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辛棄疾在民國宋詩派文人群體中的接受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自朱祖謀等清季四大詞人倡導吳文英以來，詞壇普遍彌漫著“夢窗”詞氣，龍榆生言朱祖謀“再三覆校，勒為定本，由是《夢窗》一集，幾為詞家之玉律金科”[1]381，以至于當時詞人“若非浸淫其中，不足與于倚聲之列焉”[1]381。然數十年來詞壇學夢窗“但能學其澀，而不能知其活”[2]359，以至于詞作“拼湊實字，既非碎錦，而又捍格不通”[2]359，造成“滿紙用呼喚字耳”[2]359的后果。當時間跨越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特別是民族矛盾進一步尖銳、中日戰爭愈演愈烈，“夢窗”詞風注重個體內心情志的吟哦顯然已經不再適合時事的表達。從詞體發展以及時代的需要兩方面而言，一種新的詞風取代“夢窗”詞風已成為必要，朱祖謀嫡傳弟子龍榆生不失時機地祭出“蘇辛”大旗，得到時人的普遍支持，特別是龍榆生編纂《唐宋名家詞選》將辛棄疾列為兩宋詞壇第一人，辛棄疾遂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得到詞壇的普遍接受。于此，本文在對宋詩派文人群體進行界定的基礎上來探討該群體對辛棄疾的接受，從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的編纂到午社“四聲之爭”的具體事件詳述辛棄疾在宋詩派群體中的接受過程。宋詩派文人群體對辛棄疾的接受不但影響了他們自身詞風的轉變，也促成詞壇對辛詞的重新認識和接受，造成一時詞風之轉移，詞壇遂由低沉杳渺的“夢窗”之風轉為慷慨激昂的“蘇辛”之氣。

一、民國宋詩派文人群體的界定

“宋詩派”的概念較為模糊，它脫胎于晚清的“宋詩運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以鄭珍、何紹基、莫友芝、祁寯藻、曾國藩等為代表的道、咸之際倡導宋詩并極力學作宋詩的學者；第二期是光、宣之際以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陳衍、陳寶琛等為代表的“同光體”詩人；第三期是進入民國后，追隨“同光體”四大領袖學詩且與同光體詩派淵源甚深的學人，代表人物有夏敬觀、胡先骕、王易、龍榆生、梁宏志、周達、馬一浮等。本文所界定的“民國宋詩派文人”既包含部分同光體詩人也囊括跟隨同光體詩派學習宋詩的學人，為此，下文對該概念予以具體界定。

錢基博1932年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宋詩”一節里列出的成員有：“陳三立、陳衍、鄭孝胥、胡朝梁、李宣龔、張之洞、范當世、陳衡恪、陳方恪、沈曾植、陳寶琛、鄭孝檉、夏敬觀、諸宗元、奚侗、羅惇曧、羅惇、何振岱、龔乾義、曾克耑、金天羽等?！盵3]在此，錢基博所列“宋詩”成員范圍并不精確，張之洞于宋詩極其反感，金天羽為南社開創之領袖，未曾入宋詩之堂奧。

1934年，汪辟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中最早從地域、風氣特點分類論述近代詩派，他將近代詩家按地域劃分為湖湘派、閩贛派、河北派、江左派、嶺南派、西蜀派，并對閩贛派陣營論述道：“閩贛派近代詩家，以閩縣陳寶琛、鄭孝胥、陳衍、義寧陳三立為領袖，而沈瑜慶、張元奇、林旭、李宣龔、葉大壯、何振岱、嚴復、江瀚、夏敬觀、楊增犖、華焯、胡思敬、桂念祖、胡朝梁、陳衡恪羽翼之，袁昶、范當世、沈曾植、陳曾壽，則以他籍作桴鼓之應者也?！盵4]299在此，汪辟疆指出了閩贛派的陣營，這里的閩贛派“或有徑稱為江西派者，亦即《石遺室詩話》所謂同光派也”[4]297。

