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至九世紀中葉唐代黨項的內遷及管制探析

梁瀟文

內容提要：貞觀時期，唐政府在黨項之地廣設羈縻州，黨項拓跋部歸附唐朝，雙方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但吐蕃的崛起卻打破了這種平衡。最早到高宗乾封年間，吐蕃不斷向東侵蝕黨項的居住地，黨項各部不堪吐蕃的壓迫，向唐王朝請求內徙。本文以“安史之亂”為時間節點，通過分析黨項遷出地和遷入地，將黨項的內遷過程大致分為兩大階段進行論述。黨項遷入之初，唐政府仍然對其羈縻統之，而隨著帝國自身軍事需求的增加以及對內遷黨項控制的需要，唐朝統治者對黨項的管理策略進行了調整：將以羈縻州為中心的行政管理制度轉換成了節度使領導下的押蕃使制度。唐政府是如何以押蕃使為核心實現這一制度性的轉換，也是本文試圖揭示的重點。

隋末唐初的黨項，原本居住在今四川西北部，甘肅西南以及青海東部地區，具體說來應當在今四川松潘、甘肅西南的瑪曲縣以及青海東南部久治縣一線及以西的地區。①有關隋末唐初黨項居住地的探討，請參考（日）岡崎精郎：《タンダート古代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72年。史衛民：《黨項族拓跋部的遷徙及其與唐代諸王朝的關系》，《內蒙古大學學報》1981年增刊。周偉洲：《唐代黨項》，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湯開建：《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4年1月第16卷第1期。一邊是吐蕃的入侵與威脅，一邊是被奉為“諸蕃共主”的唐王朝的招撫，在權衡利弊后，黨項各部落最終選擇向唐王朝靠攏，從而開始了漫長的內遷史?？梢哉f，唐代是黨項發展的重要時期，黨項通過多次內遷，一方面，避開了強敵吐蕃的威脅和吞并；另一方面，黨項的遷徙一般是在唐政府的支持或默許下進行的，故而在遷徙過程中加強了與唐王朝的聯系，從而使黨項獲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基礎。此外，內遷的黨項通過不斷地分離和整合，形成新的更大的部落群體。那么，對黨項的發展具有如此關鍵性作用的內遷過程是怎樣的？在內遷后唐朝統治者又是如何對其進行管理的？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一、高宗時期到“安史之亂”前的黨項內遷

（一）黨項首次內遷的時間

貞觀三年（629）黨項酋長細封步賴率部內附，黨項其他部落也相繼附唐。黨項各部中最強的拓跋部首領在其同盟者吐谷渾歸附唐朝過后也對唐政府表示了臣服?？梢哉f，唐太宗在位之時是黨項內附的重要階段，屬松州都督府的二十五個黨項羈縻州都是在貞觀時期逐漸設置的。于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為中國地”①《新唐書》卷221《西域·黨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6215頁。。但要注意的是，應該把內附與內遷區別開來。貞觀初，唐政府只是在其原有的居住地設置羈縻州，黨項并沒有離開原來的居住地，這屬于內附，而非遷徙。在以前的研究的中有的學者就將內附與內遷相混淆。②張云就將內附與內遷相混淆，認為唐太宗貞觀三年至六年是黨項的第一次遷徙。湯開建指出，貞觀十年以前唐朝只是在歸附的黨項部落居住地設置羈縻州，黨項僅僅是內附于唐，并非內遷，直到在西邊的吐蕃向東不斷擴展，黨項才開始內遷。見張云：《唐代北方民族的大遷徙及其影響》，《西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湯開建：《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4年1月第16卷第1期。那么，唐代黨項的第一次內遷究竟在何時？第一種觀點認為唐代黨項首次內遷是在貞觀中期或者晚期，這主要是由于吐蕃在東邊的崛起；③唐代黨項在貞觀年間的首次內遷主要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周偉洲認為的“貞觀末”說。周偉洲指出，黨項內遷主要是由于吐蕃向東侵蝕其居住地，但是由于唐王朝與吐蕃在唐太宗和松贊干布在世時一直保持友好關系， 黨項也因此得到了暫時的安寧，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貞觀末年。第二種是湯開建主張的“貞觀十二年（638）”說。湯開建提出拓拔部應該是在貞觀年間遷徙，若是要有一個標志性的時間，則是貞觀十二年（638），因為此時“吐蕃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余萬屯松州西境”。松州本是黨項的主要聚居地，由于吐蕃的入侵，拓跋赤辭請求內徙，唐中央僑置靜邊州于慶州。參見周偉洲：《唐代黨項》，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39頁。湯開建：《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4年第16卷第1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唐代黨項內遷始于開元年間；④持這種說法的主要是史衛民。但是，湯開建指出，這是受了吳廣成在《西夏書事》中說：“開元中，吐蕃寢盛，拓跋部畏逼，請內徙，元宗詔靜邊等州處之”一語的影響，而胡三省在《資治通鑒》卷三二〇中作注明確稱：“貞觀以后，吐蕃浸盛，黨項拓跋諸部畏逼，請內徙”，因此開元年間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此說是。參見史衛民：《黨項族拓跋部的遷徙及其與唐代諸王朝的關系》，《內蒙古大學學報》1981年增刊。湯開建：《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4年第16卷第1期。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唐代黨項的遷徙最早要到唐高宗乾封二年（667）。⑤《中國移民史》一書中提到黨項的首次遷徙應當在乾封二年。直到乾封二年（667），才有“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之事。而湯開建所說的貞觀十二（683）年吐蕃侵犯松州并不代表將黨項逐出居住地，因為直到永隆元年（680）吐蕃才占盡黨項之地。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隋唐五代時期》（第3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4—75頁。盡管唐太宗貞觀年間吐蕃已經在青藏高原崛起，成為唐朝在西方的一大威脅，但是唐朝的軍事力量明顯強于吐蕃，因此，在貞觀十二年八月（638）吐蕃屯軍松州后，唐朝馬上整頓軍備，在當年九月就敗吐蕃于松州城下，于是“弄贊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雹蓿鬯危菟抉R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195《唐紀》11，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157頁。唐王朝最終同意了與吐蕃和親，于貞觀十四年（640）將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唐蕃之間的戰火得以平息，并獲得了幾十年的和平?？梢哉f，從唐蕃雙方的國力對比上看，此時吐蕃還不具備占領唐朝所設黨項羈縻州的實力，黨項內遷事件也不應該追溯到貞觀年間。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吐蕃與吐谷渾之間摩擦不斷，《資治通鑒》有：“（龍朔三年663）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⑦［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01《唐紀》17，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335頁。，吐蕃發兵擊破吐谷渾，于是唐高宗派兵屯涼州和鄯州，以支援吐谷渾，吐蕃在知道唐朝的軍事行動后，屯兵于青海，同時向唐朝請婚，沒想到遭到了唐高宗的拒絕，也許正是唐王朝這種堅決的態度，引起了吐蕃的不滿，于是攻擊了唐朝設置的生羌羈縻州。

