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經濟思想的主體、主題、主張

彭冰琪

摘 要：秦，戰國七雄中最為積弱、落后的國家，內外交困，外部諸侯各國先后實行改革實力不斷強大，而秦國內部根深蒂固的舊勢力卻成為改革變法的嚴重阻礙。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為從根本上扭轉秦國的頹勢，先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后升為大良造，分別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對秦國經濟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史稱“商鞅變法”。本文通過概括商鞅經濟思想的主體、主題、主張，深入剖析其經濟思想的特殊性，以及對于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借鑒意義。

關鍵詞：自利；農戰論；重農抑商

中圖分類號：F0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10-0019-04

一、商鞅經濟思想的現實基礎

正如任何理論系統的構建必須有著對當時社會的時代精神即社會矛盾的精準把握，商鞅的改革思想可以說是一套集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的理論系統。這套理論系統賴以構建并得以在實踐中成功運用的基石是其基于現實社會矛盾對民眾文化意識形態、經濟需要、政治動機的成功把握，并使用理論和制度有效進一步引導文化的進程。

在商鞅的思想體系中，首先認為人是自利的，“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1}其次，隨著人口的膨脹和財富的積累，雖然人追逐自利的本性并未改變，但是在每個時代的表現形式有所變化，“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2}商鞅通過歷史沿革的視角精確界定了“當世”人的價值取向和偏好狀況，非是仁愛、非是博學而是崇尚權貴。

商鞅關于世人名利的基本命題便是“自利”和“崇尚權貴”。正是基于這樣的基本命題，商鞅設計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才可以將經濟政策、行政手段、法律制度融為一體并自成系統，而且能夠很好地應用于實踐。

二、商鞅經濟思想的主體

商鞅財政改革思想的主體是君王。

學界普遍認為，商鞅的改革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并且促使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壯大。處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新興地主階級和舊領主貴族之間的矛盾激化，商鞅的廢井田、廢世祿、武粟仁爵、重農抑商等政策的確打擊了舊領主貴族的既得利益，并且扶持了新興地主階級，但我們并不能因此便認為商鞅的改革是以新興地主階級為主體。商鞅經濟改革的主體，不僅僅決定于哪個社會團體的利益得到維護和促進，更主要決定于這場改革站在誰的立場上推行，并由此定義改革的目標及方法。主體視角在這之中一脈相承。改革的過程中一定會有利益相關者，但相比于改革的主體，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得失更像是改革隨之而看來的結果而非動力。

商鞅給秦孝公開出的馭民之術便是愚民政策和嚴刑峻法，強調弱民和酷刑。他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眥3}在商鞅看來，民和國屬于兩個范疇，國并非是民的集合體，而是王的國。王的意志就是國的意志。王的意志和民的意志往往是兩個不同的目標函數。處在戰國時期的君主，他們的意志無非是完成君王霸業。而民的意志卻并不在此，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民的意志似乎從來與君王的意志不相關。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眥4}商鞅的政策將民眾的意志導向了尊官貴爵輕死，但這樣的意志是在辱民、弱民、貧民、重刑輕賞的制度構建中被導向的。民不得不去尊官貴爵，民的“死戰”是建立在不戰則無爵甚至無食的基礎之上。這種被逼迫的意志導向，豈能是其自愿而為。無論是哪個階級，在商鞅的改革中均一視同仁地壹賞壹刑。雖然嚴重侵害了舊領主貴族的利益，但改革措施并未給予任何階級特權。這種辱民和酷刑是所有階級都不愿擁戴的，所有的民，在變法中均視為草芥一般，都只是為達到君王的目標而被使用的工具。

君王的意志表現為國家意志，國家意志主導著民的意志。商鞅的這場經濟改革是以君王為主體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改革。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君主在群雄逐鹿中完成霸業。

