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視野下戒毒理念的轉型之路

靳瀾濤

比較視野下戒毒理念的轉型之路

靳瀾濤

（北京大學，北京100871）

各國在戒毒模式的探索和發展中，體現出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相互發展的特點，彰顯許多共性特征。首先，在戒毒目標定位上，隨著對吸毒者的定位從“違法者”逐漸轉變為“特殊病人”，戒毒工作的立場也從強調懲罰的“道德模式”逐漸升級為著重治療的“醫療模式”。其次，在戒毒方式選擇上，戒毒工作具有懲戒與福利雙重屬性，強制性戒毒逐步淡出主要戒毒模式選擇，以治療社區和毒品法院為代表的開放式戒毒模式發展迅速，通過儕輩互助或司法監督的方式實施自愿戒毒，強調吸毒人員的再社會化。再次，在戒毒配套措施上，過去對吸毒者的定位忽略了其作為公民的社會身份，剝奪了其應享有的社會政策中的公共救助權利。近年來，多國加大力度為吸毒人員提供生活救助、醫療援助和社會服務，實現吸毒管制與權利保障的平衡。上述戒毒理念的轉型之路體現出人們對吸毒行為認知的科學化，滲透著對戒毒工作執行狀態的理性反思，其有益成分值得我國吸收和借鑒。

戒毒；治療社區；毒品法庭；禁毒法

我國禁毒學研究先驅羅運炎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麻醉毒品問題，非僅一國民族之健康問題，抑或全世界整個人類的健康問題?！薄?〕據《2016年世界毒品報告》顯示，全球約5%的成年人使用過毒品，受吸毒困擾的人群已攀升至2900萬人。鑒于毒品問題的全球化，近年來各國不斷深化禁毒領域的國際合作，特別是在戒毒模式的探索和發展中，體現出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相互發展的特點。雖然世界各國戒毒模式的建構形態多樣，但具體法律、政策之上的價值取向有諸多共識。因此，把行之有效的先進戒毒理念與本國具體毒情相結合，將對現行戒毒工作的完善乃至整個禁毒體系的優化有所裨益。

一、戒毒目標定位從懲罰轉向醫療服務

在當代，國際上普遍將吸毒行為視為一種疾病，而非違法犯罪。盡管各國對毒品犯罪的打擊都很嚴厲，但對吸毒行為卻較為寬松，樹立了“公共衛生導向”的戒毒政策，即更加突出吸毒人員作為受害人和特殊病人的定位，相對弱化其違法者的身份。更有甚者，許多國家已經將吸食大麻等軟性毒品的行為除罪化，出現了以荷蘭為代表的軟性毒品合法化浪潮，目前進行大麻等軟性毒品合法化實踐的國家還有德國、瑞士、葡萄牙、西班牙、盧森堡等歐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哥倫比亞、阿根廷、烏拉圭等美洲國家?！?〕

“吸毒”在社會文化中往往帶有強烈的道德否定色彩，大眾傳媒有意渲染吸毒行為的反社會性、反倫理性。在這種流行的社會心理下，傳統的戒毒工作充斥著“懲罰”與“斗爭”色彩，吸毒者甚至已經戒斷者被貼上“壞人”的標簽，戒毒管理被理解為管教，而不是服務和幫助，社會公眾也容易形成對吸毒者的歧視，進而對其采取孤立、疏遠的心態，不利于其脫離毒癮、復歸社會，形成了戒毒工作的“道德模式”。例如，美國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吸毒成癮一度被視為“罪惡”，以法律懲罰毒品濫用者成為美國戒毒工作的基本手段，但這種高壓手段并未有效遏制毒情蔓延，反而造成了執法資源的浪費。根據有關統計可知，在這一時期所有的聯邦監獄入獄者中，違反麻醉品法者就占了31%。荷蘭在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以司法部為代表的強硬派采取“盡可能嚴厲的”措施來限制大麻的使用，然而，限制措施非但未能阻止大麻使用人數的增加，反而令使用者數量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達到了歷史的波峰。我國作為世界上最早實施禁毒政策的國家，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提出了“重治吸毒者”的主張，甚至有人向清政府提議一年內無法戒斷毒品者“罪以死論”。但以嚴禁為主的毒品控制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至1949年全國吸毒人員高達2000萬人?！?〕