《資治通鑒》 “乾封二年(667)三月條”說：

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①［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01《唐紀》17，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351頁。

《新唐書·地理志》云：

又以拓拔赤詞部置州三十二。乾封二年（667）以吐蕃入寇，廢都、流、厥、調、湊、般、匐、器、邇、锽、率、嗟等十二州。②《新唐書》卷43《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3頁。

由此可看出，最早從唐高宗乾封二年（667）開始，唐朝有了罷黜黨項羈縻州的情況，換句話說，直到這時候吐蕃才有可能真正占據了黨項的居住地，從而導致了黨項的內遷。③李范文也指出唐高宗即位以后，吐蕃勢力繼續向北擴張，唐朝一些黨項羈縻府州廢置，黨項的部眾才開始遷徙。李范文主編：《西夏通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頁。按照此說法，應該以吐蕃與唐朝在西邊戰火再起的時間為黨項內徙的時間，那么乾封二年的時間是合理的。

在吐蕃攻陷“生羌十二州”之后，吐蕃與吐谷渾之間的戰事更加激烈，于是便有了“咸亨元年（670）吐谷渾全國盡沒……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羌盡降之”④《舊唐書》卷196《吐蕃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5219頁。，吐蕃在永隆元年（680）更是“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⑤［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02《唐紀》18，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396頁。。由于吐蕃對唐朝西邊的侵蝕加劇，一方面有越來越多的黨項羈縻州被廢，更多的黨項請求內遷，另一方面有部分黨項則臣屬于吐蕃。在這種情況下，不愿意臣服于吐蕃的那部分黨項人必須找到一個強大的依靠，而唐朝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還處于上升的趨勢，能夠給予黨項以庇護，于是向唐王朝請求內徙無疑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二）安史之亂前以松州拓跋氏為主的內遷活動

發生在唐高宗時期黨項內遷，主要是從其居住地向關內道的慶州遷徙，且以拓跋部為代表?！杜f唐書·黨項羌傳》曰：

其后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于慶州，置靜邊等州以處之。⑥《舊唐書》卷198《西戎·黨項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5292頁。

《新唐書·地理志》則將靜邊州歸為黨項羈縻州，并記靜邊州都督府：

貞觀中置，初在隴右，后僑治慶州之境。⑦《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3頁。

貞觀年間松州地區是拓跋部的主要聚居地，并且屬于隴右道，永徽以后才割屬劍南道，因此黨項拓跋部的靜邊州也應在松州境內。在慶州的黨項，除了拓跋氏以外，還有把利氏等?！缎绿茣h項傳》載：

先是，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凡十年。⑧《新唐書》卷221《西域·黨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6217頁。

這是永泰元年（765）郭子儀上表分隔慶州的吐蕃與黨項之時所描述的情形。在慶州的黨項聯合吐蕃侵擾唐朝長達十年，也就是說十年前，即天寶十四載（755）前，野利等部就已經在慶州了，并且趁“安史之亂”降附于吐蕃，這與當時唐朝西部邊界軍力空虛的事實是相符的。對于野利部，唐朝設芳池州都督府以統之，①《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4頁。隸屬于慶州都督府，其他兩部是否也設都督府，情況不明。

到了慶州過后，拓跋部又繼續往北以東?！锻匕鲜丶拍怪尽酚洠?/p>

（高祖拓跋立伽儀鳳年間）拜大將軍、兼十八部落使，徙居圁陰之地，則今靜邊府也……曾祖羅胄府君……拜右監門衛將軍、押十八部落使，仍充防河軍大使……祖后那府君……拜靜邊州都督府，押淳、恤等一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軍大使，贈銀州刺史。②參見康蘭英主編：《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24頁。關于此墓志的考釋，還可參見周偉洲：《早期黨項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40—250頁。段雙?。骸蛾儽惫攀裸^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44—148頁。杜建錄：《夏州拓跋部的幾個問題——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政權墓志銘考釋》，《西夏研究》2003年第1期。王富春：《唐黨項族首領拓跋守寂墓志考釋》，《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3期。

“圁陰之地”就是今無定河，而“圁陰”應泛指無定河之南，即今橫山縣一帶。③康蘭英主編：《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4頁。墓志中記載拓跋守寂葬于“銀州儒林縣新興鄉招賢里歡樂平之原”，即今橫山縣無定河南韓岔鄉元岔洼村，因此靜邊州都督府治所應該在今橫山韓岔一帶，屬于銀州（治今陜西橫山縣）。④周偉洲：《早期黨項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44頁。銀州轄境相當于今陜西橫山、米脂、佳縣以北地區。參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367頁。這說明拓跋黨項在遷入慶州后，又繼續北遷到了銀州。又《中國藏西夏文獻》中收錄的《后晉綏州刺史李仁寶墓志銘》⑤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8 卷《金石編·碑石、題記卷》，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7 年，第 46 頁。于20 世紀末出土于陜西榆林市榆陽區紅石橋鄉拱蓋梁村，其也記“自儀鳳之初遷居于此”。李仁寶也屬于黨項拓跋氏⑥周偉洲：《陜北出土三方唐五代黨項拓拔氏墓志考釋——兼論黨項拓拔氏族源問題》，《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盡管不清楚其先祖與拓跋立伽的關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作為拓跋黨項的一部分，也是在儀鳳年間遷到了銀州境內。

