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土文物來看唐代“獅文化”

陳璟 曹毛娟

獅子為大型貓科動物，原產于非洲大陸，也曾廣泛分布于亞洲中部和西部。據考證，上古瑞獸“狻猊”的原型就是獅子，“狻猊”一詞出自汲冢竹書《穆天子傳》：“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睍x郭璞注曰：“狻猊，獅子。亦食虎豹?！绷怼稜栄拧め尗F》載：“狻猊如彪貓，食虎豹?！惫币嘧ⅲ骸凹椽{子也，出西域?！笔窌忻鞔_記載的獅子，則最早出自《漢書·西域傳》：“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彼^“師子”就是獅子。至東漢章帝年間，西域諸國便開始源源不斷地向中原地區輸入獅子。當然這里的“輸入”，主要指進貢，《后漢書·班超傳》載：“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庇纱丝梢?，作為珍禽異獸的獅子，不僅是博悅中國皇帝的“上古神獸”，也是中外交流的媒介，更是作為西域諸國乞求胡漢和親的重要“聘禮”。

眾所周知，唐代一直被視作中國社會發展的巔峰階段。在經歷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割據后，中國社會發展終于又迎來了大一統的局面，而唐代高度的對外開放，中外貿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經絲綢之路傳入的獅子，曾是中亞和西亞的藝術作品主要裝飾題材之一，如熟知的亞述帝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薩珊波斯都曾不約而同地將獅子作為國家的標志象征物，并賦予它雙翼和通神的特質。當然，獅子的全面普及則是在中國，特別是在唐代，“獅文化”全面融入物質文化領域，如玉雕、陶瓷、金銀器、壁畫線刻、大型雕塑等等。

據《舊唐書》記載，唐貞觀九年，西域康居國進貢獅子，唐太宗命虞世南作《獅子賦》，其文曰：“洽至道于區中，被仁風于海外，有絕域之神獸，因重驛而來朝……鉤爪鋸齒，弭耳宛足，瞋目雷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睂τ讵{子的理解，盛唐時人贊曰：“威懾百城，褰帷見之而增懼。坐鎮千里，伏猛無勞于武張。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擾；有齒不噬，更表于循良?！碑斎?，此處唐人所描述的獅子形象，畢竟只停留于文字之上，并不足以管窺唐人對獅子內涵的真正理解。而經過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獅子題材文物，為我們提供認知唐代“獅文化”提供了幫助，特別是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具有極高的科學研究價值。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欣賞以下幾件獅子題材的出土文物，并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唐代獨具特色的“獅文化”。

1960年，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納古墓群中出土了一件珍貴的陶舞獅俑，高13、長11.6、寬5.5厘米。俑系泥塑，舞獅雙眼怒視，寬扁鼻翼，紅嘴白牙，作張牙欲噬狀，獅身通體先施白色，后局部染以淺綠色，軀體外表刻畫出白色彎曲的線條，以表示獅身上卷曲的松軟長毛，獅身脊背上裝飾的八條寬帶分別對稱下垂腹部兩側，腹部下方可見露出的四條人的腿部，很顯然這是由倆人裝扮成的獅子形象，手舞足蹈。舞獅至今仍然是中國傳統的節慶表演形式之一，是吉慶祥瑞的象征，而這件舞獅陶俑則更有力地說明了早在唐代舞獅表演就已傳至西域地區。

1988年，上海青浦區青龍鎮遺址出土了一件獅紋執壺，徑9、高19厘米。此件執壺通體為青釉，喇叭形侈口，卷沿，頸部較高，深弧腹，假圈足，餅形底。八棱形短流，環鋬，肩上立而系。胎色灰白，青釉較薄，圈足處未施釉，露胎。流下模印貼片為一只端坐于圓毯之上的雄獅，神態威猛，毛發聳立，昂首目視，齜牙咧嘴，尾巴上卷。雙系下模印貼片為椰棗紋。貼片上施橢圓形釉下褐彩，其上再施玻璃釉。雄獅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構圖嚴謹，層次分明，神韻依然。經專家鑒定，此件執壺原產于湖南地區的長沙窯，是唐代中晚期外銷瓷的代表作品，裝飾風格十分獨特，具有濃郁的西域特色，有別于內銷瓷，顯然是來樣定燒產品，其主要銷往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地區。而這件執壺的出土地——青龍鎮遺址，經過近年的科學考古發掘，被確認為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重鎮。

如果說以上幾件藝術作品不足以體現唐人“獅文化”的核心精神，那么1970年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批珍貴的唐代遺寶，則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大氣磅礴、海納百川、雍容華貴、高度繁榮的盛唐氣象。何家村唐代窖藏位于陜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長安城興化坊內。在兩件巨甕和一件大銀罐中，被認為是唐代皇室珍寶，原屬租庸使劉震所掌管，因“涇原兵變”爆發，被迫倉促埋入地下，罐內貯藏了金銀器、玉器、銀餅和藥材等千余件。其中金銀器物達265件，是唐代金銀器的一次空前大發現。

玉帶和服飾的配合穿戴，是唐代身份的標識之一。這套獅紋白玉帶出土時被裝在一件銀盒之中，銀盒上尚有唐人留下的墨書，“碾文白玉純方胯一具，一十六事并玦”。據考古學家齊東方先生解釋，所謂“胯”就是“銙”，是帶具的簡稱；而“碾文”則是指玉器的制作技術和紋樣。該玉帶由十六個小件共同組成，共有十五只不同形態的獅子，它們有的俯臥，有的作走姿狀。制作這樣一套白玉帶工藝十分復雜，且費時費工，絕非一般工坊能所為之。其制作方法是工匠將獅子的紋樣畫下來，通過紋樣特征，先雕刻出大致的輪廓，再沿著玉帶邊緣向內斜刻，將獅子輪廓以外的空間通過剔地的手法，凸顯獅紋，然后刻畫獅子的細部特征。這種平面斜刻剔地的技法為唐代玉雕所獨有。