三、商鞅經濟思想的主題

商鞅財政改革思想的主題是變革制度以圖國家興盛，稱霸于諸侯。

財政改革思想的主題是與思想的主體一脈相承的。以不同的主體進行的改革對于主題的界定一定不同，不同的主體對于同一個主題也會產生不同的認識。商鞅始終把國家的“富”、“強”和“王”視為治國的目的。{5}而如何定義“國強”就體出了強烈的君主意志，也是對于改革主體性的最好詮釋。

用現代的視角的來看，國家是否強盛有多方面的評判因素，包括經濟繁榮、文化實力、軍事力量、科技發展程度等等。不同的主體會有對于國家強盛的不同定義。對于民眾來說，國家的興旺意味著自身需求得到滿足的機會和程度增加，與此相關的經濟表現是百花齊放，百業繁榮；對于君王來講，在一定的外部環境下，國家強盛意味著國富、兵強，這與君主在亂世中取勝的利益相一致。正如商鞅所言“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眥6}國安、主尊和國家的興旺，{7}都要依靠農戰，將農業和戰備立于主要地位，而農業是為戰備服務的，戰備是為霸業服務的。其余一切與農戰不相干的生活方式都要遏制，“聲服無通于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眥8}這顯然與民眾心中國家興盛的含義不盡相同。

商鞅的經濟改革，使秦國的生產力顯著增強，有學者便認為社會經濟從此走向繁榮。商鞅的政策實為集中生產力于農戰，農業設施軍事力量得到空前加強，而民眾有所需求的其他生活方式和消費均被遏制，“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9}秦國的強大，只可謂兵強力壯，不可謂繁榮。商鞅變法后的國家興盛是在君主實現其自身利益意義上的興盛，這個主題是以君主為主體的主題，依然是國家意志強加于民的集中體現。

四、商鞅經濟思想的主張

商鞅財政改革思想的主張是遏制百業，強調農戰。

商鞅強調君王之道在于“能摶力，能殺力”，{10}即是集中國家力量，最主要的是生產力，避免力量的分散和無用的消耗。在主體和主題的指導下，商鞅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最核心要義在于發展農業和軍事，因為就君主的利益而言，稱霸亂世是其當期目標，實現這一目標最直接手段就是軍事力量，而軍事力量的經濟基礎是農業，所以農戰為其改革的核心主張，其它具體的改革措施和手段都服務于這一核心主張。endprint

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廢世祿、廢逆旅、重商稅、訾粟而稅、編戶齊民、使民務農、利專于農。其根本目的都指向集中勞動力，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為了使民眾能夠歸心于農，商鞅的改革措施涵蓋經濟、財稅、政治、法律，多管齊下，共同實現勞動力向農業和軍事的集中?！渡叹龝じǖ谝弧分猩眺钡拿恳豁椬兎ㄕ咦罱K目的都指向“草必墾矣”。商鞅的土地和賦稅政策變更了落后的生產關系，使勞動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其目的并非止于打擊舊領主貴族的利益，而是提高農業生產，在這過程中阻礙改革的勢力就要遭到打擊，無論是舊領主貴族還是新興地主階級。改革從始至終代表著君王的利益，而非任何一個社會團體的利益。

商鞅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禁末”政策，而這一政策的根本要義在于使民眾按照國家意志從事生產，禁止聲服、禁止雇工、禁止遷徙、減少官吏、使民歸心于農戰?？梢韵胂?，集中突出農戰的政策必然會使得社會經濟的結構簡化，產業結構單一。商鞅的終極經濟目標是使得社會上只保留與農業生產和軍事生產相關的必要產業，社會的勞動力充分而且只用于農業的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以及軍事力量的擴充。