此外，武周圣歷時期（698—700）有部分黨項往北和往東到了靈州、勝州地區?！缎绿茣り懹鄳c傳》記：

圣歷初，靈、勝二州黨項誘北胡寇邊，詔余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眾內附。⑦《新唐書》卷116《陸余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4239頁。

這應該是有關黨項進入靈州（今寧夏吳忠市）⑧關于古代靈州的地望，舊的觀點認為靈州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南，如嚴耕望先生就在其《唐代交通圖考》中明確指出這一點。但隨著《大唐故東平郡呂氏夫人墓志銘并序》在寧夏吳忠市的發掘，越來越多的學者，如白述禮等都傾向于認為古靈州應當在今寧夏吳忠市。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5頁；白述禮：《古靈州城址再探》，《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和勝州（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東北黃河南岸十二連城古城）⑨勝州，隋開皇二十年（600）云州置，治所在榆林縣，即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東北黃河南岸十二連城古城，大致相當于今內蒙古準格爾旗、達拉特旗、伊金霍洛旗、東勝市及黃河東岸托克托一帶。武德年間被梁師都占據，唐貞觀二年（628）收復后復置，唐乾元元年（758）轄境縮小，專治黃河西岸地區。見保宏彪：《隋唐五代時期鄂爾多斯高原行政區劃沿革》，《寧夏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941頁。的最早記錄。

圖1-1 高宗乾封二年至安史之亂前

安史之亂前，靈州、夏州（今陜西靖邊縣西北白城子）①夏州，隋大業三年（607）為朔方郡，位于今陜西省靖邊縣白城子，隋末亂世為梁師都所割據，貞觀二年（628）梁師都集團瓦解，設置夏州都督府，其轄境相當于今陜西靖邊縣北紅柳河流域和內蒙古杭錦旗、烏審旗等地。參見保宏彪：《隋唐五代時期鄂爾多斯高原行政區劃沿革》，《寧夏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羅凱：《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以高層政治區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104頁。、鹽州（今陜西定邊）②鹽州，以其北有鹽池而得名，治所在今陜西定邊縣紅柳溝鎮北。隋大業三年（607）為鹽川郡，唐初復名鹽州，唐德宗屬吐蕃，建元時收復。參見陳永中：《朐衍、鹽州、花馬池考》，《寧夏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艾沖：《唐蕃爭奪的鹽州治城新考》，《唐史論叢》2013年第1期。、勝州等地，即黃河“幾”字形之內的廣大區域是多民族雜居之地，突厥、昭武九姓之民、鐵勒各部等都在貞觀年間先后遷入這一地區，故而黨項在遷入關內道北部后也是與這些民族聚居在一起，開元九年（721）發生的“康待賓之亂”也能說明這一點?！顿Y治通鑒》卷212《唐紀》28記：

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③［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12《唐紀》28，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745—1746頁。

蘭池州都督府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其大致范圍在靈州、夏州南境。④張廣達：《唐代六州胡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蘭池州都督府下是突厥人還是粟特人學界有爭議，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該地區出土的大量墓志證明這一地區應該主要為粟特人，這一觀點目前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同，并且張廣達還提出遷入蘭池州都督府的這部分粟特人與突厥人關系密切，應該是跟隨貞觀時期投降唐朝的東突厥人一起進入這一地區的。在平定“康待賓之亂”后，張說析勝州的銀城、連谷置麟州⑤麟州，胡三省注曰：“分勝州銀城、連谷置麟州，又置新秦縣為麟州治所?！逼渲嗡诮耜兾魃衲究h北十里，參見［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12《唐紀》21，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746頁；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981頁。以鎮撫黨項降眾。如此一來，從慶州遷出的黨項逐漸分布在了銀州、靈州、夏州、勝州這一廣闊的區域。

二、“安史之亂”及其黨項的遷徙

安史之亂后，河隴陷吐蕃，唐朝在西邊的疆域極度縮減，軍事力量大不如前，吐蕃卻如日中天，時常入寇唐境，從而再次掀起了黨項內徙的大潮流。對這一時期的黨項，根據其主要分布地，大概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在松州的黨項人，二是在隴右各州的黨項人。

《新唐書·地理志》云：

祿山之亂，河隴陷吐蕃，乃徙黨項州所存者于靈、慶、銀、夏之境。①《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3頁。

同書本志“松州都督府條”又載：

肅宗時懿、蓋、嵯、諾、嶂、祐、橋、浮、寶、玉、位、儒、歸、恤及西戎、西滄、樂容、歸德等州皆內徙。②《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34頁。劉統指出，劍南道松州都督府下的崌、懿、橋、玉等州“永徽以后，羌戎叛臣，制置不一”，這說明25州在永隆元年后黨項部落內遷，就已經廢棄，早于《新唐書·地理志》所說的懿、蓋等19州是在肅宗時遷徙的。但“制置不一”并不意味全都廢除或者再不設立，只能說永徽以后松州境內的黨項各州時廢時立，很不穩定。另外，譚其驤先生指出天寶時唐蕃戰爭唐方取得了幾次勝利，當即松州區域內設置了大量羈縻州，一部分是復置貞觀舊州，大部分皆新置于“生羌部落”。 安史之亂以后，天寶時代的松府黨項羈縻州又有部分內徙，大部分重復沒入吐蕃。參見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4—25頁。譚其驤：《長水粹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9頁。

