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平到公正：轉型期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路徑研究

麻寶斌 杜平

摘 要： 社會正義現狀的研究，需要將公平與公正整合起來分析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狀況。在傳統社會，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天平是偏向于公平一端的，認為結果的合理性高于程序，但是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社會結構的轉型會不斷推動其向公正轉變。對社會轉型時期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化的影響因素問題的分析表明，民眾的正義觀念與正義感受之間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正義觀念就具有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所感受到的程序不合理現象要更多一些；與農民相比，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工作人員的正義觀念呈現出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與西部地區居民相比，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居民的正義觀念具有更強的公平導向特征，而且感受到的結果不合理現象要多于過程不合理現象；與農村戶籍人口相比，城鎮戶籍人口更為看重公平問題，其正義觀念呈現出更強的公平導向特征。相關研究發現對于促進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轉型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社會轉型；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公平；公正

中圖分類號： D0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176（2018）01-014-（10）

一、問題的提出

越來越多的社會不平等狀況的研究表明，如果離開了對于民眾社會正義主觀認知狀況的系統分析，那么就不可能從根本上了解社會公平正義狀況[1]，這主要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會基于自己內心所遵循的正義原則來對社會資源實際分配狀況的合理性進行判斷，而每個人對正義原則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在實質意義上來看，雖然古今中外的正義理論都是圍繞社會資源應當如何分配才合理的問題展開的，但是這些正義理論卻有著古典社群正義和現代社會正義的區別，具體來看，兩者在對“由誰來分配” “分配哪些社會資源” “基于何種資格得到相關社會資源”“按照怎樣的原則進行分配”“在多大的范圍內分配資源”等方面的理解都存在明顯的不同。社會正義是以現代社會的形成和民族國家的出現為前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戴維·米勒認為社會正義“要求由相互依賴的部分組成社會的觀念，這種社會具有能夠影響每個成員的前景的制度結構，而由國家這樣的機構以公平的名義進行的審慎的改革能夠做到這一點”[2]。立足社會正義理論的相關構成要件，我們在以往的研究中指出，應當從主體、客體、原則及適用、比較對象選擇等幾個方面[3]來分析民眾的社會正義主觀認知狀況。具體到正義原則上，社會正義包括過程和結果[4]兩個維度，程序指的是對合作的收益或負擔進行分配的途徑或規則，而結果是指不同社會成員所實際享有的資源等。借鑒這種分類方式，本文將從實質正義（公平）和程序正義（公正）兩個維度來分析社會正義原則的認知狀況，前者所反映的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實際結果是否公平的問題；而后者則反映的是分配過程是否公正的問題。此外，民眾的社會正義主觀認知狀況包括正義感受和正義觀念兩個組成部分，前者反映的是社會基本善的實際分配狀況是否合理，而后者所反映的則是人們認為社會資源的實際分配狀況為什么（不）合理[5]。這種區分就意味著，在理論上來看，面對相同數量水平的社會資源分配狀況，不同類型的正義觀念必然會產生具有明顯差異的正義感受；換言之，就是不同社會群體正義感受的差異在實質上所反映的正是其心中所持有的社會正義觀念的不同。既然社會正義原則由公平和公正組成，那么，在民眾社會正義認知狀況問題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分析社會正義原則的重心是集中在公平一端，還是向公正一端傾斜，亦或是認為兩者同等重要、很難分清主次？

社會正義原則與社會結構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關系，一方面，社會正義原則可以影響到社會基本結構的設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將社會正義原則看作是社會基本結構設計的依據[6]；另一方面，社會結構也會對社會正義原則產生影響，社會的發展變化尤其是社會結構的現代化也會推動著社會正義原則的變遷。在內容上，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也是社會價值觀念持續轉型的過程，“傳統人”逐漸向“現代人”轉變。在傳統社會，民眾的正義認知重心是公平優先的，但是，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民眾社會正義原則的重心體現為從公平向公正的變遷，在對社會基本善分配合理性的評價過程中更為關注過程（公正）。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相關制度的持續完善，民眾的參與意愿和動力也會不斷增強，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積極參與意愿的現代公民便成為了“政治的社會基礎”，也是現代社會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條件之一。而推動這一變化的動力就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生活經歷等因素。與此同時，在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已經成為明顯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不同社會群體的正義認知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面對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如何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來引導具有不同正義觀念的社會群體通過平等協商達成社會正義的“重疊共識”，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對于這一點，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有過精彩的闡述，在一個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中，一種良好社會秩序的達成需要不同的社會正義觀念之間形成有效的“重疊共識”[7]。

