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社會治理的根本思維

當前在我國的各大城市，共享單車異?；鸨?。網絡上可以搜索到的共享單車有“優拜”、“OFO”、“摩拜”、“永安行”、“由你單車”、“一步單車”、“破風騎車”、“小鳴單車”，等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估計有退出者；當然，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有退出者，肯定也會有新的加入者。資本狂舞的年代，誰不想分一杯羹？

共享單車在緩解交通擁堵、推動綠色出行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但同時共享單車的無序競爭也給現存的正常社會秩序提出了挑戰。一些城市已經報道了共享單車的種種亂象，比如共享單車的提供者在單車投放上的無序，讓單車堆積占道；共享單車的使用者，停放單車時的無序，給城市交通秩序、市容環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影響，因為他們對單車的停放就像吐痰一樣隨意，哪里方便就哪里吐。

因此，我國各地政府針對這些亂象進行了治理，雖然措施不一，方法多樣?；司薮蟪杀镜纳鐣卫碓谝欢ǔ潭壬先〉昧诵Ч?，但這是以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為代價的。政府的經費是有限的，在單車治理上投入的巨大成本，勢必會影響到其他公共服務上面的投入。

按照經濟學的原則，最小的成本如果能取得最大的效果，那就是最好的投資。

如果把公共資源的投入，也看做一種投資。就當下來說，我們的政府行為，是不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學原則的。

這不禁讓人發問：原因出在哪里？

筆者認為是政府社會治理的根本思維模式出了問題。

為什么這么說？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運行主體，權利與責任、義務是對等的，但共享單車并不遵循其規則。

無論“永安行”、“由你單車”，還是“優拜”、“OFO”、“摩拜”，它都是一個市場主體。如果把主體看做一個有著行為能力的商人，把市場看做一個集市，那么可以試想一下：商人到集市里來想干什么？

懷揣著資本的商人到集市里肯定不是瞎逛的。由于資本天生的趨利性與逐利性，它的目的是賺錢。因此，無論是“永安行”、“由你單車”，還是“優拜”、“OFO”、“摩拜”，它都是資本的一個執行者，目的在于增值。

利益和責任、義務是對等的。

但共享的問題恰恰就出在這里：利益和責任、義務的不對等性。共享單車作為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從社會公眾手里賺取了大量的金錢，卻不承擔對等的責任。

“美國權威媒體《財富》發布‘2017年全球40歲以下精英”榜單，摩拜單車創始人兼總裁胡瑋煒、聯合創始人兼CTO夏一平入選?！?/p>

“《財富》在獲獎介紹中稱‘胡瑋煒與夏一平2012年相識，彼時胡是一名記者，而夏正在福特公司負責車聯網工作。通過一次采訪，兩人建立了聯系。三年后，胡瑋煒說服夏一平從汽車轉戰單車領域。他們與王曉峰一道創立了摩拜單車，每天在全球超過160個城市提供超過2500萬次騎行，今年以來已獲得來自騰訊、紅杉和華平等公司和機構的超10億美元融資?！?/p>

摩拜盈利與否不得而知，但最起碼得了名，融了資，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名利雙收。除此之外，由其衍生的金融產品以及帶有想象空間的出行數據，都是摩拜等共享單車背后資本的伴生品。

然而作為市場經濟運行主體的共享單車，在政策、法律、法規不完善的背景下遵循的是叢林法則并且得到了瘋狂生長。享受了很多權利，但承擔了太少的責任。宏觀層面上的國家、政府，中觀層面的社會，都為此做出了一定的犧牲與擔責。

一個真正的強者需要的是自律，企業也是如此。如果企業不想承擔對等的責任，那么說明了其根本沒有想過做大、變強，它的目的僅僅是利益，甚至是短期的、投機的。

因此，基于這種邏輯，無論是共享單車，還是將來出現的新事物，在相關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與企業事前約定：今后，由企業所導致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由企業想辦法來解決；而不是政府在為其“擦屁股”。因為政府擦得干凈還好；擦得不干凈肯定會導致公眾的不滿意，甚至說政府的無能。

其實，政府這種大包大攬的行為可能和我們一貫的思維有關系，但這種思維無助于一個理性、成熟社會體系的形成。

在這場博弈當中，政府不是做的太少，而是做的太多。政府本應抓大放小，但很多地方政府卻恰恰相反。政府本應只負責指明方向，具體細節方面其實應該由企業自己去完成。企業作為市場運行的主體，它知道痛點在哪里；作為政府雖然知道痛在哪里，但畢竟“切膚”不深，因此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難道政府真的希望自己在做事，而企業只負責在伸著懶腰在數錢？

一個善治的政府其實只需要做三件事：制定規則、監督規則、提供服務。

在規則空白的情況下，政府應該需要企業拿出規則、對策，來應對自己行為所帶來的后果。政府只需要負責監督，監督企業的規則和對策有沒有效果。如果有效果，政府應該站在更高的層面進行提煉、升華，爭取上升為政策、法律法規；反之，則應該對企業的行為進行限定。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所做的調研還不夠深入，研究的還不夠透徹，制定的規則不夠完善，甚至說有些規則只是治標不治本。因此這就形成了一種局面：政府在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制定相關規則，企業卻在政府制定的規則下繼續鉆空子。

如果政府不需要替企業的這些問題兜著，能不能讓企業來處理這些問題？假如企業沒有處理好自己給社會所所帶來的問題，其是不是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

如果沒有厘清思維問題。相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還是有點沒有抓住關鍵的感覺，共享單車以及類似共享單車的問題還會繼續。

當然，社會治理不是要政府把所有的責任都扔給企業，但我們的政府應該讓企業明晰自己的權力和承擔的責任。

作為宏觀層面的政府、中觀層面的社會以及作為都應該為社會的發展、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但僅就政府層面來說，筆者認為無論是共享單車，還是將來的新事物，主管具體政務的相關人員，其社會治理的思維是不是該轉換一下了？

（作者簡介：吉開來，2013年7月畢業于云南師范大學，獲碩士學位，現任職開陽縣委黨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