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聲譽的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公私合作機制演化博弈研究

(上饒師范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西 上饒 334001)

新常態下城市化發展使生態環境面臨巨大的資源壓力，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遠超環境承載能力范圍，這嚴重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居民的生活健康質量。傳統的環境污染治理基本是由政府出資并實施完成，但也給財政帶來了巨大負擔。由于政府精力有限，環境監管部門在權責管理過程中存在很多局限，環境污染治理也不夠全面徹底，難以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公私合作機制(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的一種簽訂長期合同的合作模式，由社會資本方承擔項目大部分工作，通過完成項目獲得相應合理的投資回報，與政府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伙伴關系，為大眾提供優質公共產品和服務。這不僅拓寬了社會資本方的發展空間，打破了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各種不合理限制，也減少了政府低效率、高財政支出的問題?，F在越來越多的環境污染治理項目都引入了PPP模式，極大的分擔了政府財政壓力，提升污染防治能力，提高了環境治理資源配置的效率。為加快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在2016年印發《關于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的意見》，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在我國迎來了政策機遇期。但是現如今我國PPP模式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出臺的環境治理PPP項目很多，由于其復雜性和弱經濟性，能夠簽約并積極有效完成合作的項目還是有限，由此在公私部門之間產生的激勵不足、監督缺失和收益分配不均等問題不容忽視。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與其它PPP項目最大不同之處在于環境污染治理項目公益屬性較強，投資回收期長，資金壓力大，純靠項目本身收益難以維持項目投資成本，需要由政府提出相應激勵政策才能實現社會資本方的投資回報，使其積極參與項目治理。

目前在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實施過程中，社會資本方和政府部門往往會出現短視化，關注的僅僅是合同中規定的一些顯性激勵制度，而忽視合約外的長期隱性激勵措施。作為企業的無形資產，良好的聲譽對企業市場價值的提升起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因此要促進公私雙方PPP項目的良好合作，除了要有有效監督機制以外，還應引入聲譽激勵。Sabry研究了高效的政府監管以及做事效率能夠為PPP項目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這將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資參與合作[1]。Olejarz等人提出聲譽是維持合作的重要因素，選擇合作伙伴是建立在另一方良好聲譽基礎上，以此促進長期合作[2]?，F實中，政府部門選擇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中合作也是傾向于歷史記錄良好的高聲譽水平的企業。Ismail通過數據分析得到結論，政府部門的善政、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承諾以及市場上對私營部門產品服務的認知及滿意度是PPP項目在馬來西亞實施成功的重要因素[3]。政府在監管PPP項目過程中引入聲譽機制，對社會資本部門的歷史行為進行評估，來確認是否適合進一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約束企業消極合作。張保銀設計了政府和企業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激勵和監督模型, 分析了政府如何選擇有效的監督力度，訂立合理有效的契約[4]。方周妮運用博弈論中KMRW聲譽模型對PPP項目監管機制存在的缺失提出合理化建議[5]。任志濤強調了信息不對稱下基礎設施公私合作中激勵機制的重要性[6]；徐飛運用委托代理理論分析政府外部監督與企業內在激勵, 提出 PPP項目運行中的激勵機制和方向[7]。杜楊研究得出保證常規監督激勵機制的激勵約束是PPP模式公司雙方良性合作機制建立的基礎與先決條件[8]。李小莉探析了聲譽對PPP項目監管的影響，當聲譽系數達到一定程度時，未來收益能夠有效促進私人部門提高公共產品服務[9]。杜亞靈認為PPP項目中公私雙方的關系通常是從不信任開始的，提升與維持相互之間的信任能有效提高雙方合作效率以及改善合作績效[10]。

本文嘗試引入聲譽激勵機制，將聲譽作為企業抉擇合作方式的重要考量因素，并以此構建政府監管部門和社會資本方的非對稱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方在有限理性下的動態策略選擇過程，以演化博弈的視角來分析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之間的策略選擇和博弈結果。

