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肯定性行動的興衰成因及啟示

摘 要 “肯定性行動”的初衷是對歷史上承受歧視與偏見的劣勢群體給予政策性傾斜或優惠，以實現憲法的平等保護。受其所處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及政治態度的深刻影響，美國的肯定性行動從1960年代興起到1980年代走向了衰退。本文認為從其興衰原因沖獲取啟示，有利于我國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施行，及平等的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

關鍵詞 美國 肯定性 行動 興衰 成因

基金項目：本文是博士專項課題“平等原則研究”（課題編號 BS201415）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曾云燕，凱里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

中圖分類號：D9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1.233

“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亦稱為“優惠性差別待遇”或“平權法案”?！翱隙ㄐ孕袆印钡某踔允菍v史上承受歧視與偏見的少數民族和婦女等劣勢群體給予政策性傾斜或優惠，實現憲法的平等保護?！翱隙ㄐ孕袆印弊鳛槊绹駲噙\動的產物，對美國的種族、民權問題及憲法問題都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厘清“肯定性行動”的興衰及成因，對我國更好的實行民族平等政策和實現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肯定性行動”的興衰

二戰后，隨著美國少數族裔權利意識的覺醒，20世紀50年代中期馬丁·路德·金領導了以群眾非暴力獲取憲法權利的民權運動，促使民主黨總統肯尼迪簽發的第10925號行政命令，第一次使用了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這一術語，它要求政府與相關承包商不得歧視，而應積極促進平等就業。隨后，1964年國會通過了10925號法案即（1964年民權法），為肯定性行動提供了法律依據，使美國黑人的平等權利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1965年約翰遜總統又簽署了肯定性行動形成的關鍵文本——第11246號行政命令，旨在消除弱勢地位的群體在就業、教育等領域遭受的歧視，并在勞動部下設了聯邦合同遵守局負責執行《1964年民權法》。尼克松與卡特總統也高度重視肯定性行動，尼克松為“肯定性行動”提出具體“目標和時間表”，對聯邦工程中少數族裔與女性工人設定了最低比例，卡特則注重解決性別歧視、黑人教育、公共住房等問題。同時，他們還促使國會通過消除學校隔離、促進兩性平等的法案，甚至最高法院也站在給予少數族群優惠待遇一邊，為肯定性行動辯護，可以說。美國的肯定性行動從1950年代一路走來，到1980年代達到了興盛時期。

美國的肯定性行動將平等指向事實和結果的平等，但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黑人、婦女等弱勢群體獲得的利益可能就是別的群體失去的。因此，崇尚個人權利、公平競爭的美國社會不可能不對肯定性行動產生爭議和質疑。以高等教育而言，1971年的白人學生起訴起訴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案，就曾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處于難以決斷的尷尬境地，而1978年判決的巴基案，在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就存在著顯著的分歧，一共給出了6份意見。此后，針對憲法規定的平等保護條款，反歧視理論成為了牽制肯定性行動的預留制，自美國加州1996年大學招生取消種族考慮因素以來，目前已有10個州通過了反對種族和性別優待政策的立法。政府方面，1981年上臺執政的里根總統及其后任布什總統，對肯定性行動都持反對態度，克林頓總統在任時雖稍有轉機，其后的總統小布什又基本沿襲了共和黨反對肯定性行動的傳統態度，及至作為黑人總統的奧巴馬，對肯定性行動也是采取淡而化之的態度，反對將種族背景作為唯一的考慮因素。因此可以說，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肯定性行動逐漸走向了衰落。

二、肯定性行動的興衰成因

綜觀肯定性行動的進程，其興衰成因可以從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及政治態度三個向度予以說明。

美國肯定性行動能走向興盛，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20世紀的美國對平等的追求由形式的平等轉向了實質的平等，主張人與人之間在精神與心靈上也應該是平等的。然而，美國在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黑人始終處在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最底層，屬于“二等公民”，在白人眼中“黑”就等同于“窮”。這招致了黑人的普遍不滿，種族矛盾突出，社會嚴重不穩定。黑人爭取與白人平等機會與公平的呼聲此起彼伏，加之大眾傳播媒體的快速發展，民權運動的信息通過電視、廣播、報紙快速擴展開來，與過去充斥著黑人犯罪的報道不同，這時屢屢見諸報端的是以機會平等為標題或某某黑人是體育明星或流行歌手的報道。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總體品質，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黑人與白人的種族觀念，為肯定性行動的到來做好了鋪墊。民權運動及其領導人馬丁·路德·金提出的補償理論獲得了很多人包括白人的認可和支持，進而成為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補償理論認為，美國的奴隸制與種族隔離使黑人受害最深，長期遭受壓迫的歷史使某些民族無力參與競爭，對過去的歧視與剝奪產生的有害影響進行相應的補償以達到“色盲”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平等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羅爾斯的“正義論”，以平等的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訴求為肯定性行動提供了理論的依據。正是在民權運動、補償理論及羅爾斯正義論思想的影響下，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早期，美國聯邦政府對肯定性行動政策態度比較積極，表現出了極大地興趣和熱情，做了很多有利于肯定性行動的工作。保守派總統尼克松比前任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更為有力的推進和支持肯定性行動，集中精力解決和人的就業問題。其批準的“費城計劃”在經濟領域要求通過政府干預以提高少數族裔的經濟地位，國會對該計劃的通過將肯定性行動的實施推向了高潮?？ㄌ乜偨y繼承和發展了尼克松時代肯定性行動的政策、原則“肯定性行動”，將之向更深、更廣的層面延伸，注重解決性別歧視、黑人教育、公共住房等問題。這一時期的最高法院在民權案中也為肯定性行動辯護，站在弱勢的少數族群一邊，無論是1971年的格里格斯訴杜克電力公司案、1979年的美國聯合鋼鐵廠訴韋伯案還是1980年的富利洛夫訴克盧茲尼克案，法院的裁決都倒向了肯定性行動一邊。這些因素促使“肯定性行動”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是，由于尼克松政府及卡特政府經濟上的失利，肯定性行動也伴隨著越來越多的非議和指責，在1980年代便逐漸走向衰落。endprint