葛春蕃指明從三個層面去界定“同光體”詩人：“第一，時間層面，從光緒初年到民國三十年代后期活躍于詩壇；第二，和同光派代表詩人陳衍、陳三立、鄭孝骨、沈曾植等人有傳承或交往，且在詩歌審美上自我標榜或有意識地向他們靠攏；第三，入選了陳衍的《近代詩鈔》或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或錢仲聯的《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盵5]65-66為此，他界定了同光體詩人陣營有：“陳寶琛、鄭孝胥、陳衍、陳三立、沈瑜慶、羅惇曧、張元奇、林旭、李宣龔、葉大壯、何振岱、夏敬觀、楊增犖、胡朝梁、袁昶、范當世、沈曾植、陳曾壽、陳書、黃濬、梁鴻志、陳懋鼎、黃憊謙、周樹模、左紹佐、俞明震、吳保初、諸宗元、金蓉鏡、曾克耑、王瀣、王易、汪辟疆、周達、江翰、王浩、華焯、曹用晦、胡先骕等人?！盵5]66

胡迎建在《同光體詩派研究》一書中指明認定同光體詩人的大致標準：“只有以宋詩為門徑，又與陳三立、鄭孝胥等人交游切磋、互有影響者方可歸入同光體詩派陣營中?！盵6]其在此還將同光體詩人劃分為幾個層次，陳三立、鄭孝胥、陳衍、沈曾植因年齡相近、創作期長、交往最為頻繁，成就最大，是同光體當之無愧的領袖；另有陳寶琛、沈瑜慶、范當世、俞明震、陳曾壽等構成第二方陣。對于同光體后進詩人成員未加以細致羅列。

二、宋詩派文人群體對辛棄疾接受的理論準備

辛棄疾在宋詩派文人群體中的接受有一個漸變過程，從上世紀30年代中葉龍榆生發表論文《今日詞學之取向》標榜辛詞開始，到《唐宋名家詞選》的編纂正式倡導“辛派”詞風， 再到40年代午社爆發“四聲之爭”正式確立不以聲律為束縛、倡導詞作書寫時事、歌詠真性情的宗旨，民國宋詩派文人最終完成了對辛棄疾的接受過程。于此，下文予以具體論述。

民國初期詞壇上彌漫著夢窗風，然夢窗詞的弊病也愈演愈烈，諸多詞學研究者逐漸開始批判夢窗熱，將其視為詞壇毒瘤。胡適曾評胡先骕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進一大推陳詞套語耳”[7]。因此，拯救日益衰頹的詞風成為宋詩派文人的重任之一。作為宋詩派成員之一，彊邨(朱祖謀)嫡弟子龍榆生率先舉起別建一宗的大旗，他于1935年在《今日詞學應取之途徑》中明確表示要建立“以東坡為開山，以稼軒為冢嗣”[1]108的新詞派，并配合自己所編的《唐宋名家詞選》，*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一改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推崇夢窗詞的宗尚，在《唐宋名家詞選》中，龍氏退周吳而進蘇辛,稼軒最多,入選44首;東坡次之,42首;周邦彥31首,而吳文英只選10首。欲滌蕩當世夢窗風，試圖用蘇辛“所表現之熱情及作者之真生命”[1]266，倡導“沉雄剛毅、發揚蹈厲之精神”[1]266。龍氏倡導稼軒風，得到了胡適、胡云翼、夏承燾、顧隨、吳世昌等人的支持，詞壇風氣為之一振，蘇辛之風日益暢行。今僅從其《唐宋名家詞選》來看他對以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詞人的態度(見表1)。

表1 《唐宋名家詞選》兩宋部分詞人詞作分類統計表

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無論從體例上還是編纂目的上來看，無不突出辛派詞人在兩宋詞壇的地位。其選詞排名前五位的詞人分別是：辛棄疾44首，蘇軾42首，周邦彥31首，晏幾道31首，賀鑄29首，豪放派詞人辛棄疾、蘇軾選詞數量分別位列第一、第二位。從詞派選詞數量來看，豪放詞派詞人選詞數量多達125首，占所選兩宋詞作數量比重高達22.5%，而朱祖謀等極力推崇的格律詞派詞人選詞數量才67首，所占比重只有12.1%， 還不如以晏殊、歐陽修為主的延續唐五代詞風的晏歐詞派詞人選詞數量。龍榆生編纂《唐宋名家詞選》目的恰如自己所言的是用以開宗立派的，他就是為了糾正當時詞壇“夢窗”流毒而編選的。

