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亞特族群綜述及其與蒙古人的文化競合

圖爾柯孜·阿吉+帕提古麗·庫爾班+馬天

摘 要：當今的布里亞特人廣泛分布在自西伯利亞中南部至天山北麓一帶的廣袤地域。蘇聯時代就已成立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為其保留、傳承自身的民族文化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使得歷史悠久的布里亞特文明未曾湮滅在迅速崛起的現代文化之中。同時，"布里亞特蒙古人"是世人對他們的另一個稱謂。本文在綜述了布里亞特族群的歷史與現狀之后，從文化生活的視閾對其同蒙古人之間的競合關系進行了分析，以期更深層次的探析其文化屬性的根源與本質。

關鍵詞：布里亞特族群；北亞；蒙古人；阿爾泰語系；文化；競合關系

中圖分類號：C9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10-0014-05

布里亞特族群世居亞洲北部，但在遙遠的古代，由于缺乏文字系統，除了少量中國與朝鮮的史籍對其有所記載之外，外部世界對其近乎于一無所知。隨著近代沙皇俄國對其屬地的吞并，布里亞特族群也逐漸開始融入現代社會，并以其獨特的游牧文化與民族藝術越來越吸引著全球的目光。同時，其與蒙古人之間存在著較多的文化近同性，且近同之中又交織著諸多差異，因此其民族屬性至今未有統一定論。

一、布里亞特族群概況綜述

布里亞特人屬蒙古人種西伯利亞類型，亦名“布拉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羅斯聯邦、蒙古國、哈薩克斯坦以及中國西北邊境地區。

大部分使用布里亞特語，在內部分為東、西兩大方言體系，屬阿爾泰語系內的蒙古語族，不同地區內分別并行俄語、哈薩克語、蒙古語、漢語。1920年以后，大部分布里亞特人開始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以及城市文明的轉變。

至2015年，其總人口為48.6萬，分布在俄羅斯境內42萬、蒙古國4.2萬。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下轄的阿勒泰、內蒙古自治區下轄的呼倫貝爾亦分布有8000多名布里亞特人，20世紀60年代由中國政府主導的民族識別工作依照我國的具體國情將他們歸入了蒙古族。

（一）歷史：“不里牙惕”與“林木中的百姓”

東亞地區最早提到布里亞特人的史料出于13世紀成書的《蒙古秘史》，至15世紀朝鮮王朝時代的《西地概勝·八鄰萬戶》都記載其：“不里牙惕者（現代朝鮮文： ），漠北地正北部族，為術赤降，林木中百姓?！盵1]意為：“不里牙惕”（布里亞特）部落位于漠北的正北方向，為術赤（成吉思汗之子）所征服，被稱為“林木中的百姓”。這里所說的“術赤征服事件”即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命其兒子術赤西征，在途徑薩彥嶺北麓地區時，以武力將不里牙惕屬地納入蒙古帝國版圖的歷史事件。而稱呼“不里牙惕”人為“林木中的百姓”則是因為其所生活的地域在今蒙古國正北方的亞寒帶針葉林分布區域內，大片高大挺拔的針葉松林給遠征的蒙古軍隊及后來的朝鮮使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對長期生活在稀樹高草草原的蒙古人產生了較大的視覺沖擊，為描述“不里牙惕”人的特征，便直接以其居住的環境稱呼其為“林木中的百姓”，亦表示其已歸降，為蒙古帝國治下的臣民之意。