一、問題描述與基本假設

(一)問題描述

隨著越來越多的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合同加快落實，政府也在逐漸適應職能的轉變，轉變為監管者角色，接受政企雙方平等合作的理念，但實際上，雙方很難實現完全對等的合作關系。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公私之間利益訴求的矛盾，才需要雙方在博弈過程中不斷改善以及調整。從環境治理PPP模式長期來看，若社會資本方選擇積極合作，可以創造出強大的聲譽資本，但需要相應成本；若社會資本方選擇消極合作，由于機會主義可以獲得額外收益，但也面臨著被發現遭受聲譽損失以及相應懲罰；若政府部門選擇監督，需要考慮監督效率，可以獲得懲罰收益，但需要面對監督成本；若政府部門選擇不監督，無需承擔監督成本，但也無相應收益。公私雙方為各自利益博弈，逐漸找到最佳決策。

(二)基本假設

1.假定博弈雙方為社會資本方和政府部門，雙方都為有限理性，旨在建立長期合作關系，但是二者掌握的信息不對稱，且不具有預測能力。

2.假定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公私合作過程中，政府部門可以采取兩種純策略：監督的合作策略S1；不監督的合作策略S2。社會資本方也可以采取兩種純策略：與政府部門采取積極合作策略T1；與政府部門采取消極合作策略T2。

3.假定政府部門進行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對社會資本方加強監管所花費的監督成本C2；對積極合作的社會資本方付出的額外補貼獎勵S作為激勵成本；在監督狀態下發現社會資本方消極合作而進行的懲罰收益為F。

4.假定社會資本方在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長期合作的過程中加入聲譽機制，構建演化博弈模型。社會資本方在積極合作的狀態下，投資回收期內獲得的基本收益為R，在消極合作狀態下獲得的基本收益為R’；社會資本方在參與PPP項目中，積極合作狀態下投入成本為C1，消極合作狀態下投入成本為C1’；積極完成項目后獲得政府補貼收益為S；積極完成環境污染治理項目會獲得較高的聲譽水平U，聲譽水平越高，代表與政府合作的機會越多；消極合作完成項目被政府發現會給社會資本方帶來相應的負聲譽水平L；α(α≥0)是聲譽系數，即將聲譽水平轉換為未來收益；政府部門對社會資本方的行為進行監管的效率，即監督時企業被發現消極合作導致聲譽損失的概率為θ；由于消極合作導致政府承擔項目的經濟損失，而社會資本方從另外渠道獲取額外經濟收益e。

5.假定博弈雙方相互獨立，決策互不干擾。政府采取監督策略的比例為X，則采取不監督的比例為1-X。社會資本方采取積極合作的比例為Y，采取消極合作的比例為1-Y。

二、模型構建

根據問題描述及模型假設得到社會資本方和政府部門博弈的收益矩陣如表 1 所示:

表1 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方博弈的收益矩陣

由表 1 的收益矩陣可知，政府部門選擇監督時的期望收益為:

US1=Y*(-C2-S)+(1-Y)*(-C2+θF-e)=-C2+θF-e-Y*(S+θF-e)

(1)

政府部門選擇不監督時的期望收益為:

US2=Y*(0)+(1-Y)*-e)=e*(Y-1)

(2)

政府部門選擇監督和選擇不監督的平均收益為:

Ug=X*US1+(1-X)*US2=X*[-C2+θF-e-Y*(S+θF-e)]+(1-X)*[e*(Y-1)]

(3)

得到政府部門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X)=dX/dt=X(US1-Ug)=X*(1-X)*(-C2+θF-(S+θF)Y)

(4)

社會資本方積極合作時的期望收益為:

VT1=X*(R-C1+S+αU)+(1-X)*(R-C1+αU) =R-C1+αU+X*S

(5)

社會資本方消極合作時的期望收益為:

VT2=X* [R’-θ(F+αL)+(1-θ)αU-C1’+e]+(1-X)*(R’-C1’+e)

=R’-C1’+e-X* [θ(F+αL)-(1-θ) αU]

(6)

社會資本方選擇積極合作和消極合作時的平均收益為：

VP=Y*VT1+(1-Y)*VT2

=Y*[R-C1+X*(S+αU)]+(1-Y)*{R’-C1’+e-X*[θ(F+αL)-(1-θ)αU]}

(7)

得到社會資本方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Y)= dY/dt=Y(VT1-VP)=Y*(1-Y)*(VT1-VT2)