龍榆生在上世紀30年代中葉極力倡導蘇辛精神并編纂《唐宋名家詞選》以標榜崇尚豪放詞風，雖詞壇積極響應，然“夢窗”詞風彌漫詞壇幾近50年之久，并非一朝即能完全扭轉，直到40年代午社“四聲之爭”落幕，辛派詞風才開始真正意義上大展其途。1941年，午社冒廣生在詞學季刊發表《四聲鉤沉》，目的主要是反對晚清以來詞壇嚴守四聲的做法，但他在文章中提出兩個重要觀點: 其一，宋人并不守四聲； 其二，四聲并不是指平上去入*參見朱惠國《午社“四聲之爭”與民國詞體觀的再認識》，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8-17頁。。然社友夏承燾等對其反對“四聲”的依據與方法提出異議，夏氏提出：“謂文人作詞，付樂工作譜，樂工編譜二十八調，有一調合者，即為合律，否則須改動字句。故宋詞有二調句法平仄同而入二律者，或同調而句法平仄有更變者，皆是作成后遷就音律所致”[8]。又謂研求音律，四聲陰陽皆不可抹殺。對于“四聲之辯”采用的是現代科學學術研究方法，與傳統的點評式的詞學批評全然不一。應該注意的是午社的“四聲之爭”尤其是夏敬觀發表新見促使詞學風氣的轉移，詞壇摒棄了朱祖謀等倡導的以嚴守格律著稱的“夢窗”詞風，正式確立了以現實功用為主導的現代詞學宗旨。而午社“四聲之爭”爆發的時間節點正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詞壇上書寫抗戰時事及個體詞人真實內心情志的詞作層出不窮，午社舍棄臨桂詞派嚴苛詞律的做法，實質上是為社侶用詞體書寫真性情、書寫時事做了理論上的準備。

從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的刊行到午社“四聲之爭”的落幕，辛派詞風在民國詞壇上的接受耗時六年之久，若從朱祖謀晚年用蘇軾疏朗散逸的詞風以彌補夢窗滯塞的弊病算起，豪放詞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接受歷經了十數年的時間。令人欣慰的是龍榆生、夏敬觀等宋詩派文人倡導的蘇辛精神得到了時人的普遍認同和接受，詞壇風氣為之一變，書寫真性情、真情感的詞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一掃清末民初詞壇萎靡、沉郁的詞氣。

三、民國宋詩派文人對辛派詞風接受的創作實踐

民國宋詩派文人對以辛棄疾為代表的兩宋豪放詞風的接受不單單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在現實創作中他們更是身體力行，他們對豪放詞風的接受主要表現在他們的抗戰詞作上。宋詩派文人群體的抗戰詞創作主要集中在抗戰八年期間，從創作者所處環境來講既有身處國統區、大后方者，也有深陷敵偽占領區者。他們的抗戰詞從內容而言，既有對戰爭帶來災難以及敵寇之兇殘的紀實，也有自身飄零羈旅、渴望還鄉的真情流露，更有對抗戰英模人物的歌詠，抒發殺敵報國、收復神州之壯志。在藝術上，抗戰詞繼承了我國詩歌現實主義詩史傳統，呈現出沉郁、悲壯的美學特質。

抗戰詞真實記錄了戰爭帶來的災難以及自身飄零之苦、思鄉之切，如辛際周《浪淘沙慢》：

洗霄雨，苔痕繡潤，幾篆縈碧。深掩荊扉晝寂，偷閑暫許偃息。 正刺耳、聲聲笳吹急。悄無語、搔首孤立。念世事身謀兩如許，盈襟恨堆積。 京國、望中陣壘云隔。問大好河山今誰主，忍淚彈叵得。嗟亂里馀生，天際逋客。墜烏向夕，同魯陽、心事揮戈誰識?詞賦徂年尤蕭瑟，興亡夢、倦傳彩筆。掛愁眼、烽煙南接北。續殘命、強勸蒲觴，負令節、傷心怕見朱榴色。[9]