“不里牙惕”（布里亞特）人正式進入東亞舞臺是在元代。在元朝居于統治地位的蒙古人將他們完全納入了草原封建帝國的政治框架內，設立嶺北行省以統轄其地，當然也包括其周邊的廣大土地。元代中央政府對“不里牙惕”人的重視與管理主要體現在“官員派遣”、“單行司法”、“扶植經濟”三個方面。首先，與元朝中央政府就地選拔人才或是派遣蒙古將軍到中原、江南、湖廣等地行使行政權力不同的是，元朝政府直接從“黃金家族”中選取較為年輕的成員派往管理“不里牙惕”地區。行政官員出身的不同反映出了整個元代，中央政府對于“不里牙惕”人及其地區的重視。一方面基于其與統治階級蒙古人間的相似，另一方面則在于其世居之地鄰近蒙古族的“龍興之地”。其次，在司法上，元朝廢除了兩宋的司法機關大理寺，新設大宗正府為中央司法審判機關，主要審理蒙古宗親、貴族以及京畿一帶普通蒙古人犯罪案件。同時，刑部、宣政院、樞密院等一系列機構協同運作，處理全國范圍的違法行為。但是只有嶺北行省轄境內的“謙謙州”、“烏斯”、“吉利吉思”、“昂可剌”、“撼合納”五地不受這些司法機構的節制，此時，“不里牙惕”人的居住地位于“謙謙州”內。元朝在這些地區單獨設立了“五部斷事官”制度，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上亦不依照元朝政府頒布的《至元新格》、《風憲宏綱》、《大元通制》、《大元圣政國朝典章》等全國通行的法律匯編，而是單行草原法則及蒙古族習慣法[2]。最后，在經濟生產方面，蒙古人將中原地區先進的勞作方式引入了“不里牙惕”人的生產當中，并開辟了“驛路”連通今天的布里亞特地區與中國內地、朝鮮半島、中亞，大大促進了這些地區間的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提升了“不里牙惕”地區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與經濟活力?；谶@些因素的巨大作用，“不里牙惕”人開始逐漸告別“蒙昧時代”，以“跨越式發展”直接進入了封建時期[3]。

13-14世紀，“不里牙惕”人又吸收，融合了一部分蒙古北方地區的分散部落成份，至17世紀中葉，“不里牙惕”人與“大澤”（今貝加爾湖）西岸的艾西力特人、杭哥多爾人、布拉加特人，東岸的或林伽人相結合，最終形成了今天俄羅斯聯邦東南部布里亞特共和國的主體民族“布里亞特”人。

（二）經濟：畜牧業為根基，工業為主力

歷史上，布里亞特人依照居住地區的不同而從事不同的社會生產。以有文字資料可參鑒的十九世紀后期為例，當時的布里亞特地區，東部的人們大都從事游牧業，飼養馬、駱駝和綿羊。西部地區的人們則主要處于“半農半牧”狀態，在發展畜牧業的同時也耕種少量的糧食作物。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前葉。

1923年，在蘇聯框架下成立了布里亞特共和國，自此布里亞特人完全仰賴畜牧業生存的方式得到了“大逆轉”。由于布里亞特共和國境內所蘊藏的豐富有色金屬資源和水利資源，因而在“蘇聯模式”的驅動下，工業開始取代畜牧業成為布里亞特人經濟生產中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大型的木材加工、采礦、水利發電以及機械制造。并先后建立了布里貝加爾斯克、布里色楞金斯克、奧金斯克杜金斯克、八烏多夫斯克四個“工業-經濟區”。但是，畜牧業在其國民經濟中仍屬于“根基性產業”，以保證當地居民對于肉、奶等游牧特色食品的全天候需求。endprint

布里亞特人的經濟生產方式已經由古代的單一畜牧業轉變為了當今的資源密集型工業與現代化畜牧業相依相輔的“二元結構”。這種經濟產業革命也使得布里亞特人的收入迅猛增長，自1950-2012年的62年間，其地區平均工資水平翻了186.41倍[5]。

（三）宗教：薩滿、藏傳與東正教的融匯

元朝之前，“不里牙惕”人幾乎全部信仰古老的薩滿教，薩滿信仰完全滲透進了其生產、生活的全部領域。無論是戰前占卜、戰時祈福，還是結婚、產子，乃至季節更替、牲畜轉場等各類活動中都能看見薩滿教及其神職人員的身影。術赤征服“不里牙惕”地區后，阿爾泰山以北的廣大領域都開始以色楞格流域蒙古人的信仰為自身導向。

不久，來自西藏的元朝名臣八思巴通過“梁王”闊端的推薦，開始在元朝中央行政圈內發揮其政治影響力，并施展其宗教方面的才華與造詣。很快，八思巴所帶來的藏傳佛教就在上層蒙古貴族當中確立了無可撼動的地位，并逐漸擴延至整個北方草原地帶。嶺北地區在13世紀中葉就已經完全皈依了藏傳佛教，但是薩滿教在游牧民中間仍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與小眾化的吸引力。