=Y*(1-Y)*{R-C1-R’+C1’-e+αU+X*[S+θ(F+αL)-(1-θ)αU]}

(8)

三、考慮聲譽的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演化博弈分析

(一)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的演化路徑及演化穩定策略

1. 政府部門的博弈演化趨勢及穩定性分析

由式(1)對政府部門的復制動態方程求導得:F'(X)=(1-2X)*[-C2+θF -(S+θF)Y]

令F(X)=0，可得X=1，X=0，Y=(-C2+θF)/(S+θF)=Y0。

當Y0=(-C2+θF)/(S+θF)時，F(X)=0 ，F'(X)= 0 ，此時所有的X都是穩定狀態，動態趨勢見圖1(a)，即當社會資本積極合作的概率達到Y0=(-C2+θF)/(S+θF)時，政府部門選擇監督或選擇不監督的可能性是穩定的。

當Y>Y0=(-C2+θF)/(S+θF)時，X=0和X=1是兩個穩定狀態，因為F’(0)<0，所以X=0是演化穩定策略，從圖1(b)可以看出，當社會資本方以Y>Y0=(-C2+θF)/(S+θF)采取積極合作時，政府部門從“監督”策略逐漸轉向“不監督”策略，即“不監督”策略是政府部門的演化穩定策略。

當Y

2. 社會資本方的博弈演化趨勢及穩定性分析

由式(1)對社會資本的復制動態方程求導得:

F(Y)=(1-2Y)*{R-C1-R’+C1’-e+αU+X*[S+θ(F+αL)-(1-θ)αU]}

令F(Y)=0，可得Y=1,Y=0，X=(-R+C1+R’-C1’+e-αU)/[S+θ(F+αL)-(1-θ)αU]=X0

當X0=(-R+C1+R’-C1’+e-αU)/[S+θ(F+αL)-(1-θ)αU]時，F(Y)=0 ，F(Y)= 0 ，此時所有的Y都是穩定狀態，動態趨勢見圖2(a)，即當政府部門監督的概率達到X0=(-R+C1+R’-C1’+e-αU)/[S+θ(F+αL)-(1-θ)αU]時，社會資本方選擇積極合作或選擇消極合作的可能性是穩定的。

當X>X0=(-R+C1+R’-C1’+e-αU)/[S+θ(F+αL)-(1-θ)αU]時，Y=0和Y=1是兩個穩定狀態，因為F’(1)<0，所以Y=1是演化穩定策略，從圖2(b)可以看出，當政府部門以X>X0=(-R+C1+R’-C1’+e-αU)/[S+θ(F+αL)-(1-θ)αU]選擇監督時，社會資本方從“消極合作”策略逐漸轉向“積極合作”策略，即“積極合作”策略是環境污染治理企業的演化穩定策略。

當X

圖1 政府部門復制動態相位圖

圖2 社會資本方復制動態相位圖

(二)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策略的演化穩定性分析

由式(4)、式(8)構成的微分方程組表示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方選擇的復制動態系統，由計算可得在平面C={(X,Y)；0≤X,Y≤1}上的均衡點分別為(0,0)，(1,0)，(0,1)，(1,1)，(X0，Y0)。該復制動態方程的雅克比矩陣為：

根據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分析法，對上述五個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2 各均衡點的雅克比矩陣行列式和跡表達式

在不同參數取值范圍下，各均衡點的局部穩定性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參數取值范圍下均衡點局部穩定性分析

由表3均衡點局部穩定性分析可得，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方有三個局部穩定點(0,0)，(0,1)，(1,0)，分別對應{采取消極合作，不監督}，{采取積極合作，不監督}，{采取消極合作行為，監督}三個穩定演化策略。

