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考略

楊 曉

(遼寧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考略

楊 曉

(遼寧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楊 曉

(遼寧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教育學會楊賢江教育思想研究分會常務理事)

以揭示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復雜構成及其現實張力為切入點，以《日華學報》的統計數據和東京帝國大學留學生關系檔案為主要材料，運用數據圖表描述了全面抗戰期間(1937—1944年)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基本事實，概括分析了這一特殊歷史階段中國人留學日本的主要特征，即：全面抗戰初期中日雙方對留日學生的去留問題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但自始至終未間斷過；由于侵華戰爭造成中國社會政治格局的復雜變化，派遣與推薦留日學生的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戰爭嚴重摧毀了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發展，使中國人留學日本出現平民化傾向。伴隨整個戰爭形勢的變化，日本的留學政策與制度也發生了相應改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高等院校(以東京帝國大學為個案)對留學政策與制度進行了改革；采取各種強制性措施對中國留日學生進行全面系統的日本文化的熏陶和訓練，以適應“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需要。這種特訓對中國留日學生的影響，作為近代中國留學日本史的一個重要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

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考略

抗日戰爭爆發后，伴隨中日關系發生的巨大變化，形成了戰爭背景下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特殊經歷。由于資料搜集較為困難，以往的研究較少涉及這一話題。為了深化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全面系統研究，探究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基本線索與事實真相，筆者專程到日本查閱資料一年，使客觀描述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事實成為可能。本文所采用的1937—1944年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統計數據，主要依據日本民間“日華學會”創辦的《日華學報·“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名簿》的資料；本文所采用的個案實證材料，主要依據1937—1944年東京帝國大學(以下簡稱為“東大”)*東京大學在1877年初建時稱為“帝國大學”，1897年日本在京都建立大學后，為示區分，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直至戰后又更名為“東京大學”。因此，不同稱謂代表不同的時代背景。特此說明。留學生關系檔案，并輔以當時中國報紙雜志上的一些零散資料和東大年鑒。

一、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實態分析

(一)1937—1944年“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實況的統計學分析

筆者花費3個月的時間在日本神奈川大學外國語言學院資料室查閱《日華學報》，獲得了1937—1944年“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的完整數據(見表1)，依此，繪制出年度變化曲線(見圖1)，勾勒出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人數變化的基本事實線索。

表1 1937—1944年“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人數統計

關于表1中的數據需要做幾點說明。

首先，數據的準確性無法考證。例如，《日華學報·“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名簿》1937年6月的統計數據，出現了在不同表格中表述不一致的現象：在例言表格中，“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總計4 005人；在學校別表中，“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總計4 009人；而在各省比較表中，“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總計3 995人。數據的準確性筆者無法考證。因此，表中列舉的數據，僅作為一種參考。

圖1 1937—1944年“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人數年度變化曲線

其次，統計人數與實際人數之間存在誤差。仍以1937年為例，在總人數中，有415人是復籍(指同一個學生在兩所學校注冊了學籍)，有五六十人正處于休學歸國之中(指在冊卻未在學)。如右側原始檔案(照片)所示：這是1938年東大留學生關系檔案里的一份休學申請書。學生蔡耀祺因中日糾紛，提出從1938年9月—1939年9月休學一年的請求。雖然，統計者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導致了數據的不可靠性，但是，因為沒有辦法進行逐一核實，只能通過解釋問題形成的方式，默認這種誤差的存在。

另外，中日雙方相同年度的具體統計數字也存在誤差。例如，1941年《國民雜志》第6期《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一文中，刊登了在日本各校中國留學生的具體數字，總計1 159人，與《日華學報》同年度對中國留日學生的統計數字(總計1 466人)相差307人(見表2)。

表2 1940年7月—1941年5月中國留日學生各校人數一覽表*根據《國民雜志》1941年第6期《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一文的描述制成表2。

由表2可見，1940年7月—1941年5月，在日本各級各類學校學習的中國留日學生共計1 159人。原文說明：“東亞學校，161人，本校專為教授日語及算學之準備課程，中國留學生，多經此校，并備有宿舍及其他種種設施。此外尚有滿洲國留學生125名?！?佚名.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J].國民雜志,1941(6):56.這表明，1 159人當中不包括當年偽滿洲國的留日學生。

