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治理中政府信息對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分析
——以納米技術風險治理為例

劉中梅， 彭緒梅，2

(1.大連海洋大學 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3;2.大連海洋大學 教學質量監控與保障處，遼寧 大連 116023)

風險治理中政府信息對公眾參與意向的影響分析
——以納米技術風險治理為例

劉中梅1， 彭緒梅1，2

(1.大連海洋大學 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3;2.大連海洋大學 教學質量監控與保障處，遼寧 大連 116023)

在高技術風險治理中，政府部門在風險領域的信息披露與公眾對技術風險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意向反饋的信息流動構成政府與公眾風險溝通的路徑。風險溝通的社會認知理論、信息載體和信任因素構成了政府的信息提供與公眾參與風險溝通的基礎?；谡{查問卷的統計結果，分析了公眾的納米擔憂度與政府信息來源的相關度；并基于制度效能測量，分析了職業、學歷等人口文化特征對公眾參與溝通意向的影響。為推動政府信息公開建設并完善相關公共治理配套制度，進而推動高技術負責任地可持續發展提供實證依據。

風險治理；公眾參與；政府信息；制度效能

納米技術是當今世界公認的高技術之一，納米技術的科學研究及其應用在不斷推進。與此同時，納米粒子的物理、化學特性使得納米技術的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增高，納米技術治理面臨著學科交叉性、社會衍生性等技術治理新命題。納米技術發展帶來的倫理、社會和文化認知的不均衡將增加納米風險溝通的難度。由于納米技術產業化速度過快，使其他工業產品的安全評價標準和體系不能完全適應納米技術的風險評估和溝通*沈電洪,王孝平.納米技術的標準化進程和倫理問題[J].科學通報, 2011, 56(2):131-134.。納米技術風險治理引起了全社會廣泛的關注。歐盟委員會專門成立了納米材料工作組，研究和制定納米材料注冊的法律法規和科學技術指南，以加強納米技術風險的治理。目前，大量納米產品進入消費市場，隨著納米材料毒理研究的深入，納米材料的安全性等問題逐漸使納米研究的科學依據擴展到治理健康安全的公共政策領域。公眾作為技術產品消費的主體，其對納米技術產品風險的認知、評判和接受將最終決定納米技術發展的命運。因此，在納米技術風險溝通中引入公眾參與，推動納米技術負責任地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國際上納米技術治理的新方向和迫切需求。國際權威期刊Science提出，如果政府不主導納米技術治理的風險溝通，將會使納米技術在發展中因面臨不確定性的問題而陷入喪失公眾支持的困境。本文從公眾參與風險溝通的認知和行為視角分析了政府在風險溝通中的作用和影響，以期完善相關公共治理配套制度。

一、風險溝通的社會認知基礎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在《增進風險溝通》一書中指出，風險溝通是指在個體、群體和機構之間的信息和觀點的交互活動。這一過程不僅直接傳遞與風險有關的信息，也包括表達對風險事件的關注、意見以及態度，或者發布國家或管理機構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措施等研究進展或成果。此種雙向風險溝通過程逐漸成為一種被提倡的、合理化的溝通模式，受到人們的重視。

(一)風險社會理論

貝克(J. D. Beck)等*BECK J D, ELTER J R, HEISS G, et al. Relationship of periodontal disease to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wall thickness the 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ARIC)study[J].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2001, 21(11): 1816-1822.與奧勒(Hanseth Ole)等*HANSETH O, JACUCCI E, GRISOT M, et al. Reflexive standardization: side effects and complexity in standard making[J]. MisQuarterly, 2006(2): 563-581.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分析了風險社會文化因素背景。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溝通強調多元主體對風險信息交流的社會過程。其中，建立在經驗或風險信息基礎上的風險認知是公眾在風險溝通中表達意見的基礎。伊格爾(A. H. Eagly)*EAGLY A H, CHAIKEN S.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M]. Orland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67.等指出風險認知是公眾對不同來源的信息處理的結果，提供給公眾值得信賴的信息是風險溝通工作的主要內容。以政府和公眾作為考察對象的風險溝通是公眾和風險信息的政府提供方關于風險知識的接受，以及對風險問題態度和意見表達的互動過程。政府公布風險信息是在風險社會履行風險治理的職能之一。公眾因風險信息產生的內心情感與其對風險信息源的評價有著密切的關系。作為風險信息源之一的政府承載著信息發布者的公正、權威和責任的使命，影響著公眾作為風險信息的接受者對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治理措施的評價，進而影響風險溝通的效果。

