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寧出土劉宋羅氏家族買地券研究
——南徐州僑民與晉宋之際的建康社會

陸 帥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江蘇南京 210046）

建康城研究是六朝史領域的基本課題。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界不斷加以關注，成果豐碩，尤其在城市空間布局的復原上取得了較大進展［1］。另一方面，由于文獻不足征等原因，由建康城（今南京）內外居民的具體活動所構成的社會歷史圖景，目前仍不清晰［2］。如何將考古新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深入描畫六朝建康社會變遷的具像，無疑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課題，也是近年來建康城研究中新的學術增長點［3］。在這方面，南京市江寧區出土劉宋羅健夫婦、羅道訓買地券提供了一組嶄新的資料群，彌足珍貴。由于這三方買地券學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故本文擬以此為中心，圍繞券文所提示的墓主人籍貫變遷、仕宦經歷、葬地選擇等問題展開討論，以此觸及晉宋之際建康周邊人群、社會的變動實態。

一、買地券的基本情況與錄文

羅健夫婦買地券兩方（下文簡稱A券、B券），羅道訓買地券一方（簡稱C券），現藏于南京江寧博物館。2013年，《東山擷芳：江寧博物館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館藏精粹》一書中刊布了券磚正面部分的照片，并提供了形制、出土地點等信息［4］。盡管照片有若干處不甚清晰，但文字大體可讀。為研究需要，現初步錄文、標點如下：

1.羅健夫婦買地券I（A券）

宋元嘉廿二年八月丁亥□十日丙申□。堂邑郡高山縣都鄉治下里蘭陵太守釗陽縣開國男羅健，□□□□里/□□□□□□□□□丘丞墓伯、地下兩千石、東都丞、武夷王、□共買此地，□廣五頃?！跆靡?郡□男女死人羅健夫妻，得錢萬々九千九百九十九□錢，即日畢了。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詔書□：/自軍亂以來，普天死人聽得隨生人所□丹陽郡湖孰縣西鄉都鄉里中□□買/地葬□，入□□此地中，掘作葬墓埋健夫妻尸喪，魂魄自得歸此冢廬。隨/地下死人之俗五臘及日月會十五日，休假上下，往來不得留難。有□問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奪取健地。時人張堅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為券莂。

2.羅健夫婦買地券II（B券）

宋元嘉廿二年太歲己酉八月丁亥□十日丙申□。堂邑郡高山縣都鄉治下里蘭陵太守/釗陽縣開國男羅健八十歲，妻□□八十歲。醉酒□□官歸?！酢跣脊砺?，地下/女青詔書科律：從軍亂以來，普天下死人皆得隨生人所在□□□□□丹陽郡湖孰縣□鄉/西鄉里中地下□、蒿里父老、□□□□□□□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尸□□□□□□□□尸喪□□萬々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畢了。地下先人、□里□□□/□石□□□□□□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皆）聽□□此地中，□□□□□□/□得使左右比居，妄志此地，□□不□。時知者張堅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為券莂。

3.羅道訓買地券（C券）

宋元嘉卅年太歲癸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予南/徐州彭城郡彭城縣都鄉安上里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縣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買此地，廣一傾余。地/□□城都鄉安上里羅道訓，以義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詔書除襲父封釗陽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地□卅五里。到十二年四月十七/□□子，詔書除武原令?！酢踉嗡哪昶咴乱蝗展镉?、/詔書除魏郡廣川令。到六年六月廿一日辛巳、/詔書除南廣平太守。到□年十月十九日丙申、/詔書除龍驤將軍。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詔/書除左衛殿中將軍。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詔書/除南平昌太守。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詔書/除行參征北將軍。事道訓得錢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畢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詔書科律：從軍亂以來，普天下死人/聽隨生人所在郡縣鄉里亭邑買地墓埋。今/皆于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喪，魂魄自/得還此冢盧，隨地下死人科法?！跫醇?，/月晦十五日□□上下往來，不得留難。有所□/□□□比居他人，妄仍奪取道訓地。時知者/張堅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為券莂。/右□□□門□□□。

此外據書中介紹，A、B兩券側面亦有銘文。A券為一行六字、B券為一行二十四字。更為精確、完整的錄文，尚有待相關部門公布清晰拓片。

三方買地券文內容豐富，涉及墓主籍貫、官職、爵位以及買地位置、時間等信息。A、B券主人為羅健夫婦，其內容、形制相同。C券主人為羅道訓，其與A、B券在結構上的區別在于詳細記錄了墓主的仕宦履歷，這在六朝買地券中不多見［5］。

