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的演唱程序與表演形式研究

楊勝興

[摘 要]武陵山區地處黔、渝、鄂、湘交界地帶，由于地處偏僻，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薅草鑼鼓在這里廣泛流傳，保存也較為完好。長期以來，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的演唱程序和表演形式在流傳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較多的共同特征。探討武陵山區各地薅草鑼鼓的共同特征，歸納總結它們的模式，進而討論它們在各地所產生的變化。

[關鍵詞]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表演形式；共同特征；地域性特征

薅草鑼鼓曾經在我國長江流域的四川、重慶、云南、貴州、甘肅、陜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譹？訛省市廣為流傳，涉及土家族、漢族、仡佬族、侗族、苗族等聚居地。武陵山區地處黔、渝、鄂、湘交界地帶，由于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科學技術不發達，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薅草鑼鼓在這里廣泛流傳，也較為完好地保存下來。長期以來，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的演唱程序和表演形式在流傳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地域性特征。同時，由于人口遷徙、藝人行藝和商貿往來等原因，各地薅草鑼鼓之間相互影響，逐步形成了一些共同特征。本文首先對武陵山區各地薅草鑼鼓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它們之間的共同特征，歸納總結它們的模式，然后再去分析它們在各地如何發展和演變。

一、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與變體

（一）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

通過對武陵山區各地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分析，筆者發現它們之間在程序結構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本文把其稱為結構模式，如下表所示：

從全天的薅草鑼鼓演唱來看，盡管在時間界限上各地有所不同，但把全天的演唱劃分為上午和下午這兩個時間段是比較明確的。在上午和下午期間，一般也劃分為頭歇和二歇。這種雙重兩分結構模式是和勞動生活的實際需求有直接關系的，可以說這種模式已成為了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基本結構模式。如鄂西南薅草鑼鼓流傳區的長陽縣龍王沖村土家族薅草鑼鼓、長陽縣漢族薅草鑼鼓、利川市薅草鑼鼓和湘西北挖土鑼鼓歌流傳區的古丈縣坳家湖村挖土鑼鼓歌等等？譹？訛，它們的演唱程序都體現了這種結構模式特征。

（二）演唱程序的結構變體

薅草鑼鼓是在社會生產勞動中產生，并服務于勞動生產的藝術形式。各地薅草鑼鼓與當地人民的勞作習慣有著天然的聯系，由于各地勞作習慣的差異，自然就會導致各地薅草鑼鼓在演唱程序上產生地域性差異。本文把若干與上文所述模式相異的，作為個案的薅草鑼鼓的演唱程序，稱之為結構變體，以此來探討各地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與整個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之差異。

1. 變體一：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演唱程序的結構

地處黔渝打鬧歌流傳區的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演唱程序的結構是比較特殊的，其演唱程序的結構如下表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是把一天分為早上、中午和下午來演唱的，表面上看這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有著較大的差異，但從演唱時間上來看，其實與上午和下午的劃分幾乎沒有什么差別。這套打鬧歌中午的演唱時間是從兩點鐘開始的，唱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休息，然后開始下午的演唱。這其實相當于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結構模式中下午頭歇和二歇的時段，這是兩地民間對于各時段稱呼的差異所導致。同樣，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演唱程序中的早上大致相當于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結構模式中的上午，只是前者比后者的演唱時間提前了半個小時。因此，從這兩點來看，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的結構模式具有相似性。盡管兩者在這些方面從時間上來看是相似的，但是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在早上這一時段內部并不再作劃分，從而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之間產生了差異，形成了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結構模式的變體。

2. 變體二：酉陽縣紅旗村打鬧歌演唱程序的結構

黔渝打鬧歌流傳區的酉陽縣紅旗村打鬧歌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是非常近似的，其演唱程序的結構如下表所示：