就中國來看，在傳統社會，民眾社會正義認知的重心也是集中在公平一方的。近年來，在收入差距等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民眾社會正義主觀認知問題的重要性逐漸被揭示了出來[8]。綜合來看，已有相關研究主要是圍繞社會公平感受[9]、教育政策[10]和就業政策[11]等公共政策的公平感受，民眾正義觀念[12]、社會正義原則偏好[13]、民眾政府再分配偏好[14]等問題展開的，并且分析了經濟社會地位、城市化、文化心理以及市場化等相關因素對于民眾社會正義認知狀況的影響。但是對民眾正義感受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結果合理性上，對于過程合理性的研究還有待加強；對民眾正義觀念重心問題的研究則是圍繞著民眾的民主觀念進行的，例如，張明澍的相關研究表明，當前民眾的民主觀念具有重形式、輕內容的明顯特征[15]，相比較而言，從社會正義視角進行的研究稍顯不足。我們之前所作的一項民眾正義原則主觀認知狀況的描述性研究也發現，當前中國民眾的社會正義認知狀況依然呈現出鮮明的公平導向特征[16]，但是并沒有回答社會轉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動民眾社會正義重心變遷的問題?；谶@種認識，本文嘗試立足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系統分析社會轉型期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路徑問題。我們希望該問題能夠對于推動民眾社會正義認知問題研究的進展具有一定的價值。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路徑問題的分析，主要可以從社會經濟地位、城市化以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幾個維度進行。

1.經濟社會地位與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

經濟社會地位會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產生顯著影響。具體來看，個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都是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重要影響變量，不同經濟社會群體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存在明顯的差異。首先，從個人的收入水平上來看，隨著社會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關注點會逐漸從公平向公正轉變，也就是在對社會資源分配狀況進行評價和判斷的過程中更為關注與程序合理性相關的問題。例如，世界價值觀的調查結果表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質主義價值觀會逐漸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17]。由此來看，相比較而言的話，收入水平高的群體在對社會資源分配合理性進行評價時會更為關注公正問題。因此，論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收入水平越高，在對社會資源分配的合理性進行判斷的過程中就更為關注與程序合理性相關的一些問題，其社會正義認知的重心會更加傾向于公正一方。具體來看，在正義觀念上，收入水平高的群體更加重視分配過程的合理性；在正義感受上，收入水平高的群體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不公正現象的感受要強于不公平現象。

在經濟社會地位中，受教育程度也是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這是因為受教育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具體來看，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參與的意愿和能力就會越強，而且這種影響已經被很多研究所證實?；谶@種認識，本文提出如下受教育程度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影響的研究假設：

假設2：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會正義認知的重心就越有可能呈現出公正導向的特征。具體來看，在正義觀念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體就越有可能更為看重公正的問題；在正義感受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體越有可能對不公正問題更為敏感。

此外，從社會經濟地位上來看，職業類型會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要變遷產生顯著影響。具體來看，與農民相比，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工作人員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會更加傾向于公正一方。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從職業類型上來看，與農民相比，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工作人員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更為傾向于公正一方，不僅在對社會資源分配的合理性進行評價時更為看重程序的重要性，而且所感受的一些不公正現象也較多。

2.城市化與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

城市化在社會價值觀念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相關研究表明，城市化有助于增強人們的參與意愿和參與能力。近年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有越來越多的民眾接受現代城市生活經歷的洗禮，在此過程中，民眾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有可能會從公平向公正進行轉變。因此，城鎮戶籍人口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要比農村人口更為傾向于公正一方。需要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的流動人口的數量也在持續增加，而且相關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的社會正義認知狀況和農村居民具有明顯的差異，這種不同反映在社會正義認知的重心上就是，城市居民和流動人口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要比農村居民更傾向于公正一方?；谝陨险J識，本文提出如下城市化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影響的研究假設：

假設4：從戶籍類型上來看，相比于農村居民和農村戶籍人口，城鎮居民和城鎮戶籍人口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具有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從現居住地上來看，城鎮居民和流動人口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呈現出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

3.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

從宏觀層面上來看，中國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較為明顯的不平衡問題，區域之間的現代化水平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且這種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的差異也有可能會成為民眾社會正義重心變遷的宏觀影響因素。相比較而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較高地區的民眾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會更為傾向于公正一方?；谶@種認識，本文提出如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影響的研究假設：

