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粹言》編者考辨

胡 鳴

（福建師范大學 社會歷史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二程粹言》編者問題，迄今懸而未決。依其《序》言，其書成于乾道二年（1166），比朱熹《二程遺書》成書早兩年。然自朱熹始，長期以來未提及其主要編者，宋元官修書目，甚至未見其書入編。直至明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編修《文淵閣書目》，方編入其集本，題名為《程子粹言》，然未署編者。及至清永瑢編修《四庫全書總目》，收編此書，以不同采進本所出現的不同編者及書名分類編目：入編卷九十二“子部儒家類”者，題為楊時撰《二程粹言》；入編卷九十五“存目”者，題為張栻編《伊川粹言》。迨至清同治十年（1871），涂宗瀛合二編者于一書，題為楊時訂定、張栻編次《二程粹言》。正因如此編者未明，以致英國學者葛瑞漢質疑此書編集者、改寫者及編例者。故本文在葛瑞漢質疑的基礎上加以考辨，以期獲得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張栻：《序》之由來

最初質疑《二程粹言》編者，是從質疑其《序》為張栻所作而發端。相傳《序》為張栻所作，始見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宋濂《諸子辨》，宋濂考辨其書云：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髯翁云：“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圣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庇枞∮^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①宋濂：《文憲集》，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25頁。。

此中書名《程子粹言》，為《文淵閣書目》所沿襲，如前所述，至《四庫全書總目》，方析為二書名。然四庫館臣對題為張栻編《伊川粹言》顯有異議，作《提要》云：

舊本題宋張栻編，考宋濂《潛溪集》有此書跋，謂前《序》不著姓氏，相傳為張南軒栻撰。則明初此書尚不著栻之名，此本當為后人據濂語補題也。其《序》題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然栻《南軒集》，但載《二程遺書跋》，而無此《序》。使果栻作，不應諱而削之也。蓋併編次之說，皆在影響之間矣。

葛瑞漢依此為據，質疑《序》為張栻所作。然仔細分析，不難發現，以《提要》推論為據，難以排除張栻作《序》之可能?！短嵋吠普?，依據有二：一是宋濂所見《序》，不著氏名。另一是張栻《南軒集》未載此《序》。若就前者而言，《序》在宋濂所見之前就已存在，可證非宋濂后所作。至于是否為張栻作，以概率計，尚存百分之五十幾率。因而，不能斷其非張栻作，更無須斷其為“后人據濂語補題”。故宋濂未見之說，不能作為否定張栻作《序》的依據。若以張栻《南軒集》未載此《序》作為推論依據，其前提條件同樣不充分?！赌宪幖贩菑垨蛩?，而是在張栻卒后四年的淳熙十一年（1184），為朱熹所編。載不載此《序》，選擇權不在張栻，而在朱熹。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云，朱熹未編張栻早期資料②陳來：《朱子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97頁。?？肌赌宪幖?，乾道二年及前此張栻書信文論，確有未入編者。如，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所考朱熹《答張敬夫》書共四十九通，其中乾道二年七通，最早一書作于乾道“丙戌夏秋間”③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7年，第37頁。。然與此七通書往來的張栻諸書，未見入編《南軒集》。而《序》作于“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年代在此七通書之前，未入編《南軒集》，并不奇怪。朱熹初識張栻，在隆興元年（1163）十一月。其時，張栻之父張浚被召入相，議北征之事，張栻隨父周旋于幕府之中。朱熹恰亦赴召至行在，在都下與張栻見面，二人皆主北征用兵，從而相識。隆興二年（1164）八月末，張浚卒，張栻護喪歸潭州，乘舟行至豫章，朱熹登舟哭祭，送至豐城下船。此次朱熹與張栻見面，在舟中作三日談，論及湖湘學中和之說。朱熹建立中和舊說，頗得益于張栻此說。然二人論爭中和之說往來書信，只見朱熹《與張欽夫》四書入編《晦庵集》，其中前三書，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列于乾道二年，后一書列于乾道三年春④同上，前三書見第37頁，后一書見第42頁。，卻未見張栻相應四書入編《南軒集》。從朱熹答書行文中，無疑可證張栻曾作此諸書。至于何以未入編，朱熹《南軒集序》對此有所說明。因此前流傳張栻文集別本，多早年未定之論，而末年發明道要之語反多所佚遺?！坝谑?，乃復亟取前所搜輯，參互相校，斷其敬夫晩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⑤張栻：《張栻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617頁。?？梢?，朱熹對張栻早年書信文論的入編原則，在于是否合乎“晚歲之意”。不合者，自然不在入編之列。乾道二年《序》贊揚楊時“變語錄而文之”，恰與張栻晚歲反對汪玉山據己見刊正二程語錄相矛盾⑥同上，第1173頁。，那么，在刪除之列，就不足奇怪。因而，不宜以是否載入《南軒集》為據而論《序》之有無。