15世紀下半葉起，沙皇俄國政府開始了“東進策略”，即以“哥薩克騎兵”為先鋒，俄軍為后應，向東面廣袤的西伯利亞地區進行軍事拓展。以野蠻的武裝手段蠶食、鯨吞富饒的東方土地。中國明朝萬歷四十七年，俄國在中西伯利亞地區建立了葉尼塞斯克要塞，并以此為據點，繼續其向東、向南的侵略。此時，南向的漠北草原為額魯特部與喀爾喀蒙古部落的領地，各部人口稠密，對俄軍的各種侵略野心抱有激烈的抵抗意識。同時，喀爾喀蒙古所屬的土謝圖汗、車臣汗二部汗王甚至多次派遣使節到莫斯科交涉，多管齊下的回應使得俄國的南下目標受阻，也間接導致了其全力向東的后續策略[6]。最終，從中國明朝崇禎四年起，經歷了長達21年的戰爭，剛剛成形不久的“布里亞特人”被俄軍的先進武器所征服，成為了俄羅斯帝國東南部的附庸。由此而產生的一大后果便是自16世紀至21世紀的500年間，大量俄羅斯人的涌入以及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部分布里亞特人的傳統宗教受到了“斯拉夫信仰”的沖擊，甚至有所改變。

今日的布里亞特人主體仍然以藏傳佛教為核心信仰，但薩滿教始終存在于其草原生活圈內，特別是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而俄羅斯人帶來的東正教則成為了一部分布里亞特人的名義信仰，并呈現持續增長趨勢。

（四）文化：語言、服飾、體育、音樂

“不里牙惕”時代，“林木中的百姓”就以其世代生活的環境為依托，創造了燦爛的“游牧文明”。首當其沖的便是布里亞特語，語言是一個民族承前啟后的“靈魂”，其重要性無需贅言。自18世紀起，俄國治下的布里亞特人就借用南面的蒙古文字“八思巴蒙古文”來拼寫其語言。布里亞特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九年，頒行法律規定以拉丁字母轉寫布里亞特語，至1938年，又改以西里爾字母拼寫，并一直沿用至今。當今語言學界將其歸入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下屬的“喀爾喀-布里亞特”支系，2012年全球使用者達到59萬人。

布里亞特人的服飾文化特點鮮明，歷史悠久。14世紀前期高麗王朝送入元朝為“質子”的王世子王瑤在游歷元上都、和林以及嶺北各地后，稱贊“不里牙惕”人“其服錦繡，飾配精良”[8]。布里亞特男人春、夏、秋三季頭戴呢子尖頂帽或前進帽，身著長袍，腰束綢帶，足蹬馬靴。女子則頭系綢巾，未婚女子多身穿溜肩式長裙，前胸打褶。已婚女子多穿著肩部打褶的長袍。值得一提的是，布里亞特貴族的服飾上花紋極其美麗、復雜，既吸收了中國、朝鮮等地區的手繪畫藝，又引入了來自中東、西亞的伊斯蘭幾何圖案裝飾。二者相得益彰，與普通的北方游牧民服飾相比，更為大方、美觀[9]。無論是在上古時代還是近代，都遠遠超越了同一地區的涅涅茨、埃文基、那乃等西伯利亞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

蒙古帝國征服“不里牙惕”人時就為其“稟善騎射”所震撼，古代“不里牙惕”人生活在高大林木之間，卻仍能同生活在平坦草原之上的蒙古人一樣，或百步穿楊，或策馬而鳴鏑。至中國明朝中后期，布里亞特人在同俄國人的長期作戰中已將“騎術”與“箭術”發展成為了其民族性的傳統體育，而得到了大力弘揚。時至今日，布里亞特人依然重視騎射，并視其為民族性節日與慶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最為重要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