眾所周知，買地券的主要功能是宣告亡者在陽間的生命結束，通過“買地”獲得陰間的居留權，且往往與特定的宗教信仰聯系在一起，羅氏買地券也不例外。上述三份券文都提到了“玄都鬼律”與“地下女青詔書科律”。研究認為，其源自天師道信仰［6］。東晉南朝時代，建康周邊是天師道頗為流行的區域，羅氏買地券出土地東面不遠的茅山更是南朝道教的中心所在，信仰氛圍極其濃厚［7］。羅氏買地券文中鮮明的天師道因素，正是這種信仰氛圍的具體表現。

券文所反映信仰實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買地者羅健、羅道訓的情況，同樣令人很感興趣。具體而言，他們究竟來自何處？是何身份？又為何葬于建康周邊？見于三方買地券的年代、職官、地理等信息，提供了不少線索。

二、羅氏父子的行跡

首先需要判定的是羅健、羅道訓的關系。上述三方買地券出土于同一地點，墓主又為同姓，很容易將之聯想為一個家族。事實上，券文中的爵位記載也證明了此點。

據券文，羅健、羅道訓封爵都為釗陽縣開國男［8］。羅健葬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受封時間不詳，但肯定在此年以前。羅道訓亡于元嘉三十年（453年），C券記載其受封的時間與緣由曰：

義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詔書除□襲父封釗陽縣開國男。

可知羅道訓的爵位是東晉義熙五年（409年）襲父封而來。此后至元嘉三十年下葬，其間并無改封。按中古爵制，一爵不能同時分封兩人。若羅道訓自義熙五年至元嘉三十年之間為釗陽縣開國男，羅健便不可能在元嘉年間持有此爵位。這一矛盾，恰說明兩者為父子關系：羅健為父，先封釗陽縣，義熙五年時由子羅道訓襲封。A、B券爵位于羅健是對死者的尊稱，與C券并不沖突。

羅道訓于義熙五年襲封，羅健夫婦買地下葬卻是在三十余年后的元嘉年間。這一時間差的產生原因，可以考慮兩種可能。其一，羅健于義熙五年致仕，讓爵于子羅道訓，至元嘉二十二年去世，夫妻合葬［9］。其二，羅健的亡故就在義熙五年，由子羅道訓襲爵。翻檢史傳，是年四月劉裕伐南燕，于青齊合戰多次，戰事激烈［10］。羅健作為劉裕舊部（說詳下文）或于此時戰死。由于盧循、徐道覆與此同時在南方起兵，進逼建康。故青齊戰事甫定，劉裕隨即班師。紛亂之際，羅健很可能就地草葬，靈柩未歸。至元嘉二十二年，羅健夫人去世，其親屬重新擇地，將兩人正式合葬。

另可注意的是，券文所記羅氏父子的籍貫并不相同：A、B券載羅健為堂邑郡高山縣人，C券載羅道訓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縣人。梳理兩晉南朝政區，堂邑郡高山縣位于江北，東晉末已撤廢，南徐州彭城郡彭城縣在江南，劉宋元嘉時尚存［11］。則羅氏一族應是南渡過江的僑民，堂邑郡高山縣是其本貫，南徐州彭城郡彭城縣是南渡后所著籍貫，其南渡時間當不遲于東晉末［12］。

永嘉亂后，南徐州彭城郡所在的京口周邊，正是僑民在江南的一個聚居地［13］。晉末、劉宋時代，南彭城郡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它是宋武帝劉裕的鄉里所在；另一方面，郡內僑民在代晉建宋的過程中也很活躍?！端螘肪硭木拧秳㈢妭鳌份d劉裕起兵京口之際，僑彭城郡民頗多“赴義者”。這些僑民被“立為義隊”，“恒在左右，連戰皆捷”，是劉裕極為信賴的一支力量［14］。

著籍南彭城郡的羅氏父子，就是追隨劉裕起事的舊部。史載，劉裕登基后隨即下詔對前代爵位按例“降殺”——即減封、除國，但“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則“一仍本秩，無所減降”［15］。劉宋《謝珫墓志》載謝氏家族在晉宋禪代以后“諸國并皆削除”，即爵位“降殺”的實例［16］。如前所述，自東晉至劉宋，羅氏父子爵等沒有變化，正說明他們曾經參與了“造宋”大業。這一層淵源，也成為了羅氏父子進入劉宋政權的契機。券C所載羅道訓的官職轉遷情況，就是最為直接的體現。