(三)模型分析

第一，當企業聲譽系數滿足α>(R’-C1’+e-R+C1)/U時，即R-C1+αU>R’-C1’+e。意味著政府部門選擇不監督時，社會資本方考慮到聲譽激勵采取積極合作的收益要大于采取消極合作放棄聲譽所獲得的收益，此時社會資本方不受監管成本與懲罰金額的影響，會選擇積極合作。當環境污染治理企業聲譽系數α越大時，聲譽帶來的未來收益αU值越大，企業為了能夠獲取聲譽激勵收益會選擇積極合作。企業在市場上表現良好，經營能力出色，與政府部門積極合作，也能夠樹立起良好的聲譽，傳遞給下次PPP項目合作的政府部門，那么長期動態演化，采取積極合作越易成為社會資本方演化穩定策略，實現最優合作策略(0,1)。如果政府部門進行監督，聲譽低的企業需要政府部門投入更大的監管精力，花費較高的監督成本，而聲譽高的環境污染治理企業除了追求收益以外，往往會基于未來企業發展以及良好聲譽考慮，從追求非經濟效益也會為建立正面的社會形象而采取積極合作，這種情況下政府部門不會選擇監督措施。

令X0=(-R+C1+R’-C1’+e-αU)/[S+θ(F+αL)-(1-θ)αU]；Y0=(-C2+θF)/(S+θF)。用X、Y為坐標軸的平面圖來表示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策略變化的動態演化趨勢，可得圖3。從圖3中可看出，當α>(R’-C1’+e-R+C1)/U時，恒有Y>Y0，X>X0，所示區域A，達到(0,1)即{采取積極合作，不監督}的唯一演化穩定策略。

第二，當企業聲譽系數滿足α<(R’-C1’+e-R+C1)/U時，即R-C1+αUθF，即政府部門需要對社會資本方投入的監督成本大于監督時發現企業消極合作行為的懲罰收益，由于關系到政府自身利益，選擇不監督是政府部門的占優策略。若企業聲譽系數越低，通過積極合作獲得的聲譽收益滿足不了企業消極合作通過另外渠道獲得的額外經濟收益，故企業會選擇采取消極合作的方式，達到(0,0)即{采取消極合作，不監督}的唯一演化穩定策略，這種策略選擇會帶來較差的結果。

第三，當社會資本方聲譽系數滿足α

圖3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公私合作博弈演化路徑圖

第四，當社會資本方聲譽系數滿足(R’-R+C1-C1’-S+e-θF)/(θL+θU)<α<(R’-C1’+e-R+C1)/U時，且C2<θF，即R-C1+αUR’-θ(F+αL)+(1-θ)αU-C1’+e，此時政府部門對社會資本方投入的監督成本低于監督時發現企業消極合作行為的懲罰收益，政府部門選擇在不監管狀態下，社會資本方考慮到企業聲譽采取積極合作的收益要小于采取消極合作放棄聲譽所獲得的收益，而在政府部門監督狀態下，社會資本方積極合作獲得收益要大于采取消極合作所獲得的收益。這種情況下沒有演化穩定策略，最終的狀態由博弈雙方的調整速度來決定。

實際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運作時，經歷長期動態演化后，三個穩定的局部均衡點中，(0,1)是公私合作機制所希望達到的最優目標。社會資本方采取積極合作，政府部門選擇不監督，政府部門給予一定信任，促進污染治理企業建立起互信互惠的良好合作機制，既增加了企業經濟效益與良好聲譽，又避免了政府進行監督所產生的監督成本，實現環境污染治理PPP行業健康發展的良性均衡。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PPP模式是為了能夠以最優的成本高效實現利益共享，獲得良好的生態效益。本文通過構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公私雙方存在監管與聲譽激勵的合作機制，對雙方博弈實現最優穩定均衡{積極合作，不監督}的條件進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當企業聲譽系數滿足α>(R’-C1’+e-R+C1)/U時，{積極合作，不監督}為公私合作的唯一演化穩定策略；當企業聲譽系數滿足α<(R’-C1’+e-R+C1)/U且C2>θF時，{消極合作，不監督}為公私合作的的唯一演化穩定策略；當企業聲譽系數滿足α< min{(R’-C1’+e-R+C1)/U，(R’-R+C1-C1’-S+e-θF)/(θL+θU)}且C2<θF 時，{消極合作，監督}為公私合作的唯一演化穩定策略。在這三個演化穩定狀態中，只有環境污染治理企業選擇積極合作，政府部門選擇不監督的演化策略，才是公私合作所期望達到的最優理想目標。