從歷史的先例就可發現，只憑政府的權威和懲罰的手段就想根除患者成癮行為的做法通常是難以持續的?！?〕吸毒成癮本質上是一種慢性復發性腦疾病，既然是疾病，國家政策必須關心的是如何提供科學的醫療服務，或者至少是為其緩解病痛創造條件。因此，戒毒工作從實質上說，就是對毒品所導致的心理性疾病和生理性疾病進行矯治和救治。在戒毒措施和策略上，保持對涉毒犯罪嚴厲管控的基礎上，進行多元化的吸毒行為治療，是世界禁毒歷史充分證明的有效選擇。以美國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吸毒成癮重新被視為可以預防與治療的疾病，并對吸毒者采取減害（Harm Reduction）政策，更多的禁毒經費用于毒品預防與醫療計劃，而非毒品犯罪的刑罰。20世紀90年代末期，巴爾的摩市“非常社會實驗”（An Unusual Social Experiment）充分驗證了該類減害政策的經濟效益。該市約1／9的成年人是海洛因或其他毒品的癮君子，針對這個背景，當地慈善家捐助了約2500萬美元用于資助吸毒者的醫療及其他措施，如為成癮者提供針頭交換（Needle Exchanges）、供應清潔的注射器、定量提供處方毒品。根據該市的估計，關押一個無暴力行為的吸毒者，每年需花費約2萬美元，而實施醫療計劃后用于每個吸毒者的花費每年只需3000至4000美元。自此以后，馬里蘭州將巴爾的摩的做法在全州范圍內推廣實施。隨后，亞利桑那州、加州、德州等地均借鑒這種戒毒“醫療模式”?！?〕

二、戒毒方式選擇從強制救贖轉向社區戒毒

戒毒工作的目的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懲戒屬性，即防范吸毒者可能存在的社會危害；另一方面是福利屬性，即幫助吸毒者矯正教育與社會復歸。傳統剝奪人身自由的戒毒方式雖然便于急性脫毒，但是依靠在封閉環境下進行自我救贖，導致戒毒人員自我認同感下降，與社會隔離時間越長，回歸社會的難度越大。國外以治療社區和毒品法庭為代表的開放式戒毒模式近年來實施效果明顯，其基本特點是注重個人脫離毒品的積極意愿，在相對開放的環境和嚴格的獎懲機制下，以儕輩互助或司法監督的方式實施自愿戒毒，強調吸毒人員的再社會化。

在國際上，對吸毒者采取強制隔離的措施，被實踐證實效果不佳，學者們也提出了諸多理論批評，逐步淡出主要戒毒模式選擇。我國禁毒數據顯示，多地強制隔離戒毒的復吸率維持在80%—90%，個別地區甚至突破90%?！?〕美國學者鮮明指出：“如果我們普遍用民事拘禁來替代我們當前對付吸毒的主要模式，我們運用刑事制裁帶來的負面后果并不會得到改善。毒品的黑市會繼續保持繁榮，同時還鼓勵了有組織的犯罪并促使毒品吸食者為維持他們的需求而實施財產性犯罪；法律執行的經濟代價將持續巨大，符合警察工作標準要求的壓力仍然突出。除了名義之外，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這不過是不追求真正變革的一個借口?！薄?〕2012年3月，聯合國發布了《關閉強制拘禁戒毒中心和康復中心的聯合聲明》，呼吁存在強制拘禁戒毒和康復中心的國家應毫不遲疑地關閉這些中心，釋放被拘留人員。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作出了制度調整，我國澳門地區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率先宣布終止強制性戒毒措施的適用，內地雖未廢止，但通過2008年《禁毒法》的出臺，賦予社會戒毒在戒毒康復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強制性戒毒措施僅作為一種最后的手段來采用?！?〕為了減少封閉戒毒模式可能帶來的弊端，許多國家著手從以下兩個方面推行開放式戒毒模式。