如券C所見，羅道訓的仕宦生涯長達三十余年。所任官職大致可分為郡縣守令與武職兩大類。其所守諸郡縣中，魏郡廣川縣隸揚州，其余都屬南徐州［17］。揚州為京畿所在，南徐州是劉宋帝室的“桑梓本鄉”，皆地位優重［18］。羅道訓在此兩州頻繁任職，是劉宋政權對羅氏參與佐命的回報，無需贅言。不過，這些郡縣都是無實土僑郡縣，事務清閑，近于寄祿之職。真正體現出其與當時政治密切聯系的，是其于元嘉十七年（440年）轉任左衛殿中將軍一事。

按《宋書》卷四〇《百官志·下》，殿中將軍為皇帝近侍武官，“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在宮城防務中地位關鍵［19］。羅道訓任此職在是年十月，此時劉宋宮廷發生了一起重大事變：權傾朝野的彭城王劉義康失勢，劉湛等黨羽伏誅?！端螘肪砹恕段涠酢づ沓峭趿x康傳》述其梗概云：

（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其日刺（劉）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劉）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釁，義康上表遜位。［20］

宮內防務例由禁軍負責，宋文帝卻在處分劉義康、劉湛等人時令“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引入外軍，這一細節值得玩味。翻檢史傳，自元嘉九年（432年）至當年五月，統領禁軍的領軍將軍一直由義康黨羽劉湛所擔任［21］。宋文帝對禁軍不完全信任，正在于此。而劉湛伏誅后，引入心腹力量，重新控制禁防也就成為了當務之急。羅道訓轉任殿中將軍恰在事件發生后四日。不久后，宋文帝又任命皇弟劉義融為領軍將軍［22］。這些人事調整，皆可以置于此背景下理解。羅氏父子是早年的從龍舊部，與劉宋皇室淵源頗深，這或許是羅道訓為宋文帝所信任的原因。

羅道訓的死，同樣與劉宋政治有關。券文記載，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起，羅道訓除征北行參軍。檢《宋書》紀傳，時任府主的是始興王劉浚［23］。元嘉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劉劭弒文帝即位，劉浚協成其事。此時羅道訓的動向不詳，但作為劉浚的僚屬，難免被卷入其中。元嘉三十年五月，劉駿平定京邑，劉劭、劉浚及同黨伏誅，羅道訓則葬于是年七月。此后，羅氏家族的封國也被廢除。綜合這些來看，他很可能是作為“二兇”的同黨而受到牽連［24］。

堂邑羅氏名不見經傳，史書中幾乎無跡可尋。質言之，他們屬于隨劉宋政權而興起的一批新貴。立足于這一背景，有助于對羅氏父子的墓葬位置作進一步的觀察與認識。

三、都城圈與新居民

羅氏家族買地券出土于今南京市江寧區淳化街道咸墅崗［25］。但券文所記地望卻不盡相同：A、B券皆記為丹楊郡湖孰（熟）縣，之后作“西鄉都鄉里”與“□鄉西鄉里”不一。這類訛誤在古代買地券中很常見。券C則云買地于“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縣都鄉安上里”。

綜合相關資料來看，羅氏父子葬地屬于湖熟縣西鄉的可能性較大［26］。當然，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墓葬所在的這片區域與都城建康的聯系很緊密。這一點，通過墓葬西北、西南不遠處的兩個地點——倪塘與方山，就能夠清晰地觀察到。

倪塘在今江寧區上坊街道附近，關于這個地點，《太平寰宇記》引《金陵記》云：

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余戶。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崗，北過蔣山，東西南北各四十里。［27］

蕭梁時代，倪塘是建康城東面的主要地標。不過其與建康的聯系，遠早于梁代。南齊柳世隆“于倪塘創墓”；晉末劉毅赴任荊州，路過建康，劉?！俺瞿咛習?；王恭為司馬道子所拘，“于建康之倪塘斬之”，皆為其證［28］。在上坊街道周邊發現的大量高等級皇族、官僚墓葬與神道石刻，如孫吳上坊大墓、棱角山、沙石崗天冊元年墓、石馬沖東晉荀籍墓、中下村東晉南朝墓，耿崗、侯村、劉家邊（梁蕭正立）南朝神道石刻等，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倪塘是仕宦于建康的諸多官僚貴族活動、營葬的場所［29］。