薩彥嶺北麓及阿爾泰山以北地區自古以來的音樂素材與形式就極其豐富，“不里牙惕”時代的音樂主要以頌揚薩滿教神力的“巫樂”、贊美記錄生產生活的民謠為主，配樂樂器較為簡單，包括口弦、鼓等等。元朝之后，隨著布里亞特民族的真正形成，蒙古族的馬頭琴，中原及朝鮮半島的各類打擊、弦樂器開始逐步傳入布里亞特地區，促進了其音樂形式的多樣化，亦豐富了其旋律的表達內涵。而呼麥與長調的表演形式也在這一時期充實了布里亞特音樂的表演技巧，對其后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具有較為深遠的意義[10]。

二、布里亞特族群與蒙古族群之間的競合分析

中國及部分國家的民族學界以及實際的民族識別工作都將布里亞特族群歸入了蒙古族群的范疇。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著較多的不同之處，主要集中在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藝術審美等領域。

（一）文化習俗方面

布里亞特人與蒙古人在表象層面的文化競合主要體現在婚俗、摔跤、語言這三個方面。布里亞特人的婚禮大致分為訂親、送親和結親三個步驟。訂親必須由男方家的使者牽線搭橋。訂親的儀式上，女子一方的雙親通常會以假意推辭等方式來考驗男方的耐心與勇氣[11]。此外，布里亞特女子出嫁時，必定會梳“粗辮”并飾以精美的“辮套”，此為布里亞特人傳統婚禮所必不可少的細節。而蒙古族的婚俗則是由“求親”開始，且需要多次求親才有可能得到女子父母的認可。蒙古族婚俗中對于男子家庭所贈與的禮金數目十分重視，且男方需經歷“掰羊脖”的體力考驗。除了上述內容的不同，布里亞特人的婚日選擇較為自然，而蒙古人則會嚴格的請喇嘛選擇吉日；布里亞特人在婚禮中會敬獻“哈達”，蒙古人亦會如此，但會有“拜火儀式”。endprint

布里亞特人與蒙古人都熱衷于摔跤項目，在其各自族群內部均擁有十分廣泛的群眾基礎。摔跤在蒙古語中被稱為“博克巴乙日勒達乎”，自12世紀起就已盛行于漠北地區，至今仍為祭敖包或慶賀那達慕大會時的特色表演。蒙古族的摔跤參加人數不限，但必須為偶數，比賽的規則采取單淘汰法，一局定勝負。選手可以運用多個摔跤技巧變換出上百個得分動作。但不允許抱腿、打臉、突然從后背把人拉倒。禁止觸及對手的眼睛、耳朵、拉頭發、踢肚子及膝蓋以上的任何部位。而布里亞特人的摔跤是“高麗式的”，其特點與規則均與“突厥-蒙古式摔跤”大相徑庭[12]。布里亞特摔跤的規則是：比賽雙方穿上特制的摔跤服，右腿上扎一條白顏色布帶，各自將左手伸進對方的布帶里，右手則抓住對方的腰帶。比賽時，雙方各自右膝跪地，左膝彎曲，右手摟住對方左肩，從背后抓住對方腰帶，左手緊抓對方腿帶。裁判員發令后，雙方同時迅速站起，猛摔對手。無時間限制，以摔倒對方為勝，一般采取三局二勝制。

布里亞特語較之蒙古語而言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二者的音調不一樣，其次，二者的借用名詞也不一致。例如：普通蒙古語發“sha”音，布里亞特語則發“ha”音。再者，蒙古語主要借用漢語名詞，而布里亞特語借用俄語名詞業已達到了一兩千個之多。

（二）宗教信仰方面

近代以來，蒙古族絕大部分信仰藏傳佛教的格魯派，薩滿教對于蒙古族的歷史性影響已漸式微，影響力近乎為零。當今俄羅斯聯邦及蒙古國境內的蒙古族薩滿及其儀式更多的是一種基于文化傳承而特定存在的表演形式，適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留存及第三產業的發展。而布里亞特族的信仰則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薩滿教依然以祭祀、祈福、醫療等形式存在于布里亞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東正教則在1910年后逐漸擴大了對布里亞特人的影響，且這種趨勢伴隨著俄羅斯族人、俄羅斯企業在布里亞特共和國境內的不斷增加而愈發強勢?？傮w而言，近代及當今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始終維持在藏傳佛教格魯派與無神論所構成的“二元化”狀態，布里亞特族的宗教信仰則是在傳統薩滿教、藏傳佛教、東正教之間形成了穩固又不失多元化的“三足鼎立”局面。