第二，雙方為建立長期合作機制，維持雙方可持續發展，需進行積極溝通，使得環境污染治理企業通過多種渠道增加其潛在收益值。在長期演化過程中，企業聲譽系數越大，由聲譽水平轉換的未來收益越大，社會資本方越容易選擇積極合作策略。因此，政府部門為了抑制環境污染治理企業消極合作，應當建立健全企業聲譽機制，例如建立PPP項目社會資本方的誠信檔案或是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將企業聲譽交流傳遞給市場，建立有效的聲譽機制，讓市場評價認同社會資本方的聲譽。同時政府部門能夠出臺相關激勵政策，給予企業更多的信任，減少花費監管成本，擴大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的合作市場規模，盡可能地提高合作企業未來收益，這些都將促進環境污染治理企業的合作積極性。

第三，在長期演化過程中，僅僅通過政府嚴苛的懲罰機制，并不能促使政府部門與社會資本方在環境污染治理PPP項目合作中實現帕累托最優。政府監管不力而導致PPP項目失敗，也是公私部門合作機制低效率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門在監管過程中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若監管收益無法彌補監督支出成本，從財政方面考慮也會出現監管消極現象。政府部門可以通過設立專門的監督小組，提高對社會資本方的監管效率，加大對環境治理PPP 項目的進展質量和社會認可度等方面的監督，曝光偷工減料、損害公共利益消極合作的企業。高監管強度與高懲罰金額，是促使環境污染治理企業認識到被政府部門發現采取消極合作行為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及損失。企業聲譽越高，被發現選擇消極合作的損失越大，不僅體現在經濟利益上，而且還會對企業未來合作與項目開展帶來負面影響。經過反復演化博弈，政府監督成本一定時，不選擇監督，運用聲譽機制制衡社會資本方來積極合作，具有一定作用。

第四，雙方的合作應當建立在相互信任與契約約束的基礎之上，聲譽越高的環境污染治理企業為了維持來之不易的聲譽，將會采取與政府積極合作來創造更高的效益與聲譽。通過企業聲譽吸引政府部門合作，創造企業的價值，提高企業效率，創造競爭優勢，與政府部門建立起信任機制。政府要努力提升PPP項目對企業內在的吸引，使其匹配上社會資本方對環保事業的責任感，激發起企業的努力合作的熱情，避免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減少監督成本。同時政府部門應將顯性激勵與聲譽隱性激勵機制相結合，在企業積極合作后政府部門給予相應的激勵制度，如拓寬污染治理企業融資渠道、提高信用等級、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設計合理的補貼合約，發揮激勵的短期化與長期化，能更好地引導社會資本方的積極合作行為，促進合作項目更好地實施，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和發展潛力，推動環境污染治理事業更好發展。

[1] SABRY M I.Good governance,institutions and performance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2015,28(7):566-582.

[2] OLEJARZ J,GHANG W,NOWAK M A.Indirect reciprocity with optional interactions and private information[J].Games,2015,6(4):438-457.

[3] ISMAIL S.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mplementation in Malaysia[J].Asia-Pacific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2013,5(1):6-19.

[4] 張保銀,汪波,吳煜.基于循環經濟模式的政府激勵與監督問題[J].中國管理科學,2006,14(1):136-141.

[5] 方周妮.基于聲譽模型的PPP項目監管機制研究[J].會計之友,2010 (2):27-28.

[6] 任志濤,高素俠.提升PPP項目政企雙邊匹配滿意度的對策研究[J].建筑經濟,2015 (12):103-106.

[7] 徐飛,宋波.公私合作制 (PPP) 項目的政府動態激勵與監督機制[J].中國管理科學,2010,18(3):165-173.

[8] 杜楊,豐景春.PPP模式下的保障房建設公私合作機制演化博弈分析[J].工程管理學報,2015,29(1):59-64.

[9] 李小莉.考慮聲譽的公私合作項目監管演化博弈分析[J].系統工程學報,2017,32(2):199-206.

[10] 杜亞靈,王垚.PPP項目中信任的動態演化研究[J].建筑經濟,2012 (8):28-33.

[11] 吳正泓,陳通,張保銀.間接互惠下公共文化 PPP 項目機會主義行為[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8(6):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