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作為反思人文社會學科的窗口

許松

摘 要：民族志的演進經歷了從“獵奇”而“科學”，進而“修辭”的過程，其發展的內在邏輯是由“遠離自我”向“返回自我”的回歸。笛卡爾式的二元對立構成了人文社會學科中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內核，民族志演進的過程揭示了研究者如何從這一二元對立的框架中跳脫，從而回歸“人文”屬性的過程。

關鍵詞：民族志；人文社會學科；方法論；反思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10-0023-03

一、引言

民族志作為一種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一門為“他人代言”的技術，而為了替他人說話，“離我遠去”——將“自我”放置在一個較低的位置——似乎成為一條必經的道路，然而，當后現代思潮在戰后漸成風氣時，我們看到的民族志，與其說是“離我遠去”，到不如說是“返回自我”。

自我與他者，或者以人類學的術語文化主位與文化客位，何者是開展民族志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場所在？透過反思與民族志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我們可以窺視人文學科內在的邏輯。

二、民族志的發展歷程

陳向明曾在《在參與和對話中理解和解釋》一文中對“民族志研究”做了如下界定：質性研究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古希臘，“ethnography（民族志）”一詞中的詞根“ethno”就來自希臘文中的“ethnos”，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癳thno”作為前綴與“graphic（畫）”合并組成“ethnography”以后，便成了人類學一個主要的分支，即“描繪人類學”?！懊褡逯尽笔菍σ约叭说奈幕M行詳細地、動態地、情境化描繪的一種方法，探究的是一個文化的整體性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長期地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獲得對當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1]。

將“民族志”按其本意解讀為“描繪人類學”，并將其作為人類學的一個分支，顯然有些有違“常識”，但這也提醒我們：作為人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民族志以“描述”見長。然而，了解民族志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以“描述”為主要特征的寫作方式，并非一成不變。如果將人類學的歷史追述到古希臘，那么，民族志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作為“獵奇”的民族志，作為“科學”的民族志，以及作為“修辭”的民族志。

（一）作為“獵奇”的民族志

早期的人類學者們多數并未受到現代意義上的學科訓練，殖民時代的優勢地位讓西方學者們得以悠游地做著五花八門的研究，這一時期也是“安樂椅學者”盛行的時期。即使是寫作了《原始文化》的愛德華？泰勒，其使用的很多材料依然來自于航海家們在殖民途中所搜集到的二手材料。高丙中將這一時期民族志的特征稱為是“自發性的、隨意性的和業余性的”[2]。這一判斷基本是合適的，但是，更為核心的是，這些“業余”民族志最主要的用途是滿足學者或某一特定群體“獵奇欲”。

通過呈現個人的探險經歷，或借助他人所提供的證據、證言，學者對原始資料進行邏輯推斷，構建出有關外部世界的面貌，這就是早期“業余”民族志撰寫的慣用方式。由于缺少足夠的標準，學者及其所屬群體的“認可”就變得極為重要，民族志與其他文學形式界限模糊。在《寫文化》一書中，雖然，溫森特·克拉潘扎諾通過對比卡特林、歌德和格爾茨三人的作品指出，后期民族志研究與此前充滿獵奇、異域感的“游記”有著顯著的區別，但是，他也暗示了三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共通之處?？梢哉f，這也造成了人類學者的某種身份危機。

基于此，泰勒在寫成《原始文化》以后，就積極參與了《人類學筆記和問詢》（1874年初版）的編撰，而此書后來也成為人類學民族志研究的一本極為重要的操作手冊。在其后的歷次版本修改中，第四版由受到自然科學訓練的哈登、賽里格曼、理福斯等人修定[2]，正是帶著這一版本，馬林諾夫斯基赴新幾內亞開展田野調查，并寫就了作為科學的人類學民族志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二）作為“科學”的民族志

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公認為是民族志“科學”范式興起的標志性作品。今天，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會感受到作者嚴謹、克制和冷靜的精神。雖然，其后，隨著馬氏田野工作的個人日記出版，對當時其身處的研究環境及研究者本人的真實情緒等，我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是，這并不妨礙人民以“科學”、“理性”之名界定《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受過學術訓練的人員對土著民族所作的研究，無可爭辯地證明了：科學化、條理化的調查可以帶來豐富而高質量的成果”[3]。這句話揭示了“科學”民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受過學術訓練的人員”、“科學化、條理化的調查”以及“豐富而高質量的成果”。狹義而言，今天所說的“民族志”實際僅僅是一些“豐富而高質量的成果”。而更廣義而言，唯有三者疊加，才是我們更應關注的“民族志”全貌。

