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一詞內涵的近代轉變

馬玉嬋

摘 要：詞匯是語言的建筑材料，與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文化語言學中所提出的“詞匯是社會文化的鏡像”以及社會語言學提出的“語言的詞匯與社會的發展共變”的主張和理論，便深刻地揭示了詞匯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凹樯獭币辉~植根于我國古代的商業文化之中，受封建基本經濟思想的影響而有著其固有的內涵，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奸商”這一詞語的內涵也開始被賦予不同層面的含義，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及文化心理是分不開的。在此，筆者擬通過對“奸商”一詞內涵的近代轉變研究，來進一步窺探詞匯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奸商 近代 內涵轉變

“奸商”作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基本詞匯，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中被引申出了不同的文化內涵。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奸商”的認知大致有兩個標準：一是害政府之利，從而損害統治者利益的商人；一是害民之利，多數表現為道德層面的敗壞以及市場投機。然而隨著近代中國的到來，傳統中國開始慢慢注入一些新的元素，這些元素為“奸商”這一詞語賦予了新的內涵，而對“奸商”的認知標準也逐漸轉向新舊勢力之爭以及反帝愛國的層面上。

中國自古謂“無奸不商，無商不奸”，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經濟思想決定的，即以農為本，以商為末。從商鞅變法規定的獎勵耕戰，到漢文帝的重農措施，直到清初恢復經濟的調整，都是重農抑商政策的體現，這是封建自然經濟必然的產物。然而抑商并不等于對商人的認知就是奸商，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看來，對奸商的定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與政府爭利的商業行為，即一些商人在經商活動中觸犯了政府所壟斷的商品范疇，從而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乾隆帝曾因為商人販私鹽日益猖獗，而這樣說道：“凡遇奸商夾帶、大梟私販，公然受賄放縱……此弊直省皆然?！眥1}在這里，乾隆就把私販鹽的商人稱作為“奸商”。肅宗正光三年（522）十二月，朝廷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貼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立威風，以見事糾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店肆，爭利城市”，是當時商販，不止平民。官僚貪虐好貨，而奸商與之勾結，壟斷占利以至巨副者，可想而知”{2}?！吧w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糴?！眥3}此處所提到的奸商皆乃害政府之利者。其次是害民之利的商人，害民之利往往表現在一些商人投機取巧、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摻假制假的市場行為。李時珍說：“薺，苗似桔梗，根似沙參，故奸商往往以沙參、薺亂通人參?！眥4}在此處，對奸商的定義很明顯，主要是針對商人的誠信問題來做出的判定，即一些商人在利益的驅使下丟掉了信義。

然而到了近代，隨著新式工商業的興起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奸商”一詞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一、新式商業與舊式商業之下的“奸商”

19世紀晚期，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傳統商業已有發展，大商人的資本主要集中在鹽、絲綢、茶、木、藥材等行業。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社會逐漸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品銷售市場和農產品、原料的供應地。隨著外國商業資本的涌入，在中國出現了為外國洋行進行購銷活動的新式商業，這種新式商業依附于洋行，被納入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之中。它們的迅速發展對中國的傳統商業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自然，這種新式商業也就成了傳統商業的攻擊對象。一則介紹天津情況的報道說：“華商筋疲力盡，本重利微而洋商方捆載而來，連帆而至，從前土貨行銷之地，今悉為洋貨所充斥，而奸商復借洋人為護符，借洋行名目以期偷漏繞越?！眥5}海門先前用沙船運貨至北方各口岸的“關莊”，在鴉片戰爭后，“各大戶漸而倒塌，沙船置諸無用，于是奸儈從雜，手有數百金與數十斤，均可自立一行，名為代客買賣，多方招徠，若無客至，并可自短運滬上，自此關莊即改為滬莊矣”{6}。上面兩則材料中所提到的“奸商”“奸儈”指的是新式商業中所產生的新式商人。在此，“奸商”這一詞的內涵不僅僅是品德敗壞的道德層面上的問題，而是新式商業與未納入外國資本主義軌道的傳統商業之間的矛盾沖突問題，這一沖突是伴隨著外國商業資本的涌入而形成的。

杜恂誠先生在其《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中提出：“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新式商業之所以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首先在于它對外國在華商業資本的補充性?！眥7}中國的新式商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商業是密切聯系