安史之亂后，不僅隴右地區的黨項州縣受到戰爭波及，在松州的黨項部落也被迫內遷，這些黨項人主要往慶州、靈州、夏州、銀州方向遷徙。

首先來看松州內黨項羈縻州的情況。恤州，由于《拓跋守寂墓志》中記拓跋部押“淳、恤等一十八州”，故恤州應在高宗時就與靜邊州僑置在了慶州，《新唐書》的記載有誤。且由于拓跋部歷代都“押十八州”，故恤州的黨項應為拓跋部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后來也隨著拓跋部遷入了銀州。歸德州，《舊唐書·地理志》記僑置在銀州，③《舊唐書》卷38《地理志》18，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413頁。樂容州只有《新唐書·地理志》中提到，并將其附在靈州都督府之下，故應該遷于靈州境內。④《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3頁。周偉洲認為，《舊唐書·地理志》 “松州都督府”條下的“樂客州”，其很可能是“樂容州”之誤。參見周偉洲：《唐代黨項》，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34頁。另外，寶州、位州以及玉州隸屬芳池州都督府，橋州、西戎州屬于宜定州都督府，儒州、西滄州屬于安化州都督府，《新唐書》將芳池、宜定、安化三都督府劃歸在慶州都督府下，⑤《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4頁。因此這幾州的黨項是遷入慶州的。

歸州和浮州的內遷時間有一定爭議。除了以上材料提到外，《舊唐書·黨項羌傳》云：

其在西北邊者，天授三年（692）內附，凡二十萬口，分其地置朝、吳、浮、歸等十州，仍散居靈、夏等界內。⑥《舊唐書》卷198《西戎·黨項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5292頁。

《資治通鑒》 “長壽元年（692）二月”條載：

吐蕃黨項部落萬余人內附，分置十州。①《資治通鑒》卷205《唐紀》21“長壽元年（692）條”載：“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鈴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睖_建將長壽元年（即天授三年692）二月內附的“在西邊者”與六月吐蕃大首領曷蘇率領吐蕃與黨項投降唐朝的事件看作同一件事 ，首先從時間上就經不住推敲。其次，由于曷蘇被擒，依附唐朝的舉動是否成功，投降的吐蕃與黨項大眾是否得到了唐朝的安置史料中都沒有提及，更不用說為這三十萬降眾設置朝、吳、浮等十州了。王忠認為，由于時間不同，黨項內附和吐蕃曷蘇投降應該是兩件事。參見［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05《唐紀》21，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482頁。湯開建：《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4年第16卷第1期。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51頁。

《舊唐書》與《資治通鑒》所記黨項內附的年號不一樣，這是由于武則天天授三年（692）改元長壽②該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故而692年有天授、如意、長壽三個年號。另外，《新唐書》記此四州是在天授二年（691）設置的，與《資治通鑒》和《舊唐書》所記不符，疑《新唐書》之說有誤。參見《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4頁。。而如前所述，內附并不等于內遷，因此這一時期此十州黨項并沒有遷到靈、夏地區。③吳松弟認為永隆元年（680）吐蕃已盡占黨項之地，此后至肅宗年仍有七八十年，吐蕃是不會允許黨項羈縻州存在的。但是，經譚其驤先生考證，盡管吐蕃漸次東侵，松州屢遭殘破，但是天寶時唐蕃戰爭唐方取得了幾次勝利，唐界乃有所擴展，當即在此區域內設置了大量羈縻州，一部分是復置貞觀舊州，大部分皆新置于“生羌部落”。由此推測，永隆元年（680）以后盡管吐蕃占據了黨項之地，但是這并不意味這之后唐朝沒有小范圍的勝利而重建或新建一些黨項羈縻州。參見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隋唐五代時期》（第3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頁。譚其驤：《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9頁。

關于隴右道的黨項人，《資治通鑒》唐代宗“廣德元年（763）七月”條曰：

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④［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23《唐紀》39，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146頁。同條下胡三省注：“蘭、廓、秦、渭等州，即河西、隴右之地也，先已為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關而備言之?！薄杜f唐書》卷11《代宗本紀》載：“（寶應元年）吐蕃陷我臨、洮、秦、成、渭等州?！北本褐腥A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271頁。

如前所述，在隴右道的黨項州縣主要有馬邑州、保塞州以及密恭縣。其中：密恭縣隸洮州⑤關于洮州的治所，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唐洮州治所在今甘肅臨潭縣舊城舊洮堡；另一種觀點認為今甘肅卓尼縣境的洮河南岸。洮州治所究竟在何處，學界并無定論，關于各家爭論，可參考劉滿：《唐洮州治所位置考》，《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1期；李宗?。骸抖鼗臀臅鳳.3885反映的吐蕃行軍路線及神策軍駐地、洮州治所等相關問題考》，《唐史論叢》2016年第1期。，高宗上元三年（676）曾為吐蕃所破，后又復置，故密恭縣應在上元三年（676）之前就已經存在⑥馬邑州、保塞州及密恭縣，參見《新唐書》卷43《地理志》33，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32頁。，也就是說最晚到高宗時隴右地區就有黨項居住了。馬邑州設于開元十七年（729），在秦州（今甘肅秦安縣西北）⑦隋大業初年改秦州為天水郡，唐武德初年稱秦州，開元二十二年移治成紀縣，即今甘肅秦安縣西北，北宋是移至今甘肅天水市 。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034頁。和成州（今甘肅禮西南西漢水東岸）⑧成州，唐武德元年（618）改漢陽郡所置，轄境相當于今甘肅禮縣、西和、成縣等地，寶應元年（762）沒入吐蕃。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960頁。之間，所以玄宗時期隴右的黨項人應當更多。保塞州設置時間不詳，隸臨州都督府（治所在今甘肅臨洮縣）①唐代洮州曾一度改名為臨州，因此應將其與此臨州相區別。天寶三載分金城郡置狄道郡，乾元元年（758）改為臨州都督府，其轄境相當于今甘肅臨洮、康樂等縣，寶應初廢。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8頁。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1頁。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855頁。。由于高宗和玄宗開元時期吐蕃的勢力并未攻陷到隴右地區，故而這些黨項州縣在安史之亂前應還在原地。盡管史料中沒有明確說明這些州縣是否內遷，但河隴既為吐蕃所陷，這些黨項州亦不能再存在于隴右地區，因此唐所遷“黨項州所存者”中很可能包括這部分黨項。