方山位于倪塘以南，即今江寧方山。其東側有方山埭，是六朝時代連接秦淮水系與三吳水系的重要水道——破岡瀆的起點，也是建康東面最重要的關津。作為交通樞紐，方山埭是商旅輻輳之地［30］。都城中的貴族官僚，在此周邊殖產營業者也為數不少。如劉宋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州韶“筑室湖熟之方山”；梁蕭正德“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為墅”［31］。又《初學記》卷七《地理下》曰：

常熟有赤山湖、夏架湖、丹陽湖、張昭湖。昭封婁侯，又因名婁湖。高平湖、太傅湖。太傅即謝安也。著作簿湖、劉南蠻湖、侍中湖、張侯湖、葛塘湖、倪塘湖、庾冰湖……自婁已下，謂皆獨擅一湖之利。［32］

上引文字出自點校本。文首的“常熟”與赤山湖（今江蘇句容赤山湖）、倪塘湖（今江寧上坊街道附近）等距離甚遠。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刻本《初學記》作“湖熟”，是。按引文所言，婁湖、太傅湖、庾冰湖、倪塘湖等“獨擅一湖之利”的產業，遍布湖熟縣境內。其主人如張昭、謝安、庾冰等，都是來自于建康的權貴官僚。六朝時代，權貴官僚熱衷于以屯、邸、別墅等形式封山占澤［33］。倪塘、方山所在的湖熟縣密邇建康，自然頗受青睞，乃至于東晉皇室在此亦有產業［34］。

以方山、倪塘為代表，六朝建康城周邊存在著一系列與之緊密關聯的經濟、生活區域，學界將之命名為“建康都城圈社會”［35］。買地營葬于方山東側的羅氏父子，當然也是都城圈社會的一員。這片區域對于羅氏家族的意義，在反復出現于三方買地券文中的一段文字中有所提示：

從軍亂以來，普天下死人聽隨生人所在郡縣鄉里亭（邑）買地墓（埋）。

以上引自C券，A、B券大體相近。如其所言，這里不僅是羅氏父子“買地墓埋”之所，也是其家族的“生人所在”，也就是實際居住地。文中提到的“軍亂”，指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之亂［36］。由此還可推知，羅氏生居、死葬于此是在東晉末以后。若不是這樣，也就沒必要特意寫上這番話了。

羅氏家族遷居建康周邊的動因不難索解。前面說到，憑借代晉建宋的功勛，羅健、羅道訓活躍在晉末、劉宋政治中。尤其是羅道訓，元嘉年間兩次任職京邑，其為雙親營葬的元嘉二十二年，更已在建康宮中達五年之久?？梢韵胂?，仕宦生涯的中央化，使得建康成為羅氏家族的生活重心所在，他們也由此在東南不遠的湖熟縣購地置業，成為了都城圈中的新居民。

那么，羅氏家族在新居地的生活如何？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羅氏父子先后下葬的元嘉年間，淮水兩岸仍為劉宋所控制，原高山縣地仍在版圖內。顯然，定居日久的他們已不打算回去了。從這一角度理解買地券中的“死人聽隨生人所在買地墓埋”這句話，其表現出的也就不僅是僑民異地埋葬的無奈，更是他們對于江南新居地、對于建康社會的實際認同。六朝江南僑、舊民之間的融合，也正是以這種心理認同為基礎而不斷展開的。

四、結語

晉宋之際，隨著政治格局的劇烈變動，建康的居住人群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羅氏父子的活動，可以說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縮影。在當時，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如彭城劉氏、東莞臧氏、高平檀氏、下邳趙氏、蘭陵蕭氏等。借助于王朝易代所提供的上升渠道，這些原本僑居京口、晉陵的僑民家族成為一時新貴，不斷向都城建康及其周邊集中。由此來看高平檀道濟、蘭陵蕭思話、蕭道成家族移居“建康青溪”［37］，蕭衍家族移居“秣陵縣同夏里”［38］，彭城劉襲家族在位于建康北郊的“江乘白山”、“瑯琊乘武岡”擇地營葬等史實［39］，對其所透射出的歷史內涵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羅氏家族買地券對于理解六朝建康社會發展脈絡所具有的個案意義，也正在此處。