(二)風險社會放大理論

在社會風險溝通中，信息源發出的信息直接傳遞給公眾，或者信息源發出的信息傳遞給傳播者，傳播者作為次級信息源將信息傳遞給公眾，必然會附帶傳播者的價值、文化等成分，從而將放大或弱化公眾對風險的認知。公眾個體的風險認知是社會建構的，公眾個體對風險的態度與風險信息源有著直接的關系。風險信息源所代表的相關社會組織的社會功能不同，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對公眾的行為意愿影響不同，其對公眾的影響體現為放大或弱化公眾對風險的認知，這一現象和規律被稱為“風險的社會放大”。

美國學者卡斯佩松(Kasperson)等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通過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簡稱SARF)來研究社會風險反應的路徑*伍麟,王磊.風險緣何被放大？——國外“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與實證研究[J]. 學術交流, 2013(1):141-146.。其理論基礎強調風險總是和心理、制度、社會、文化互動，使公眾個體或社會總體對風險的認知和判斷發生強化或弱化的變化，并同時塑造公眾及社會利益相關者后續的社會行為。公眾的行為模式又將增強或減弱社會風險治理中各方的互信程度。

政府等風險信息發布者在風險社會放大框架中被視為風險擴大器。風險信息是通過政府這一特定信息源進入公眾視野的，其是否會引起公眾的關注，以及公眾對風險的擔憂是否會引發公眾在進一步的風險溝通中有意識地向政府表達意見和建議，這些問題有待深入研究。

二、納米技術風險治理中政府與公眾溝通行為的相關要素分析

(一)政府與公眾風險溝通的載體

風險溝通中的信息是風險治理中利益相關者交流溝通的載體。目前，風險溝通載體除了傳遞風險信息外，還可分析社會各方對風險技術的認知、關注和反應，以及發布方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同時也可為風險管理者提供管理策略的參考*雷翠萍. 核與輻射認知和風險溝通研究[D]. 北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2011.。

風險溝通強調的是多元主體交流的社會過程，技術領域的風險溝通是多元主體之間關于技術風險的信息和科學知識交流的社會過程。在這里，政府一般作為納米技術風險治理者和風險信息提供者，公眾作為納米技術產品的消費者和技術發展的支持者。以公眾參與意向作為考察對象的風險溝通是公眾和政府關于風險知識的接受，以及針對風險問題態度和意見表達的互動，可以科學考核公眾與政府之間關于納米技術風險的信息和知識雙向流動和影響的過程來考察公眾參與意向。建立在判斷政府治理風險行為的經驗或風險信息基礎上的風險感知是公眾表達意見并參與風險溝通的基礎。公眾因政府提供風險信息而產生的認知情感與意向，其與公眾對風險信息的評價有著密切關聯性。風險信息本身承載著信息發布者的公正、信任，影響著公眾作為信息接受者對政府風險治理行為的評價，進而間接影響著風險溝通的效果。

溝通是利益相關者達成共識采取行動的前提。在公共管理領域，達成采取應對風險行動的共識，需要特定領域的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風險溝通是風險信息在各主體之間傳遞和反饋的過程。風險溝通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媒體等個人和組織。來源于納米技術風險多元利益主體的知識是納米風險社會溝通的基礎。因此，根據科技資源的數據平臺，可以預設性考察、識別參與納米技術風險溝通的主體。根據CNKI數據庫中主題為“納米技術風險”研究文獻的分類統計可知，期刊發行和面向的讀者群涉及科學界、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因此風險知識、信息傳遞的相關主體有科學家、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及普通公眾。目前，風險知識信息平臺中知識源數量不多，有待整合科研領域、企業、非政府組織的信息共同建立信息發布平臺，進而在可能出現風險輿情的時候使公眾可以找到可信的官方權威信息平臺。