乾道元年，湖南安撫使劉珙知潭州，重建岳麓書院，延請張栻執教，刊印二程遺書，是不爭事實。二程遺書含語錄與文集，二程弟子傳授二程學說主要依據語錄載體。因而，乾道二年，張栻既刊印文集，焉有不刊印語錄之理？況且，張栻不僅知其本，而且用其語⑦張栻《答吳晦叔》引用“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一語，即是明證。此語錄為原文“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的改寫，故不見于朱熹所編二程語錄，惟見于《河南夫子書》，同上，第1056頁。，焉能不引其為教本？盡管此二程語錄為改寫本，然在朱熹編集二程語錄之前，未必有比其更理想的集本，何況當時學者對此改寫本未必是排斥的，甚至稱贊其合乎二程本意、合乎道旨，乾道二年《序》就是此一代表，其云：

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為是書成于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茍非其人，差毫厘而千里謬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效夫《語》《孟》之書也。

此《序》觀點十分明朗，“以為是書成于龜山”，“必得夫心傳之妙”，自然合乎二程本意?！捌埛瞧淙?，差毫厘而千里謬矣”，完全合乎道旨。故以“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為全書“統而要”之綱，離為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圣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目，用以識其端，明其體，得其道，以建構道學體系。而此《序》旨，恰合張栻講學之旨。在劉珙延請張栻執教之初，張栻《寄劉共甫樞密》書論及講學之旨，其云：

嗟乎！靖康之變，亙古所無。金人盤踞中原，四十余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為大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某之喜為如何！雖然，學之難明也久矣。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謬。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此中顯示，張栻講學之旨在于改變失道現狀。失道原因在于“不講學”，正因“不講學之故”，遂有“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謬”?；苏J識，張栻以為講學應從“毫厘”著手，因為道存乎“視聽食息”日用之間，惟此，方“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千里之謬”可糾。張栻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對失道原因治理方略，從學理上揭示得更為透徹。其云：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先必貴于學，以明之與善乎。

由上可見，張栻改變失道的路徑是，先必貴于學，以明之與善，再求仁以達道。而“貴于學”必先求教本，而在當時二程語錄無疑是治道最為貼切的良方妙藥，故張栻手握對癥下藥的良方妙藥，焉有棄之不用之理？可見，以《序》為張栻之作，并非沒有依據，至少在作《序》時點、作《序》意圖上，與張栻執教岳麓書院之初年月及講學之旨，皆十分契合。故肯定東陽厲髯翁“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說比否定張栻作《序》說更為信而有據，至少，迄今未見否定張栻作《序》的有效依據。

二、胡寅：“變語錄而文之”

張栻為《河南夫子書》編例作《序》，并不意味其為此書主要編者。對此書價值而言，影響更為根本的是改編者及編集者?！白冋Z錄而文之者”，顯然非張栻。張栻不僅晚歲反對汪玉山刪改二程語錄，即使早期，亦不愿更改胡安國所編二程文集，故在乾道二年十月刊印《二程文集》時，不采納朱熹的校正意見，而被朱熹斥之為“曲意回護”胡安國。由此可推，張栻同樣不會更改《河南夫子書》，甚至不會變動原書“以類相從”編次，其所做的僅僅是分卷次，別編類，發其微，離為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而已。何況，其傾向《河南夫子書》成于龜山。葛瑞漢則明確指出，變語錄而文之者，乃胡寅所為。其依據有二：一是朱熹《外書》在胡氏本拾遺下注云：“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于諸篇者，附于此?！雹俪填?，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頁。二是朱熹云：“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略也?！雹诶杈傅拢骸吨熳诱Z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81頁依此可確定，在張栻之前，已有二種二程語錄“文之”本。一為胡氏家藏本，朱熹稱之為“別本”，乃胡寅文之。另一為世傳本，朱熹稱之為“《河南夫子書》”，乃“別本”之節略本，然未云編者。葛瑞漢依據朱熹所云“取其不見於諸篇者”的編書原則，以《粹言》比對朱熹《外書》所附“別本”四則語錄，發現其中二則見之《二程粹言》，二則未見，認定《河南夫子書》確為“別本”之“節本”。再結合朱熹所編二程語錄，梳理“弟子們所記二程言行的原始記錄（1077—1107）”源流如下：