代宗時期，雖然“安史之亂”的余波逐漸平息，但西邊的吐蕃不斷地東侵卻成為唐政府的又一問題。而這一時期吐蕃的東進對黨項的影響則在于，使原本在隴右鄯州、洮州、秦州、成州等的黨項向東遷到了涇州②如前所述，在隴右道的黨項州縣主要有馬邑州、保塞州以及密恭縣。其中，馬邑州設于開元十七年（729），在秦、成二州之間，保塞州設置時間不詳，隸臨州都督府，而密恭縣隸洮州，高宗上元三年（676）曾為吐蕃所破，后又復置，因此密恭縣應在上元三年之前就已經存在。涇州在今甘肅涇川縣北。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677頁。、隴州③隴州在今陜西隴縣東南。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上冊），第1396頁。之境。

《舊唐書·黨項羌傳》：

其在涇、隴州界者，上元元年（760）率其眾十余萬詣鳳翔節度使崔光遠請降。寶應元年（762）十二月，其歸順州部落、乾封州部落、歸義州部落、順化州部落、和寧州部落、和義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寧定州部落、羅云州部落、朝鳳州部落并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讓請州印，希讓以聞，許之。④《舊唐書》卷198《西戎·黨項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5292頁。

以上各部落在何時進入涇、隴之地的并不清楚，但《新唐書·地理志》下記其中的歸順州部落“本在山南之西”⑤《新唐書》卷43《地理志》33，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4頁。，歸順州在“山南之西”應該指在山南道西邊，而到梁州（治今陜西漢中市）請刺史印，說明其地應與梁州相距不遠，因此這部分黨項也有可能本居住在隴右的秦、成州等地。又《冊府元龜》載：“（代宗上元元年）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奏，破涇州、隴州等界羌、渾、黨項十萬余眾”。⑥［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987《外臣部·征討》，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影宋本，第3961頁。這說明在投降的崔光遠的不僅有黨項部落，還包括了諸羌和吐谷渾。

在涇隴地區的黨項并不安定，常常與東侵的吐蕃聯合寇盜唐境?！顿Y治通鑒》“廣德元年（763）”條記：

（九月）吐蕃之入寇也……（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郭子儀）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余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渡渭，循山而東。⑦［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23《唐紀》39，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150頁。

上文提到，代宗上元后已有黨項居于涇州和隴州之境，而吐蕃由涇州入邠州（今甘肅寧縣）①唐開元十三年（725）改豳州置，治所在新平縣（今陜西彬縣），轄境相當今陜西彬縣、長武、旬邑、永壽四縣地。天寶元年（742）改為新平郡，乾元元年（758）復為鄴州，屬西安府。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041頁。再入京畿地區，②嚴耕望指出，從靈州至長安的路線有三條，其中一條便是由原州（今寧夏固原）向東經，經過涇州（今甘肅涇川），進入邠州，再到長安。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9頁。在咸陽的黨項很大部分應是在涇州跟隨吐蕃入侵的。盡管唐朝將領最終將攻入京畿的吐蕃逼退，但退軍的吐蕃仍居于會州（今白銀市平川區水泉鄉陡城村陡城）③涉及會州州治的觀點主要有四種：第一種認為在今靖遠縣城，這是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和工具書所持的觀點，如陳守忠先生、李并成先生；第二種認為在今靖遠縣東北，這主要是臧勵和提出的；第三種觀點認為在今靖遠縣東北的陡城堡地區，代表學者是嚴耕望先生；第四種觀點認為在今白銀市平川區水泉鄉陡城村，這一說法是劉滿先生在嚴耕望先生的觀點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的認識，而史志林則進一步證明了劉滿先生觀點的正確性。有關討論，請參看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述》，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頁；李并成：《漢代河西走廊東段交通路線考》，《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1期；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1019—1020頁“會寧縣”條；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1—420頁；劉滿：《河隴歷史地理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03—212頁；史志林：《關于唐會州州治的幾個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5年第1輯。、原州（今寧夏固原縣）④原州，北魏正光五年（524）置，治所在今寧夏固原縣。隋大業三年（607）州廢為平涼郡，唐初復改為原州，廣德元年（763）沒入吐蕃。貞元十九年（803）徙治平涼縣（今甘肅平涼市）。元和三年(808 )又徙治臨徑縣（今甘肅鎮原縣）。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103頁。、成州及渭州（今甘肅隴西縣東南五里），⑤［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23《唐紀》39，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157頁。渭州，北魏永安三年（530）置，治今甘肅隴西縣東南五里，轄境相當今甘肅隴西、渭源、漳縣、定西、武山等縣地。隋大業初廢，唐武德初復置，天寶初改為隴西郡，乾元初復名渭州，寶應后陷于吐蕃。見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2902頁。與在慶州、涇州、隴州的黨項仍然有密切的接觸，這就意味著吐蕃與黨項聯合寇盜唐朝的情況并沒有終止，“仆固懷恩之亂”則應證了這一事實。仆固懷恩“反唐”從廣德二年（764）八月一直持續到永泰元年（765）九月，卷入了回紇、吐谷渾、黨項多個民族，他們與吐蕃聯合，在仆固懷恩的誘導下，掀起了入侵唐境的浪潮。

《新唐書·代宗本紀》載：

（永泰元年八月）仆固懷恩及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寇邊。（九月）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黨項羌寇同州，渾、奴剌寇盩厔，京師戒嚴。（十月）己未，吐蕃至邠州，與回紇寇邊。辛酉，寇奉天。癸亥，寇同州。乙丑，寇興平。丁卯，回紇、黨項羌請降。癸酉，郭子儀及吐蕃戰于靈臺，敗之。京師解嚴。⑥同州在關內道最東邊，緊鄰京畿地區，黨項是如何達到同州，史料并未說明，但《新唐書·黨項傳》載寶應元年（762）涇、隴黨項入寇奉天、華原及同官，而參與“仆固懷恩之亂”的吐蕃也進犯奉天，故而黨項很可能是由涇、隴入京畿，然后再進寇同州?！缎绿茣肪?《代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71頁?！缎绿茣肪?21上《西域·黨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6216頁。