肯定性行動能走向衰落的原因，就時代背景而言，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和肯定性行動的執行，近三分之一的美國黑人的經濟收入達到中產階級的水平，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隨之提高，逐漸融入了主流社會。黑人內部經濟與政治地位的分層造成了黑人之間對肯定性行動的認識出現了分歧，一些富裕的黑人開始反對肯定性行動，主張在就業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和白人展開平等競爭，認為那是對他們的一種貶低和施舍。另一方面，一部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白人卻不能獲得肯定性行動的幫助以擺脫就業及教育所處的困境，因而對肯定性行動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是對白人的逆向歧視。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80年代保守主義和社群主義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們對為肯定性行動提供理論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發起了攻擊，前者批評新自由主義使國家權力過大，人為地造成結果的平等，違背了美國傳統的平等機會的價值，抑制了人類進步，后者批評新自由主義脫離具體的社會關系來考察個人，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為肯定性行動辯護的補償理論受到了挑戰，批評者認為肯定性行動是一個前瞻性而非回顧性的措施，從中得到好處的少數族群，未必就是過去不公正制度的受害者。即使受益者和受害者雙方都是當時不正義行為當事人的后裔，也無法確定要回溯多遠才能還歷史的不正義以清白。因此，他們認為補償理論泛泛過于空洞和缺少確定性。與當時的社會思潮相一致，政府也實行“保守革命”和“小政府”政治。聯邦最高法院占優勢的保守派法官認為，由于經常存在證明種族等分類是偏見和偏袒的根據，只有能證明這種分類是為了結束過去持續的種族歧視的唯一和絕對必要的手段才不違背憲法規定的平等保護條款。因此，他們主張種族分類應適用“壓倒的必要性觀點”的嚴格審查基準，這一審查標準的確立使肯定性行動不違反平等原則的證明難度明顯增加?！捌降缺Ｗo”條款被稱之為“憲法的心臟”， 嚴格審查基準的確立使肯定性行動飽受合憲法的質疑。

三、“肯定性行動”興衰的啟示

社會發展至今，底層民眾的生活樣態已經成為考量一個國家制度的重要標準。在追求平等的過程中，我們應當認真思考肯定性行動的興衰，去粗取精，有效的改善我國弱勢群體的地位，更好地促進社會平等與和諧。

我國對弱勢群體實行優惠性待遇措施應反映時代要求，與社會的主流思想相一致。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時代和社會的聲音就是人民大眾的聲音。我國歷來注重民族平等，十七大將樹立平等理念確定為一項重大的任務，十八大把男女平等確定為基本國策，并將平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精準扶貧”理念的提出，把有限的扶貧資源準確地傳遞到需要幫助的弱勢人群，都是時代與社會思想的表達。但僅有善的出發點還遠遠不夠，黨和相關部門在制定優惠性待遇措施時應發展民主作風，多方傾聽民眾的要求，態度和舉措方面相一致，避免尼克松式的“以民權換權利”這種與黨的宗旨不符的現象，才能緊跟時代脈搏，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我國對弱勢群體實行優惠性待遇措施不僅考慮民族及性別，還更應考慮階層及地域差異。以大學招生為例，我國的高考招生制度遭人詬病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少數民族的加分制度，其次是名牌學校的地域錄取比例。

就前者而言，建國后我國實行的民族政策已經使少數民族中的很多人經濟及社會地位大幅提升，其子女的居住環境及獲得的教育資源明顯超過了漢族中的下層民眾，只考慮民族區別而忽略階層差異的加分政策必然使處于優勢的少數民族孩子借搭便車之機“錦上添花”，間接剝奪了處于劣勢的漢族孩子應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就后者而言，由于戶籍限制及名額分配的不均衡，致使北京、上海等的考生考進民校的比例遠遠高于河南、廣東、安徽、內蒙古等地，差別幾率最高竟達近300倍?？梢?，對弱勢群體實行優惠性待遇措施應在追求實質平等方針不變的情況下，廢除民族分類，更多考慮階層與地域因素，使該措施幫助最值得幫助的人，增進整個社會的平等。

我國對弱勢群體實行優惠性待遇措施的實行需要培養人們的權利意識。權利的獲得需要人們去爭取，而我國的廣大民眾由于權利意識淡薄，對我國實行的民族平等的措施只從感覺出發，認為給予曾經遭受壓迫和剝削的少數民族實行優惠待遇天經地義，而對其優惠幅度和具體措施沒有從權利與義務的層面進行思考，對我國政策或制度中存在的戶籍、性別、身高、年齡、生源地等規定明顯不合理的地方大多是默默承受，很少從法律或權利的層面進行思考，致使制度性歧視充斥其間，加劇了社會各階層的矛盾。因此，只有大眾的權利意識和法理意識得到增強，將追求平等的觀念融進心中，優惠性待遇措施才能在立法上得以體現和完善并在社會中得到具體的施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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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云燕.平等原則研究.吉林大學.20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