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與女性生存困境
——以菲利普·羅斯的“美國三部曲”為例

(江蘇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 江蘇 鎮江 212003)

一、白色與性別

菲利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1933—2018)是美國當代著名猶太裔作家，他的作品內涵豐富，大多表現了“族裔、種族、性別、性、人類的身體、以色列政治和后移民時代的猶太裔美國人生活”[1]8。國內外學者一致認為，被稱為“美國三部曲”(American Trilogy)的《美國牧歌》(AmericanPastoral, 1997)、《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IMarriedACommunist,1998)和《人性的污穢》(TheHumanStain,2000)是關于“美國問題”的小說。筆者認為，三部作品中的三位主要女性人物因白色與族裔、階級和性別之間的矛盾關系而面臨著相似的生存困境，這也是羅斯展現的“美國問題”的一部分。

20世紀90年代，白色批判(Critical Whiteness Studies，也稱作White Studies)進入了種族和美國文學研究領域。1991年，美國著名歷史學教授戴維·羅迪格(David Roediger)在其專著《白色的酬勞：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WagesofWhiteness:RaceandtheMakingoftheAmericanWorkingClass)中，首次使用了“whiteness”一詞，從此白色在學術研究中有了一席之地。國外學界對于“白色”一詞的定義仍然存在分歧，有學者將白色等同于白人至上主義，也有學者將白色看作白膚色特權。在對白色的各種界定中，魯思·弗蘭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在《白人女性，種族問題》(WhiteWoman,RaceMatters，1993)中的界定受到普遍認可，即“白色是一個承載結構優勢、種族特權的位置；白色是一個‘立足點’，一個白人可以審視自己、他人和社會的立足點；白色是一整套通常未被標記、未被命名的文化行為?！盵2]1雖然白色似乎仍是一個難以琢磨的概念，但這一衍生于美國黑人書寫和種族批判理論的新視角發展迅速，很快融入了哲學、歷史、心理學、性別研究以及文學批評等學科領域，產生了一系列頗有價值的理論成果。不同于以往的種族研究，白色批判的研究對象是白人群體、白人因白膚色而享有的一系列特權以及白色的運作原理。白色批判的目的就是要破除白色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使白色不再代表普遍人性，并最終解構白人的種族霸權。

從一開始，白色批判就與女權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二次婦女解放浪潮中，黑人女性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白人女性。她們認為，白人女性的生存經歷和困境不具有普遍性，并不能代表黑人女性所承受的種族歧視、階級壓迫和性別歧視。長期以來，國外學者一直堅信，作為社會建構的白色表現出不穩定性的同時也呈現出復雜的交叉性。弗蘭肯伯格指出，白色產生的“種族特權有可能和其他表現差異和不平等的因素相互交叉，如階級、文化、族裔、性別和性特征”[2]1。為了更進一步探討和明確白色與族裔、階級和性別之間的關系，安塞爾斯(Floya Anthias)將交集理論(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引入了白色批判。安塞爾斯指出：“首先，要將族裔、性別和階級看作相互交叉、相互強化的支配與從屬體系，尤其是在等級化、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和次級化的過程與關系中。其次，族裔、性別和階級有可能構成多樣化、不均衡且互相矛盾的支配與從屬模式?！盵3]36-37安塞爾斯肯定了白色與族裔、階級(安塞爾斯的討論僅限于中產階級)和性別之間在社會地位方面錯綜復雜的關系?；诎踩麪査沟恼撌?，列維恩-拉斯基(Cynthia Levine-Rasky)從社會地位(social position)和社會定位(social positioning)兩個方面分析了四種變量之間強化、矛盾或強化與矛盾共存的關系，這四種變量包括白色、中產階級、族裔和性別。就社會地位而言，白色、中產階級和性別之間是強化關系，而白色、中產階級、族裔和性別之間是矛盾關系。就社會定位而言，白色、中產階級和性別之間是強化與矛盾共存的關系，而白色、中產階級、族裔和性別之間是矛盾關系。[4]108立足于白色批判理論，本文將按照作品時代背景的時間順序依次分析《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美國牧歌》和《人性的污穢》中三位主要女性人物的生存狀態，指出白色與族裔、白色與階級、白色與性別在女性的社會地位層面均表現為矛盾關系，從而揭露白色的種族化、階級化和性別化本質。