一方面，針對普通吸毒者，國外實行的居住式治療康復機構——治療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簡稱“TC”）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從美國向歐洲，乃至個別亞洲國家擴展，出現了許多同類機構。例如，錫南濃村、戴托普村、鳳凰村等。這些治療社區為吸毒人員學習新角色和鍛煉新技能提供了平臺，強調互相支持和幫助。借鑒美國犯罪學家埃德溫·薩瑟蘭提出的學習理論，犯罪行為是否產生，是由于每個人對外在經驗連結的方式不同。一個在吸毒群體環境中生活的人，可以通過“學習”而成為吸毒者，也可以在戒毒群體環境中，通過“學習”，擺脫毒癮，走向新生。概括而言，各類TC有以下共同特點：第一，全體成員生活在同一的無毒環境中，戒毒過程在其他“居民”的支持下完成，但在進入“社區”之前對參加者的戒毒動機要求嚴格；第二，強調成員進行自我管理，各成員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每個人會被分配到一些工作項目，并制定一定的獎懲規則；第三，實行等級制，對應不同的身份、地位、責任及權利，升級的標準不僅在于工作效果，還要綜合考察成員的行為、思想及情感的成熟程度。TC治療彰顯了非藥物性康復治療的可行性，采用集體生活的方式，使之重返社會，能夠自立并創造價值，實際上屬于一種人格再建的發展過程。從社會意義上講，是把治療個體重新訓練為擺脫毒品又有責任感的社會成員?！?〕

另一方面，針對毒品犯罪人，世界許多國家在戒毒措施的決定乃至執行環節均淡化了警察機構的權力空間，重要表現之一是通過“毒品法庭”的設立，使得司法權介入戒毒治療中。美國佛羅里達州首府邁阿密市最早于1989年創設了“毒品法庭”，隨后，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紛紛設立類似機構。在毒品法院推廣前，涉毒犯罪者中高達95%的人由于缺乏司法監督和社會支持，回歸社會后仍然選擇復吸，形成了禁毒刑事司法“旋轉門”的獨特現象?！?0〕自由主義犯罪學早就告誡，要注意那些過度依賴警察權力以及相關控制技術，并將之作為處理危險和不穩定因素手段的做法?！?1〕毒品法庭的出現，旨在通過司法判決的方式，使吸毒成癮的犯罪人參與由法官督導的戒治項目，作為監所關押的一種替代。符合條件的毒品犯罪人由律師、警察、朋友、家庭成員推介到毒品法庭，或者自己提交申請。法庭經過審查和評估后，可作出暫緩執行其刑罰的決定，但是這些犯罪人必須參加由法庭認定的戒毒治療項目。戒毒人員不僅要接受經常性的毒品尿檢，同時必須與他的治療團隊成員保持定期面談。治療團隊成員通常包括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及負責具體治療的咨詢師。會談的目的是定期檢查治療的進展情況，并對是否達成預期目標進行評估。美國司法部在2002年的一項調研中發現，司法監督在戒毒治療中扮演著積極的作用，盡管多數吸毒人員并非以康復為目的，僅僅為了避免被監禁，但參與毒品法庭的成癮者的再犯率大約降低了29%。

三、戒毒配套措施從社會管制轉向權利保障

在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所提出的“失范”理論中，鑒于社會分層制度造成限制性，難以平等地給所有人提供實現志向的機會，而吸毒是逃避挫折痛苦感的一種方式。認識到社會結構失衡與吸毒之間的關系，有利于將戒毒工作納入社會改革的整體框架中加以考量。吸毒者是病人和違法者，但首先是公民，享有公民權，應該享有社會政策中賦予每一個公民的相關公共救助權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醫療援助和社會服務?！?2〕吸毒者群體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保障吸毒者權利將有利于全社會的福祉。

