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路徑及其相關問題
——訪著名藏族學者恰嘎?旦正教授

阿 貴 格 朗 譯

（西藏大學期刊中心 西藏拉薩 850000）

加洛才讓：老師您好！今天我受《西藏大學學報》編輯部委托，向您請教有關西藏石刻碑文方面的問題，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訪。首先，請簡要介紹您的學術簡歷。

恰嘎?旦正教授：1955年我生于多麥恰嘎地方的加熱村，1964年開始上加熱小學，師從持密者龍蚌、華瑞?卓噶等老師學習藏文；1970年至1972年，在海南師范學校讀書，畢業后被分配到共和縣江西溝鄉從事教學工作；1978年考入青海民族大學藏學院，師從夏東?協珠嘉措、多杰古洛、華瑞?洛追囊瓦、德喬等老師學習詩歌、藏語語法、文學、翻譯等課程；1982年畢業后，分配到青海人民廣播電臺從事編輯和翻譯工作；1986年考入西北民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其間，師從多識、桑珠、江白平措、高瑞、李加本等學習藏文語法、詩歌、攝類學、文學、歷史等課程；1989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在青海民族大學藏學院任教，擔任西藏文學、西藏歷史、古藏文研究、古石刻碑文研究等碩士和本科生課程的教學。與此同時，利用業余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佛〈本生傳〉對西藏文學的影響》《西藏各民族關系史》《格薩爾史詩研究》《藏文碑文研究》《吐蕃時期的文學》等7部專著；同時，在《中國藏學》《西藏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赤松德贊生母考》《麗江出土吐蕃石碑考》《重修涼州廣善寺碑銘考》《青海都蘭縣吐蕃墓碑考》《乾隆皇帝裕陵地宮石刻考》等70余篇學術論文，其中部分論文先后獲得了國家級或省級的各種獎項。在教學方面，先后獲得了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國家級教學名師等榮譽稱號。另外，先后赴美國、荷蘭、加拿大、法國、蒙古等國家參加國際藏學研討會，并在大會上宣讀論文。目前，在青海民族大學任教。

加洛才讓：請結合《藏文碑文研究》介紹一下您研究藏文碑文的緣起及其意義。

恰嘎?旦正教授：我喜歡歷史，為了更好地學習歷史知識，翻閱了一些碑文。特別是碩士畢業以后，為本科生、碩士研究生開設了西藏歷史、西藏文學史、古藏文研究、古石刻碑文研究等課程，為備課需要而接觸更多的碑文后，逐漸認識到了其重要性，激發了我的研究興趣，于是試著編寫了《藏文碑文研究》。從目的和意義來講，國內外雖有上百通藏文石刻碑文，然目前未見有全面系統地收集、整理、翻譯和研究藏文石刻碑文的作品問世。雖然有幾部吐蕃石刻碑文方面的著作，但是內容并不全面，未能收錄所有的吐蕃石刻碑文，且似乎在研究深度上有所欠缺。因此，若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所有石刻碑文進行全面整理、翻譯和研究，對認識了解西藏歷史、石刻碑文、古藏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對全面認識和研究藏傳佛教史、中華文明史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對搜集、研究藏文石刻碑文，創建相關學科體系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編撰了《藏文碑文研究》一書。

加洛才讓：您是專門研究藏文碑文的專家，請介紹一下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動態和碑文的研究價值。

恰嘎?旦正教授：吐蕃時期的石刻碑文，過去曾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他們對其進行了抄錄和研究。扎西次仁先生在《吐蕃石碑出版說明》中寫道：過去有吐蕃僧俗賢者抄錄圣神贊普所刻石刻碑文，錫金內臣扎西扎堆（1900-1988）私人收藏館中有松贊墓碑、瓊結橋頭碑、噶瓊石碑、工布第穆摩崖石刻等的殘片4+2+1葉。其中，惹薩幻化神殿碑（是指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譯者注）抄錄文第四葉背面注有“如此，石碑立于水兔年（公元823年），至今水虎年已有599年”一句。據此推斷，石碑最初抄錄時間為藏歷第七繞迥之水虎年，即公元1422年?？梢?00多年前，已有人抄錄吐蕃石刻碑文。之后，噶托?仁增次旺諾布、黎吉生、王堯、陳踐、李方桂、巴桑旺堆等也對其進行了抄錄、注解、轉寫、翻譯及斷代，同時介紹了石碑所在地及石碑大小等情況，不僅在文物保護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為進一步研究認讀吐蕃石碑內容奠定了基礎。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為解讀石碑上的古藏文指明了方向，同時，也為研究吐蕃歷史文獻提供了珍貴而可靠的文獻資料，值得稱頌。我們后人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對石刻碑文內容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認識了解吐蕃歷史；通過對古藏文及其文法規律的研究，解讀藏語文的歷史發展；通過對古藏文文學特色的研究，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汲取有益的營養。

