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湖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日子

康州客

一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建在大中城市里面或周邊，至于有沒有坐落在小城鎮的大學，似乎真的難以舉出多少例子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湖北省洪湖縣（今洪湖市）南套河邊的這所大學可是例外，離城鎮很遠，坐落在鄉村原野之中。南套河的名聲僅僅聞名于當地，我在上共產主義大學之前，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這個地名。南套河的兩岸完全是一片原野，一條筆直的河流穿過這片茫茫原野，滋潤著這片肥沃的土地。原野上生長著郁郁蔥蔥的水稻，到了秋天，稻谷成熟，滿眼金黃，一直抵達天邊。舉目四望，綠樹掩映的村落點綴在原野之上，村落之間雞犬之聲相聞。就在這么一片灘涂地上，當初的洪湖縣興辦了一所大學——洪湖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出現在江西。1958年，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要創辦半工半讀的新型學校，江西省委決定創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江西共大”，也稱“共大”，也就是現在的江西農業大學（1980年更名為江西農業大學）前身。該校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名義辦學歷時22年，總校設在南昌市郊，以辦大專為主；分校設在江西省各地，以辦中專和技校為主，曾開辦108所分校，創造了所有大學開辦分校的最高紀錄。由于這所學校體現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教育的要求，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贊揚。

1961年7月30日，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建校3周年前夕，毛澤東親筆給學校寫信，表示完全贊成共大的事業。毛澤東在信中指出：

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志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時學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這樣有5萬人之多。

再則，黨、政、民（工、青、婦）機關，也要辦學校，半工半學。不過同江西這類的半工半學不同。江西的工，是農業、林業、牧業這一類的工，學是農、林、牧這一類的學。而黨、政、民機關的工，則是黨、政、民機關的工，學是文化科學、時事、馬列主義理論這樣一些的學，所以兩者是不同的。中央機關已辦的兩個學校，一個是中央警衛團的，辦了六七年了，戰士、干部們從初識文字進小學，然后進中學，然后進大學，1960年，他們已進大學部門了。他們很高興，寫了一封信給我，這封信，可以印給你們看一看。另一個，是去年（1960年）辦起的，是中南海黨的各種機關辦的，同樣是半工半讀。工是機關的工，無非是機要人員、生活服務人員、招待人員、醫務人員、保衛人員及其他人員。警衛團是軍隊，他們有警衛職務，即是站崗放哨，這是他們的工。他們還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這些，與文職機關的學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3周年紀念，主持者要我寫幾個字。這是一件大事，因此為他們寫了如上的一些話。

隨之，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江西共大的名聲越來越大，成為當時教育改革的新高地。到了1975年，“文革”已經進入尾聲，一部電影《決裂》，將共大的精神傳播四方，許多地方都向江西共大學習，也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辦起了各地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二

洪湖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辦的。

說是一所大學，其實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是完全不合格的，甚至于比起當時一般的中小學來，都顯得相形見絀。

先說硬件吧，學校有兩溜排建筑，一溜排房子建在南套河河岸，是一排格局很小的平房，大約是剛剛建立學校的時候修建的，這兒居住的是教工和女生；和這溜平房處于垂直方向的，建筑在堤岸下邊的是一座禮堂，建筑面積大約在200平方米左右；靠近河岸平房的那一頭是廚房，其余的地方是餐廳還是會議廳，我已經記不太清楚。我們上學的時候，沒有地方住宿，這個禮堂實際上就成為我們男生的宿舍。除了這兩溜排房子之外，這兒就沒有任何建筑了。上課的教室當然也是沒有的，禮堂既是宿舍，也是我們的教室。更不可思議的，這所大學也沒有課桌、講臺等必備的教學設備。我們上課的時候，老師站在我們寢室的空地上講課，需要板書時就在掛在床頭的一面小黑板上寫寫畫畫，我們學生或坐在床邊，或伏在床上做筆記。至于有沒有不聽課的，甚至于乘機睡覺的，老師只能通過觀察學生是否在筆記本上做記錄來掌控。當然，老師和學生之間本身就很少有眼神和表情的交流。