這樣一來，其他被商鞅認為是浪費社會財富的產業被抑制，人民的消費需求也被抑制。但是，正如商鞅理論的基本假設所言，人是逐利的，當一個社會的民眾只能從事農業或軍事，社會上流通的商品大多數也只是與農業和軍事相關的產品，民眾的勞動生產物，大多歸為國有，除了養家糊口，不能用于交換和消費，那么，將剩余勞動生產物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何在？商鞅對于這個問題的對策之一是：“武爵武任，粟爵粟任”。即將民眾的生活追求導向尊官貴爵，并且“利出一孔”，規范升官任爵的途徑。由此，民眾從事農業生產和軍事作戰的動力從物質財富的積累和消費轉移到官爵名位的追逐。既避免了軍事基礎的消耗又提高了民眾從事生產的積極性；商鞅給出的另一對策便是嚴刑峻法，重刑輕賞。商鞅的酷刑之法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使游惰之民歸心于農。這是用國家強權使民眾遵從君主意志的典型做法。這也是與商鞅經濟思想對人的趨利性和崇尚權貴基本命題相統一的。

由此看來，商鞅的經濟改革是以君主為主體，農戰為核心，多種政策相配合，實現國家強盛、君主霸業的全方位變革。商鞅思想所體現的經濟學原理以及對于現實意義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五、商鞅思想的經濟學原理

處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農業是其主要經濟部門。農業的發達與否直接制約其人口數量和軍事力量。商鞅所言“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眥11}商鞅認為的“國富”，并非國民財富，而是國家財富。按斯密所言，國民財富是指一國勞動年產物，而商鞅所言的國家財富并非指全部的勞動年產物，而是有利于人口增長、軍事擴充和農業擴大再生產的勞動年產物。如農產品、農田水利建設、相關科技、軍工產業等，而諸如制作產物、奢侈品等生活消費品都被排除在外。何種產物真正有助于農業擴大再生產和軍事力量建設，何種產物是虛假的“國富”只用于無用的消耗，對于這一點，商鞅的理解是堅定的。他說“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生”，{12}可見商鞅對于國家財富和貨幣之間的關系理解也是非常透徹的，在當時戰亂背景之下，金銀不是財富，真正的財富是可以提供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及軍事力量增長的實業。

基于商鞅對以上理論的堅定認識，其經濟改革的實質，是抑制民眾的非生產性生活消費，限制非生產性勞動者和不勞動者的數量，將勞動力集中于農業和軍事的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商鞅明確提出“禁末”的“末業”，是指包括從事制作和經營奢侈品者以及游說、賣唱等用自身技能換取勞動產物糊口者，甚至善辯的“食客”在內{13}的消耗國家財富而不進行生產的勞動者和不勞動者。他認為這些人屬于“游食”者，并不能為國家提供農戰所需的財富和技能，而只是消耗國家農產品。同樣，諸如奢侈品之類的不必要生活消費品的生產，只是為了滿足民眾的消費欲望，而不能用于農業或軍事的擴大再生產，由此，奢侈品生產者的勞動也便是非生產性的了，而民眾用于換取奢侈品的財富不能用于農業、軍事的擴大再生產，也同樣是對于國家的浪費。所以商鞅抑商禁末的本質就在于抑制非生產性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限制交換，將勞動力導向可用于農業、軍事擴大再生產的產品的生產和技術的提高。

在自然經濟初期，勞動生產力有限，人們除果腹之外再無他求，隨著勞動生產力提高，勞動年產物增多，人口數量增多，勞動分工自然形成，社會產品日漸豐富，民眾需求也隨之變得豐富，社會生活日益繁榮?？梢?，人類的需求是隨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逐漸演化而出，并非上層構建。民眾進行生產性勞動的最終目的之一是非生產性的消費，即對于物質財富的享用和消耗，或者說，那些不能用于再生產的奢侈品等生活消費品，那些所謂的“末業”，正是民眾進行勞動生產的最終目的之一。

而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說是“逆流而行”，將民眾的需求進行“上層構建”，遏制百業，強調農戰。限制交換，“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將本已經結構單一的勞動生產物收為國有，民眾沒有用以進行交換的資財，事實上也沒有什么可以交換來的消費品，同時用官爵名利誘導民眾的需求偏好和生產動力，用“重刑輕賞”遏制民眾的非生產性需求，將民眾變成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戰爭機器，最終服務于君主意志。