酉陽縣紅旗村打鬧歌也把一天劃分為上午和下午兩大部分，這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的結構模式完全一樣。但酉陽縣紅旗村打鬧歌在上午和下午的內部并沒有明確劃分為頭歇和二歇，只是在需要休息的時間段內以唱盤歌來代替休息。誰要是想休息了，就得演唱《盤歌》，音調大體一致，唱詞不同。此時鑼鼓師傅也會得到相應的休息，他們只需要在每位演唱結束時打一番鑼鼓就可以了。實際上在盤歌的時段，也是一個休息的時段，這就有了其它地區頭歇和二歇的意味，從而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的結構模式非常近似。但由于這種休息不是統一進行的，而是輪流進行，因而這里的打鬧歌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之間具有一定的差異性，所以本文把酉陽縣紅旗村打鬧歌演唱程序的結構看作是一種變體形式。

3. 變體三：鶴峰縣李橋村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

鄂西南薅草鑼鼓流傳區的鶴峰縣李橋村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與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存在一定的差異，其演唱程序的結構如下表所示：

鶴峰縣李橋村薅草鑼鼓也把全天的演唱劃分為上午和下午兩個部分，這與整個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的劃分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在于上午和下午內部的結構劃分。鶴峰縣李橋村薅草鑼鼓在上午和下午的內部都劃分為頭歇、二歇和三歇，由于各自都多了一歇，盡管這里休息時間比其它地區都縮短了，但各自的時段與整個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中的時段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因而構成了另一種變體形式。

總體來看，如果我們把全天分為上午和下午，以及在上午和下午的內部又各自分為頭歇和二歇這種“雙重兩分結構”看作是整個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那么，與之形成一定差異的演唱程序則屬于結構變體。

二、表演的穩定形式與演變

（一）表演的穩定形式

武陵山區薅草鑼鼓在長期的演唱實踐中，逐步形成了比較穩定的表演形式。每當開始演唱的時候，勞動者們就會一字排開，人與人之間間隔一至二米的距離，民間稱之為“隘口”，每個勞動者需要管好自己的“隘口”，不斷勞動著往前走。歌師傅常常走在勞動隊伍的（薅草時）前面或（插秧時）后面，面對勞動者，一邊演唱一邊后退或前進。與此同時，為了能夠更好地督促每一位勞動者，觀察勞動的進度和質量，他們通常會沿著薅草的隊伍來回走動。

從總的演唱形式來看，一般采用對唱、一唱眾和、齊唱等，這三種形式常常綜合運用。有時是歌師傅一個人領唱，眾人和唱；有時是兩位歌師傅領唱，眾人和唱，或者是兩位歌師傅對唱，眾人和唱；還有的時候是歌師傅領唱，并和勞動者齊唱。組合形式多種多樣，靈活運用，不拘一格。

（二）表演形式的演變

在武陵山區薅草鑼鼓表演的總體形式之下，三個流傳區薅草鑼鼓的表演形式又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在黔渝打鬧歌流傳區，各地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在黔武陵地區的漢族聚居地，每年到了中耕除草季節，主人家就邀請才華出眾、在當地富有威望的歌師傅來演唱打鬧歌。演唱時，歌師傅二人，一人提鑼，一人掛鼓，走在薅草隊伍的前面，邊打邊唱、唱打結合，形式多樣、熱熱鬧鬧，從而把實用性與表現性融為一體，成為薅草勞動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仡佬族聚居地打鬧歌的演唱形式與漢族聚居地比較相似，也是在中耕除草的季節進行演唱。一般由兩名歌手敲鑼打鼓，邊打邊唱，說唱相間。歌師傅依曲調放聲高唱的為“歌”，用朗誦的方式說的為“號頭”，這種說唱結合的表演形式，民眾習稱“連歌夾號”。在土家族聚居地，薅草鑼鼓表演雖然一般也由兩個歌師傅組成，一人敲鑼，一人擊鼓，但表演形式卻有些不同。在演唱過程中，鑼鼓間歇，歌聲即起，時而對唱、時而齊唱、時而眾人幫腔。他們跟在薅草隊伍的后邊，邊敲邊唱，見景生情，即興發揮，時領時合，熱鬧而活潑。①