“科學”民族志解決了前一階段研究中“標準缺失”問題，尤其適用于學科分化的知識格局，為人類學歸入現代學科體系掙得了生存的合理性。但這種解決方式并未觸及早期民族志的內核——獵奇。拋開名義上“科學研究的需要”，細致地描繪異文化，其內在依舊是對異文化的好奇和玩賞?！翱茖W”成了他者的囚籠，研究者通過“科學化、條理化的調查”將異于自身文化的事物置于自身知識的空間中。

（三）作為“修辭”的民族志

“從17世紀開始，西方科學就從它的合法性庫存中排除了某些富于表現的樣式：修辭（以‘直白、透明的含義之名），虛構（以事實之名），主觀性（以客觀性之名），科學所排除了的這些品質就落戶在‘文學范疇之中?！盵4]“科學”對“修辭”的系統排除并非人類學所獨有，自然科學更為徹底，直至后現代思潮下，庫恩、拉圖爾等才揭示出所謂自然科學同樣受到話語、修辭等被認為是人文主義理念的影響。

“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吸引我作民族志研究……總的說來，我不喜歡這個村子。這里的一切都很混亂……”[5]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個人日記中所做陳述，與其對科學民族志“自豪而自信”的形象截然不同。貝納森在完成其成名作《納文》之前，屢次田野研究均不順利，直至遇到米德夫婦，他才明白，自己的性格使所謂的“科學”民族志研究無法進行：“貝特森總是顧慮是否干擾了他人，敏感的話，不敢問；別人講話，他不敢打斷”。這與馬氏那種可以抓住土著人逼問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6]。如果貝特森僅僅將之歸于個體差異原因，民族志研究也許不會產生什么變化，也許他會轉換研究領域，或干脆放棄研究，但通過反思，他采用了有悖于當時流行的“科學”民族志方法，在寫作過程中將作者自身的思想歷程融入到作品中。endprint

三、返回抑或遠離——民族志演變的啟示

回顧民族志的發展歷程，其演化邏輯至少有以下三點對于我們反思人文學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被“科學”所包裹的研究者

對民族志研究，乃至人文社會科學而言，“主體性”問題難以回避。笛卡爾式的“主-客”對立幾乎是任何一個深受實證主義和理性主義影響的現代研究者都難以擺脫的思維框架。在這一點上，高舉“科學”之名的馬林諾夫斯基，與那些“業余”從事民族志研究的前輩們一脈相承。泰勒是標準的人文學科背景，但是，其對事物的理解是理性主義的。在“科學”的弘揚下，馬氏更是試圖將所有影響客觀性和理性形象的內容從其民族志撰寫中排除出去。在“科學精神”的支配下，研究對象始終是一個遠離自身的“他者”，研究者通過細致的研究為其“代言”，如同“無聲”的自然界需要自然科學家為其“代言”一樣，所揭示的是排除主體意識的“客觀規律”。同時，民族志的撰寫者擁有了對于“無聲”對象而言的絕對權威。

科學方法“保護”了研究者，使其得以保留“權威”。但是，這種做法也為“互為主體”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一旦研究對象最終被“升格”為與研究者相同的“屬人范疇”，冷靜、客觀的研究方法就無法發揮作用，至少會大打折扣。由此，“作者權威”最終讓位于“互為主體”和“主體間性”。但這種讓位并非絕對。即使研究者能以這一態度去書寫民族志文本，構成所謂“復調”，然而，書寫者始終占據著一個“在場”的相對權威。

（二）目光：超越“主-客”之爭的主體間性

很多學者認為，近年來興起的虛擬民族志值得商榷。批判的聲音有兩種，一種是認為民族志本身就指向了某一針對特定群體的研究，諸多所謂的虛擬民族志關注的議題也多為此前民族志已經關注的社會邊緣群體，無需加上特定的“虛擬”二字加以標示；另一種則認為，民族志所指向的“實地調查”從根本上否決了“虛擬空間”成為民族志研究對象的可能性。