此詞從內容上可知是一首感時詞。民國二十七年(1938)，日軍飛機轟炸贛西，遍地瘡痍。詩人于劫后余生之時，登高眺遠，因興亡之悵恨，興庾信之才筆填此詞。通篇稼軒之語，憂憤無端，詞風凄咽沉痛。又如馬一浮《水調歌頭》：

獨客聽巴雨，三度菊花天。故園何處秋好？兵火尚年年。洶涌一江波浪，迢遞數行征雁，愁思共無邊。極北況冰雪，大漠少孤煙。(聞莫斯科早雪，鏖戰方急) 登臨倦，笳鼓急，瘴云連，明年懸記，此日萬國掃腥膻?？幢榛h東山色，不把茱萸更插，巫峽一帆穿，白發倚庭樹，歸夢滯霜前。[10]

此詞作于民國三十年(1941)，詩人已飄零蜀地三年有余，然故園仍處兵火之中，雖思鄉之切，卻不能歸鄉。愁思之情一覽無遺。

抗戰詞對戰爭的描寫多采用古典詩詞中已經高度意象化的詞語，而非對戰場真實描摹，他們通過對此類詞語的組合，營造出戰爭慘烈之像，表達詩人悲凄之情。選用頻率較高的意象有“笳”“鼓”“烽火”“殘山”“剩水”“弦”“枯草”“血淚”等，諸如袁榮法詞句“試屈指、幾回吞并，幾回分裂。側耳中原龍虎地，胡笳戍角還嗚咽。暗沉吟、往事已如塵，空悽切”[11]138，“中原烽火未曾收，鼓鼙又起。漢家版籍舊丹青，才余殘剩山水”[11]145；陳方恪詞句“不盡落花流水、恨年年。興亡覆手翻云雨。誰抵鐘情苦”[12]158，“垂白孤兒泛梗身。眼穿兵氣入蕭辰。江湖滿地不逢人。別浦柳青猶惹恨，故園花發若為馨。幾回腸斷永和春”[12]159；龍榆生詞句“零亂暗泣啼螀，橫林誰染，淚血流潤枯草。半衾幽夢總荒唐，負海天凝眺。枉一抹、哀弦斷了”[13]61等提及的物象皆有蕭瑟荒寒的意蘊。此類詞作仍有許多，不做贅述。

部分抗戰詞作對抗戰英模人物進行了歌詠，表達詩人對他們壯舉的欽佩與敬仰。如袁榮法《水調歌頭·永定張傚桓少尉若翼，海樓丈之子也。與倭寇戰，墮機死漢陽。即葬所殉地，詞以吊之》，云：

嶻嶭梌山嶂，百里勢縱橫。中間千載奇氣，盤薄出斯人。不屑攢眉故紙，渾似仲升投筆，壯志奮凌云。揮手卻紅日，含笑破妖氛。 成大節，敦薄俗，礪吾軍。彭殤等耳死重，能使泰山輕。從此小軍山畔，相對睢陽祠宇，碧血夜燐燐。精魄終不泯，看復舊乾坤。[11]174-175

此詞對死難壯士張傚桓表達由衷的贊美，追述了他駕機與日寇相搏的壯舉，其以身舍國的義舉重于泰山，碧血丹心、昭昭可見。又如龍榆生詞作《水調歌頭·贈劉定一將軍》，云：

劍氣總難斂，射斗有光芒。出言曾見驚座，此士不尋常。憑藉一成一旅，但得知人善任，漢道定能昌。果報登壇拜，天馬看騰驤。 郁忠憤，披肝膽，事戎行。男兒待顯身手，肯自負昂藏。子為蒼生請命，我為將軍傳檄，宣化及雍梁。勉佐中興主，換了未渠央。[13]64

此詞作于民國二十九年(1940)，詞人此時正值淪陷區。劉定一為國民革命軍鄂南游擊師二大隊大隊長，率部英勇抗擊日寇，多次重創日軍。龍榆生作此詞贈與劉定一，一為欽佩其壯舉，一為鼓舞抗戰士氣。詞作慷慨豪邁，不減蘇辛。