此次“叛唐事件”由于仆固懷恩暴死軍中及郭子儀成功分化吐蕃與回紇而得到平息。在“叛亂”平息之后，代宗開始認真考慮對吐蕃和黨項的政策。于是郭子儀上言分離吐蕃與黨項，將散處在鹽、慶等州的黨項遷往他處?！缎绿茣h項傳》 云：

子儀以黨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即表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黨項于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召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賜賚，使還綏其部?！直碇渺o邊、芳池、相興王（應為“三”之訛）州都督、長史，永平、旭定、清寧、寧保、忠順、靜塞、萬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綏、延州。①同書、同傳?？庇洝坝直碇渺o邊、芳池、相興王都督、長史”應為“又表置靜邊、芳池、相興三都督、長史”?！缎绿茣肪?21上《西域·黨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6217頁，第6241頁。

郭子儀針對黨項遷徙的政策大概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將靜邊州都督府下的大部分黨項遷徙到銀州之北、夏州之東，這部分東遷的黨項是由靜邊州刺史拓跋朝光領導的；二是將在慶州境內芳池州黨項以及靜邊州下的思樂州黨項安置在靈州境內，置永平等七都督府以處之，并設靜邊、芳池、相興三州都督、長史為長官②《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將這七都督府歸在靈州都督府下?！缎绿茣肪?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23頁。；三是將慶州境內的宜定州部落和芳池州部落遷往綏州、延州③綏州，唐武德三年（620）于延州豐林縣置，在今陜西延安市東北，貞觀二年（628）移治上縣，即今綏德縣。延州，西魏廢帝三年（554）改東夏州所置，改稱延州，隋大業三年（607）改稱延安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復稱延州，治膚施縣，在今延安市東北。見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024頁、第2264頁。。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靜邊州都督府下的黨項被分成了兩個部分；另一方面，在慶州界的芳池等州本是黨項野利等部的主要聚居地，而郭子儀將芳池州的黨項分遷到靈州和綏、延兩處。靜邊州都督府下的各州都隸靈州都督府，故靜邊州都督府也應在靈州境內，但是參加仆固懷恩“叛亂”的主要是在慶州和涇隴地區的黨項，郭子儀的分離政策卻涉及靈州境內的黨項，因此，郭子儀不僅隔離了吐蕃與黨項，而且也將黨項內部分割，削弱了黨項的力量，可謂用心良苦。通過郭子儀的安排，永泰以后，聚集在靈州、慶州、涇州、隴州、夏州等地的黨項除了一部分留在靈州外，大多被遷徙到了延州、綏州以及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居住在了關內道的東部。

隨著“安史之亂”的平息和吐蕃攻勢的減弱，在這一區域的黨項終于獲得了一個安定的外部環境，其部族逐漸發展、分散，到了武宗會昌以后，其足跡已經遍布慶州、靈州、鹽州、夏州、綏州、銀州、延州、麟州、云州、豐州、勝州等地。會昌初，為了更好地控制黨項，唐朝將在綏、銀、靈、鹽、夏等州的黨項劃分成三個部分進行管制，派遣崔君會、李鄠、鄭賀三人分別負責。

《舊唐書·黨項羌傳》載：

上頻命使安撫之，兼命憲臣為使，分三印以統之。在邠、寧、延者，以待御史、內供奉崔君會主之；在鹽、夏、長、澤者，以侍御史、內供奉李鄠主之；在靈、武、麟、勝者，以侍御史、內供奉鄭賀主之，仍各賜緋魚以重其事。④《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黨項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5293頁。傅璇琮、周建國認為此條所記與武宗時《賜黨項敕書》中所記相符，應為事實。參見：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國平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6頁。

后又為了防止節度使壓迫黨項，武宗采取了派皇子統諸道，監視節度使的工作，同時也加強對黨項的管理。武宗會昌三年（843），李德裕上奏，談到對黨項的政策：

黨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聞黨項分隸諸鎮……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干之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辭訟，庶為得宜。乃以兗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黨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黨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赍詔往安撫黨項及六鎮百姓。①［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247《唐紀》63，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993頁。

由此可以看出，最晚武宗會昌初期，黨項的活動范圍被基本確定下來，其部族的內遷也隨之結束。而黨項正是以這廣闊的空間為基礎，逐漸發展，成為唐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圖1-2 “安史之亂”

圖1-3 武宗會昌以后黨項的分布范圍

三、唐對內遷黨項管理政策的制度性調整

唐代對周邊歸附諸族大多實行羈縻府州制度?！缎绿茣さ乩碇尽贰傲b縻州”條云：

唐興，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①《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33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119頁。

這是史書中關于唐代羈縻府州管理體制較為明確的記載，而目前關于唐代羈縻府州制度的論述也頗為豐富。②參見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年。章群：《唐代蕃將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第119—142頁。張國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3—112頁。馬馳、馬文軍：《唐代羈縻府州與中央關系初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黃永年等編：《中國古代史論集》，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00—645頁。譚其驤：《唐代羈縻州述論》，譚其驤：《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6—162頁。艾沖：《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論總管府· 都督府·節度司之關系》，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5年，第186—213頁。樊文禮：《唐代靈、慶、銀、夏等州界內的僑置府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羈縻府州作為唐廷前期安置內附蕃族的重要制度，可以追溯至高祖武德時期，在太宗時期發展完備，安史之亂后則逐漸削弱。在羈縻府州中，部落首領為都督、刺史，且由朝廷任命，但可以世襲，并且經濟上實行賦稅優待，自我管理內部事務，所謂“全其部落，順其土俗”③［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193《唐紀》9，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076頁。，具有較大的地方自治和自主性色彩。但隨著吐蕃對唐朝邊境領土的蠶食，吐谷渾、黨項等部落紛紛要求內遷，于是就有了僑置在正州之下的羈縻府州。盡管這些僑置的羈縻府州仍然具有很大的自治色彩④李鴻濱對吐谷渾和黨項內遷后的所僑置府州的羈縻性質作了詳細論述。請參看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系及其演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頁—37頁?！赌怪纠锿鹿葴喭踝迦温氀恨箚栴}再探》，《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但相對叛服不定的邊境羈縻府州來說，唐政府還是盡力將前者納入到自己的體制內，押蕃使職能和性質的調整正是唐朝為實現這一目的主要措施。

