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真情義，詩歌好聲音

雁翎

唐代詩人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清代詩評家袁枚說：“以情生文，未有無情而有文者”，詩不是硬寫出來的，情到真處自有詩，無情則無詩，這是歷代詩家的共識。所以古人主張“以情造文”，非“以文造情”，理論家們更把“詩學”定義為“情學”。

一個“情”字是詩家的第一要義，也必然成為品讀鑒賞詩歌的第一要點。

就如劉鐵士的這首《母親》，初讀似覺“直白”，再讀，從若干句子中嚼出一種語言味道，既有力度又富于內涵?！澳憬o我的三十七度，我還原不了你身體的溫熱”、“那是多么好的秋日，我的天空已一片漆黑”、“當時文革剛剛開始，你同那個時代一起發病”、“你走后，我丟失了更多的夜晚，不愿想的是過去，不想都不行的還是過去，想也想不回來的只有過去”、“每天早上，你趔趔趄趄端著一大盆面湯，就像端不動沉重的生活，但脊梁始終沒有彎下去”，“未來我也會成為一顆小草，有你在，我就知道根在哪里”，形象生動，情景交融，情理交融，消解了初讀時那種“缺乏形象”的錯覺。三讀，跟隨作者的心語走進一幅幅生活畫面和一個個真實的細節，被浸潤其中的濃濃的血脈親情所感動，不禁眼前有淚光閃爍。四讀，悟到直抒胸臆不等于“直白”，更無大話空話之嫌，而是詩人激情奔涌，無法遏止的一種狀態，是積郁在心中已久的思母念母之情不吐不快時的一種選擇，這是每個寫詩的人都曾遇到過的。作者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親情體驗，浩浩洋洋，自成格局，是人間的真情義，詩歌的好聲音。

詩的抒情有多種方式?？砂酌?，可渲染；可直抒胸臆，可曲傳妙達；可對話，可細節；可隱喻，可象征，都是抒情的手段。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讓詩歌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走進千家萬戶，在人們的心靈筑巢。

在這一點上，唐代詩人白居易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據說，“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彼?，他的詩流傳極廣。他在《與元九書》中寫道：“長自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解仆詩者；士庶儒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詠仆詩者?！碑敃r，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市民百姓，雅俗共賞，樂歌工伎，更相競習。元禎曾贊嘆說：“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卑拙右姿篮?，皇帝都寫詩悼念他：“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路，一度思卿一愴然?！笨梢姲拙右子绊懼?。

所以，脫離生活，沒有真情實感，以“玩深沉”去難為讀者的詩稱不上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藝術上品，充其量不過是“圈子文化”而已。

劉鐵士的詩飽含真情，親切自然，明朗而不晦澀，厚重而不凝滯，熱烈而不虛張，具有中國風，民族味，是從中華傳統根脈和現實生活土壤上綻放出的花朵，自有感人之處。

他的其他一些詩，如《老石匠》《寫在女兒二十歲生日》《行跡》《舊船》等，也大都是具有這樣的特點。

劉鐵士堅持的傳統詩風和這種直抒胸臆寫法，在當今詩壇也許很不時髦了，也很不受待見；眼下一些晦澀難懂、無病呻吟甚或有傷風化和道德操守的詩倒很流行，但其中不少是偽劣產品和文化垃圾。因此時髦不時髦，流行不流行不是評判詩歌的標準，對待不同流派的不同寫法不應存有偏見。當然，不論傳統與現代，相互借鑒吸收，追求出新和變化是必須的，拘泥于一種模式不免顯得單調和老套。但本質是寫什么，為誰寫的問題。

優秀詩歌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態，不定于一尊。無論什么流派，傳統也好，現代也好；也無論何種寫法，直抒也好，隱喻象征也好，只要有真情實感，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大眾所喜愛，就是好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