六、商鞅經濟思想的現代意義

商鞅的經濟改革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下為達成特定目標以國家意志為主導的強權改革，可謂是“戰時經濟政策”。其突出特點是引導人民需求，集中力量進行擴大再生產，增強軍事實力。這種發展模式對于現今有無借鑒意義？

第一，從增強國力方面看，當今世界格局更為復雜，國家間較量更加多元化，軍事力量只是其中一方面，文化軟實力競爭、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本國產業結構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響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弱。隨著世界各國民主政治的深化，社會生活和社會政策的主體已經逐漸從君主或者國家轉向民眾，“集中力量辦大事”更加困難，勞動力向何種產業集中的選擇也更加多元化和復雜化。endprint

第二，單從發展軍事實力看，春秋戰國時期屬于冷兵器時代，農業生產和青銅器生產等基礎產業對軍事力量擴充的作用最大，見效也最快，發展較為單一的產業結構可以有效促進軍事力量的增長，也是在當時凸顯國力的最直接因素。不過，在當今社會，軍事力量增長更多依賴于技術進步。信息化、工業化的進步對于軍事發展起到更多作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創新是推動軍事力量增長的最有效手段。而信息化、工業化、科學技術產業的進步要依賴與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需求的充分釋放。事實表明，有更多軍事領域應用的技術是來源于最初并沒有明確指向的科技研發和科學理論的進步。也就是說，通過“上層構建”的單一的產業結構并不能有效滿足軍事科技的發展需求，軍力的增強需要從國民經濟各個領域汲取能量。

第三，從民眾的物質文化需求來看，現代經濟發展的概念外延已經比重農主義、重商主義時期更加廣泛，包括服務業在內的能夠滿足人們物質文化需求的眾多產業都已納入經濟發展或者國民財富增長的范疇。斯密所認為的非生產性勞動產物、或者商鞅所認為的“末業”已成為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象征和目的。商鞅的財政改革思想，可以在一定時期內，限制國民需求，把其導向尊官貴爵，但是隨著國際環境變得相對穩定，國內人口劇增，軍力無所用，腐敗滋生，國民尋求顯貴的路也被堵死，其需求勢必會經歷壓抑后的爆發，隨之而來的是生產積極性降低，“游食”之民滋生，倘若此時再加之嚴刑峻法，則必會官逼民反。

所以，商鞅的財政改革思想需要因時而異，因世制宜。罷黜百業，獨尊農戰的思想，是在特定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時期下為達既定目標而使用的臨時政策，政策背后的主體、主題、主張，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而且恰當其時。我們肯定其財政思想的進步之處，借鑒其對國際環境、國內的經濟的精確把握，但是就其制度本身而言，制度絕非憑空從某一理論產生，而是從現實中產生。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在歷史的長河中一成不變地正確，惟此種現實中產生此種制度，制度需不斷生長，又定需在現實環境現實要求下生長，理論是制度的精神生命，現實是制度的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14}

注 釋：

{1}{2}石磊譯注.商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開塞第七.

{3}{4}石磊譯注.商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弱民第二十.

{5}{7}趙靖.中國經濟思想通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82，183.

{6}{8}{9}石磊譯注.商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墾令第二.

{10}{11}石磊譯注.商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壹言第八.

{12}石磊譯注.商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算地第六.

{13}葉振鵬.中國歷代財政改革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49.

{14}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聯書店，2001.60.

參考文獻：

〔1〕石磊譯注.商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葉振鵬.中國歷代財政改革研究[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

〔3〕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聯書店，2001.60.

（責任編輯 賽漢其其格）

Abstract： The Qin dynasty is the most weak and poor country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other countries make successively continuously reform， but the old power of Qin internal deep-seated became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Xiao of qin in 361 BC， he ascended the throne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decline of Qin， appointed shang Zuo Shu Zhang first， later promoted to Da Liang Zao respectively， in 356 BC and 356 BC， the Qin economy made a thorough reform， history says "shang Yang reform."This paper summarizes shang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thought， Theme， argues that the particularity of his economic thought， deep insight into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Keywords： Self-interest； Farming War Theory； Encouraging Agriculture Rather Than Trad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