表1 吸毒者的社會身份及其相應的救助模式

首先，生活救助服務。懲罰的重心不再是作為制造痛苦的技術的酷刑，其主要目的是剝奪財富或權利?！?3〕傳統的戒毒觀念中對吸毒人群有著強烈的歧視，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取消對其社會救助。以我國為例，雖然《禁毒法》規定了戒毒人員社會保障權的平等性，但許多地方規范性文件中仍然限制吸毒者甚至其家庭成員享受低保，變相剝奪其社會保障權，使社會道德輿論對吸毒者的偏見以理性的法律規范的面貌呈現出來，從而近乎“合法”地歧視吸毒者，使其很難有效回歸社會。其次，醫療保險服務。在境外發達國家，如日本、英國、德國等地，吸毒人員均可以享受免費的戒毒治療，全部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4〕根據美國有關方面的計算，在戒毒者身上每花費1美元用于協助其戒毒，將會為社會減省7美元的損失。因此在這方面的投入，并不存在是否合理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政府都應承擔的人道與社會責任?！?5〕最后，社會力量參與。在戒毒工作的社會化方面，許多國家或地區鼓勵民間公益組織的發展，努力形成戒毒工作社會支持系統。第一類是宗教性質的民間戒毒組織。以我國澳門地區為例，除政府的預防及戒毒辦公室外，民間團體也有由基督教人士開辦的戒毒服務，包括“應許之家”“耶穌家庭——福音戒毒”及“青少年挑戰——外籍人士戒毒中心”，以“福音戒毒”的住院方式來協助吸毒人員戒毒，并強調不使用任何藥物或毒品來壓制毒癮，以宗教仁愛的精神及信心來增強他們的自我控制力。第二類是以醫療機構為載體的戒毒組織。以韓國為例，所有的醫院都提供戒毒住院治療服務，歐洲許多高福利國家也多選擇專業醫療機構進行戒毒。第三類是戒毒人員自發形成的自治組織。美國早在1935年就成立了名為“匿名戒毒會”（縮寫為NA）的吸毒成癮人員自治組織，隨后發展到日本、英國、印度、巴西等國家。與治療社區（TC）不同，該團體無等級制度，不需集體居住，組織形式多樣，較為隱蔽。除了上述三類常見機構，還有許多非政府組織（NGO）也涉足戒毒治療。

人類在遏制毒品的斗爭中，盡管迂回曲折甚至屢遭失敗，但各國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終于有了一個世界公認的總體策略——減少毒品供應和減少毒品需求的“兩減并行”政策?！皽p少供應”是通過立法、公安、海關等部門的努力，加強對罌粟的種植及阿片類制品的加工、生產、運輸、出售等環節的控制，對醫用麻醉品嚴加管理，即“掐毒源”?！皽p少需求”分別針對未吸毒人群與吸毒人群，采用宣傳教育、治療康復等手段，使人群對毒品需求量減少。但是，在毒品的供應成為一項重要的跨國貿易后，任何一個國家要在開放狀態下徹底堵截住毒品的流通和輸入并不現實。因此，“減少供應”的政策成本較高，相同的禁毒經費如果能夠投入戒毒和矯治之中，則可以比打擊和懲罰創造更高的禁毒效益。有學者指出，戒毒工作是最有效的禁毒，是徹底使吸毒者戒除毒癮、減少吸毒傳播、切斷毒品流通和鏟除毒品市場的重要途徑，也是挽救吸毒者的最佳方法?！?6〕當然，“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17〕。戒毒工作的重視與完善不能只停留于宏大的目標和口號，更要探索科學的戒毒的理念和方法。上述戒毒理念的轉型之路體現出人們對吸毒行為認知的科學化，滲透著對戒毒工作執行狀態的理性反思，其有益成分值得我國吸收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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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Detoxification Concep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IN Lan－tao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toxification mode，countries reflect many common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mutual reference，mutual influence and mutual development.First of all，in the detoxification goal，it comes from the“moral mode”of emphasizing punishment to the“medical mode”of emphasizing treatment.Secondly，in the way of detoxification，it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discipline and welfare，compulsory isolation detoxification gradually fade out，the open drug rehabilitation model has developed rapidly，represented by therapeutic community and drug court，emphasizing socialization of drug addicts.Thirdly，in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of rehabilitation，social status of drug addicts as citizens is often ignored and the right of them for public assistance is deprived.In recent years，many countries have stepped up efforts to provide living aid，medical assistance and social services to drug addicts，and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drug control and rights protec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rug treatment reflects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of drug addiction behavior and permeates the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ug treatment，and its beneficial components are worth absorbing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detoxification；therapeutic community；drug court；anti－drug law

（責任編輯 王守明）

DF34

A

1672－2663（2017）04－0113－04

2017－09－01

靳瀾濤（1993—），男，安徽巢湖人，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禁毒法學、行政法學、警察法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