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播中的認知框架效應分析

邵梓捷 季程遠

摘 要： 人類的認知框架是信息到達受眾并被接受的過程。本文運用網絡調查實驗的方法，以源于中國媒體渠道的新聞和源于外國媒體渠道的新聞分別測量其渠道框架效應，以新聞表達方式的積極和消極情感來測量情感框架效應。結果表明，對于客觀內容一致的新聞，人們的認知框架效應中，情感框架比渠道框架具有更強的框架效應；在同樣的情感框架中，雖然測量結果并不顯著，但能發現中國媒體渠道的效應要略強于外國媒體渠道的效應。這一研究回歸公共輿論研究的起點，用調查實驗的方式讓人們重新認識自身，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渠道框架；情感框架；調查實驗；認知框架效應

中圖分類號： D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176（2018）01-032-（13）

一、引言

在政治傳播中，大眾如何獲得和接受信息，研究者對這一過程中的影響要素研究各有偏重。一些學者更注重個人觀念對接受傳播的影響從而輕視物質環境的影響，另一些學者則強調經濟決定論而忽視意識形態的影響。事實上，人們接受信息的過程，更有可能是受客觀物質條件的局限并受主觀觀念影響的過程。對于信息環境，按唯物論或唯心論人為地預先設定或排除，實際上可能造成我們對影響人們接受信息的客觀存在因素的認識盲區。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在唯物與唯心兩極的鴻溝之間建立一座橋梁[1]。而對認知框架的分析和信息環境變量的檢驗就可能是我們需要的一座橋梁。

本研究試圖從認知框架分析的視角，檢驗信息環境對信息獲得和信息接受的影響。認知框架分析方法，是對作為個體的人如何形成政治偏好研究的一個擴展。認知科學一般認為，認知框架是以心理學和邏輯學的交叉融合為基礎的。在心理學意義上，認知框架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結構，任何一個人都通過認知框架來認識世界的。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認知框架是個人內在心理框架的外在化。而從語言學上來講，認知框架是建立在人類體驗之上、與場景相關的概念結構，是信仰、社會實踐、制度、意向等的圖示表征，是語篇編碼概念所預設的背景知識。因此，特定言語群體成員交流的認知基礎，是微觀、中觀和宏觀三位一體的認知結構[2]。而本文的認知框架，參考了Zaller關于公共輿論形成過程的RAS模型，即人們對信息的接收-接受-抽樣過程（Accept-Receive-Sample）的模型[3]，并將研究聚焦于信息到達受眾后被接受（Receive-Accept）的過程。Druckman將這一過程命名為偏好形成（preference formation）[4]。

認知科學同樣關注信息環境對認知的影響。在這里，我們將認知環境看作是信息之外的，但對個體接受信息和產生偏好發生影響的因素的總和，我們將信息接受過程中的影響因素設定為需要驗證的而不是給定的條件變量，對信息接受的客觀因素和主觀觀念同時加以考量，將兩者同時納入信息環境給予檢驗。同時，我們還認為信息傳遞方式也同樣構成認知環境的一個需要關注部分。在通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索取信息和知識的渠道愈加多元，信息和知識的呈現方式也豐富多樣；國際國內形勢紛繁復雜的情況下，人們如何了解那些大部分都超出了切身體驗范圍的事件[5]，這恰恰是公共輿論形成和研究的兩個環節的第一步，也是經常被忽略的一步。事實上，從個人的偏好形成，到群體性的公共輿論的形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它被各種各樣的因素左右，我們有理由相信，做好第一步驟“接收-接受”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鑒于此，本文試圖在“受眾如何接收并接受信息”這一問題研究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信息傳遞方式對認知框架效應的影響，具體而言，即受眾在接受客觀事實一致（信息內容為真），但又來自不同渠道（渠道框架不同）、用不同情感表達（情感框架有別）的新聞信息時，其認知偏好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為了分析的可測量性，我們將信息傳播的方式分為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兩個條件變量，進行認知框架效應分析，看兩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二、概念、理論與問題設置

政治傳播學源于公共輿論的研究。公共輿論研究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產生了一系列學術概念和理論。在這些概念和理論中，框架（framing）概念和理論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和概念之一。早期的框架概念是被作為考察人的認知與傳播行為的學術概念而提出的。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最早研究公共輿論的李普曼就注意到了媒體對公共輿論的重要影響和作用，在他看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媒介提供的過濾過的間接經驗[6]。Goffman則關注受眾是如何接受和處理信息的，他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了認知框架的概念和理論解說。在他看來，“認知框架是人們用來認識和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經驗的歸納、結構與闡釋都依賴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們能夠定位、感知、理解、歸納眾多具體信息”[7]。由此可見，框架其實就是人們處理信息的認知結構，并對信息處理的結果產生影響。