在一起的，那么新舊勢力之爭的背后，也就把外國的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囊括了進去，而“奸商”一詞背后所蘊藏的意義，除了中國新式商業與傳統商業的矛盾外，還有著與外國資本之間的矛盾。

二、民族主義運動下的“奸商”

西方列強的入侵給中國社會帶來災難的同時，也促使著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形成。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一方面，中國開始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經歷了一個由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觀念層面的演進，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列強殘暴的侵略使中國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不斷加深，這種外來的壓力逐漸使得中國人民的整體觀念和團結意識空前強化，促進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在現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奸商”這一概念也就有了新的含義。

在民族主義運動下，“奸商”是指置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于不顧的商人。這在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期間發起的抵制日貨運動中表現得很明顯?！渡陥蟆返膬蓜t材料報道了當時的情況：“鎮海反日會鑒于過去抵貨之失敗，多由奸商從中破壞所致，故此次對于奸商私行賣買日貨，處置特別嚴厲。詎料日前大頭奸商俞友濂任其經理之可大昌洋貨號中仍然販賣日貨，事后被反日會拿獲，當開緊急會議，一致議決由俞君登甬鎮各報，向各界道歉，沒收大昌全部日貨，罰洋六千元，充義勇軍經費，停止可大昌營業一月，在發封期間以二日作抵一日，責令俞某具悔過書等項。聞俞君道歉啟事，今日已見諸甬鎮報上矣?！眥8}“寧波市鄞縣各界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昨得密報，謂本市天后宮后街鶴揚州洋貨號，有大批日貨存于宮后義全席號棧房，該會檢查科長徐趨聞訊，即率檢察員至義全席號，適有人將布運出，即將此人拘留一區一分署，再至樓上，果見日布一百余匹，約值洋千余元，即雇車運至對日會，聞該會對于此等奸商，將有最嚴厲之處分?！眥9}此處所提的奸商，便指的是販賣日貨的商人。endprint

在當時，抵制日貨被認為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義之舉，反之，與此行為相違背的，如營銷日貨則被列入奸商的行列。即使當時的法律允準營銷日貨，但由于這一行為違背了公眾意愿，便被斥責。商人重利，為求利而做出一些有損道義的事情在近代社會中亦會經常出現，可以說，利的這一含義本身在近代社會并沒有出現多大的變化。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民族意識的覺醒，他們逐漸認識到國家的滅亡和主權的淪喪并不會使其贏得更多的利潤空間，于是許多商人開始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結合起來，有時甚至不惜犧牲自身的利益來維護國家利益。在這種利益觀的影響下，那些在民族主義運動中仍然營銷外國貨物的商人，便也被認知為“奸商”。

三、結語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寫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眥10}這指出了社會上所出現的重利趨勢。一說利，人們就會想到商人，商人重利，自然也就會為利而做出有損道義的事情，而一般人對奸商的認知也在于此。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奸商”這一詞語背后的內涵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在近代中國，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我國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都產生了新的變化，而處在這個大背景下的“奸商”概念也有著與其時代相對應的內涵?！凹樯獭眱群霓D變一方面說明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阻礙重重，另一方面也恰恰證明了商人的“私利”觀還遠遠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

{1} 轉引自王家范：《帝國時代商人的歷史命運》，《史林》2002年第2期。

{2} 〔北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校注卷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一》，《市糴考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

{4}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第十》，中華書局2015年版。

{5} 《匯報》，1875年4月1日。

{6} 《申報》，1875年10月22日。

{7} 杜恂誠：《民族資本主與舊中國政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頁。

{8} 《鎮海奸商罰款贖罪》，《申報》1931年11月4日。

{9} 《對日貨查獲大批仇貨》，《申報》1929年3月11日。

{10}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3年版。

參考文獻：

[1] 楊炫之.洛陽伽藍記校注：卷第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一.市糴考二[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 賈思勰.齊民要術：卷第十[M].北京：中華書局，2015.

[4] 杜恂誠.民族資本主與舊中國政府[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5] 朱英.近代中國商人義利觀的發展演變[J].文史天地，

2000（11）.

[6] 王家范.帝國時代商人的歷史命運[J].史林，2002（2）.

[7] 吳志國.五四抵貨運動中對“奸商”懲罰的行為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09（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