其實，類似的人群流動，在此后仍不斷發生。南北方的政治、社會變動，往往都伴隨著各色人群對建康周邊的進入。宋齊之際“青齊土民”的南下，蕭梁時代從中原南奔而來北魏皇族、士人等等，都是如此。新居民的到來，不僅改變了建康社會的人群結構，還帶來了自身所固有的生計習俗、信仰傳統，構成了更為多元的社會文化圖景。這種圖景，也就是《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所概括的“（建康）人雜五方，其俗（與二京）頗相類”［40］。那么，不斷進入的新居民是如何與建康社會展開互動的？他們給建康的城市景觀、文化樣貌帶又來了哪些影響？以這些問題意識為參照，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將會變得更加有趣。

（附記：本文寫作期間，承蒙張學鋒、王志高、姚樂、許志強、劉萃峰等師友恵賜諸多寶貴意見，謹此一并致謝。）

［1］a.張學鋒：《六朝建康城的發掘與復原新思路》，《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b.〔日〕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453－553頁；c.楊國慶、王志高：《南京城墻志》，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11—97頁；d.陳剛：《六朝建康歷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2］盧海鳴：《六朝都城建康研究狀況綜述》，《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3］a.張學鋒：《六朝建康都城圈的東方——以破岡瀆的探討為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2輯，2015年，第63－83頁；b.魏斌：《南朝建康的東郊》，《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3期；c.〔日〕小尾孝夫撰，陸帥譯：《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與江右地區》，《中國中古史集刊》第2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0－57頁。

［4］江寧博物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編：《東山擷芳：江寧博物館暨東晉歷史文化博物館館藏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4－15頁。

［5］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1頁。

［6］劉安志：《六朝買地券研究二題》，《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86頁。

［7］a.劉屹：《晉宋“奉道世家”研究》，《天問》（丁亥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240頁；b.魏斌：《句容茅山的興起與南朝社會》，《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8］釗陽縣于史無載，劉宋時長沙國下有瀏陽侯國（縣），亦作劉陽?！皠ⅰ?、“釗”字型相近，古代常異寫。承蒙南京大學聶溦萌老師告知，《晉書》中便頗有其例，如卷八七《涼武昭王傳》“非劉孫之鴻度”一句，南圖本、池州本等作“劉”，宋楊氏海源閣本作“釗”。瀏陽侯國的記載，見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第1129頁。

［9］南北朝時代生前讓爵的例子，如北魏大臣源賀“辭老”，讓爵于其子源思禮，見北朝齊·魏收：《魏書》卷四一《源賀傳附源思禮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923頁。

［10］《宋書》卷一《武帝紀·上》，第15－16頁。

［11］堂邑、高山原均為縣，西晉武帝時屬臨淮郡。晉惠帝永興元年（304年），立堂邑郡，治堂邑縣。此時高山縣所屬不詳，不過兩縣相互毗鄰，屬堂邑郡的可能性很大。東晉在江南又僑設過堂邑郡，但僅領堂邑一縣。因此該行政區劃必然位于江北。彭城郡原在江北，后僑置屬南徐州，在江南。堂邑郡見《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29頁；《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第451—452頁。南彭城郡的情況見胡阿祥：《〈宋書·州郡志〉匯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35頁。

［12］位于江北的堂邑郡東晉末被改為秦郡，僑設于江南的堂邑郡則于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時被省并。羅健下葬之際，堂邑郡不存在于當時的行政區劃中，故只能是其南渡前的原籍。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縣在江南，元嘉時代尚存，其應是羅氏南渡后的著籍郡縣。南彭城郡彭城縣雖不見于《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但如點校本第21條?？庇洠ǖ?066頁）引孫虨《宋書考論》之說，《州郡志》記南彭城郡轄縣十二，縣名卻僅有十一，所缺當即為彭城縣。

［13］a.胡阿祥：《〈宋書·州郡志〉匯釋》，第34－35頁；b.田余慶：《北府兵始末》，《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330－378頁。另需指出的是，劉宋永初元年（420年），詔令位于南方的僑州郡縣均加“南”字。故C券所謂彭城郡，當作南彭城郡。參見《宋書》卷三《武帝紀·下》，第55頁。

［14］《宋書》卷四九《劉鐘傳》，第1438頁。

［15］《宋書》卷三《武帝紀·下》，第53頁。

［16］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東晉流寓政府的挽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17］胡阿祥：《〈宋書·州郡志〉匯釋》，第24－42、144－153頁。需要稍作解釋的是魏郡廣川縣。該縣劉宋時冀州、揚州均有設置，但屬冀州者元嘉九年始置，故羅道訓元嘉四年所任廣川令當屬揚州。