（三）藝術審美方面

蒙古族與布里亞特族在藝術及審美范疇內的差異同樣較大，細分為繪畫、建筑、色彩三個小分支。

繪畫上，蒙古族主要承襲了中原及朝鮮半島水墨畫及白描的手法，看重于畫作的意境和精神境界。同時，藏傳佛教的信仰及傳說對其繪畫內容的影響亦十分深遠，蓮花、佛光、寺廟、仙鶴是蒙古繪畫中常常出現的形象。而布里亞特繪畫則遵循西方寫實畫派與波斯細密畫風的引導，強調對于事物的現實性刻畫與描繪。創作創意涉及宗教的數量遠不及蒙古族美術，較為典型的繪畫形象多出自預言與神話，“天龍大戰神鳥”是其頗具象征性的描繪內容。

建筑方面，蒙古族的磚木結構建筑吸收了東西方民族的不同設計理念與構建方法。以中國內蒙古的成吉思汗陵為例，其穹頂為西亞地區伊斯蘭建筑中常見的“洋蔥頭式”隆起，但下方又是中國式的飛檐畫棟。而布里亞特族的磚木建筑則幾乎為清一色的東亞式樣，飛檐、翹腳、瓦當相互組合、重疊[13]。即使是普通牧民居住的“帳篷”，二者也存在著相異之處，蒙古族的“蒙古包”是傳統風格的固定框架，展搭牲畜毛氈的便捷式移動居所。但布里亞特游牧民所居住的則更接近于“哈薩克氈房”，易于支撐和拆卸，上部位穹形，下部為圓柱形，四壁有網狀的木桿搭成整個氈房的骨架，再用芨芨草制成的席子圍住，外包白氈。

色彩領域，蒙古族由于長期受到藏傳佛教的沖擊，固十分喜愛紅、黃、藍、綠、黑等顏色，且多崇尚鮮艷的純色。而布里亞特族因受薩滿教“自然主義”原則影響的時間更久，偏好淺色系的顏色，如白色、靛藍、青灰、粉紅、竹黃等等。這一點從二者的民族服飾、建筑繪色、經書裝裱上均可見一斑。

三、結論

布里亞特族群自帝俄時代之后在北亞眾多的傳統游牧民族中率先開始融入了現代文明社會并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其集中分布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與首府烏蘭烏德亦成為了西伯利亞中南部地區重要的樞紐城市。不置可否，這一切都與布里亞特族群善于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與先進知識并在借鑒的過程中形成屬于自己的文化科技特色的特性分不開。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其在文化領域與蒙古人存在著諸多“藕斷絲連”之處，但歸根結底卻是“和而不同”，即在大方向上一致，卻在細節上保持自我或獨立性。因此，“布里亞特蒙古人”的說法或許不太精準，民族成分的歸屬與確定是需要文化層面上達到高契合度方可成形的，而布里亞特族群與蒙古人之間似乎還未有如此一般的“默契”。

四、致謝

本文的完成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何俊芳教授、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張麗劍副教授的鼎力相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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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爾古什金，許洪聲.布里亞特的廟宇建筑術和豐富多彩的裝飾藝術[J].蒙古學信息，1982（02）：75.

（責任編輯 賽漢其其格）

Abstract： Now Buryats are living in the huge region from the south-central of Siberia to the north part of Tianshan Mountain. The Republic of Buryat which built in the age of Soviet Union constructed a solidity base for protect Buryats' nationality culture and avoided of Buryat civilization disappear in the modern ag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other name for them ：Buryat Mongolian. This dissertation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uryats and Mongolian in the aspect of culture. It is just for finding a way to the root of Buryats' nationality culture by deep analysis.

Keywords： Buryats； Northern； Asia； Mongolian； Altic Family； Culture； Relationship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