首先，將二程語錄分為互不重合的三分支：一是“胡安國（1074—1138）的大集子‘胡本’”；二是“其它臨時的集子”；三是“《遺書》（公元 1168年）”，即朱熹《二程遺書》。

其次，列出從“胡本”到《粹言》的演變脈絡。即從“胡本”到“胡寅（1098—1156）改寫為文言‘別本’”，再“節略為《河南夫子書》（12世紀）‘節本’”，最后“重新整理為《粹言》（公元1166年乾道二年）”。

最后，根據朱熹編書原則，將“胡本”“別本”及“其它臨時的集子”合編為“《外書》（1173）”，即為朱熹《二程外書》①葛瑞漢：《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19頁。。

從上述源流看，葛瑞漢先將二程語錄一分三支，后全部歸為朱熹《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二書?！洞庋浴芬粫?，就內容而言，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就改寫而言，只溯至“別本”，似乎僅胡寅所為，與他人無涉。

然從“別本”至《粹言》演變過程中，尚存“節本”編者缺失的問題。朱熹表弟程洵見過“節本”，是建陽舊本，早于張栻編例本，題為《河南夫子書》，亦未言編者②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5冊，第158頁。。此節本刊印于何時，是胡寅生前，還是卒后，不得而知。即使從胡寅卒年紹興二十六年（1156）起，至乾道二年刊印張栻編例本，已有十年。然不論此間年代長短，“節本”總是脫稿于“別本”，此為從胡氏家族順流而下尋求“節本”編者，提供了可行思路。況且，“節本”又在胡氏家鄉建陽刊印，其排查范圍則十分有限。最先引人關注的應是胡氏家族，其中胡宏類編過二程語錄。胡宏類編的集本，題為《程子雅言》，其《后序》云：

先生之文散脫不類，流落四方者，率皆訛舛，天下所傳，無完本。予小子既深知天下之于六經，如無舟楫之不可濟，倘不為之類集，則罪人也③胡宏：《五峰集》，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7冊，第153頁。。

此集本所編二程語錄重在雅言與道的關聯，雅言的參照對象是滛言，即道學之外的詞章之學，尤其是聲色艷詞，故胡宏云：

雅言難入，而滛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侵^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雹芎辏骸吨浴?，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3冊，第127頁。

胡寅“別本”則重在二程語錄中作粹與駁的選擇，以揭示其與道的關聯，故云：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者失也⑤胡寅《斐然集》，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7冊，第548頁。。

此外，胡宏與胡寅對二程的稱謂亦明顯不同。胡宏尊之以“程子”，胡寅稱之為“河南夫子”，故《河南夫子書》題名乃從胡寅稱謂。由此推之，“節本”非胡宏后學所為，乃胡寅或胡寅后人所為。張栻《與吳晦叔》言及“伯逢所類遺書”⑥張栻：《張栻集》，第1617頁。，伯逢，乃是胡寅長子。遺書，如同上述，乃張栻對《河南夫子書》的通俗稱法，故推“節本”為伯逢刊印，較為可信。不論是否果真如此，但可排除的是，胡宏《程子雅言》為“節本”，因胡宏《程子雅言全序》云：“此書之集，非敢傳之其人也，姑自治而已?！雹吆辏骸段宸寮?，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7冊，第153頁。（五峰集卷三）故可知其未傳世。