押蕃使又稱為“押蕃落使”、“押諸蕃部落使”、“諸蕃使”等，“押”即管理之意，也就是掌管蕃族事務。對于押蕃使出現的時間，黎虎認為應追溯至睿宗景云二年（711）。⑤黎虎：《唐代的押蕃使》，《文史》2002年第2期。而村井恭子則根據《拓跋守寂墓志》中所記“迨儀鳳年……高祖立伽府君……拜大將軍、兼十八州部落使”將押蕃落使的時間向前推至高宗儀鳳年間（676—679）⑥村井恭子：《押蕃使の設置につぃて——唐玄宗時期におけゐ對異族民族政策の轉換》，《東洋學報》2003年第84卷第4號。。學界大多人都認為押蕃使是節度使系統的產物，而如張國剛指出，由節度使兼任押蕃使大都是唐代邊將羈縻府州制的衰退、節度使體制興起后設立的。⑦張國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6頁。蘇航也認為，隨著唐初所建立的羈縻州體系的瓦解和節度使體制的形成，唐朝的蕃族政策思路也從原先的以羈縻州為主的行政化管理轉為以押蕃使為核心的軍事化管理。⑧蘇航：《唐代北方內附蕃部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第96頁。唐朝押蕃落使制度轉變的意義，還可參見李鴻賓：《墓志里吐谷渾王族任職押蕃使問題再探》，《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李鴻濱則指出如果村井恭子的說法成立的話，意味著押蕃使是節度使制度之前的產物。①《墓志里吐谷渾王族任職押蕃使問題再探》，《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實際上，如果仔細分析《拓跋守寂墓志》里反映出的信息，可以發現，盡管押蕃使在節度使制度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但押蕃使卻經歷了一個軍事化的過程，并且由于節度使的出現，其最終被納入了唐朝的軍事體系之中，也就是說，雖然押蕃使不是節度使制度的產物，但其性質的變化卻與節度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

在《拓跋守寂墓志》記：

迨儀鳳年……高祖立伽府君……拜大將軍、兼十八州部落使……曾祖羅胄府君……拜右監門衛將軍、押十八州部落使，仍充防河軍大使。祖后那府君……拜靜邊州都督，押淳、恤等十八部落使、兼防河軍大使，贈銀州刺史?？妓继└葑蠼鹞嵝l大將軍、兼靜邊州都督防御使、西平郡開國公。會朔方不開……周處則以身殉節……贈特進、左羽林軍大將軍。公即西平公之元子也……起家襲西平郡開國公，拜右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浮、恤等一十八州諸軍事、兼靜邊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弟游擊將軍、守右武衛翎府右郎將6助知檢校部落使守禮……嗣子……使持節淳、恤等一十八州諸軍事、兼靜邊州都督防御部落使……西平那開國公曰澄瀾……叔父朔方軍節度副使、并防河使、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將作大匠興宗，材略縱橫。②康蘭英主編：《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24頁。

從墓志可以看出拓跋家族一直是“押十八部落使”，這表示則表示拓跋部首領要管理好其下各黨項羈縻小州，并且協調各小州之間的關系。而到了后那府君的時候，拓跋部才正式成為靜邊州都督。如果都督、刺史系統屬于行政系統的話，那此時屬于押蕃使系統的部落使的軍事意義并不明顯，或者說行政與軍事兩個系統并沒有分開。但從守寂父思泰開始到侄澄瀾，都是負責十八州的軍事，靜邊州都督反而成了兼任，而守寂叔興宗更是擔任了朔方節度使副使。這種現象同樣存在于內遷的吐谷渾中。目前已出土的唐朝時期吐谷渾墓志銘中只有慕容明、慕容曦光和慕容曦皓三人曾擔任押蕃使的記錄。其中，慕容明于景云二年（711）擔任押渾副使；慕容曦光在開元九年（721）到十年（722）幫助唐朝平定“康待賓之亂”后，于開元十八年（730）擔任朔方節度副使，兼治部落使；慕容曦皓則在安史之亂時出任押番渾使。③慕容明等三人的墓志原文見李鴻濱：《墓志里吐谷渾王族任職押蕃使問題再探》，《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李鴻濱還在分析了知部落使與押渾副使的區別，認為前者只是管理本部落的事務，而后者還要管理其他蕃族的事務，且已經處于朔方節度使的管制之下了?？梢?，作為內遷的羈縻蕃族，拓跋黨項與慕容吐谷渾的發展軌跡有很多相似之處。那么，這些史實又反映出什么呢？首先，如前所言，部落首領不再僅僅是管理本部的行政事務，其作為押蕃使的軍事職能得到加強，而這種軍事化的傾向早在開元初期就已萌芽；其次，黨項和吐谷渾都有族人擔任過朔方節度副使，這可以說是二者被納入朔方節度使系統的一個標志。關于朔方節度使的建立，李鴻賓論道：

從（開元九年721）四月康待賓之反，到七月唐朝將其鎮壓，再到十月六日玄宗下敕設立朔方節度使，這三者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因果關系……突厥大規模的反唐活動打破了都護府的監控機制，迫使唐廷采取朔方道行軍的方式北上應付；現在，六胡州的反抗暴動又迫使唐朝再次確立了朔方節度使的正式體制，進一步加強了北部的防御能力。①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系及其演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9頁。