前者的理由尚且算是較為合理，后者的批判顯然沒有深入理解民族志發展的內在動因。當拉比諾將保羅-利科的解釋學方式引入民族志中時，民族志研究的重心就從此前階段的“他者”轉向了“自我”，或者說從“獵奇”走向了“內省”。

早期民族志主要將闡述的重點放在奇聞異事對自身的“沖擊”上，從表面上看，我們會誤以為拉比諾所聲言的“理解自我”是一種“回歸”，一種黑格爾式的“否定之否定”，但是，這樣的理解僅僅停留在了表面的相似上。海德格爾對“閑聊”和“獵奇”均持有某種怪異的反感，因為“閑聊和好奇心會帶來歧義或兩面性……。當大家什么都聊的時候，就無從分辨誰真正地理解了什么……”[7]?；诖?，在獵奇欲驅動下的“游記”寫作，甚至是馬林諾夫斯基之后民族志的科學范式，其內核都是針對“他者”的獵奇。但是，后現代思潮中產生的民族志范式，將目光轉移到了研究者“自身”上，反思性或反身性成了民族志的核心要素。

胡塞爾用現象學的“意向”理論糾正了笛卡爾的“主-客”二元對立思想，在“我思故我在”這一箴言中，“思”成了確保主體存在的必要屬性，但是，胡塞爾發現，更為重要的是“思”本身，而非主體。因此，在這一邏輯下再次審視民族志的目光轉移，不僅是將研究重心放到了研究者“自我”上，而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所持有的“目光”成了焦點：“目光”即來自于研究者，也來自于被研究者。

（三）田野：“公”與“私”交接的灰色地帶

普拉特在《尋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中記敘了一則有關人類學著作的丑聞，多內爾所著《夏波諾：親歷遠僻神秘的南美叢林中心地帶》，在受到諸多人類學家肯定后，又被認定為抄襲了1965年一名巴西女孩被叢林部落俘虜后生活的經歷[4]。截然不同的評價，讓普拉特意識到，人類學著作或者說民族志書寫的“界限”所在。

值得反思的是，抄襲或偽造，一定就意味著失“真”嗎？調查問卷的填寫、研究過程的記錄等，存在著偽造的可能性，雖然，可以將這類問題推向學術倫理的范疇，但是，這只是轉移了問題。正如這則人類學軼事所暗示的，“偽造”不一定失“真”的。關鍵在于“真”是如何定義的、由誰來定義。

站在社會唯實論的角度，每一種“偽造”，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一種潛在的“真實”，為什么這樣偽造，偽造的依據是什么，我們又如何認定偽造？伴隨著上述民族志研究的“目光轉移”，存在著“偽造”可能性的田野經歷背后所隱藏的即是有關“何處是田野”的爭議。

《田野研究中的陰影面》一書中指出，“田野”的真正面目并非是實驗室中被隔絕的某一研究對象，而是摻雜著公共性與研究者私人感情的混合物，是一片邊界模糊的“灰色地帶”。在上述真與假的爭執之中，如果研究者過分糾纏于對“真”的探求，最終所導致的結果可能是走向歧途，或是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東西[8]。

因此，對于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而言，研究對象永遠都可能以這種“灰色地帶”的樣貌存在，重要的是，我們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要有此意識，不斷地反思并觸碰“公”與“私”之間的模糊邊界，從而獲知有關自我與他者的“知識”。

參考文獻：

〔1〕喬金森.參與觀察法[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

〔2〕高丙中.民族志發展的三個時代[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

〔3〕馬凌諾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4〕克利福德，馬庫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5〕阮云星.民族志與社會科學方法論[J].浙江社會科學，2007（2）.

〔6〕高丙中.民族志是怎樣“磨”成的？——以貝特森的《納文》為例.思想戰線，2008（1）.

〔7〕邁克爾·英伍德.海德格爾-牛津通識讀本[M].譯林出版社，2013.

〔8〕Leibing Annette （EDT）， McLean Athena （EDT）.The Shadow Side of Fieldwork. Blackwell Pub，2007.

（責任編輯 賽漢其其格）

Abstract： From 'seeking novelty' to 'scientific'， then to 'rhetoric'，the internal logic about the history of ethnography is the way that from 'away from him/herself' to 'return to him/herslef'.the cor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etween the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is made up of Cartesian du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 reveals the process how researchers jumped out of the dualism frame，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humanity'.

Keywords： Ethnograph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Methodology； Reflect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