(二)風險溝通中政府與公眾的信任因素

公眾與以政府為代表的社會信任框架，以及風險信息溝通中相關主體之間相互作用使得公眾對公共風險的治理產生信任。確定性知識一般作為政府和監管部門的治理依據。在風險社會中存在大規模的公共風險，科學研究有時無法及時提供確定性知識作為公共治理的依據，這將引發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危機。公眾的風險認知和公眾在對風險信息源信任的基礎上做出的決策是分不開的。當處于風險治理的不確定狀態時，公眾在風險溝通中會基于對政府、科學家、企業等風險治理共同體的信任程度做出風險溝通的相應決策行為。一般公眾對風險信息的理解不同于專家，專家會根據自己的專業及學科知識做出關于風險推測及其后果的結論，公眾是否會依風險信息做出接受或拒絕風險的決策，依賴于公眾對公共風險信息發布主體即相關政府部門的信任。風險事件一旦出現，如果溝通環節出現危機，例如信息披露滯后，公眾會認為公共管理部門隱瞞風險信息，懷疑政府部門治理風險的能力，由此將會降低公眾對政府相關風險溝通部門的信任。

信任因素是學者研究公眾的風險認知與行為意向關系的一個視角。薩瓦多里(L. Savadori)等*SAVADORI L, SAVIO S, NICOTRA E, et al. Expert and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 from biotechnology [J]. Risk analysis, 2004, 24(5):1289-1299.分析認為公眾對風險信息源的信任最為重要，尤其是在缺乏相關確定性科學知識作為決策和風險治理基礎時，公眾的風險認知水平與其對風險信息源的信任關系密切。彼得·什托姆普卡在《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將信任理解為在不確定和不可控制條件下的行動。施信者用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動賭博，這里的信任是“相信他人未來的可能行動的賭博”*彼得·什托姆普卡. 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M]. 程勝利，譯. 北京:中華書局, 2005:8.。在風險溝通研究中，斯洛沃克(P. Slovic)*SLOVIC P. Perceived risk, truxt and democracy [J]. Risk analysis, 1993, 13(6):675-682.提出風險管理者與風險承擔者——公眾之間的信任度測量是必不可少的。風險溝通的相關實證研究發現，被認為應承擔風險的公眾其不信任和懷疑的趨勢正在持續滋長。溝通方的信任度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眾對風險管理者過去管理績效的感知，以及公眾對風險信息開放程度的需求。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在公眾中的信任程度越高，他們發布的信息就越可能被信任，管理機構引導風險溝通的導向影響度就越大。在風險信任度低的情況下，增加溝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糾正公眾過分的期望，緩解因以往風險溝通不暢導致的不利影響，但不可能因此改變失信的惡劣后果。

費什霍夫(B. Fischhoff)*FISCHHOFF B. Ranking risks [J]. Risk, 1995, 6:191-205.提出在風險感知中測量公眾對風險治理的信任度，化解公眾因交流風險引起的過度恐慌。信息可以幫助公眾估計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或者為降低不確定性而做出相應的選擇策略。影響公眾風險認知的因素包含風險事件危害性、風險溝通、個體因素等*JUDITH E, LARKIN H A P. Gender and risk in public performance[J]. Sex roles, 2003, 49(5/6): 197-210.。公眾對相關機構信任的預期會采取信任的對應行為。