再說軟件。這所學校辦了兩個班，一個是政治理論班，1977年我入學的時候“文革”剛剛結束，“文革”時期的各種思潮還不絕如縷，學習馬列主義、學習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還是當時重要的政治學習內容。當時的政治理論專業老師有四五個人，其中臺柱子是霍老師，他是我讀高中時的政治老師，當時40多歲，又是正規大學畢業，說起理論來一套一套的，“文革”后調往中南民族大學教書，這是他強大實力的最好注腳。還有幾位，一位姓饒，一位姓黃，一位姓羅，是上一屆留下來的，專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很聽話，做事也很勤勉。由于我是政治理論班的學生，所以對這個專業的老師了解得清楚一些。還有一個專業班，赤腳醫生專業班，老師都是從全縣各個醫院抽調來的，其中我家鄉那個公社就抽調了一位醫生做老師。這個專業的其他老師，其來源大約都是如此。

這里必須特別記上一筆的是，這所學校里有一位特殊的教工：洪湖有一位很出名的革命烈士叫劉紹南，1928年他為革命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的遺腹子（忘記了叫什么名字）就在這所學校里工作，至于具體做什么工作，我不太知道，感覺他基本上是在休養；他的夫人，一個白白胖胖的女人也在學校工作，大概是從事財務工作吧。夫妻兩人，一個木訥，一個機靈；一個老氣橫秋，一個光彩照人。

三

我是通過什么途徑進入這所大學學習的呢？當時高考停頓，普通大學招生都是靠推薦，連當時中專招生也是基層推薦的。推薦的方式是，上級確定一定的招生指標，然后分配到各個行政區域，比如一個公社分到若干人數指標，公社分配到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再選定人選后上報，層層遴選，最后確定誰可以上大中專。在確定人選的過程中，有一條標準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階級標準。在農村，要推薦貧下中農的子女上大學，那些“四類分子”的子女，是沒有任何希望的。雖然滿足了貧下中農這個條件，但是其中還是隱藏著若干潛規則，一般來說，干部子女或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子女被推薦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上共產主義大學當然也是被推薦的，只是因為上普通高等院校是從穿“草鞋”到穿“皮鞋”的變化，所以大家都很看重，競爭更為激烈一些；而上共產主義大學，回到家鄉后仍然還是穿“草鞋”，因此競爭較少，或無人競爭，或者不屑于競爭。

1976年底，我正在水利工地上勞動，整天辛勤地勞作著，挑著一擔擔的泥土，爬著非常陡峭的土坡，累得氣喘吁吁，四肢酸痛，手掌上、肩膀上磨出了一層層的老繭。有時我總是癡癡地想，一輩子就這么艱難地度日，我還有勇氣活下去嗎？我沮喪，我失望，我看不到生活中有任何希望。有一天，我的父親回家后又返回工地，他悄悄地告訴我，大隊推薦我到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一年，學習政治理論，回來后就到大隊擔任政治理論輔導員，他已經將表格替我填寫好了。我不禁喜出望外，人家被推薦上大學、上中專讓我羨慕不已，我雖然上的是一所地地道道的野雞大學，但是我還是十分高興——雖然改變不了我的命運，卻可以輕輕松松地度過一年。況且，我也想多學習一點知識，如果學得好的話，我是不是可以在學成之后，能夠在大隊里混混，發揮我能思善寫的特長，做點輕松的事情呢？我們家祖宗八代都沒有出一個大學生，現在我能夠上這所大學，雖然是一個不能夠改變農民身份的大學，全家老小還是特別高興。從水利工地回家后，還沒有到過年，我就接到了學校的通知。通知上說，我已經被洪湖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錄取了，某月某日到學校報到云云。

行走在鄉村曲曲折折的小路上，遇到認識我的人都跟我說，哎呀，我們的大學生來了！讀大學，你真有福氣！到大學里好好學習，爭取有一個好成績。我從他們的語言中似乎讀出了真誠的祝賀，也似乎領悟到他們的揶揄和嘲諷。盡管黨中央和毛主席對共產主義大學青眼有加，盡管還有《決裂》這樣的電影作品為之吹捧和張目，但是至少在我的心目中，這所大學是不值得看重的，上這樣的大學是不值得驕傲的。

四

1977年2月，春寒料峭的日子，我挑著行李從縣城坐公共汽車，經過洪湖縣的大口、小港等地方，然后在南套河邊下車。通往洪湖共大的路是一條幽靜而又偏僻的鄉間道路，南套河的兩岸栽種著高峻挺拔的水杉，春天時節樹枝上光禿禿的，即令白天，陽光穿過樹枝，撒下斑斑點點的光影，還是顯得陰森森的。走在這條小路上，不知道共大究竟在何方，遙望遠方，連打聽一聲的人都沒有。就這么走著走著，終于遠遠地看到了一棟紅墻紅瓦的建筑，然后再走近一點，就看到了河岸邊的那棟平房，我相信，那就應該是我要到達的洪湖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了。