關于石碑的價值，我所收集的一百多通石碑都是吐蕃至民國時期，贊普、各級政府及寺院等的真實公文，是各個歷史時期當事人用當時的語言文字所記錄的真實歷史事件，其內容基本沒有經過任何后人的有意篡改。因此，具有較高的歷史、文獻和文物價值。這些是研究西藏政教史、語言文字發展史、政教關系史方面的重要史料，也是判斷其他史料真偽及研究成果可靠性的唯一標準。

加洛才讓：吐蕃時期所立石碑共有幾通？它們有何特征？

恰嘎?旦正教授：目前所見屬于吐蕃時期的石刻碑文共有26通（處），其中，可以確認的石碑有15通。它們有如下共同特征：

一是吐蕃時期的碑文，系吐蕃時期所立，且當時贊普王室進行過多次校正，未經后人篡改，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二是吐蕃碑文多系贊普王室之敕文，且根據石碑等載體大小進行了嚴格的文字提煉，具有言簡意賅的特點。

三是吐蕃碑文，系吐蕃贊普敕文。當時吐蕃勢力強大，是大唐帝國的對手和友邦。因此，碑文用詞高貴典雅，又不乏吐蕃之威嚴，充分展示了吐蕃之雄威。

“以市場為導向的價值評估方式是對以往專家評審方式的有益補充，科技成果進入市場，才能實現商業價值?！痹颇想娋W公司副總工程師吳毅認為，讓有價值的科技產品及時循環起來，實現管制性業務與競爭性業務、各單位間的共享，實現價值循環的平衡，進而打造出價值開放的平臺，創造合作共贏的良好氛圍。

四是吐蕃碑文，以當時的吐蕃文所鐫刻，行文與現代藏文略有異同，如：名詞后有字作后加字；反寫首個元音字母者居多；基字和后加字中，同組字母?；橥ㄓ?；基字為時多有下加字；后加字等后面以字作再加字；以等作下加字；前加字作上加字；后加字和后后加字作下加字；后加字或再加字的下面加字以表示縮寫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加洛才讓：藏文碑文最初是誰進行了首次抄錄？其母本現保存于何處？

恰嘎?旦正教授：吐蕃碑文的最初抄錄者是誰，現在很難說清。根據扎西次仁先生的《碑文出版說明》一文記載，“距今600多年前即公元1422年曾有人抄寫了松贊墓碑、瓊結橋頭碑、唐蕃會盟碑、噶瓊碑及工布第穆摩崖石刻等吐蕃時期的碑文”。其原文現保存于錫金內臣扎西扎堆的私人圖書館。

加洛才讓：在吐蕃眾多碑文中，有沒有私人或地方官員所立的碑文？青海都蘭古墓一號、三號墓碑，是吐蕃贊普所立還是地方官員所立？

恰嘎?旦正教授：吐蕃碑文大多是贊普王室所立，或根據贊普之命由地方官員所立，似乎很少有私人立的碑文。另外，從《國王遺教》的記載來看，吐蕃時期私人是不能隨意立碑的。若贊普王室需要立碑，先派出臣民尋訪合適的石材。石材尋得后，其大小、質地、顏色等是否合適，還需向贊普請示，待征得贊普同意后方可命石匠鐫刻。石碑制作、鐫刻完成后，召集臣民舉行隆重的慶典，并邀請高僧大德對其進行開光。因此，當時吐蕃有一套完整的立碑儀式儀軌，并非私人隨意可立，私人也似乎沒有必要立碑。都蘭吐蕃一號古墓旁的石碑，是赤松德贊的妃子欽薩拉姆的墓碑，三號古墓旁的石碑，是吐蕃大臣協烏的墓碑。這些應該是吐蕃贊普或根據贊普之命由地方官員所立，原因是根據當時的吐蕃習俗，若有王妃或大臣過世，則由王室負責修建其墓葬，并立墓碑。此等事件，見于麗江格子碑和洛扎摩崖石刻等。