渝武陵地區在打鬧時，歌師傅二人，一人擊扁鼓，一人擊鑼，主要由鼓手領唱，鑼手應和。一領眾和則有多種組合方式：領唱有一人領，二人對唱領；眾和有眾人齊唱、應和與幫腔等。其中的“領、應、幫”頗具地域特色?！邦I”有平腔與高腔；“應”為一部分人以真嗓低音應和一句襯腔，稱為“應莽筒”；“幫”為眾人以高腔幫腔齊唱，稱為“幫尖”。②

在湘西北挖土鑼鼓歌流傳區，常常也由兩位歌師傅組成鑼鼓班子，一人司鑼，一人司鼓，兩人既是歌手也是樂手。他們肩挎小鼓，手持銅鑼，走在勞動隊伍的旁邊，邊敲邊唱或輪番演唱。有時還在鑼鼓的基礎上，加上一二支嗩吶進行幫腔，吹吹打打，令人心情振奮，群情激昂。部分土家族地區的薅草鑼鼓名為鑼鼓，實際無鼓，只有一鑼二镲和一手鑼。常常由四位歌郎、歌姐組成，他們面對挖土、薅草之眾，以手鑼為指揮，一面鳴鑼擊镲，一面輪番歌唱。演唱時，一領一和各唱一句，中間夾以鑼镲，現場氣氛熱烈、活潑。③

在鄂西南薅草鑼鼓流傳區，一領眾和是這一地區的基本演唱形式。在部分地區，每到演唱薅草鑼鼓的時候，人們在急促、熱烈的鼓聲中，打著“呵火”，燃放鞭炮上工，鼓師將鼓掛在頸項下，在薅草或插秧時，他就分別站在薅草人的前面或插秧人的后面，邊唱邊后退。要是田地小或扯秧時，他便站在田埂上進行唱，勞動的人們也一邊勞動一邊和唱。收工時，需要喝彩，彩詞為吉祥之言，鼓師領唱，眾人應和，熱鬧極了。在有的地方，鼓師一邊領唱，一邊還伴以簡單的舞蹈動作。流行在恩施東鄉（三岔、沙地、新塘、紅土）一帶的叫歌鑼鼓，一般是在田間集體勞動時，由三位歌師傅組成，多為嗓音洪亮、高亢者擔任。其中一人持鼓（稱為上手），一人持鈸（稱為下手），一人持鑼。有領唱、齊唱、對唱等形式。在宜昌市的長陽縣，一般由歌手二人進行對唱，一人打鼓，一人打鑼，自打自唱。同樣在該縣的白咸池村，有專業的鼓手領隊，既組織歌唱，又指揮生產。打鼓匠一般四人一班（也有兩人一班），各執鼓、鑼、鈸、馬鑼。領隊打鼓發歌，其它三位敲打接歌，勞動的人們眾和齊唱，非常熱鬧。④

三、結語

通過以上討論，如果把全天的演唱分為上午和下午兩個大的時段，在上午和下午這兩個時段的內部又各自分為頭歇和二歇這樣的“雙重兩分結構”看作是整個武陵山區薅草鑼鼓演唱程序的結構模式，那么，鄂西南薅草鑼鼓流傳區的長陽縣龍王沖村土家族薅草鑼鼓、長陽縣漢族薅草鑼鼓、利川市薅草鑼鼓和湘西北挖土鑼鼓歌流傳區的古丈縣坳家湖村挖土鑼鼓歌等都體現了這一結構模式，而黔渝打鬧歌流傳區的道真縣四坪村打鬧歌、酉陽縣紅旗村打鬧歌和鄂西南薅草鑼鼓流傳區的鶴峰縣李橋村薅草鑼鼓則屬于三個結構變體。在表演形式上，武陵山區薅草鑼鼓為了起到更好地組織、指揮、監督勞動者的目的，歌師傅常常行走在勞動隊伍的前面或后面，面對勞動者動情地進行演唱。一般演唱中常采用獨唱、對唱、一唱眾和等形式，但各地在這些總體表演形式之下，又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從而發展、演變為地域性表演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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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湖南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湖南卷[M].北京：中國ISBN中心出版，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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