對比《國民雜志》與《日華學報》對中國留日學生各校人數統計的明細表發現：中國統計的學校數為29所，日本統計的學校數為27所。中國統計多出的兩所學校是“東京工學部”和“東京醫學部”，各有3人，總計6人。對比所統計學校的數字，誤差為：日本大學，中國的統計為30人，日本的統計為36人(相差6人，正巧與中國多出兩校的統計數字持平)；東洋大學，中國的統計為1人，日本的統計為2人。所以，在總數上，中國的統計數字為673人，日本的統計數字為674人，日本的統計比中國的統計多出1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發表在《國民雜志》上的這篇佚名文章，明顯喪失了民族立場。文中說：“自三月以后由中國赴日留學生，頓呈激增的趨勢，從天津、上海、香港等處來的每一條商船上，都有十幾名留學生上岸?！?佚名.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J].國民雜志,1941(6):51.“近來留學人數，驟然增加，幾超過一萬?！?佚名.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J].國民雜志,1941(6):54.而文章列出的各校人數實際上只有1 159人，與其描述的情況相差甚遠。另據東大留學生關系檔案記載：“1941年在校生人數為：大學院生18人，本科生3人，研究生2人，聽講生1人，合計24人；畢業生人數為：大學院生41人，本科生1人，選科生9人，合計51人；兩類學生總計75人。而離校生比在校生多27人?！蓖甓瘸龆噙M少，也可以從一個側面佐證“驟然增加，幾超過一萬”的說法與實際情況不符。

而原文作者正是基于這種過于夸張的不精確數據，對戰爭條件下中國人留學日本持樂觀態度。他說：“本著這一點看來，因事變所生恐懼和疑惑心理，以至裹足不前，實在是杞憂自餒?！?佚名.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J].國民雜志,1941(6):54.“中日兩國的永久之大計，在文化的交流上定可收很大的效果。所以希望諸生，掃除疑念，為中國的前途，為東亞的光明，造成有用人才?！?佚名.中國留日學生的現狀[J].國民雜志,1941(6):55.這種與“大東亞共榮圈文化建設”的殖民擴張思想進行同構的言論，是對事實的一種歪曲。

(二)1937—1944年中國留日學生地區分布的概括性分析(見表3)

表3 1937—1944年中國部分省份留日學生人數統計*表3未列出全部的(26個)省份，僅選取數字較高的省份和每年均有數字的省份，這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原因，即有些省份的數字是0或1，無法繪制成圖。例如，表3中貴州省的數字，就無法在圖2中呈現出來。 單位：人

表3顯示，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地區分布情況較戰前有一些微小變化。戰前國內留日學生最多的省份是廣東、浙江和遼寧。戰后，留日學生最多的省份是廣東、浙江和河北。遼寧并非留日學生減少，而是被列入偽滿洲國的統計數字之中。廣東仍然高居留日學生人數的榜首，浙江次之，反映出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現象具有一種歷史慣性。同時，河北留學日本的人數從居后而步入前列，則反映出一種現實張力。因為，河北已成為淪陷區，其偽政權對派遣赴日留學態度相對積極，力度較大。

圖2是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中國留日學生人數對比圖，從中可以看出，以七七事變為節點，中國留日學生人數驟減現象十分突出。

圖2 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中國留日學生人數對比

二、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主要特征

(一)全面抗戰初期中日對留日學生去留問題反應不同

東大原始檔案中，記錄了全面抗戰爆發后，面對中國留學生驟減現象學校的即時反應。文件號：文化第483號；東大庶第1452號。這是東大文學部長桑田芳藏給該校庶務課長的一封信，主要陳述：“七七事變以來，因為與家庭失去聯系，郵電學費等途徑不暢，又趕上放暑假，歸國學生不斷擴大。留下來的學生，也不安穩，該如何處理？相比較而言，滿洲國的留日學生則沒有太大的波動?！痹谖募奖?七七事變爆發后，文學院對“支滿”留日學生進行的調查)中記錄了被調查的63名學生的姓名、籍貫、性別、在日學籍、經費來源(私費、公費、省費)、性格(穩健、溫順、認真等)、歸國時間、歸國原因、在日住址。結果顯示：在63人中，因事變發生而歸國的學生人數居首，有27人；因放暑假歸國次之，有19人；其他事假，有2人；情況不詳，有15人。調查時間是1937年9月20日。