二、白色面具

隨著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偽裝敘事(passing narrative)的范圍逐步擴大。偽裝可以指“任何形式的偽裝或假扮，偽裝或假扮導致某種喪失、屈服或失敗來滿足對種族、文化、社會或性身份的渴求”[5]7。作為最早的偽裝敘事，扮白敘事(passing for white)是黑人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是假扮白人并不局限于黑人群體。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大量歐洲移民到達美國，他們“擁有居間的種族地位——從法律上來說是白人，然而通俗來說，他們仍然是非白人，這些移民群體努力地想要達到完全美國化了的白色狀態”[6]20。因此，假扮白人成為一條捷徑，成功偽裝成白人的族裔個體既擺脫了尷尬的居間狀態，又獲得了和正統白人(在美國，正統白人指白膚色的盎格魯-撒克遜裔清教徒，即WASP)一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因此，白膚色的猶太人和其他類似的族裔群體常?！叭コ斜砻鞣N族差異的顯性特征，并在不易察覺的情況下融入主流社會”[6]9。

在《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中，伊芙·弗雷姆(Eve Frame)是猶太移民的后裔。為了能夠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弗雷姆隱瞞了自己的猶太身份。二戰之后，猶太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有所改善，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通過同化的方式成功融入了白人主流社會。通過弗雷姆的故事，羅斯表明，猶太人只是表面被接納了，事實上，他們仍然只是被邊緣化的族裔群體。弗雷姆為了出人頭地，和男友私奔到了好萊塢。在20世紀50年代，“有魅力的是白人女性”[7]40，而好萊塢的形象塑造體系為弗雷姆提供了假扮白人的可能。在默里·林戈爾德(Murray Ringold)看來，和弟弟埃拉·林戈爾德(Ira Ringold, 即Iron Rinn)結婚的弗雷姆“是一個具有自我憎恨傾向的猶太人，她不顧一切地想要將自己重塑為非猶太貴族”[8]191。弗雷姆更名改姓，拋棄了和“查娃·弗洛姆金(Chava Fromkin)”這一猶太名字有關聯的一切。假扮白人的弗雷姆在事業上風生水起，她出演的多部無聲電影和息影后主持的電臺節目為她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弗雷姆成功的演藝事業使她實現了向更高社會階層的流動，而“與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認同”[9]162確立并強化了她的白人身份。

好萊塢將弗雷姆變成了一個白人，而她與彭寧頓(Calton Pennington)的婚姻使她“擺脫了過去的侵擾，帶著熱情融入了美國”[10]158。這場婚姻確切來說是一場交易。彭寧頓要用婚姻和孩子來掩藏他的同性戀身份，而弗雷姆要用彭寧頓純白人的身份來漂白自己。雖然這場婚姻無疾而終，但白人貴族彭寧頓的非猶太人思想和反猶主義傾向卻深深地影響著弗雷姆。弗雷姆的反猶主義具有階級化的特征，因為她的輕蔑主要指向普通猶太人。對于那些年老的猶太女性，弗雷姆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惡之情；即使是對那些因為喜歡自己而在街上索要簽名的猶太女性，弗雷姆也難掩鄙視之情；對偶然在電梯里碰到的猶太嬰兒，弗雷姆甚至會說，“多么令人厭惡的孩子！”[10]152