加洛才讓：據說拉薩雪圍墻外的碑文內容，甘丹頗章時期曾被人抄錄過?？煞窠榻B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恰嘎?旦正教授：吐蕃碑文多數是贊普或王室的敕文，其基本內容除了根據需要鐫刻于石碑或鐘銘外，原文一般要保存于王室密室或神殿等處。因此，雪碑文的原文過去保存于西藏地方政府密室是有可能的。對此，雖有所耳聞，然不曾親見。據說，雪碑最初立于拉薩東邊的支地方，后于噶丹頗章時期遷移至布達拉宮前方。此說若成立，碑文內容被抄錄并保存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若不知碑文的內容，遷移石碑也就沒有必要。而且多通石碑高大且字跡細小模糊，抄錄碑文內容，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技巧。若石碑的確是從他處搬運而來，搬運過程中為抄錄碑文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加洛才讓：關于拉薩雪城內外的兩通石碑，都是從支地方搬運而來的說法有何文獻根據？

恰嘎?旦正教授：兩通石碑從支地方搬運而來的說法，未見相關史料。達倉?班覺桑波于1434年所著《漢藏史集》記載：“赤松德贊之家臣，郭?赤桑堯拉、韋杰多日、赤松支達納、聶?達贊東斯等各顯賢能。尚?支杰斯和達札祿貢二人抵御外侵，破中原吉祥赤門等。此等事件鐫刻于齊（輙?）之石碑?！睋送茢?，鐫刻有達札祿貢歷史功績的雪碑，最初立于一個叫做“齊”的地方；或“齊”字之涵義，班覺桑波著書時，石碑已經位于雪圍墻外了。

恰嘎?旦正教授：我聽說過有一通無字碑，名叫“有翼碑”。但是未曾親見，也不知其相關歷史。

加洛才讓：請根據麗江格子碑，介紹一下當時吐蕃與南詔的關系。

恰嘎?旦正教授：根據格子碑記載：措絨隆拉地方，原系大唐臣民。因不愿再作大唐屬臣，故投靠吐蕃贊普赤德祖贊和赤松德贊父子，表示對吐蕃贊普忠貞不二，向吐蕃大臣吉桑頂禮。后，頗茨?，敨@得大金告身，其余措絨隆拉臣民獲“藏欽”官銜。頗茨?，斪?，享年九十，為其修墓。據此，赤松德贊父子時期，麗江一帶屬于吐蕃臣民，他們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吐蕃與其下屬小邦的關系。

加洛才讓：明清時期的碑文中，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碑文有哪些？

恰嘎?旦正教授：我所收集的碑文中，明代有11通，清代有54通，其中大多是與藏傳佛教有關的歷代皇帝昭敕文、寺廟志、歷史事件、供養寺廟等內容，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明代瞿曇寺五通碑、重修涼州白塔志碑、御制大崇教寺碑；清代承德千佛閣碑記、承德普陀宗乘之廟碑、承德普寧寺碑記、白塔山總記碑文、敕賜佑寧寺碑、御制重修萬壽寺碑、御制重修正覺寺碑、御制雍和宮碑、承德須彌福壽之廟碑、北京法源寺碑記等，體現了明清歷代皇帝扶持藏傳佛教，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邊疆安定的治國思想；體現了歷代統治者如何滿足各族信教群眾、王室成員等的宗教需求的歷史；體現了西藏歷代高僧大德們通過高層度眾的傳教思想。這些是研究佛教從西藏傳入北方，再傳入東部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加洛才讓：拉薩大昭寺前方的唐蕃會盟碑，是何時何人從拉薩東邊的扎堆蔡地方搬運而來？

恰嘎?旦正教授：拉薩大昭寺前方的石碑，是從拉薩東邊扎堆蔡地方搬運而來的說法多見于藏文史籍的記載。但是，何時由何人所為就不得而知了。如上所述，1422年抄錄的碑文名稱為“惹薩幻化神殿碑”，可見當時石碑已經在大昭寺前方了。另外，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所著《大昭寺志》記載：“北邊有甘露奶水河，西邊有天柱石碑，壇城中央有地之中心短石板等，甚是豐富?！边@段記載表明，此時大昭寺西面已有石碑。

