮來說是一個精神支柱，因為假離婚的人是他，說她是潘金蓮的人也是他。在“潘金蓮”符號的出現后，李雪蓮的女性意識才逐漸被激發出來。李雪蓮之后的告狀就是在證明自己的清白以及贏回自己體面的愛情和女性尊嚴在作斗爭?！芭私鹕彙钡姆Q號激發出了她作為女性受害者、被污蔑者的疑問，這個強烈的象征符號表明了因為作為女性，清白與否便需要證明，如果不能證明那就沒有尊嚴、沒有貞潔可言。這已經與當初的“假離婚”事件相差甚遠，從單純的家庭糾紛轉變到了女性身體從屬問題。突然秦玉河死了，這個支柱不在了，李雪蓮所要證明的清白其實也就消失了。在秦玉河死后她完全不必再告狀，但是因為“潘金蓮”的稱號，她開始懲罰那些無端對她造成污蔑和只為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不愿給予她女性的平等和尊重的男人?！芭Ｕf不讓我告狀是怕我告不贏，你們不讓我告狀，是讓我繼續含冤?！崩钛┥忂@么一句話便表明了她已經意識到這些男性官員是因為她的身份——她作為女性特殊的身份在故意使她失敗。她的冤屈是一系列的男性所給予她內心的不安和憤怒，是一鄉村女性人物在男權社會下的執拗與倔強，是對女性主義的權益尊嚴在進行爭奪。

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克里斯蒂娃指出，女性不能默認自己在父權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要為了解放、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努力奮斗。潘金蓮與竇娥的不同在于，潘金蓮逐漸有了女性自我意識，以狀告十年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立志要洗清自己被污蔑的名聲；竇娥卻是背負著委屈的重擔，從來沒有想為作為女性的自己討回公道，是屈服于官場社會的悲劇形象，但是竇娥雖然身處元代卻也存在一定的反抗精神——三樁誓愿以及最后鬼魂的出現體現了關漢卿借竇娥這一形象對當時世界環境的反抗。

有一些研究者認為，竇娥沒有改嫁是關漢卿作為父權統治的體現，女性在守寡后改嫁是女性意識的萌發。但是“改嫁”是一種主動意識，是善意的遵循道德禮儀的行為，不是在忘卻恩情下不清不楚的行為，她和蔡婆婆的婚姻觀是大為迥異的。一方面女性改嫁的確是一種能夠表現女性跨越束縛的行為，但不是所有的改嫁行為都是女性意識的萌發。所謂女性意識的前提是愛惜、尊重女性本身，不屈服于男權，不畏懼男性霸權。而竇娥拒絕是因為張驢兒父子本身就品行不端，他們利用蔡婆婆的弱點進行威脅，于是竇娥沒有選屈服于傳統封建的愚忠愚孝，反而竇娥的形象在這里是體現潔身自愛的道德觀。但是在劇本中我們也能發現她評價蔡婆婆“怪不得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教人笑破口”。竇娥的憤怒是其堅守貞節的體現，她甚至跨越尊卑說蔡婆婆“可悲可恥”！所以在竇娥看來貞節比孝順更為重要，即使死后化為了冤鬼，還對其父說：“好刀不鞴雙鞍，烈女不更二夫?！痹纳鐣懖儆^是從女孩子還小的時候就開始灌輸的，所以深受貞潔觀熏陶的竇娥無論如何也做不出改嫁的行為。但是在這部劇本中竇娥拒絕改嫁的原因并不是三從四德貞潔為上的傳統孝道，而是由于張驢兒父子地痞流氓的本質，所以竇娥拒絕改嫁并不能否認這部作品女性意識的萌發。而從小深受三從四德等教育的竇娥竟然拋下對年長者的尊卑對蔡婆婆冷嘲熱諷、破口大罵也令人費解。如果竇娥是一個屈從于男權社會和傳統制度的小女子，便不會拋下尊卑對蔡婆婆進行這樣的評價。這一獨特之處反而將竇娥獨特的形象凸顯了出來?；蛟S有人說這是關漢卿通過竇娥來表現他的父權社會意識，但是男權壓力是一直都存在的，作者沒有必要非要寫這樣一部作品來表現他的男權意識，而是通過對竇娥和蔡婆婆婚姻觀念大不同的描寫來代表、表現底層文人以及底層女性的反抗意識和逐漸出現的女性意識。因此竇娥的形象辯證來看她并不是一個完全反抗的形象，她身上有傳統社會毒瘤的痕跡，但是這又從側面表現了關漢卿的抵抗、反抗意識，無形地勾勒出竇娥啟蒙的女性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