假扮白人的弗雷姆為了穩固白人中產階級地位，無論從外在形象、語言還是文化修養上都極力以白人標準要求自己。白色禮服是弗雷姆的首選。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上，弗雷姆“身穿金色繡花的白色晚禮服，帶著白色貂絨暖手筒”[10]21-22。敘事者內森·祖克曼參加的聚會上，弗雷姆也身著一襲“白色雪紡的褶皺禮服”[10]136。白色淋漓盡致地展示著弗雷姆的魅力、純潔與優雅。與此同時，“一口純正的英語”[10]20，再加上“發音標準，角色演得到位”[10]120，弗雷姆很快具有了當時流行的“英國上流社會的風度”[10]53。較高的文學造詣更是讓接觸弗雷姆的人自然而然地將她歸入白人中產階級行列。埃拉第一次將弗雷姆介紹給哥哥默里·林戈爾德和家人時，默里覺得弗雷姆“對他書架上的任何一本小說都耳熟能詳，那天晚上聽上去就好像她人生中最大的樂趣就是讀書”[10]56。內森·祖克曼受邀到弗雷姆的公寓做客,成百上千本排列整齊的嚴肅書籍給祖克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雷姆全身心地實踐著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生活方式，因為特定的生活方式往往展現著人們的社會屬性。弗雷姆的消費模式彰顯著她的階級屬性，“她的衣服均由迪奧的設計師設計，那些精美的服裝。她有一千多頂帶有面紗的、小巧的帽子，真皮鞋子和手袋。很多錢都花在衣服上”[10]82。

埃拉的背叛促使弗雷姆請人代寫了傳記《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書中被指控為“共產黨員”的埃拉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簡稱HUAC)的調查，并被他主持的電臺節目除名。弗雷姆報復了埃拉的不忠，但是也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埃拉并未一蹶不振，他發動同情共產黨的記者在各大報紙刊登有關弗雷姆的個人信息作為還擊。他們揭露了弗雷姆的猶太身份，撕下了弗雷姆的白色面具。不久之后，“各種排斥在曼哈頓開始了。她開始失去朋友，人們不再參加她的聚會，沒有人打電話，沒有人想和她交談，沒有人再相信她……慢慢地也沒有工作可做了”[10]308-309。

通過對“白色”一詞的反復運用，羅斯意在揭示伊芙·弗雷姆悲劇命運的根源——白色。背棄自己的猶太身份，戴上白色面具的弗雷姆扮演著白人，與白色達成共謀。弗雷姆竭盡全力“遠離她開始的地方，這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使自己擺脫過去的侵擾而融入美國是個體的選擇”[10]158。個體重塑的自由是美國理想之一，但是白色主導的等級結構卻剝奪了擁有族裔身份的個體這一自由。弗雷姆努力掩藏的猶太身份最終摧毀了她苦心經營的白人中產階級身份，她的族裔背景最終還是將她隔離在了白人群體之外。

三、白人“圈子里的局外人”

自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的大饑荒開始，愛爾蘭人就不斷遷往英美等發達國家。美國學者伊格納蒂耶夫(Noel Ignatiev)對美國的愛爾蘭人進行了歷時性考察，他指出，愛爾蘭人初到美國時的社會地位和黑人相差無幾。但是，他們很快發現，膚色決定了人們的社會地位，所以愛爾蘭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膚色成功躋身白人行列。愛爾蘭裔和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一樣享有白膚色賦予的基本特權，如不受限制的工作機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是，“對于沒有經濟安全的工人階級和窮白人，享有白膚色特權的希望極其渺?！盵4]111。從根本上來說，白色與工人階級地位是矛盾的。所以，愛爾蘭人的工人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只能處于白人主流社會的邊緣，無法與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享有同樣的特權。

在《圈子里的局外人：白色，地位和愛爾蘭女性》(OutsidersInside:Whiteness,placeandIrishWomen,2001)中，沃爾特(Bronwen Walter)指出，生活在英美的愛爾蘭女性“從文化屬性上來說仍然是作為局外人的愛爾蘭人，對于父權制社會來說是女性，但是卻被當作白人圈內人”[11]14。沃爾特認為，“本書的題目看上去自相矛盾……但題目的意義之一就是為了表明，愛爾蘭女性同時擁有相互聯系的兩種身份——來自外部/認同外部但又處于/屬于內部”[11]9?！叭热恕钡纳矸菔顾齻兿碛邪兹藘炘礁械耐瑫r也受內部原則的約束；“圈外人”的身份又使她們對“內部”表現出質疑甚至挑戰其權威的態度。這兩種相互聯系的身份使得愛爾蘭女性成為非常矛盾的存在?！睹绹粮琛分?，愛爾蘭裔管道工的女兒瑪麗·多恩·德維爾(Mary Dawn Dwyer)因為愛爾蘭人的白化而成為了白人“圈內人”，但也正因為她的愛爾蘭身份，她也是“圈外人”。