再來看兩件金銀器，首先是這件鎏金雙獅紋銀碗，高3.5、口徑12.6厘米，重201克。卷沿，弧腹，圜底。銀碗中心是一對雄健的雙獅，對峙而視，共銜花枝，足下亦是連枝的花草，周圈并飾卷葉紋，而銀碗的周圈也以連續的花瓣為輪廓。俯視碗心而看，猶如一朵盛開的鮮花，這些紋樣多以浮雕形式展現，均系工匠精心錘揲加工而成。而這種裝飾技法被稱為“徽章式紋樣”，它源于薩珊地區，也就是今天的伊朗，經由絲綢之路傳入我國。雖然這里獅子的造型比例不夠協調，但它矯健的身軀和威儀兇猛的形象，顯然符合神話中瑞獸力量無窮和百獸皆敬的主要特征。

另外一件是鎏金飛獅紋銀盒，高5.6、口徑12.9厘米，重425克。圓形，分蓋，底以子母口相合。其周身布滿復雜的紋飾，以魚子紋為地紋，通過鏨刻技法勾勒出豐富的紋樣。銀盒的中心是一只腳踏祥云、正在注目遠方的飛獅，它張牙舞爪，雙耳豎立，身軀矯健，四肢之中，前蹄翹起，形神兼備。飛獅的周圈是繁縟的團花紋和纏枝紋，相連緊蹙。側面則鏨刻有各種飛禽走獸。諸如前文所述，波斯薩珊銀器中常見“徽章式紋樣”，而在唐代金銀器當中，也曾廣泛運用這類紋樣。與前者相較，雖然這件鎏金飛獅紋銀盒具有薩珊器物的特征，但周身的團花紋的布局卻是唐代常用的裝飾技法，間接反映了唐代器物造型吸收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的時代特征。

早在東漢時期，人們就將獅子以石雕的形式構筑于陵墓之前，有鎮墓辟邪之意。例如著名的山東嘉祥武氏祠中就有相關的實物資料。由于歲月的長期侵蝕，石獅上的銘文早已漫漶不清，但好在北宋末年石獅銘文尚見，時人趙明誠《金石錄》錄其銘曰：“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p>

1985年，陜西臨潼唐代慶山寺塔地宮遺址出土了一對三彩獅子。獅子原置于地宮的入口處，造型生動憨態可掬，卷發，豎耳，大目注視，通體以白釉為主色調，輔以數種釉色搭配，絢麗多彩，底部配隨形座，二獅造型不一，一只俯首啃蹄，一只抬蹄搔癢，神形兼備，一幅安然自得的景象。此類三彩獅子顯然具有鎮佑辟邪之意，同時也是石質獅子的“微縮版”。

最后介紹的這對彩繪石獅1985年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昂首，巨目，闊口，毛發卷曲，蹲坐狀，下方有長方形底座。石獅全身涂彩，并以口部的開合大小區分雌雄。法門寺塔因瘞埋有佛祖釋迦牟尼舍利而聞名海內外，經考古發掘確認為唐代皇家寺院遺址，石獅原置于地宮前室石塔一側，是守護佛祖舍利的象征。

伴隨著佛教的傳入，獅子逐漸神異化，悄然化作佛菩薩的坐騎，人們希望用獅子威猛的氣勢降魔驅邪，護法鎮宅，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賦予狻猊的精神面貌又不謀而合。另一方面，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戰亂災害頻發，政權更迭不斷，人口急劇減少，人們將祈愿和平的心愿寄托于佛陀，使得佛教得到迅猛發展，而作為已經神化的獅子則逐漸開始出現于諸多的佛教藝術作品中，為唐代佛教文化的興盛和“獅文化”的全面普及奠定基礎。

總之，在唐代，作為外來文化的獅子迅速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堪比龍鳳等瑞獸，從而“獅文化”得到全面發展，特別是在物質文化領域中呈現一枝獨秀的發展態勢。具體而言，其發展態勢和作用有以下方面：一、舞獅是中國人在傳統佳節的重要文化活動之一，如果說在海外華人世界中“唐人街”是引以為豪的標志，那么“舞獅”就是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二、在唐代，由于獅子是力量的象征，大凡帝陵墓道、橋梁牌坊、河口古道等皆以石獅鎮之，具有震懾宣威的作用；三、獅子屬異域珍禽異獸，長期被圈養于皇家苑囿之中，隨著唐代絲綢之路的全面興盛，貿易進貢為獅子在中原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四、獅子也是彰顯權貴的象征，是主要的裝飾題材之一，并被神異化，為佛教所運用，體現出人們祈求平安、顯示尊貴的世俗心理；五、古今宮殿、官府、衙署、宅邸多用石獅守門，在眾多的園林名勝中，各種造型的獅子亦隨處可見，是“獅文化”廣泛普及的直接例證；六、獅子題材的藝術作品曾廣泛出現于西亞和印度河流域，是重要標識性裝飾題材之一，而到唐代這樣的藝術題材依然被沿用，不僅說明了唐人對外高度開放的態度，也體現了唐人海納百川和文化包容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