問題在于，張栻《序》云，子高子以為，《河南夫子書》“成于龜山先生”，此與其后所云“伯逢所類”矛盾，亦與葛瑞漢以為出于胡寅不合。厘清此中問題，關鍵在于朱熹所云，胡寅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是否可能?？紬顣r《龜山集》，對程氏兄弟稱謂，分則各以字稱之，合則以二程先生稱之，從未以“子”合稱。由此可證，仿《論語》，以“子曰”文之者，非楊時所為，乃胡寅所為。至于胡寅在多大程度上“變語錄而文之”，則難以確定。以現存《二程粹言》為例，所集語錄八百八十則，六萬余字，即使抄寫一遍，難以“五日而畢”，何況“變語錄而文之”，還得費時斟酌推敲，可以肯定，幾乎不可能完成。除非在胡寅前，已有“變語錄而文之”本，胡寅在現成底本上，“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方可實現。若如此，則改變了“別本”的來源。

葛瑞漢認為，“胡寅的資料來源，毫無疑問得自其父所掌握的二程言論文章的大集——俗稱‘胡本’”①葛瑞漢：《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第218頁。。其父胡安國家藏二程語錄集本有二：一是胡安國所集寫本，題曰《伊川語錄》二冊；另一是楊時編集本。胡寅所“文之”，究竟是胡安國集本，還是楊時編本，不難確認。盡管胡安國集本無存，但其語錄盡為朱熹收錄。據此，只要比對今本《二程粹言》與朱熹所集《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不難發現，《二程粹言》語錄八百八十則，其中三百八十余則未見朱熹二書收錄。胡氏本所集語錄，全部編入《二程遺書》及《二程外書》中，故此三百八十余則語錄自然亦未見于胡氏本。由此可知，《二程粹言》不可能源出胡安國集本。若如朱熹所云，“節本”出自“別本”，則“別本”亦不可能出自胡安國集本。那么，“別本”惟出自胡氏家存的另一集本，即胡安國囑楊時所編的集本，方為合理。從而，來源于楊時選編的“別本”資料價值則更加珍貴。

三、楊時：“以類相從”

在楊時集本之前，二程語錄如斷線串珠，散見于諸門人記錄之中。朱熹《二程遺書》收有二十八篇原始記錄，編為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又匯集尚未收入《二程遺書》的語錄、佚文十二卷，可謂繁多。二程從未對自己的語錄進行系統的整理，以建構學術體系，明道甚至未留下代表自己完整學術體系的專著，而伊川的唯一學術專著《易傳》則是未竟之作，在其去世之后，幾經轉手，零落錯亂，“幾不可讀”，后由其弟子楊時整理而成。因而，對二程學說的系統闡述必然落在程門諸弟子肩上。

二程弟子眾多，然元祐黨爭，洛學遭禁，因而式微。宋黃震《黃氏日抄》疏理洛學流傳脈絡認為，以二程之學傳世者，楊時、謝良佐、和靖尹為最顯。而三者秉承不同，對洛學要旨理解又不同，所傳有異。謝良佐雖兼師二程，但朱熹以為其學近于明道。和靖為伊川晚年弟子，未及見明道，守伊川之學甚固，又力辨所傳程門語錄為非，以為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說，不若?？匆链ā兑讉鳌?。因而，惟楊時合二程學說為一體，不偏不倚，遂開二程“一家之言”。實際上，二程在世時，明道于眾弟子中惟言楊時得其道，在楊時自洛歸閩時，嘆曰：“吾道南矣?！币链ǜ⒘昃幑芊德?，亦深嘆洛學凋零，惟楊時、謝良佐尚守師道。二程去世后，東南學者推楊時為“程氏正宗”，《宋史》亦云，朱熹、張栻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楊時②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743頁。?？梢?，楊時所編集二程語錄，不可小覷。

楊時編集二程語錄，并非成于一時，而是前后二十余年經歷二次編集。初次編集是在二程去世后，尤其在謝良佐去世后，楊時深感肩負闡釋洛學的責任，其與游定夫書云：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眾，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寖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復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愽為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侯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后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③楊時撰，林海權點?！稐顣r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7頁。。

此書作于宣和五年（1123），然“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驚聞游定夫去世，楊時十分悲痛?！氨?！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④同上，第661頁。故忍悲抱遺編而求之。此次編集，是在校正修復伊川《易傳》之后，收集多少語錄難以確知，但至少有游酢、楊時存本。紹興四年（1134），楊時《答胡康侯》書，尚提及當時編集狀況，“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⑤同上，第488頁。。而楊時弟子羅從彥，至終尚存有此本。