不同于伊芙·弗雷姆，羅斯賦予了多恩更多的思想與自主性，但這不足以使她擺脫“圈內人”身份所帶來的束縛。1949年，多恩以新澤西小姐的身份參加了美國小姐選美比賽。在瑞典佬利沃夫(Seymore Irving Levov)的記憶里，“她每晚都從丹尼斯飯店往紐瓦克打電話……他以前從未聽到過那樣的她——幾乎讓人害怕，是她對于自己的處境、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工作的不加掩飾的狂喜”[12]152。多恩難掩展示自己、證明自己的喜悅，但是她對外卻一直聲稱自己參加比賽只是為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多恩極力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部分人和她父親德維爾有同樣的想法，即“整個該死的東西，就是要拋頭露面。那些姑娘要站在那里讓大家觀看。他們給的錢越多，它就越糟”[12]356。深受父權制影響的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為了錢而拋頭露面，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野下是件有失體面的事情。在感恩節家宴上，瑞典佬的父親婁·利沃夫認為，電影《深喉》(Deep Throat)中“一個成年婦女……在攝影機前面，為了錢，為了讓成百上千萬的人看看，小孩、每個人，公開做出她能想到的一切下流的事”[12]311。多恩并未摘得“美國小姐”的桂冠，但這次經歷卻深深地烙在了多恩的心里。1968年，患上自殺性抑郁癥的多恩向瑞典佬痛訴——“多么希望這事沒有發生！根本沒有！他們將你抬得很高，我并沒有要求他們這樣做，然后他們又飛快地拆掉臺子，使你不知所措?！盵12]151比賽結束之后，不知所措的多恩選擇了結婚，因為她迫切地想要過上“正?！钡纳?。事實上，多恩渴望的“正?！鄙钍浅蔀橐魳方處?，擁有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在早年關于美國小姐選美比賽的文章里，羅斯就表達了新時代美國女性對于這種“正?！鄙畹南蛲?，當奧克拉荷馬小姐“被問及她對第一個孩子的期望時，她說她希望孩子‘是個正常的人……就像我的父親和哥哥們’”[13]21。但是，無論德維爾先生還是瑞典佬都不會允許多恩過上“正?！钡纳?，因為無論是工作的愛爾蘭女性還是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都是不正常的。

弗蘭肯伯格曾表示，“白人女性的生活既是維持也是挑戰種族主義的場所”[2]1?！叭热恕钡纳矸葑屗齻兗缲摼S持種族主義的使命，而“圈外人”的身份卻讓她們質疑、挑戰種族主義。多恩“本來可以有佩格那樣的幸福生活，甚至比佩格還好……但是瑪麗·多恩是家里的叛逆者，一直都是，她總是做她自己想做的事。自從她去參加那場比賽，像其他人那樣循規蹈矩很顯然并不是她心里想的”[12]166。多恩不顧雙方父母的反對，堅決嫁給了瑞典佬。與瑞典佬的婚姻是白色與中產階級的完美結合，多恩的白人身份推進了中產階級猶太人瑞典佬的白化進程，而瑞典佬的中產階級身份幫助多恩擺脫窮白人的邊緣處境。帶著所有人能和睦共處的美好愿望，瑞典佬和多恩住到了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清教徒的社區——老里姆洛克?！叭ν馊恕焙汀叭热恕钡纳矸菀彩够楹蟮亩喽鳟a生了一種雙重的自我定位。像其他大多數中產階級猶太家庭的女性一樣，多恩每天忙于照顧家人，打理家務。同時，她也和同時代的白人女性一樣維護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為了向人們證明她不僅擁有美貌還有能力，多恩決定養牛。農場上的活全靠多恩自己——“她得注意母牛產犢。牛犢還不會吮吸時，她得用帶奶嘴的塑料瓶喂。還要給母牛添加飼料，然后趕回牛群?！盵12]168