相比之下，政治傳播研究更重視傳播的效應。拉斯韋爾是最早關注政治傳播效應的政治學家。在他看來，政治傳播就是“誰對誰說了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又起到了怎樣的效果”。因此，政治傳播更應該重點進行內容分析，不僅有傳播內容的目的，還要分析傳播內容的風格，“風格指的是信息要素的配置”[8]。倘若把世人的注意過程視為一連串的注意框架（attention frame），我們就可以描繪引起個人或群體注意的傳播內容[9]。實際上，政治傳播效應分析涉及傳播過程中接收和接受兩個重要環節，只有通過這兩個環節的互動，才能最后產生傳播的效果。

政治傳播研究的相關文獻中，學者在使用“框架”這一術語時也是在接收和接受兩個環節展開研究的。在接收環節上使用的概念是傳播框架（frame in communication）或媒體框架（media frame），用以指稱媒體、政客等發言者在向受眾復述某一個議題或事件時所涉及的內容主旨，以及使用的措辭、形象、短語和表述風格。而在接受的環節上，所使用的概念則是思維框架（frame in thought）和個體框架（individual frame），用來指稱受眾會相信或者偏愛一項議題中某一方面的屬性。政治心理學家Tversky和Kahneman曾經試圖研究傳媒框架是如何影響受眾的。通過實驗證明，決策行為受到方案文本的表述框架的影響。如果決策方案表述是正面的，人們傾向于肯定的方案；如果表述框架是負面的，人們更傾向于冒險的抉擇[10]。這說明了傳播者運用什么樣的框架傳播信息，會影響到受眾對信息的處理結果，對事物的價值判斷以及態度和行為反應。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傳媒框架效應并不是絕對的，不能簡單地無視個體的認知框架所產生的作用。如Entman曾經指出，占統治地位的新聞媒體框架并不能完全消除所有對立的和挑戰性的信息，盡管它能通過信息呈現的形式來摧毀這些信息的有效性和降低其顯著性[11]?？梢哉J為，受眾對新聞的接受程度來源于受眾的認知框架，即過去社會生活經驗的積累、既有的價值觀和態度、行為取向。這一認知框架引導受眾個人處理新的信息。當然，認知框架這些功能，都只能在與新聞框架內部的不同效應的互動過程中，通過過濾才能發揮其效果。同時，作為不定量多數的個人的集合體，受眾對新聞的接受程度也是具有多樣性的，應用不同的框架來解讀結果，會出現諸如“同向解讀”“對抗式解讀”“妥協式解讀”等各種情況。事實上，圍繞不同新聞內容所發生的不同輿論反應實際上是新聞媒體框架和受眾認知框架相互作用的結果。

人類認識外部世界進而形成公共輿論的過程依然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它就像是一個神秘的黑箱，吸引著學術界的不斷探索。近些年來，美國政治傳播研究更加關注公共輿論形成過程各個環節的更細致的分解和實證研究，并越來越重視實驗數據的采集和新的分析方法的運用。同時，隨著中國政治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日益受到關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中國的公共輿論形成過程。這些研究已經深入到政治傳播各個環節的進一步分解、實驗數據的采集和新的實驗分析方法的運用。尤其是隨著新聞信息渠道來源的多元化，一些學者開始將中國民眾如何看待來自外界的信息作為關注對象。比如：美國加州大學默塞德分校黃海峰等的一系列研究，就試圖探求中國公民的觀點是否更容易受到外國知識和信息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發現，在接收環節，對外國社會經濟條件的高估會產生對中國及中國政府更多的負面評價，對國外情況的樂觀估計會降低對國內的評價，對其他國家政治不穩定的認識可以提高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12]。而在接受環節，這些研究則發現，閱讀積極的外媒內容，可以改善對外國更正面的認識；同時，那些親西方而對中國政權評價較低的中國公民，則更傾向于閱讀外國的積極內容和中國的消極內容[13]。

然而，對中國公共輿論的整體研究中，西方學者也會常常對其結論產生疑惑，因為其結論與他們的理論預期不相符或者存在較大的差異。從事實上看，中國民眾新聞信息的獲取渠道越來越多元化，對外部世界的信息獲取量也越來越多并且越來越快。為什么新聞傳播渠道的多元化和開放度并沒有產生理論上的效果？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就有必要對中國政治傳播的認知框架效應進行研究。

近幾年來，政治學的前沿研究方法已經朝著因果關系的推斷方向變革。隨著實驗方法的發展和應用場景的豐富，實驗政治學（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開發出諸如實驗室實驗、現場實驗、調查實驗和自然（ 政策） 實驗等豐富的工具箱，并被廣泛應用于諸如政治心理學、政治行為、選舉和議會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傳播、集體行動與合作、國際關系等多個亞領域。[14]20世紀70年代，實驗方法開始運用在政治科學的研究中。20世紀80年代初，政治傳播和政治心理學跨學科領域的合作研究開始激增，促使實驗方法深入到政治科學的幾個分領域，當然也包括政治傳播。長期以來人們對實驗結果的有限的但又普遍性的關注，使得實驗方法在政治傳播的國際學術研究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