再度編集二程語錄，是在歷經靖康之變后。楊時入朝為官是在內憂外擾的兩宋之際，面對金人入寇，他強烈反對議和而主戰，并力主改革內政。因而臨危受命，入主太學，出任國子祭酒。正因值此國難，處在戰與和、舊黨與新學交織之爭的最前沿，使之深切感到國力積弱，并以為導致國力積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懸為令甲的新學言利不言義，從而歸罪于王安石新學，欲以二程“道學”正之。故上任之初，便上書乞奪王爵，毀去王安石配享之像。又因王氏新學積習深厚，“晚輩后學，未必知其非也”，故一方面著《三經義辨》《日錄辨》《字說辨》以駁王氏新學，一方面極力倡導二程道學。此舉深得宋高宗之贊：“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雹倜撁摚骸端问贰?，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629頁。并云：“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雹谕?，第11736頁。胡安國深知圣意，意欲廢王氏新學而尋求替代學說。故在薦舉楊時再度入朝以日新儒學未果后，旋囑其編集二程語錄。從楊時《答胡康侯》書看，此書作答于紹興三年（1133），宋黃去疾《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題其書為《復文定囑編集二程先生錄書》，其書云：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讬人于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

其后，另有書二通，作答于紹興四年，其書一云：

先生之門余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

其中“蒙寄示二冊”，黃氏《年譜》云為“胡文公自衡陽寄到《伊川語錄》寫本二冊”。其書二云：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后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

綜合《答胡康侯》諸書，前后相參，可明其編次之年及編集狀況。編次之年，始于紹興四年。因在收到胡安國《伊川語錄》寫本，仍未“下手”，直到楊時另一弟子俞樗（字子才）家存多本寄至，方編集諸公所錄。楊時何以一年后，方始編集？關鍵在其編旨，不在于復原二程語錄，而在于集聚更多資料以祖述二程道學，展示整體面貌。具體編集狀況是，同初次編集方法，“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后可以漸次刪潤?！彼煌氖?，此次所集語錄資料更多，至少比初次編集本多胡安國寫本、羅從彥編集本及俞樗收集本，而胡安國寫本應含當年朱震在洛中所傳的二程語錄。其中有些資料，非朱熹《二程遺書》《二程外書》所能涵蓋。故經其“以類相從”的異同比對，“刪去重復與其可疑者”，所余資料更加精粹，不致因記錄失真引發對二程本意的誤解。

問題在于，這些資料是否編集成書，相傳至胡安國。此是受胡安國之囑編書，俟書成自然“納去”給胡安國。從楊時收到俞樗所寄資料方始編集，至其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無疾而終，尚有數月編集時光。而從楊時“非旬月可了也”口吻推測，此書殆已完稿，只是尚未定稿而已。即使尚未完稿，其婿陳淵受胡安國之囑亦會代為整理交付。

四、結 語

由上可知，《二程粹言》結集，非成于一人，亦非成于一時。若從紹興四年楊時編集始，至乾道二年張栻完成編例，前后跨度達三十二年。其間曾歷經陳淵為之整理遺稿，胡寅“變語錄而文之”，或尚有胡大原節略刊印，此刊本幾經輾轉至張栻，經張栻編例定本，方流傳至今。盡管朱熹乾道四年（1168）編《二程遺書》，乾道九年（1173）編《二程外書》，未全入編其語錄，甚至未提及楊時編集及張栻編例，但此書的實際存在，則毫無疑義。以宣揚朱熹、張栻學說為要務的程洵曾與朱熹論及，朱熹亦言及，而《南軒集》中，張栻本身多次提起，稱之為“遺書”，并引用置于此書開篇的核心觀點，“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實際上，朱熹《雜學辨》亦引過此則語錄駁斥蘇軾的佛老觀點。淳熙十六年（1189），張栻卒后九年，楊萬里《浩齋記》尚云，觀《河南夫子書》，則驚喜頓足，以為《六經》《語》《孟》之后，乃有此書，而視其書經典價值不在朱熹所編二程語錄之下。若此書非楊時編集，“以類相從”祖述其意，張栻編例發微其旨，焉能達此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