這份檔案反映出，全面抗戰初期，東大作為接受中國留學生的高等教育機構，已經意識到兩國交戰引起“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嚴重流失這一問題。學校當局除了調查人數變化的情況并追究原因之外，就是不斷地向外務省提交申請特選生的材料，企圖通過爭取留日生的經費補助來緩解“中華民國”留日學生迅速、大量流失的狀況。

而全面抗戰爆發后，“中華民國”政府強烈要求撤回所有留日學生。以1937年中國教育部第400號政令為證：

其一，留日學生召回辦法。明確規定召回的具體條件，而且有一條十分嚴格的強行規定，即第五條“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不遵照本辦法之規定返國者，停止核發其救濟費，遇必要時，得勒令返國?！?劉真主編，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第5冊)——中國留學教育史料[M].臺北：“國立”編譯館，1980:2042.這與日本外務省增加“特選生”補助的對策形成了強烈反差。

其二，抗戰期間留日學生甄審辦法。明確所有歸國學生都要填寫表格，由駐日軍事代表團轉教育部備核，接受甄審。特別要求：“曾在日本專門以上學校畢業者，應即研讀國父遺教(包括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中國之命運，并在書內加以圈點，另作讀書報告一份，于1937年 月 日(原文如此，引者注)以前呈送留日學生甄審委員會審查，合格者由部按其原畢業學校性質與程度，分別發給證明書?！?劉真主編，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第5冊)——中國留學教育史料[M].臺北：“國立”編譯館，1980:2040.通過甄別與審查，發給證明，要求歸國留學生與中國共命運，適應抗戰需要。

此令頒發后，留日學生驟減，從3 995人減到403人。仍留在日本的學生，僅占抗戰爆發前總數的10%左右。1938年后，留日學生人數略有回升，達到戰前的24%左右，全面抗戰期間，留日學生人數最多時也僅達到戰前的27%左右。

(二)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具有持續性

基于第一部分各種數字分析可以證明：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從未間斷過，即使是在七七事變發生和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惡劣形勢下；而且，每年度留日學生人數起伏波動也不太大。筆者認為，其客觀原因有兩點：(1)在日本留學的費用低于在國內學校的費用，特別是許多留學生申請到了各種日本留學補助金，基本可以維持在日本的留學生活；(2)赴日本留學不需要辦理各種繁雜手續(包括護照、簽證以及學校證明等)，買一張車船票就可以過去*筆者查閱過東大留學生關系檔案，發現許多學生入學登記表中，都沒有要求填寫護照證明、學校證明這兩項，也不需要提供其他相關證明。在個別學生的檔案中，有中國大學教授的推薦信。而申請日本“特助費”時，一定要有日本教授的推薦信。。其主觀原因主要有：(1)從中日關系角度講，自1895年起，“以強敵為師”的留學意識就不斷深入中國社會，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形勢下這種留學意識更加強烈；(2)具有“為戰勝日本而研究和學習日本”的留學動機的學生占一定比例。

據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944年5月20日)東大學生科統計，各國到日本留學的學生總數81人。其中，“中華民國”57人，偽滿洲國16人，泰國1人，法屬印度2人，印度1人，意大利1人，美國1人*原始檔案，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外國學生名簿 東京帝國大學學生課(外國學生表)。。因論文篇幅所限，每一位留學生的姓名與所在學部，在這里不再贅述。但是，僅這一組數據就可以證明，即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人留學日本也未曾間斷。

(三)全面抗戰期間推薦與組織中國人留學日本的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

據對東大留學生關系檔案的不完全統計，推薦與組織中國人留學的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以各種文件的不同抬頭為證，中國方面有：“中華民國”教育部、“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中華民國”駐日留學生監督處、“國立”北京師范大學、私立廈門大學、“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駐日辦事處、駐日“滿洲國”大使館、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中華留日同學會。日本方面有：日本文部省專門教育局、東京帝國大學、日獨文化協會、興亞院華北聯絡部、位于“南京堀”的日本總領事館、日本青年文化協會等(上述機構與學校的推薦信均有原始檔案照片可資佐證，因篇幅原因，不在此列出)。