本文的研究關注的是中國政治傳播情景中的認知框架效應。我們將把新聞媒體框架作進一步的分解，試圖觀察和測量新聞框架內部的不同框架效應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前人的相關研究相比，本文的關注點在于不同傳播渠道與媒體框架對認知框架效應的影響和作用?；趯嶒灁祿杉蛯嵶C方法運用的可行性考量，我們只選取了人們閱讀新聞的第一步驟中的“接收到接受”的環節，在過去的研究中，這一環節是被長期忽視的。我們將新聞媒體框架分解為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然后，通過對新聞傳播的國內渠道和國外渠道來測量不同傳播渠道的影響，通過對媒體傳播內容時采取的積極或消極的情感表達來測量不同情感框架的影響和作用。最后，以調查實驗的方式，來測量新聞框架中的渠道和情感如何相互作用，并對受眾的新聞接受程度產生有效的影響。

三、研究假設和實驗設計

當被設定的框架對框架客體（即受眾）發揮了作用，塑造或影響了受眾對某個議題的看法時，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就發生了。Druckman將這一媒體框架效應細分為“等效框架效應”（equivalency framing effect）和“強調框架效應”（emphasis framing effect）。所謂等效框架效應，就是新聞內容在邏輯上基本相同，但由于表述和措辭不同而產生的效應[15]。一般情況下，等效框架效應發生在實質相同的評論信息，用或積極或消極的表述方式說出，個體有不同的偏好[16]。區別于Druckman的等效框架效應，本文中作者還加了不同的新聞來源，即渠道框架效應來進行測量。政治傳播學家Iyengar等也曾對框架理論的定量分析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他們把新聞框架分成事件框架（episodic frame）和主題框架（thematic frame）。這兩個主要框架分別從感性和理性層面進行。但是一篇新聞報道不可能純粹是事件框架或者是主題框架，內容分析意義上的框架研究，有天然的局限性。

根據研究問題和研究對象，我們用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效應來測量新聞認知框架效應；同時，又將渠道分解為外國媒體和中國媒體來測量，用積極報道和消極報道來測量情感，具體實驗步驟如圖1。

既有的研究為我們作出研究假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Tversky和Kahneman的實驗里顯示，如果決策方案表述是正面的，人們傾向于肯定的方案；如果表述框架是負面的，人們更傾向于冒險的抉擇，但是沒有直接研究測量由誰發布決策方案；同時，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同時驗證渠道和情感框架哪個作用更顯著，所以我們對認知框架效應的渠道和情感的框架效應，設計了如下表1的調查實驗的4種干預情形，受訪人會隨機接受4種干預之一。認知框架效應分為新聞渠道和情感表達兩個維度，即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但是這2*2的四個類型被受眾接受的程度是未知的。

實驗設計中，新聞渠道框架的區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網頁標識，在標題上方，會出現“新華網”或“紐約時報中文版”的網頁標識；第二，在正文中，引用專家也存在中國專家和外國專家之分。在情感框架的區分中，也有兩個方面：第一，在標題中，設置為“中國經濟放緩情理之中不足為怪”或“中國經濟放緩：下滑趨勢堪憂”；第二，正文中，是否強調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嚴重性。研究者搜集的2個網頁標識和2份正文，形成4份干預文本組合，如表2。每一位受訪者會接受任意一種干預，并回答一系列據此提出的問題。

此處僅展示研究者設計的來自中國媒體的消極新聞：

在閱讀完給出的干預文本后，受訪者需要馬上回答問題“您是否認同您閱讀的新聞評論？”實驗設計的關鍵在于確保受訪者有效接收了干預，因此我們要求受訪者回憶如下問題：“您所閱讀的新聞評論對我國經濟的判斷是消極還是積極”以及“您所閱讀的新聞是來自以下哪一家媒體”。當然，干預文本閱讀并翻頁后，受訪者不可以返回，同時每一個IP、每一個用戶只能回答一次。另外，在問卷最后，我們設計了一個測試受訪者是否會認真閱讀題干的問題：

“感謝您的參與！這是本份問卷最后一個問題。我們想要知道您是否認真閱讀了每道題，如果您閱讀了本題的問題，請在下面的選項里勾選‘不知道，并在下一題‘對本問卷的建議的空格里填寫‘不知道。如果您沒有閱讀這道題的指示，則很有可能您會選擇您做了本份問卷的時間，如果您選擇了時間，則這份問卷會被認定為不合格?！比缯_回答干預文本之后的兩個問題和最后一題按照指示填答的受訪者，我們認定接受了實驗的干預。