即使如此，中產階級生活并未給多恩帶來多少滿足感，她總是認為，“他們住的房子哪一間都不好，銀行的存款不管多少都不夠”[12]61。確切來說，多恩的不滿來自于她對自我身份的認識——“即使愛爾蘭人已經成為白人，伊麗莎白和紐瓦克的族裔社區與老里姆洛克的非猶太圣地之間依然存在差距?！盵14]97在面對白人鄰居比爾·沃庫特(Bill Orcutt)時，就像早年和常春藤聯合會的富家子弟在一起時一樣，多恩清楚地意識到，階級地位的改變并未從根本上消除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與愛爾蘭人之間的等級差異?！皩ψ约撼錾碾A層感到羞恥”[12]112的多恩會選擇中產階級的猶太人，但對于擺脫出生階層的多恩來說，“莫里斯縣的歷史管家”[12]310才能滿足她融入白人主流社會的愿望。

多恩和弗雷姆的經歷不同但境遇相似。階級地位可以通過財富的積累，甚至婚姻得以改變。但是，無論是被隱瞞的猶太身份還是被利用的愛爾蘭身份，它們似乎都未撼動白色的主導地位。在白色主導的等級結構中，既有白色與非白的區分，如盎格魯-撒克遜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差異；也有白色內部的差異，如盎格魯-撒克遜人與愛爾蘭人的不同社會地位。

四、盎格魯-撒克遜裔的叛逆者

羅斯的作品中不乏女性人物，但大都著墨不多。在《人性的污穢》中，帶著“空白點”的福妮婭·法利(Faunia Farley)闖入了科爾曼·希爾克(Coleman Silk)和讀者的視野，她“也許是羅斯塑造的最令人難忘的女性人物”[15]645。在“美國三部曲”中，和弗雷姆與多恩不同，福妮婭·法利擁有最純正的白色，是白人上流社會的一員。即使如此，福妮婭仍未能擺脫悲劇式的命運，因為“對于白人女性來說，白色與性別壓迫重合”[4]95。

希爾克第一次見到福妮婭時，“她是個瘦高、棱角分明的女人，發灰的黃頭發被使勁拽到腦后，扎成一個馬尾辮，五官如同刀削般嚴厲，屬于那種傳統觀念中嚴守教規，勤儉持家，在新英格蘭嚴苛的早期吃盡苦頭卻忍辱負重，從不越軌的殖民時代鐵娘子”[16]1。羅斯賦予了福妮婭古老的美國印記，顯示著她和美國白人統治者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坝绣X的父親”和“美麗的母親”成就了“金發碧眼天使”福妮婭，但是“上層資產階級的罪惡毀了她”[16]29。父權制使白人女性在物質上依賴男性，這也決定了她們在其他許多方面的從屬地位。五歲時福妮婭跟隨母親開始和有錢的繼父一起生活，繼父的騷擾和母親的沉默迫使她“從高高在上的地位跌到了社會底層”[16]29。與其說她“被剝奪了屬于她的權利”[16]29，不如說她主動放棄了屬于她的權利，白人階層的墮落促成了她的叛逃。福妮婭拒絕上層社會的出身，這也意味著她“否認了社會賦予她的一整套身份標識”[17]182，從而成為了美國社會的“他者”。