從信任構成的角度而言，公眾的善意信任并不能混同于能力信任。艾爾勒(T. C. Earle)*EARLE T C, CVETKOVICH G. Risk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trust[M]. Netherlands：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4: 34.提出當個體要處理的問題太過復雜或當事人缺乏相關信息和知識時，個體會跳出信息和知識之外，通過對信息源的信任而做出決策行為。在公共事務管理中，雷恩(O. Renn)等*RENN O. Risk governance: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in a complex world [M]. London：London Earthscan, 2008:86.提出公眾如果認為政府是誠實而有能力的，則他們會認為政府相關部門管理者提供的信息一般是正確、客觀和完整的，進而對風險產品做出是否選擇的決策。弗蘭爾(L. J. Frewer)等*FREWER L J, HOWARD C, HEDDERLEY D, et al. What determines trust in information about food-related risks?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constructs[J]. Risk analysis, 1996, 16:473-486.指出公眾對信息源的信任程度是影響其采取風險溝通行為的關鍵因素。在這個領域也有相反觀點，科勒(W. Koller)等*KOLLER W, VETEREOVERFIELD B, GRAY C, et al.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in parkinson’s disease[J]. Neurology, 1990, 40(8): 1218-1221.認為風險和不確定性一旦出現，信任度自然會降低，對風險的擔憂不會因為信任而減少。關于信息的提供和公眾的認知能力情況不一，有學者對風險信息提供對風險溝通的意義持懷疑態度，例如史密斯(D. Smith)等*SMITH D, RIETHMULLER P. Consumer concerns about food safety in Australia and Jap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74, 102(5-6): 838-855.不支持給公眾提供風險信息；杰西肯(C. M. Gasken)等*GASKIN C M, HELMS C A. Lipomas, lipoma variants, and well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s (atypical lipomas): results of MRI evaluations of 126 consecutive fatty masses[J]. 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 2004, 182(3): 733-739.認為公眾作為消費者即使獲得了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也不能做出理性的食品安全判斷。公眾是外行，不懂技術風險知識，公眾在許多風險問題認識上的偏差為其個體的偏見和局限性所導致。已有的信任研究認為，公眾對于風險信息雖然可能產生認知偏差進而恐慌，但是信任因素可以幫助公眾獲取相關信源的信息后再作出判斷或者表達意見的決策。米勒(S. Miles)和弗蘭爾(L. J. Frewer)*MILES S, FREWER L J.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relation to food hazards[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03, 6(3): 267-283.討論了不確定性對風險溝通效果的影響，提出管理方對不確定信息供給的增加可以增強信息源的可信度，進而提高風險溝通的效果，同時也會使公眾在知情的前提下行使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利。

不支持給公眾提供風險信息者是擔心引起公眾恐慌，不利于風險的進一步溝通，不提供風險信息將意味著信息不透明或技術治理能力不足。當風險一旦爆發轉化為危險時，公眾對管理部門的善意信任、能力信任和信任動機將受到沖擊，繼而可能出現惡性循環。

三、政府信息對公眾風險認知影響的統計學描述與分析

(一)調查對象的選擇與問卷的統計學描述

1.調查對象的選擇與問卷收集。在風險治理領域，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對公眾進行納米風險感知研究。技術風險感知一般只通過測量結果來觀測公眾認知層面的風險偏好和擔憂程度，測量的相關影響因素多采用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等人口統計特征，調查對象主要包括一般民眾以及從事納米研究的科技人員。本文的調查對象主要集中在具備較好科學素養的公眾群體，即高?？蒲腥藛T、將來與納米產業發展相關的政府和企業人員以及高校學生。本研究對上述問卷調查對象群體采用性別、年齡、學歷、職業等人口統計特征。

借鑒近10年來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進行納米風險感知研究常用的方法與問卷內容，本研究采用以下調查問卷研究方法：2013年6月、2014年2月先后進行兩輪試問卷。在分析試問卷的基礎上，根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將量表中的85個題項精簡為70個題項再進行正式問卷。共發放2 800份問卷，回收2 320份問卷，回收率為82.8%。其中，有效問卷為1 900份，為均衡學科分布及職業分布，篩選后用于統計分析的問卷為1 490份。

2.問卷調查對象人口描述性統計學分析。在1 490份問卷中，男性問卷調查對象為740人，占比49.7%；女性問卷調查對象為750人，占比50.3%，如表1所示。

3.研究工具。本研究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對整理后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表1 問卷調查對象性別的頻率統計