加洛才讓：吐蕃時期的碑文與后期各個歷史時期的碑文有何區別？

恰嘎?旦正教授：各個歷史時期的碑文，立碑時間、立碑者、立碑處各不相同，但是，立碑的目的基本一致。對政教兩個方面具有重大貢獻的人，為歌頌其歷史功績，也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其真實事跡，教育后代子孫，故而立碑傳頌是主要目的。除了吐蕃分裂割據時期的碑文以外，其余都是贊普或王室所立，規格高，目的性強，體現了王室的地位和權威。在鐫刻技藝、文種、內容等方面也有許多不同。吐蕃碑文，大多是贊普或王室的昭敕文；明清時期的碑文內容，大多也是皇帝或王室的昭敕文及其思想，二者目的各有不同。吐蕃碑文雖是贊普敕文，然少有對世尊及其佛法的歌頌之詞，多以歷代神圣贊普修建神殿，并祈愿佛法永駐世間的盟誓之詞為主；明代碑文，大多以歌頌佛法，突出歷代皇帝對弘法事業的功績為主；清代寺廟志等碑文，主要以為了何事新修或重修寺廟，以及如何重修、供養的歷史內容為主。另外，因各個朝代立碑地點的不同，所使用的文字也有所不同。吐蕃碑文，大多使用藏文；明代碑文，有漢、藏兩種文字；清代碑文，則有漢文、滿文、藏文和蒙文四種。從立碑時間信息來看，吐蕃碑文大多沒有立碑時間。但是，明清時期的碑文則清楚地鐫刻有朝代、年號等信息。

加洛才讓：烏茹夏拉康寺北面的殘碑，如何確認其與娘氏家族有關？

恰嘎?旦正教授：多數史籍中未見相關記載，故不知為何如此說。

加洛才讓：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來說，田野工作是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請您談一談其意義及對學術研究的作用。

恰嘎?旦正教授：這是正確的。到實地去調研，有很多好處。更敦群培大師曾說：不依五官之感受，室內考究不可信；詳細意義之區別，慧喻之道在此說。如此，若以實地調研所得材料為主要依據，再結合文獻、民間傳說和考古資料等其他資料來研究，論據將變得更加充分；結論更加可信；論證更加有力。為提高學術作品的資料、學術價值等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作品可讀性更強，能夠吸引更多渴望真知的讀者。

加洛才讓：目前，眾多學者根據各自的喜好，針對某一問題使用各種新的術語，如：“碑文”一詞就有古文、古詞、寫卷、摩崖石刻、石碑文書、文獻等許多，請問哪個術語才是正確的？

恰嘎?旦正教授：這些術語都有各自的不同涵義，無法相互替代，應根據內容需要選擇合適的詞匯術語才是正確的做法。

加洛才讓：研究石刻碑文時，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恰嘎?旦正教授：石刻碑文，是各種知識的源泉。研究碑文的主要目的是為歷史研究者提供珍貴而可靠的資料。因此，研究過程中要著重關注各種碑文的內容、形式及特征。同時，在收集、翻拍、校訂、注釋、翻譯碑文內容時，要拋開各種偏見，要注意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只有這樣，才能做好文獻研究，才能為學術研究提供豐富且可信的參考資料。

加洛才讓：您有多年的學習、教學、研究及田野工作經歷，請結合您個人的學術經歷，在此為廣大青年學者留下幾句珍貴的寄語。謝謝！

恰嘎?旦正教授：多年來，我在教學之余，奔赴全國各地，先后完成了26通（處）吐蕃石刻碑文、6通吐蕃分裂割據時期的碑文、11通明代碑文、54通清代碑文、5通民國時期的碑文等共102通（處）石刻碑文的翻拍、搜集、整理和內容翻譯工作，在此基礎上，對歷代各種藏文碑文作了研究總結。近年來，隨著西北民族大學、青海民族大學、西藏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開設歷史文獻學專業，開始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隨之推出了一批研究碑文方面的成果。但是，還有許多通碑文至今無人專門研究，這些石碑包括吐蕃贊普貢松貢贊時期立于工布地區的石碑、贊普赤德祖贊時期立于赤蘭拉瑪爾地方的石碑、赤松德贊所見諸先祖石碑、赤松德贊時期于桑耶寺烏孜大殿四周所立碑頂有銅狗的四通石碑、赤祖德贊時期立于中原木茹地方的石碑，國內的新疆、陜西、內蒙古、四川等地發現的石碑，此外，立于拉達克、外蒙古、俄羅斯境內的石碑或摩崖石刻等，若能全部搜集整理，對研究歷朝歷代各個民族的歷史、文獻、語言、文學、翻譯事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對進一步推動歷史文獻學學科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碑文都是各個歷史時期官方所立，是當時的人們用當時的語言所鐫刻而成，未經后人篡改，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將成為判定各種研究成果真實性的唯一標準。若能做到這一點，那就不會違背唐蕃會盟碑等上所鐫刻的“天人共知，永不變更”的誓詞。

（藏文原文由加洛才讓撰寫，發表于《西藏大學學報（藏文版）》201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