帶著對母親和繼父所屬階層的深深厭惡，福妮婭成了“虛假的孩子、隱瞞身份說謊的孩子、不識字卻識字的孩子。假裝不識，心甘情愿將這個缺點加在自己身上，為了更方便地假扮歸屬于她并不屬于也無須屬于的那個低級團伙”[16]166。福妮婭對文字的拒絕可以解讀為她“有意識地拒絕文字和它所設定的類別，這些類別在時空上禁錮人們，無法引發變化”[18]51。福妮婭對文字的擯棄使她成功脫離了白人上層社會的束縛，成為普通階層的一員。從逃離的那一刻開始，福妮婭就毅然決然地拋棄了白人上層社會所看重的一切，她“決不勉強自己遵循非禮勿做、非禮勿露、非禮勿說、非禮勿思的規矩行事，而偏要做不當做的人，展示不當展示的部分，說不當說的話，思不當思的事”[16]306。擺脫了墮落的上層社會，福妮婭并未徹底擺脫父權制的影響。福妮婭是她丈夫萊斯·法利的私人所有物，萊斯·法利兩次奔赴越南戰場后患上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PTSD)，因此常常對福妮婭暴力相向——“有兩三次他半夜醒過來掐她脖子”[16]67或是“早晨擠過奶，他撿起那根鐵管子朝你頭上打來”[16]240。和萊斯·法利的兩個孩子意外死亡后，兩次自殺未遂的福妮婭可以和四個對她各懷心思的“男孩子”坐在草坪上因為俏皮話而放聲大笑，也可以在她知道西爾克是黑人之后仍然和他在一起，因為“她是——她自己”[16]158。

成為窮白人的福妮婭“并沒有哀悼生活的不完美，她擁抱生活。她沒有試圖去凈化她的存在(和伊芙·弗雷姆與多恩·德維爾一樣)”[19]175。福妮婭擁有“消極的智慧”[16]28，她明白“污穢完全是內在的，不需留印記。污穢先于反抗，包圍反抗并擾亂一切的解釋和理解。這就是為什么所有的凈化行為純屬玩笑”[16]248。她的智慧讓她在污穢與凈化之間選擇了污穢，她坦然地接受了不純凈的狀態，這使她與周圍那些努力凈化的人們不同，也被她們所唾棄。在世人眼中，她是不聽話的孩子、放蕩的女人和不負責任的母親，她是“眾所周知的婊子。槍支、男人、毒品、污穢和性”[17]310。福妮婭致命的污穢是她和希爾克的戀情，“科爾曼和白人福妮婭的關系含有性污染的種族思想。因為科爾曼有可能破壞種族界限從而實現白人所擔心的種族混合，所以他對于白色美國來說是看不見且極其危險的污染物”[20]116。在視異族混合(miscegenation)為威脅的美國，福妮婭無論是和猶太人希爾克還是和黑人希爾克的戀情都會被看作是對白色純潔性的玷污，唯有死亡才可以阻止他們破壞白色的純潔性。

福妮婭的經歷呈現的是美國白人社會的整體墮落與崩塌的趨勢，兩個“純白種”孩子的意外死亡使得白人福妮婭和萊斯·法利的血脈無法延續，而不再生育的福妮婭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白人種族的逐漸消亡。脫離白人上層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妮婭拋棄了白人身份和階級地位帶來的種種優勢，但也同時擺脫了兩種身份帶來的束縛。逃離富有的繼父，在與萊斯·法利的婚姻失敗后拒絕依附任何男性，福妮婭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自由個體。但是，游離于白人中產階級男性主導的層級結構之外本身就是對這一結構的挑戰，獲得自由的同時也拋棄了這一結構自然而然提供的保護，甚至將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險之中。

五、結語

種族主義、階級壓迫和性別歧視在美國由來已久，三者的結合成為美國社會分層的基礎，三者的共謀確立了女性在這一結構中的從屬地位。羅斯的“美國三部曲”仍然以男性為主人公，但從《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中由男性人物默里·林戈爾德講述弗雷姆的故事，到《人性的污穢》中福妮婭大段的獨白，可以看到羅斯對女性人物的刻畫發生了巨變，這也映照了歷史背景下女性意識逐步覺醒的歷程?！懊绹壳笔橇_斯對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種族主義、階級壓迫和性別歧視的深刻思考，是對以白人中產階級男性主導的社會分層的批判。三位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階級地位和族裔背景各異的女性卻面臨著相似的困境——白色與族裔、階級和性別之間的矛盾給她們帶來了種種束縛，她們既是特定時代的受害者，但似乎這種相似的困境又是超越特定時代而存在著的。三位女性的生活歷程反映的是在美國影響深遠的白色種族化、階級化和性別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