［18］a.同［15］b；b.〔日〕中村圭爾：《南朝政権と南徐州社會》，《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124－158頁；c.〔日〕小尾孝夫：《南朝宋斉時期の國軍體制と僑州南徐州》，《唐代史研究》第13號，2010年，第3－32頁。

［19］《宋書》卷四〇《百官志·下》，第1249-1250頁。

［20］《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義康傳》，第1792頁。

［21］張金龍：《南朝禁衛武官組織系統考》，《史學月刊》2005年第1期。

［22］是月丙辰朔，劉義康事變發生于戊午（三日），C券載羅道訓任職于七日；劉義融的任職時間，見《宋書》卷五《文帝紀》，第87頁。

［23］《宋書》卷五《文帝紀》，第98頁。

［24］《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長沙國下有“瀏陽侯相”，而非“瀏陽男相”。如沈約在《州郡志》序中所言，這是劉宋大明八年的行政區劃?！盀g陽”即“釗陽”，同［8］；又《宋書》卷九一《孝義傳·卜天興》（第2253頁）、卷九九《二兇傳》（第2434頁）均提及當時劉劭麾下有“舊將”、“軍主”羅訓，與羅道訓身份相類。若再考慮到六朝人名中“道”、“之”、“靈”等皆為虛字，常略寫，此羅訓或就是羅道訓?！岸础笔录?，劉浚是劉劭的主要支持者，其僚屬羅道訓為劉劭所用很正常。

［25］同［4］，第14－15頁。

［26］漢六朝湖熟縣均治今江寧區湖熟鎮。1989年，湖熟鎮東北東漢墓葬中曾出土木牘一方，上有“丹楊郡湖孰（熟）都鄉”等字，羅氏買地券出土于湖熟鎮西北8公里處，似屬西鄉。至于C券云買地于“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縣”，恐非現實。因為宋、齊時代，南彭城郡均為寄治京口的無實土僑郡。既無實土，也就不存在買地的實體空間，此地點應是葬者觀念中的籍貫。木牘見南京市博物館、江寧縣文化局：《南京湖熟漢代朱氏家族墓地》，《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頁。南彭城郡無實土的記載，見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上》，中華書局1972年，第246－248頁。

［27］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升州》，中華書局2007年，第1774頁。

［28］《南齊書》卷二四《柳世隆傳》，第453頁；《宋書》卷五〇《胡藩傳》，第1444頁；《晉書》卷八四《王恭傳》，第2186頁。

［29］a.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孫吳天冊元年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09年第3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上坊中下村五座東晉南朝墓發掘簡報》，《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四輯）》，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8—88頁。石馬沖荀籍墓見［4］，第6、13、110、163頁。上坊周邊神道石刻見徐湖平：《南朝陵墓雕刻藝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3－225、259－266、281－282頁。

［30］同［3］a。

［31］《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卷九三《隱逸傳·州韶》，第1736、2296頁；唐·李延壽：《南史》卷五一《梁宗室傳上·蕭正德》，第1281頁。

［32］唐·徐堅：《初學記》卷七《地理下》，中華書局2004年，第140頁。

［33］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34］《晉書》卷一〇《安帝紀》載：“（義熙九年）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第264頁），可證。

［35］同［3］a。

［36］劉昭瑞：《妳女買地券與早期道教的南傳》，《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20－335頁。

［37］高平檀氏見《宋書》卷四三《檀道濟傳》、卷四五《檀韶傳》，第1341、1372頁；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三二四《檀道濟》，中華書局1961年，第2571頁。蘭陵蕭氏見《宋書》卷八七《蕭惠開傳》，第2200頁；《南齊書》卷一《高帝紀》、卷三《武帝紀》，第1、43頁；《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宋明帝》，第967－968頁。

［38］唐·姚思廉：《梁書》卷一《武帝紀》，第1頁。

［39］邵磊：《劉宋臨澧忠侯〈劉襲墓志〉疏證》，《冶山存稿》，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38－150頁。

［40］二京即長安、洛陽?！端鍟肥銎滹L俗云：“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則建康風俗亦大致如此。唐·魏征：《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卷三一《地理志·下》，中華書局1973年，第817、8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