假設5：與西部地區居民相比，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居民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呈現出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具體來看，在正義感受上，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民眾比西部地區民眾更能感受到一些程序不合理的問題；在正義觀念上，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民眾比西部地區更加重視程序合理性的相關問題。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

除非特別標注，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全部來源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社會公平正義現狀測評與改善對策研究”課題組，于2014年6-8月間通過問卷調查方法在八個?。ㄊ?、自治區）實施的“當代中國社會公平感狀況調查”。具體來看，此次調查主要是針對當前民眾的社會公平認知狀況進行的，圍繞民眾的正義觀念以及正義感受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和系統的了解，其中設置了專門對民眾的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狀況進行考察的題目。本次調查的抽樣是基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采用分層分階段方法進行的，每個居委會或村委會發放25份問卷。調查一共發放2600份問卷，最后收回2425份有效問卷，問卷的有效回收率為93.3%。

2.研究設計

（1）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是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狀況，由于民眾的社會正義認知狀況包括正義感受和正義觀念兩部分，相應地，本文的因變量也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民眾的正義觀念重心狀況，另一個則是民眾的正義感受重心狀況。與民眾正義觀念重心狀況變量相對應的問題是，“只要決策是合理的，我參不參與決策過程不重要”（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說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本文民眾正義觀念重心變量作為二分變量進行可分析，其中，將選擇說不清楚、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選擇編碼為0，表示調查對象正義觀念的重心是公平導向的，在對社會資源分配的合理性進行評價時認為結果的合理性更為重要；將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選擇編碼為1，表示調查對象的正義觀念重心是公正導向的，在對社會資源實際分配的合理性進行評價時認為過程的合理性高于結果的合理性。

民眾正義感受重心狀況變量則是通過“您認為當前我國存在的最突出的社會不公現象有哪些”這一問題來測量的。在調查過程中，由調查對象從調查問卷所列舉出的20個現象中進行選擇①，每個人最多可以從中選擇五項。此外，問卷中還包括“其它”選項，如果調查對象認為在20個選項中沒有自己認同的選擇，可以在第21項中自行填答②。在這些選項中，奇數項所反映的是民眾的公平感受；偶數項所反映的則是民眾的公正感受。在數據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在剔除了沒有應答以及選擇超過5項的樣本之后，首先，對所有選項進行賦值，也就是將中選項賦值為1，未中選項賦值為0。其次，將調查對象的選擇結果按照公平感受（單數項）和公正感受（雙數項）分別相加，得出公平感受的分值和公正感受的分值。最后，用公平感受的分值減去公正感受的分值，如果結果大于0，說明調查對象的公平感受要優先于公正感受，在現實生活中對結果合理性的敏感程度要強于過程合理性；如果結果等于0，說明調查對象的公平感受等于公正感受，也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兩者的合理性問題是同樣看重的，不分主次；如果結果小于0，說明調查對象的公正感受優先于公平感受，在現實生活中，對程序合理性的敏感程度要明顯高于結果合理性。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將其作為二分變量處理，將結果小于0記為1，表明調查對象的正義感受重心是公正導向的，也就是對程序不合理的問題更為敏感；將結果等于0和結果大于0的編為0，表示調查對象的正義感受重心是公平導向的。

（2）自變量

本文的自變量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職業、戶籍類型、居住地區、所在區域等。按照個人年收入水平的差異，本文將全部樣本分為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中高收入者、高收入者共五種類型，分別編碼為1、2、3、4、5，數字越大表示收入水平越高。按照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論文將全部受訪者分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專和技校）、大學、研究生等四種類型，分別編碼為1、2、3、4，數字越大表示調查對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按照工作部門性質的差異，將全部樣本分為國有部門、民營部門和農民三種類型，分別編碼為1、2、3，其中，農村的受訪者為參照群體。按照戶籍類型的不同，將全部受訪者分為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兩種類型，分別編碼為1、0，其中，農村戶籍的受訪者為參照群體。按照現居住地的不同，將全部樣本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分別編碼為1、0，其中，農村居民為參照群體。按照所在區域的不同，將全部樣本分為東部地區（北京、上海、廣東、山東）、中部地區（湖南、河南）、西部地區（陜西、內蒙古），分別編碼為1、2、3，其中，西部地區受訪者為參照群體。在論文相關的自變量中，除了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兩個變量是定序變量之外，其余都是分類變量。