經費來源也有不同途徑，有官費生、公費生、私費生的區別，其中官費和公費與庚款留學密切相關；在私費生中，除完全自費之外，又有一部分學生申請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特選補給生和日本文部省的第三種補給生。關于特選生與補給生的申請檔案，在留學生關系檔案中份數較多(限于篇幅，不在此舉證)。

(四)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出現平民化傾向

全面抗戰期間，家境不富裕的留日學生人數有所增加，由多份東大留學生遞交的“特選學費補給愿”可以見證。在此，僅舉一例：這份檔案的名頭是“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特選補給愿出件”，全件包括補助申請、履歷表和教授推薦信三個部分。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生劉渠的特選學費補助申請中這樣寫道：“我是昭和十年四月二十日入學，在戶田貞三指導下研究‘人口問題’的在校生。因災害和不景氣的緣故，我家目前經濟狀況十分困難。我留學日本的費用主要靠向親戚借錢，以及我給雜志投稿的酬金來支撐。難以安心堅持到研究有最終收獲?！逼浼揖持狡?，由此可見一斑。關于這種情況的間接證據是東大留學生關系檔案。文件名頭：“中華民國”駐日本留學生監督處公函 日字第四八二號；時間：“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函件的具體名稱：函請嗣后對于欠費學生直接向其催繳由。內容節選如下：

“案查敝國學生經敝處介紹入貴國各學校肄業或研究實習者，每歲不下千人之多，近日因各生積欠學費，膳費，或同學會費等項，貴國各學校乃紛紛函托敝處代為催繳，當經分別轉知并函復在案。惟查敝國留學生人數既眾，敝處按名代催，諸多困難，且文書往還，動需時日，貴國各學校文件到處，往往因各學和已輟學或畢業歸國，敝處竟致無從轉催?！煤蠓脖謬鴮W生欠費未繳者，務望事先予以告誡，徑行嚴切征收，否則，照章加以處置，或飭其停止聽講，或禁止其參預試驗，或經決定除名處分，當事之防備既周，事后之疏失即可免，唯貴校注意圖之，幸甚幸甚。此致 ‘中華民國’駐日本留學生監督陳次溥?！?/p>

這份文件反映出兩點：其一，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度有千人之多，與《日華學報》的年度統計數據基本吻合；其二，在日本各校的中國留學生欠費較多，這是戰爭環境下，留學生家境每況愈下的一種現實反映。

三、全面抗戰期間東大留學政策與制度的改革

戰爭對中國人留學日本產生了重大影響。以東大為個案，筆者發現，全面抗戰時期，東大對留學政策與制度進行了改革，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其一，實施“中華民國”留學生與偽滿洲國留學生差別對待政策；其二，適應“大東亞共榮圈建設”需要，改革留學制度，并采取各種具體措施付諸實踐。

(一)對“中華民國”與偽滿洲國留學生實行差別對待政策

從1940年開始，東大對“中華民國”和偽滿洲國留學生實行分別統計，這是戰爭影響日本留學政策的一種反映。東大庶第1403號留學生關系檔案(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載：東大庶務科長橫山俊平，根據日華學會通知要求，對此年度6月份“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和3月份的畢業生進行了調查(見于別紙)。同時，附有日華學會提出的調查總項目和細目要求，以及該會教育部長近澤道元寫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從第十三回開始，滿洲國留學生調查就由滿洲國駐日大使館刊行了，現在是第十五回調查，將以‘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為主?！?原始檔案，東大庶第1043號，留學生關系，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關于此，在《日華學報》1940年統計欄目的“例言”中記載：“滿洲事變發生后，在東北建立了滿洲國，在留學日本的統計上，開始將‘中華民國’與滿洲國進行區別，各編輯一冊。近二三年以來，‘滿洲國’的留日學生統計由駐日滿洲大使館刊行。對應這種形勢變化，學報再次檢討編纂方針，今年只刊行‘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名簿。只不過日華學會經營的東亞學校的統計，將‘滿洲國’在籍學生作為參考刊登在附錄中?！?日華學會.日華學報·例言[M].東京：日華學會，1940:1.