抗戰詞更多的是對抗日正義行動的贊頌以及表達自身請纓殺敵的壯志。如邵祖平《滿江紅·題國聲集寄唐玉虬成都》：

春水方生，蘭州動，一江消雪。正兩岸，清猿引音，蒲帆風發。三戶亡秦荊楚奮，連城誑趙相如直我東方，今有暴瀛鄰，同仇切。 臺莊勝，長沙捷。書捲起，壺敲缺。共聞雞起舞，磨牙吮血。毫素雄涵巫峽雨，襟懷郎映峨眉月。誦國聲，萬遍壯心飛，頭難白。[14]

此詞從國家層面記述了中華兒女奮起抗爭的斗志，眾志成城、萬眾一心抵御外寇，昂揚的斗志、激蕩胸懷，讀之令人振奮。

此類詞作還有龍榆生詞句“鐵馬金戈行萬里，難自斂，氣如虹。巨眼識英雄。霜華戰曉風。倚征鞍、肯悔飄蓬。三十功名殊未已，知此意，與誰同”[13]66、“孤注早拚一擲，賭興亡、批鱗寧怕。秦貪易與，燕仇可復，徑騰吾駕。日瘦風悽，草枯沙凈，飄然曠野。漸酒醒人遠，要憑寒劍，把神威借”[13]74，袁榮法詞句“仗元龍、湖海豪氣。恨不熊貔千騎。盡殺胡奴死。一快平生心頭意”[11]145等等，詞中氣勢如虹、壯懷激烈，英雄氣概噴薄而出。

民國宋詩派文人此類承接蘇辛詞風的詞作尚有許多，總體而言，此類詞作在藝術上呈現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詞作繼承了自《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紀實性筆法，沿襲了自杜甫以來的“詩史”傳統。詞作采用中國古代戰爭詩詞的紀實手法，通過直筆紀實，記錄現實中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或通過藝術提煉,以特定背景下的人和事反映特定的社會生活狀況，借助有限的文字承載更多厚重的內容，引發沉重的感慨、抒發悲壯之情；另一方面詞作在情感上雖呈現出沉郁頓挫、慷慨悲壯的特質，然與前代愛國詩詞之悲傷情感基調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這一時期的追比蘇辛詞風的詞作始終充滿昂揚的斗志、飽滿的熱情，基調始終是悲而壯的。

四、余論

晚清民國之際詞壇最引人注目的兩件事情皆是詞學風氣的轉移：前者發生在清末民初之際，以王鵬運、朱祖謀等為首的近代以來第一代詞人極力推崇吳文英，造成近代詞壇從推尊常州詞派轉變為崇尚“夢窗”詞風；后者發生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龍榆生、夏敬觀、胡適、胡云翼、夏承燾、吳世昌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詞人面對日益惡化的局勢和日趨異化的“夢窗”現象大聲疾呼，呼吁時人摒棄聲律的束縛，用詞體來書寫家國危亡、抒發個人真情實感，試圖借助對兩宋以蘇、辛為首的豪放詞派的追擬以達到拯救時弊，改良詞體的目的。事實上他們的努力也著實有效，抗戰時期的文學面貌煥然一新，無論是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文學還是以文言文為從屬的舊體文學在內容和情感上都起到積極向上、催人奮進的作用。清末以來詞壇彌漫著“傷己”“嘆己”的自我吟詠轉為“家國之憂”，并迸發出“抗戰之憤”的時代強音，一代詞風最終為之轉移。

[1]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 夏敬觀.夏敬觀跋唐宋人詞集[M]//馬興榮,朱惠國.詞學:第三十一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3]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10.

[4] 汪辟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葛春蕃.古今之際-晚清民國詩壇上的同光派[D].上海:復旦大學,2007.

[6] 胡迎建.同光體詩派研究[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160.

[7] 胡適.胡適文集:卷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8] 夏承燾.夏承燾集:第六冊[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97:221.

[9] 劉夢芙.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上[M].合肥:黃山書社,2008:366.

[10] 馬一浮.馬一浮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845-846.

[11] 袁榮法.玄冰詞[M]//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12] 陳方恪.陳方恪詩詞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13] 龍榆生.忍寒詩詞歌詞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14] 邵祖平.培風樓詩[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