問卷調查對象的年齡分布在17～70歲，以中青年為主，如表2所示。

表2 問卷調查對象年齡的分布統計

納米技術屬于高技術領域，納米風險屬于科學研究中前沿領域的問題，納米產品在市場上屬于新材料產品。在選擇調研對象時考慮到納米技術作為國家支持的戰略型高技術之一，其發展涉及官、產、學、研等相關方面，因此發放的問卷主要集中在政府、企業、高校、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等幾大領域，這些調查對象的職業統計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問卷調查對象的職業統計分析

(二)政府信息對公眾納米技術風險認知影響的相關性分析

公眾選擇納米技術產品受到政府相關信息的影響，公眾對納米技術產品的風險判斷與擔憂會進一步影響公眾對政府相關信息選擇的動機。公眾選擇納米技術產品受政府信息的影響情況如表4所示。

表4 公眾選擇納米技術產品時受政府信息的影響情況

受影響情況頻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計百分比無影響1026．86．86．8有點影響27418．418．425．2有些影響38525．825．851．1影響較多42628．628．679．7影響很大30320．320．3100．0合計1490100．0100．0

從表4可以看出，在公眾選擇納米技術產品時受政府信息影響的統計中，無影響的僅占6.8%，有點影響的占18.4%，有些影響的占25.8%，有較多影響的占28.6%，有很大影響的占20.3%，公眾總體對政府技術治理的信任認同感較強。

公眾對納米風險認知與政府提供信息的相關性分析如表5所示。其中，公眾對納米環境風險的認知與政府提供納米風險信息的相關系數為0.083，公眾對納米健康風險的認知與政府提供納米風險信息的相關系數為0.068，公眾對納米社會風險的認知與政府提供納米風險信息的相關系數為0.123，公眾對納米技術倫理風險的認知與政府提供納米風險信息的相關系數為0.170。由此可見，公眾對納米環境風險、健康風險、社會風險及倫理風險的認知與政府提供的信息的相關性檢驗達到了小于0.05的顯著水平。

表5 公眾對納米風險認知與政府提供信息的相關性分析

相關顯著性測量環境風險健康風險社會風險倫理風險Pearson相關性0．083??0．068??0．123??0．170??顯著性(雙側)0．0010．00900N 1490 1490 1490 1490

**p<0.05

四、政府對公眾參與納米技術風險溝通意向的影響分析

(一)影響公眾參與溝通意向的制度效能分析

政府是否重視公眾意見，以及加強納米技術風險治理是否有制度保障，將這些作為制度效能納入計劃行為理論框架，進一步考察政府對公眾參與行為的影響。應用計劃行為理論中行為控制變量表示個體感知到執行某特定行為難易程度的相關因素，它反映的是個體對積極促進或消極阻礙個體行為因素的反應。公眾參與風險溝通意向的影響因素的著眼點在于分析個體在實施某一特定行為時感受的社會壓力。應用計劃行為理論中自我效能和行為控制力是兩個重要的子因素，其綜合考察影響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有關障礙因素。公眾一般會根據以往經驗和相關信息，結合當前狀況做出判斷進而產生行為意向。因此，個體行為的決策絕大部分是根據個體行為涉及的各種因素綜合考慮后做出的。在量表題項的篩選過程中公眾個體學歷和職業的測量通過檢驗。因此，在問卷中將通過檢驗的制度效能納入分析公眾參與風險溝通意向的要素中。

(二)人口學特征下公眾的制度效能測量

1.不同學歷的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的制度效能測量。不同學歷的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的制度效能方差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在學歷維度下考量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的制度效能ANOVA檢驗中，組間顯著性為0.014，符合統計學要求。學歷維度下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的制度效能均值描述如圖1所示。從圖1可以看出，公眾的學歷越高，參與風險溝通意向受到制度激勵或約束的影響就越大。