既然朔方節度使的任務在于強化唐廷北境邊防，那拓跋興宗作為節度副使理所當然要承擔起防御任務，為唐朝的邊防安全出力。這也意味著拓跋興宗擁有黨項部落人員和國家官員的雙重身份，其實是加強了拓跋部作為唐朝蕃部的向心力，實際上拓跋部首領從通過“持節”來獲得對黨項諸部落軍事權時就已經有了國家武職的色彩。與此同時，開元二十年（732），朔方節度使“增領押諸蕃部落使”②《新唐書》卷64《方鎮表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763頁。。而這并非偶然，肅宗乾元元年（758）“置振武節度押蕃落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③《新唐書》卷64《方鎮表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766頁。，永泰元年（765）郭子儀請于慶州以“梁進用為押黨項部落使”④《新唐書》卷221《西域·黨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6217頁。，又有德宗貞元三年（787）置“夏州節度使觀察處置押蕃落使，領綏、鹽二州?！雹荨缎绿茣肪?4《表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1775頁。。麟州、勝州、鹽州等地都是黨項的主要分布地，而即使“安史之亂”后，在吐谷渾和鐵勒契苾部中仍然有部落首領擔任本部押蕃使的情況，⑥村井恭子：《東亞國際關系中唐朝的北邊政策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第39頁。因此這一現象很可能也存在于黨項部落中，倘若如此，押蕃使制度演變成了“節度使兼押蕃使—部落使”二級體制。

押蕃使制度發生變化與唐朝當時所處的形勢有緊密聯系，即吐蕃與后突厥汗國的興起以及唐朝節度使體制的確立。⑦李方：《后東突厥汗國復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高宗龍朔三年（663），唐蕃雙方維持了近30年的和平局面被打斷，雙方在唐朝西部邊境展開了爭奪戰。調露元年（679），東突厥阿史那溫博、奉職兩部反唐，開啟了后突厥汗國建立的前奏。雖然這次叛亂被唐中央鎮壓，但其后不久阿史那骨咄祿再次召集亡散，在高宗永淳元年（682）正式建立后突厥汗國，從此以后便不斷侵擾唐朝北部邊境。吐蕃的崛起和后突厥汗國的復興對唐朝的邊疆體制和軍政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要屬節度使的出現和“外重內輕”軍事部署的形成。為了有效防止突厥與吐蕃的入侵，唐朝以長期屯駐的軍鎮常備軍代替了過去臨時出征的行軍，這種轉變既能更好地防御外敵，又減少了行軍中所需的物質消耗，適應了戰事頻繁的新形勢。但這也伴隨著軍鎮的常任軍官——節度使的出現。節度使由唐朝中央政府派出，具有強烈的軍事色彩，其兼任諸蕃落使實際上是將邊境蕃部納入唐朝自身的軍事體系中，同時也就意味著是部落首領權力的削弱，而這不僅是加強對蕃部統治的需要，更是為了進一步利用蕃部的軍事力量?？傊?，從羈縻府州到節度使體系的轉變，行政系統（都督、刺史等）和軍事系統中的押蕃使雙軌并行成為唐中后期管理內遷黨項的主要方式。

結 語

李鴻賓曾將唐朝的疆域與民族的構成總結為“二元制建構”，即唐朝是由中原農耕核心區及其漢人為主體的內層與周邊外圍游牧或半農半牧及其非漢人為主的外層社會組成的。外層可以主動依附或者被納入內層，如草原民族稱李世民為“天可汗”，但當外層力量足夠強大時，它又會對內層發起挑戰。黨項與唐王朝的關系也許能算是這種“二元制建構” 的一個典型。伴隨著吐蕃的崛起及其對黨項原住地的占領，高宗乾封二年（667）部分黨項開始向唐政府求得內遷的許可。安史之亂前，松州是內遷黨項的主要來源地，這些黨項在拓跋部的帶領下，首先將慶州作為了第一個落腳點，隨后在高宗儀鳳年間又往北到了銀州、靈州、勝州等地。這是黨項內遷的第一個階段。安史之亂爆發后，唐被迫西兵東調，造成河隴空虛，吐蕃趁機攻陷河隴，并波及了存留在松州地區的黨項人。于是在隴右成州、秦州等地的黨項和在松州的黨項被遷到了慶、靈、夏、銀地區。這次遷徙的黨項人可分兩部分、三條路線：一是在松州的黨項人遷往慶州；二是在隴右地區的黨項分別遷往靈、夏地區和涇、隴地區。永泰元年（765），為了分離慶州、鹽州等地的黨項與吐蕃，郭子儀將在關內道的黨項一分為三，分別安置在靈州、夏州之東和銀州之北以及綏州和延州。這是黨項內遷的第二個階段。如此一來，分批內遷的黨項部眾逐漸融合發展，武宗會昌以后其足跡已經遍布慶州、靈州、鹽州、夏州、銀州、豐州、云州等地區，即今甘肅東南、寧夏、陜西北部、山西北部、內蒙古中部等地區。會昌初唐王朝對黨項實行分區管理，將黨項分別限制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中，也許可以作為黨項漫長過程的句號。

盡管黨項起初內遷到關內道之時，唐朝對其實行松散的羈縻式管理，但唐政府卻一直沒有忘記將黨項羈縻府州納入自身管制體系下的總方向。從行政化的部落使到軍事化的押蕃使，以節度使兼任押蕃使，同時任命黨項成員為正式的地方武官，唐朝統治者正是通過從羈縻府州到節度使系統的轉換，將黨項部眾納入了帝國的軍事系統之內。唐王朝對黨項管理的制度性調整，其中既有邊疆少數民族力量崛起后，面對邊境危機時唐朝從初期“內重”格局到以邊防節度使為中心的“外重”局面的偶然性和無奈性，又有試圖通過完全控制內遷蕃族，將其改造成王朝“保塞雜虜”的必然性。如王小甫所說：“盡管部落組織有利于保持其戰斗力，從而強化帝國軍力，但部落組織牢固的血緣關系卻與歷史官僚政權獲得自由流動資源的政策目標有差異。因此，統治者對內蕃群體的政策一開始就是在利用部落戰斗力的同時，盡可能將其納入本地社會使其成為帝國編民?！雹偻跣「Γ骸短莆宕边叺膬韧庵H與國家認同》，見王小甫：《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00頁。

唐末實力衰落，對蕃部和蕃兵成為唐朝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再只是軍事補充，蕃部將領打著“護唐”旗號極力發展自身力量，漸成地方割據勢力，黨項、沙陀勢力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崛起的。因此，唐政府希望通過對蕃部的軍事安排使得這些內附民族既是帝國編民，又是帝國的軍事后盾，這種希冀最后被證明是過于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