（3）控制變量

本文的相關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性別、政治面貌、年齡、宗教信仰等。其中，年齡變量作為定序變量進行了處理，將全部受訪對象按照出生年代的不同分別編碼為1、2、3、4、5、6，數字越大表示調查對象的年齡就越小， 6代表的是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受訪對象。此外，論文其余的控制變量都作為二分變量進行了處理。具體來看，在性別變量中，男性受訪者編碼為1，女性受訪者編碼為0，女性受訪者為參照群體；在政治面貌中，中共黨員編碼為1，不是中共黨員的編碼為0，后者為參照群體；在宗教信仰變量中，信仰宗教的受訪者編碼為1，不信仰宗教的編碼為0，不信仰宗教的受訪者為參照群體。

按照上述研究設計，本文對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等相關變量的具體構成情況進行了統計（見表1）。

四、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影響機制

本文基于相關問卷調查數據首先分析了民眾正義觀念與正義感受之間的相關性，然后采用二元邏輯蒂斯回歸分析方法，從正義觀念重心的影響因素以及正義感受重心的影響因素等兩個方面，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影響機制問題進行了分析。

1.民眾正義觀念與正義感受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從理論上看，在內容上，民眾的社會正義認知分為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兩部分，兩者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其中，正義觀念是正義感受的價值基礎，它決定了為什么不同社會群體對于相同數量社會資源分配狀況的合理性評價存在差異；而正義感受則是正義觀念的外在表現，在實質上，不同社會群體正義感受的差異恰恰反映了其正義觀念的不同。從相關變量構成狀況的描述性統計中也可以看出，目前民眾的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都呈現出鮮明的“公平優先于公正”的特征，更為看重結果的合理性，但是正義觀念的公平導向特征要明顯強于正義感受的公平導向特征，兩者相差了接近二十個百分點。那么，在現實生活中，民眾的正義觀念和感受是否是一致的？兩者具有相關性嗎？我們根據相關數據對民眾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見表2）。

從民眾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兩個變量相關性的分析結果來看，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并不是很明顯。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種，首先可能是問卷設計中存在的問題，雖然兩個題目分別是對于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的考察，但是在具體的內容設計上可能相關性要差一些。還有一種原因是，民眾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的相關問題本來的相關性就不大，從而導致了兩個變量之間沒有強的相關性。在后續研究中，我們將繼續跟蹤這一問題，并盡可能通過對問卷設計的修正來進一步提升研究的質量。