在管理上，東大也對偽滿洲國與“中華民國”留學生采取差別對待政策。對此東大檔案館里有多份文件可以證實?，F僅舉一例：文化機密第144號，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外務次官重光葵遞給文部次官三邊長治的一份文件，文件題名是“滿洲國及中華民國留學生教育文件”。主要陳述“滿洲國”獨立以來，“滿支”學生之間經常發生沖突，“中華民國”學生經常有輕視和侮辱“滿洲建國”的言辭，或者做挑撥相互之間情感的事情。外務省要求留學生的教育擔當者，要教育“中華民國”留學生，遵循留學教育的本旨，健體，勵學，養德，不許發表攻擊“滿洲建國”的言論。這反映出外務省關注大學內部偽滿洲國留學生與“中華民國”留學生的隔閡與沖突，明示大學留學生管理層對此應高度警惕，保持對“中華民國”留學生的戒心，并對其采取“不許發表攻擊‘滿洲建國’的言論”的強制性措施。

另外，有原始資料可以證明日本對偽滿洲國留學生的優待，也絕不僅僅停留在一種政治態度或者原則上，還相應提出了實施方案。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1944年4月19日)下午三點至五點，在東大大講堂北側會議室，召開了第五回外國留學生指導委員會會議。出席者有：東大內田總長、外國留學生指導委員會代理我妻榮，還有十八個委員(會議記錄只記姓氏沒記全名)。在第五回外國留學生指導委員會記事中記載，興亞研究會“提議案”提出：對偽滿洲國學生實行特別方針，畢業生可有限制地享有日本勞動奉公局的就業配置。在校生從二年級起也可以享受日本文部省特別對策*原始檔案，東京帝國大學學部長會議(外國留學生と勞動動員)(議事メモ拔萃)昭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五回外國留學生指導委員會記錄。。這個提案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這是偽滿洲國留學生享有特殊待遇的事實證據。

(二)適應“大東亞共榮圈建設”需要的留學制度改革

筆者翻閱《帝國大學年鑒》昭和十八年度版發現，東大在這一年至少記載了與“大東亞共榮圈建設”遙相呼應的三個事件：第一件是天皇陛下行幸東大；第二件是依據文部省的訓令，組成學校報國隊，并且制定了詳細的學校報國隊及地方部規程；第三件是報道《戰時下的學生生活》?！稇饡r下的學生生活》強調：“時值大東亞戰爭勃發，以‘支那’事變五年來的體驗為基礎……在更加執拗于文化戰線的同時，要促進國民各層以及學生生活實踐的研究，把留學政策的重心放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上?！?帝國大學新聞社.帝國大學年鑒[M].昭和十八年版.東京：帝國大學新聞社，1943:336.東大檔案史料記錄了這次改革的方方面面。

以“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為國策，東大留學制度改革在強調擴大留學地域的同時，對留學生入學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全面抗戰爆發后，許多留日學生入學手續是不完整的，少數經過考試，而多數都未經考試，僅通過不同單位或者大學教授的推薦，就可入學就讀。在此次改革中，首先要求入學者必須經過考試，必須具有高等教育以上學歷，在學校評議會決定之后，還必須經文部大臣的認可。盡管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擴大招生數量，可實際上未見明顯的增加，相反，因為嚴格入學考試和履行各種手續，出現了本科生數量減少的情況。例如：昭和十九年(1944年)，東大經濟學部上呈該校庶務科長的“外國留學生件”，是農學部“外國留學生入學出愿者”的一份報告(見表4)。

表4 東大農學部“外國留學生入學出愿者”報告一覽表*原始檔案，昭和十九年十月四日，庶第1402號。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供閱/庶務課長印[石井]，事務官印[伊藤]，庶務課受付印等)。

這份1944年農學部的入學報告顯示，有6人申請入學，最后只錄取1人。這說明，申請留學日本的仍不乏其人，只是錄取制度改革后，提高了入學條件，得到入學許可的人數減少了。

對留學生學校教育制度的具體改革，以建立外國留學生指導委員會行政機構、制定規程、召開會議等活動為主而展開。東大以當時日本內閣制定的決戰非常措施綱要為基礎，特別強調接受留學生要慎重地考察他們的留學目的，采取補習授業、實驗實習、特別講議等方式，加強留學生的日本文化修煉。在管理上，對留學生進行分班管理，當時將全校的中國留學生分為3個班級。并且，發布了外國留學生指導委員會制定的具體方案，該方案視日本為東南亞諸國的文化先鋒，以突出日本文化在“大東亞共榮圈”中的核心地位為指針。該方案的具體內容如下：