走近這兩棟房子，路邊已經有人過來接待我們，上一屆的學生接過我們手中的行李，引著我們到達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指引我們在哪個地方買飯票，在哪個地方吃飯。那個時候，有錢是買不到米的，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糧食都是按計劃供應的，到糧店買米需要糧票。而當時糧票也非常緊俏，于是糧食管理部門就發明了一種相對便捷的方式，免得你要擔著糧食去遠方：你先將自己的口糧交給本地的糧店，然后糧店給你開出一個憑證，你就可以用這個憑證在其他指定的糧店拿到自己的口糧，即所謂糧食支票。在買飯票的地方，先交出自己的糧食支票，然后每斤糧食還要繳納兩分錢的加工費，同時還得繳納一定數量的菜金。

正如前文所說，我們的寢室就在那座禮堂里。禮堂用紅磚砌成，蓋著紅色的機瓦。什么是機瓦？這里不妨說說。原來農村也好，城鎮也好，蓋房子都是使用燕子瓦，有的地方叫布瓦、鴛鴦瓦或陰陽瓦，這樣的瓦都是手工制作然后燒制的，長方行的瓦面呈拋物線狀態，蓋在椽子上，一溜排瓦面朝下，一溜排瓦面朝上，一層一層錯落往上疊。而機瓦卻是機器按照一定的模板制作然后燒制的，每塊瓦占據的面積比較大，對椽子的要求不是很高，瓦與瓦之間前后左右鉤連。那個時候，蓋機瓦的一般都是公家的房子，蓋燕子瓦的絕對都是農戶。橫梁是用很粗的鋼筋焊接的，從左到右有三道橫梁。在禮堂中間用蘆席隔開成兩個大寢室，靠近飯廳的是赤腳醫生班的寢室，另外一邊就是我們政治理論班的。當然，禮堂里住的都是男生。

洗澡乃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為經常在田野勞動，身上的衣服經常汗濕。冬天洗澡的次數當然要少一些，而夏天則要天天洗澡。學校是沒有澡堂的，我們如何洗澡呢？說來真是寒酸，學校給每個班發放若干大塑料盆，然后大家共用。夏天天氣很熱，對洗澡水的溫度要求不高，就在廚房里舀上一臉盆冷水，倒在洗澡盆里就可以洗澡了。由于沒有固定的洗澡地方，所以往往洗澡就在自己的鋪位前將就。為了避免尷尬，大家洗澡的時候都是穿著短褲的，洗完澡，再關上蚊帳，換掉短褲。更讓人顯得尷尬的是，我們床鋪的旁邊有一個房間，門就朝著我們的床鋪開著，里邊住著一對新婚夫婦，男的開拖拉機，女的在學校食堂工作。每次洗澡的時候，我們都在心中念叨，這個女的該不會這時候回到寢室里拿東西吧。往往這個時候，這個女的都是匆匆忙忙地跑到她的房間里來，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跑回她的工作崗位。這時候，讓我不禁想起魯迅先生小說中的那句話來：“我因為常見些但愿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睍r間久了，大家也就羞恥感疲勞，見怪不怪了。

五

一所學校，主要的工作應該是教學工作，洪湖共大當然也不例外。上課的時間一般是農閑季節，或者天氣不好、下雪下雨的日子。

在共大里我們學習哪些書籍呢？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比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路德維?！べM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反杜林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是當時上級要求學習的馬列主義原著。1977年上半年，《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行了，那一段時間，我們整天都是學習這本書，還請來洪湖縣委宣傳部的干部來為我們作輔導報告。直到現在，我還保留著這本書，書上密密麻麻的記錄著當時學習時寫的筆記：有的是記錄老師的講課內容，有的是自己學習時寫的心得體會，也有一些是從當時的報章上抄錄下來的。我們這些學生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的是高中畢業，有的是初中畢業，甚至還有一些是小學畢業，知識水平有高低，接受能力有差異，但是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并不是因材施教，不管你能夠接受還是不能接受，都是滿堂灌。教學的過程如同大水漫過田地，有的地方滲透到了地下，有的地方只是打濕了地皮。由于沒有頻繁的大考小考，同學們也就沒有什么壓力，學得好或學得不好，大家也不是很在意。