2.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影響機制分析

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影響機制問題的研究表明（見表3），民眾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變遷的影響機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具體來看，在下表中，模型一和模型二是對民眾正義感受重心變遷影響機制問題進行的分析，在模型一中，本文只是放入了相關的控制變量，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性別變量對正義感受重心具有明顯的影響，相比于女性，男性的正義感受呈現出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也就是說，男性在現實生活中對于與程序不合理相關的問題更為敏感一些。此外，其余的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在模型二中，本文又在模型一的基礎上放入了相關的自變量，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只有受教育程度變量能夠對民眾的社會正義感受重心的變遷產生顯著的影響，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正義感受重心就更為傾向于公正一方，也就是越有可能意識到生活中的一些與不公正有關的問題。這與論文的相關研究假設是一致的，也驗證了已有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教育具有啟蒙的性質，受教育程度越高，對相關問題的認知能力就越強[18]。但是本文其他的研究假設并沒有得到有效驗證，這說明個人年收入水平、工作部門性質、戶籍類型、居住地以及所在區域等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模型三和模型四是對民眾正義觀念重心變遷影響機制問題進行的分析。在模型三中，本文只是放入了相關的控制變量，在這些變量中，年齡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年齡越小，人們的正義觀念就越會呈現出公正導向的特征，也就是在對社會資源分配的合理性進行評價時更加看重過程的重要性；與女性相比，男性更為看重過程的合理性在實質上，這可能與我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之間有一定的關系[19]；中共黨員更為看重過程的合理性。在模型四中，本文又在模型三的基礎上又放入了相關的自變量?；貧w分析結果表明，在相關的控制變量中，年齡和性別變量依然能夠對因變量產生同樣的影響。此外，在相關的自變量中，受教育程度等變量可以對正義觀念重心產生影響。其中，受教育程度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看重程序的合理性，因而其正義觀念會呈現出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工作部門性質也能對因變量產生顯著影響，和農民相比，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工作人員更加看重過程的重要性，因而其正義觀念呈現出較強的公正導向特征；與西部地區居民相比，中部地區民眾的正義觀念反而是更加傾向于公平一端，更加看重過程的重要性；與農村戶籍人口相比，城鎮戶籍人口的正義觀念呈現出更強的公平導向特征，在現實生活中對與結果合理性相關的問題更為看重一些。本文的一些研究結論與前文的研究假設是相一致的，例如，受教育程度與正義觀念重心變遷之間的關系；工作部門性質與正義觀念重心變遷之間的關系。但是，也有一些回歸分析結果與研究假設并不一致，例如，城鎮戶籍居民正義觀念重心的公平導向要強于農村戶籍居民。這表明，城市化并沒有在促進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現代變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究竟類似的結論的前因后果如何，還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做更為深入的分析。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民眾社會正義認知的重心會逐漸從結果合理性向程序合理性變遷，也就是從公平導向轉變為公正導向。本文主要是基于一項問卷調查數據，采用二元邏輯蒂斯回歸分析方法，圍繞社會轉型時期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影響因素問題進行了分析。概括來看，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包括：第一，盡管當前的民眾正義觀念與正義感受都具有鮮明的公平導向特征，但是兩者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這一現象還有待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關注。第二，社會結構的轉型確實能夠推動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從公平到公正的變遷，但是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重心變遷的影響因素之間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其中，在民眾正義感受重心變化的影響因素上，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會意識到一些與程序不合理相關的問題，因而其正義感受的重心在社會正義認知的天平上會相對更為偏向公正一方。在民眾正義觀念重心變化的影響因素上，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更為重視與公正相關的問題，因此更加看重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程序的合理性；在工作部門類型對民眾正義觀念重心變遷的影響上，與農民相比，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工作人員的正義觀念呈現出更強的公正導向特征，更加看重程序的合理性。這些發現與本文的研究假設一致。但在本文的相關自變量中，盡管所在地區和戶籍制度等變量并沒有對社會正義觀念重心的變遷產生影響，但是，相關研究發現與本文的研究假設之間并不一致。具體來看，在戶籍類型的影響上，城鎮戶籍人口的正義觀念反而比農村戶籍人口呈現出更強的公平導向特征；在所在地區的影響上，與西部地區居民相比，中部地區居民的正義觀念呈現出更強的公平導向特征。

基于相關研究發現，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來推動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第一，進一步強化教育公共服務的供給，也就是通過社會整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來夯實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只有社會總體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人們才能更為看重與程序不合理相關的一些問題，社會正義認知的重心才能逐漸從公平一端向公正一端移動。第二，按照協同型政府[20]的要求，盡可能縮小不同區域之間的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從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這是因為，推動區域均衡協調發展可以為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第三，進一步落實相關民主制度，切實保障民眾的政治參與機會[21]，進而不斷增強民眾的政治效能感。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有效增強民眾的政治參與意愿，進而推動社會正義認知重心從公平向公正一端的變化。第四，繼續加強公民教育，要逐漸使得尊重多元基礎上的相互協商成為全社會所共同遵循的“實踐理性”，并且能夠切實做到在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包容他者”，通過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協商來形成有關社會正義問題的共識。因此，在社會利益分化以及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通過合理和公開的程序來實現社會正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中的關鍵就在于，通過有效的公民教育來促進現代公民的成長。

綜合來看，盡管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了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變遷的相關影響因素問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因變量的設計上，盡管本文嘗試從正義感受和正義觀念兩個維度來分析民眾正義認知重心的相關問題，但由于問卷設計的問題，并沒有很好地對正義觀念和正義感受的關系進行分析。其次，盡管本文是對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的變化對民眾社會正義認知重心的變遷進行的分析，但是在相關自變量的選擇上也有不足，突出表現為自變量的選擇還偏少。對這些問題，都需要后續更為深入的研究來加以彌補。

注釋：

① 這20個選項具體包括：貧富差距過大；城市和農村有不同的戶籍；普通百姓買不起房；不同性質企業間的政策差別；居民生活環境惡化；國有壟斷企業的特殊優勢；高額擇校費；女性在就業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存在大量貧困人口；同工不同酬；部分官員生活腐化；地區間有差別的高考錄取分數；普通百姓看不起??；基層選舉中的不公現象；各地基礎設施差別大；司法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各地優質教育資源（學校和師資）差別大；政府決策中普通公民參與不夠；各地的醫療條件差距大；企業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差距。

② 在數據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在對受訪者的相關選擇進行分析之后，將其重新進行了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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