全學大集會，一年兩次，于開學與畢業之際，在植物園和懷德館庭院等地召開。要求全部外國留學生參加，以講演為主要方式。其講演題目主要有：《日本文化的發展及其特色》《日本法制的發展及其特色》《日本經濟的發展及其特色》《日本農業的發展及其特色》《日本醫學的發展及其特色》《日本工學的發展及其特色》《日本理學的發展及其特色》等。

全學小集會，一個學期兩次，按國別進行。以讓留學生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生活為主旨，通過見學讓留學生了解日本諸文化。如：相撲、能樂、歌舞伎、舞俑、雅樂。見學場所主要有：帝國博物館、日本民藝館、書道博物館、演劇博物館、游就館(靖國神社)、海軍館、每日新聞館、田無農場、愛育會、明治神宮繪畫館、史料編纂所、地震研究所、傳染病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鐵道博物館、通信博物館、六藝園、后樂園、植物園、清澄公園、日本赤十字會、自由學園等。另外還以茶話會的形式，對日本生活常識等進行說明。

學部別小集會，一個月兩次，由學部的教授、講師等就學生的一般興趣開設講座或者召開座談會。同時，鼓勵各學部的學生參加其他學部的小集會，以達到拓寬領域、橫向交流的目的。

以上3種類型的集會，要求所有留日學生必須參加。大小集會一律只采用日語?；跂|大留學生指導委員會的具體方案，可見留學生在日本大學里的實際生活，除接受與日本學生一致的學科及專業教育之外，還需要接受有關日本文化和生活的專門訓練。這種以灌輸日本文化為主導的教育制度改革，究竟對中國留日學生產生了何種影響，需要通過進一步搜集留日生的日記、作業等進行深入研究。

〔責任編輯：張秀紅〕

AresearchonChineseoverseasstudentsinJapanintheperiodofAnti-JapaneseWar

Yang Xiao

(SchoolofEducation,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This research starts with the complex composition and reality ten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it utilizes the statistics ofJournalofJapanandChinaand the files ofRelationswithOverseasStudents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 the main materials. With statistical diagrams, it describes the basic fact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4). In this special perio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China and Japan hold a very different response to the fate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 but China never stops sending overseas students throughout. As the complex chang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atterns caused by the war of aggression, the main trend of students who are sent and recommended to Japan is diverse. The war destroy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f China seriously, leading to a tendency of studying in Japan for civilians. With the change of situation of the whole war, the policy and system of studying in Japan change according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f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 a case) reform the policy and system of studying and adopts various coerc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Japanese culture of Chinese students, train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East Asia Community”. The impact of this special training o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s still an important aspect to study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Japan.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studying in Japan; research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16

2017-06-08

楊 曉(1953- )，女，江西萍鄉人，遼寧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教育交流史、近代中日教育關系史研究。

主持人語：2017年5月19—20日，“東亞教育交流視野下的中日留學生史研究”國際論壇由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日本神奈川大學“中國人留學生史研究會”及亞洲教育史學會聯合舉辦，并取得圓滿成功。論壇以開展跨國別、跨學科的研究為主旨，體現了“中日留學生史不僅是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內容，而且深深影響了中日兩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和近現代中日關系的變化歷程”的論壇基調。本專題由會議的部分論文組成。楊曉教授的論文，以揭示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復雜構成及其現實張力為切入點，運用檔案資料，通過原始數據圖表客觀地描述了1937—1944年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基本事實；概括分析了戰爭條件下中國人留學日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響。高田幸男教授的論文，揭示了明治大學接收中國留學生與創辦經緯學堂的關系，梳理了清朝最后3年間中國留日畢業生的基本情況，進而探尋明治大學培養東亞留學生的整體特點；其對留學生史的跨國別研究和個案追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東亞留學生史研究。譚皓博士的論文，首次論證了甲午戰爭后，日本從中國攫取巨額賠款及商貿特權，遂于1896—1928年間由農商務省派遣大量“實業練習生”來華的基本事實；分析了“實業練習生”撰寫的大量中國調查報告。研究結果表明：“實業練習生”在中國的活動具有教育實習與經濟偵察雙重性質，兼具調查交流的合理性和為經濟侵略服務的非正義性；“實業練習生”充當了日本對外(經濟)侵略的急先鋒。

G40-09

A

1000-1751(2017)06-0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