表6 學歷維度下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的 制度效能方差檢驗

注：在分析表中相關內容時，由于軟件對其中1份數據不識別，故表中統計數據總數為1 489，下同

圖1 學歷維度下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的制度效能均值描述

綜上，學歷維度下公眾制度效能特征呈現以下規律：高中以下學歷的公眾呈現低制度效能影響的行為文化特征，大學?？茖W歷的公眾呈現較低制度效能影響的行為文化特征，高中及中專學歷的公眾呈現較高制度效能影響的行為文化特征，大學本科、碩士和博士學歷的公眾呈現高制度效能影響的行為文化特征。

2．不同職業公眾的制度效能測量。不同職業的公眾的制度效能影響因素方差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在制度效能ANOVA檢驗中，組間顯著性為0.012，符合統計學要求。不同職業的公眾制度效能測量結果如表8所示，其中制度效能的均值描述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公眾按職業劃分后，制度效能最低的是學生，較低的是研究機構工作人員，制度效能較高的是政府工作人員、非政府工作人員，制度效能居中的是企業工作人員、高校教師和高校行政工作人員。

表7 職業維度下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的 制度效能影響因素方差檢驗

表8 職業維度下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制度效能測量結果

圖2 職業維度下公眾參與納米風險溝通意向制度效能的均值描述

五、結 論

在風險溝通中，公眾對風險信息提供方的善意信任是公眾產生相關行為意向的依據。在多元的風險信息中，本文通過分析政府信息對公眾的影響情況來考察公眾對政府治理技術風險的信任度。從公眾受政府信息的影響情況可以看出，公眾受政府提供的技術風險信息的影響比較大，公眾對政府治理技術風險的信任基礎較好。

政府是否重視公眾意見，以及納米技術風險治理是否有配套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將這些作為進一步考察公眾參與溝通行為的影響因素。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公眾個體參與納米風險溝通行為的制度效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政府關于技術風險治理的信息公開化建設應繼續加強。

公眾人口學特征中學歷和職業的制度效能統計結果顯示，公眾的學歷越高，參與風險溝通行為受到制度激勵或約束的影響就越大。在影響公眾制度效能的學歷因素中，高中以下學歷的公眾制度效能最低，大學?？茖W歷的公眾制度效能較低，高中及中專學歷的公眾制度效能較高，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公眾制度效能高，其中碩士學歷的公眾制度效能最高。不同職業的公眾制度效能的差別也比較大，其中政府工作人員、非政府工作人員的制度效能最高，其次為高校教師、高校行政工作人員和企業工作人員，研究機構工作人員的制度效能較低，學生的制度效能最低。政府在組織公眾進行風險溝通的過程中，應在公眾代表的選擇上兼顧公眾的學歷和職業的參與意向偏好。政府在技術風險治理中，應加強理論框架的實證分析，以提高風險溝通中的信息可獲得性和制度的保障性。

〔責任編輯：李曉艷〕

Ananalysisoftheinfluenceofgovernmentonpublicparticipationincommunicationintentioninthehightechriskgovernance——A case analysis of nanotechnology

Liu Zhongmei1, Peng Xumei1，2

(1.SchoolofLaw,DalianOceanUniversity,Dalian116023,China；2.DepartmentofTeachingQualitySupervisionandGuarantee,DalianOceanUniversity,Dalian116023,China)

In the process of high technical risk managemen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field of risk, the public’s cogni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flow of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the technical risk constitute the path of ris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risk communication, the information carrier and the trust factors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oncerns and the sourc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system efficiency.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improving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the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risk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ffectiveness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67

2017-03-2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高科技前沿監測中的知識圖譜方法與應用研究”(14BTQ030)；遼寧省社科聯基地課題“五點一線規劃下遼寧山海協作法律服務機制構建研究”(2016lsljdwtzdian-16)

劉中梅(1978- )，女，黑龍江五常人，大連海洋大學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環境與資源公共管理及法律研究；

彭緒梅(1979- )，女，山東臨沂人，大連海洋大學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創新管理與公共管理研究。

G301

A

1000-1751(2017)06-006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