當然，學習的過程并不是完全沒有考試，到了該年下半年，特別是差不多結業的時候，還是進行了幾場考試?？荚噧热萦姓谓洕鷮W、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再就是馬列原著閱讀的考查。我在洪湖共大所有同學當中，應該說是屬于理解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比較強的，每次考試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負責閱卷的是羅老師，他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因為受到霍老師的青睞才留下來的，身份是“亦工亦農”。什么是“亦工亦農”呢？當時戶口實行的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一般的農民是不可能進入到公辦體制當中去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況，因為某個人已經在公辦體制中工作了，還沒有轉變為公辦身份，于是采用折中或者過渡的方式，他本人在生產隊里拿糧食（俗稱“背米袋子”），但是在公辦體制中拿工資。羅老師當然不是什么高級知識分子，但是人非常忠厚老實。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我們有幾位同學考取了大學、中專，他也參加了這次考試，而且考的是中專，最后聽到的消息說，羅老師落榜了——這當然是后話。每次閱卷，他都將我的試卷先清理出來，第一個批改，而且每次得分都是90多分，直逼滿分。雖然我得了高分，其實心里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因為從內心里我覺得他比我還要差?，F在想起來，覺得自己還是不對，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就是當時我也不一定比人家高明。離開共大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過羅老師，甚至沒有聽到他的更多消息，但愿他一生平安！

既然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那么生產勞動就是這所大學辦學的應有之義了。學校有幾十畝水田，每到農忙季節，我們都是要參加生產勞動的，勞動強度完全不亞于生產隊的勞動，甚至要過之。我們每個人都準備了一二套勞動服裝，長衣長褲，還有草帽和斗笠。這個地方原來是低洼的濕地改造成的農田，栽種和收割的時候，腳都會踏在很深的淤泥當中，既要在淤泥當中挪動自己的腳步，還要彎腰動手勞作，其實也是非常辛苦的。每當結束一天的勞動回到床邊，倒頭便睡，第二天起來，仍然腰酸背痛。好在我當時經常為班級刻寫教材，或者編發刊物，參加體力勞動的機會相應要少一些，對勞動痛苦的體驗也要少一些。

六

洪湖共大靠近南套河，南套河河水清幽幽的，河岸上杉樹成蔭，夏天的時候，走在坑坑洼洼的河邊小路上，清風吹來，十分清爽宜人。每天勞作之余，或者學習之后，我們三三兩兩結伴而行，是最為享受的時刻。當然，我們結伴而行的不僅僅有自己班級的同學，也還有赤腳醫生班的同學，大家雖然只是相處了幾個月的時間，但是彼此之間已經十分熟絡，非常親熱。我還記得赤腳醫生班的一位姓涂的同學和我關系最為親密，我們對社會、對人生很多想法都是英雄所見略同，所以彼此經常結伴散步。后來聽說他擔任了一個鄉鎮的醫院院長，現在當然退休了。那個時候，還是激情澎湃的時代，改革開放雖然還沒有開始，但是一個新的時代正在母腹中躁動，只要時機成熟，就會呱呱墜地。我們一邊散步，一邊暢想著未來，大家都關心著國家大事，期盼著中國這艘巨輪揚帆遠行。

同時，粗陋偏僻的校園里由于年輕人的到來而充滿了生機勃勃的活力。每到傍晚，校園里響起了二胡聲、笛聲、口琴聲，春天應和著蛙鳴，夏天伴隨著蟬聲，富有詩意！有幾個夏夜的晚上，在校園的一塊空地上，我們兩個班的同學開起了月光晚會。為了開好這次月光晚會，大家都洗澡了，白天身上的塵垢被清洗得干干凈凈，少男少女們圍坐在月光之下，開始唱歌。當然還有主持人，但是這位主持人是隨隨便便、自自然然，完全是臨時發揮，并沒有撰寫什么串聯詞，也沒有手持話筒。唱歌的都是一些文藝積極分子，平時我們就見識過他們的本事。在月光晚會上，他們更加用心，表現得也更加到位，自然獲得陣陣掌聲。赤腳醫生班里有幾位長得非常漂亮的女同學，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皮膚白皙，目如點漆，口似櫻桃，自然是很多同學的夢中情人。但是居然沒有人去追求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當時“文革”雖已過去，但是人們還是生活在禁錮當中。那天晚上，她唱了馬玉濤的《馬兒啊，你慢些走》，唱著唱著就走調了，而且走得很遠，回不來了。美女唱歌，大家期待聲如其人，但是最終荒腔走板，期待落空，自然又引起一陣笑聲，這笑聲里有嘲笑，也有惋惜。

在1977年的國慶節，學校組織了一場文藝演出，演員自然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班級準備了幾個節目，有小合唱、京劇清唱和舞蹈。我當時為這次演出專門寫了一段歌詞，歌詞的題目是《南套河畔好事多》，配上一段現成的樂曲，編成了一個表演唱的節目。由于時間相隔久遠，這個歌詞自然是不記得了，但是大致的內容和表演形式我還是記憶猶新。內容是歌頌南套河畔共大的好人好事，歌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輝照耀大地。幾位女同學，身著百褶裙，邊唱邊舞。農村來的女孩子，舞姿自然顯得有些笨拙，既不婀娜，也不翩躚，令我失望。但是，這是我的第一篇作品，而且是唯一被搬到舞臺上的作品，心里自然很高興，一直都記在心里，不時回味回味。

當時，洪湖共大的學生大概不到100人，老師加上教職工也只有十幾個人，但是在這所學校里，卻出現了派性斗爭。當時的校長，再就是霍老師等人是一派，他們占有學校的各種資源，對上通聯縣委，對下控制全校，我們姑且稱之為實權派；我們班的班主任饒老師，還有黃老師，以及前文說到的公社醫院抽調的醫生教員等人是一派，都是教學骨干，我們姑且稱之為實力派。兩派之間明爭暗斗，或策劃于密室，或點火于基層，有時候甚至在課堂上相互攻訐。饒老師經常在課堂上闡述自己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不點名地批評學校領導的做法?；衾蠋煂W術水平比較高，闡述自己的看法要隱晦得多。有一次，我被霍老師點名，要求回答他的問題。我當時自視甚高，于是侃侃而談，以為會受到霍老師的表揚。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回答遭到霍老師的全盤否定，在否定的過程中還夾槍帶棒的，讓我非常難受。但是，接下來霍老師講的內容跟我回答的內容大同小異。我下課以后想，是不是因為我在同學當中因能說善寫而稍有名聲，而且公開地站在實力派的老師一邊，讓霍老師想給我點顏色看看呢。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洪湖共大建在鄉下，免不了要和周圍的農民打交道。學校占據了一定數量的農田，和周圍生產隊的農田毗鄰，有一段時間為田地的邊界曾經爆發爭執和沖突。當然，我們不會去管這些跟我們的利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學校領導是在意這些事情的。他們和生產隊的領導、群眾發生了爭執甚至沖突后，心里當然不是很高興，于是就到學校來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向全體師生交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以期得到學校上下的理解和支持，甚至于讓我們勇敢地站出來，為他們伸張正義。

這一天，我們在兼飯廳兼寢室兼教室的禮堂里開會，校長振振有詞，唾沫橫飛，講了不少內容，最后講到我們學校在這件事情上應該采取的態度的時候，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我們要像韓英所說的那樣，先將拳頭縮回來，然后再打出去，這樣才有力量?！碑敃r“文革”剛剛過去，一批優秀影片解禁，《洪湖赤衛隊》即是其中之一，大家對韓英的這句臺詞非常熟悉。當時聽到校長說這句話，大家就起哄了，大聲地反駁校長說道：“韓英開展的是對敵斗爭，我們不能用對付敵人的方式對待貧下中農！”這位校長不知道在學校的派性斗爭中，我們學生基本上是站在實力派一邊的，更不知道同學們都是來自各個公社生產隊，對農民本身就有著天然的同情，或者說我們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面對學生的質疑和反駁，校長只是囁嚅著，沒有什么話來搪塞過去，乖乖地不再說話了。

大約1978年初，我們結束了為期一年的學習，當學校將一個“洪湖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結業證”的小紅本子發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深情地揮揮手，作別南套河，作別洪湖共大。至于學校領導和老師之間的斗爭究竟誰勝誰負，我不得而知；洪湖共大何年何月壽終正寢，我也不得而知。

[作者系湖北省荊州市教育系統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