四、數據與變量

1.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16年6月20日到2016年7月30日進行的網絡調查。利用網絡調查，配合良好的研究設計進行的調查實驗，成果已經受到認可[17]。有學者利用網絡調查與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的結果進行比對，發現樣本代表性較為理想。[18]

簡單清理包括2個步驟：

（1）清理同一受訪人填答的問卷，利用網絡IP地址和網站的用戶名識別，只保留答題最早的樣本。另外，沒有填寫網站用戶名的樣本也視作無效。

（2）清理實驗題沒有回答的樣本，包括3個問題：“您是否認同您閱讀的新聞評論”“您所閱讀的新聞評論對我國經濟的判斷是消極還是積極”“您所閱讀的新聞是來自以下哪一家媒體”，以及最后測試受訪者是否認真閱讀題干的問題。簡單清理后，共有1386個樣本。

2.變量

因變量為受眾對新聞的接受程度，也就是框架效應的結果。在接受干預后，馬上詢問受訪者“是否認同您閱讀的新聞評論”，選項1-7依次代表“非常不認同”“不認同”“有些不認同”“無觀點”“有些認同”“認同”“非常認同”。

干預變量根據實驗設計確定。每位受訪者會被隨機分配干預類型，類型1“中國積極”共332個樣本，類型2“中國消極”共334個樣本，類型3“外國積極”共345個樣本，類型4“外國消極”共375個樣本。不同類型干預包括的樣本數，分布大體上均衡。根據實驗設計，接受干預的樣本需要滿足兩個條件：

（1）正確回答干預文本之后對文本情感和文本來源的兩個問題。

（2）最后一題按照指示填答。

最后剩余的受訪者，即為本研究認定接受了實驗的干預的受訪者，一共剩余641個樣本。其中類型1“中國積極”共196個樣本，類型2“中國消極”共141個樣本，類型3“外國積極”共157個樣本，類型4“外國消極”共147個樣本。

潛在的控制變量包括受訪者的人口學變量，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戶口類型（城市戶口=1、農村戶口=0）、個人收入水平。另外，如果受訪者對于新聞媒體不了解，尤其是不知道“紐約時報”，仍然可能影響受訪者對于實驗干預的接受。因而我們設置了多選題詢問受訪者“聽說過以下哪些媒體”，包括“財新網”“央視財經”“紐約時報”“鳳凰網”“BBC新聞”“CNN新聞”，選中記為1，否則為0，生成一個媒體認知變量，取值范圍為0-6。經濟發展信心，通過詢問受訪者對“我對我們國家的經濟充滿信心”這一判斷的認同程度測量，選項1-6表示“非常不認同”“不認同”“有一些不認同”“有一些認同”“認同”“非常認同”。生活滿意度則為與三年前相比，受訪者對生活水平、工資水平提高程度以及“賺錢容易”程度評價的綜合得分（信度系數為0.76）。

對于干預有效的樣本，其變量描述統計見表3：

五、實證結果

首先，共有1386個受訪者接受了我們的實驗干預，經過清理后，有效接受干預的受訪者有641個。有效樣本是全部樣本的子樣本集，需要確保不符合實驗要求的樣本在人口學變量的分布上是隨機的，也就是兩者在人口學變量上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否則，后續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加以控制。

圖2展示了全部樣本（左側）和有效樣本（右側）的地域分布，表明樣本來源于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單位，但在西北、西南地區樣本較少。全樣部本中寧夏僅有1位受訪者，有效樣本中該樣本由于不滿足認定接受干預的條件被刪除。從全部樣本和有效樣本的比較看，各省的顏色非常接近，相關系數也高達0.979，表明有效樣本與地域不存在顯著關系。

有效樣本與全部樣本在其余控制變量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我們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表4的結果表明，在所有控制變量上，全部樣本與有效樣本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以上的全部樣本和有效樣本的地域分布比較和控制變量均值比較表明全部樣本和有效樣本沒有顯著差異，可以放心使用有效樣本進行進一步的分析。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分別接受4種類型干預的受訪者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我們仍然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檢驗。表5的結果表明，只有在個人收入上，不同類型的受訪者存在顯著差異（p=0.038<0.05），我們需要在進一步的分析中控制個人收入的影響。

以上分析表明，調查實驗執行效果良好，調查樣本分布廣泛，有效樣本與全部樣本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表明被排除的樣本是隨機的，滿足實驗要求。最后，接受4種干預的子樣本集僅在個人收入上存在統計學差異，表明實驗的隨機性較好。

隨后，我們進行干預效應的估計。由于因變量新聞認同為1-7的定序變量，采用定序邏輯斯蒂回歸進行擬合，見表6。由于干預變量，即受訪者接受實驗的干預為無序多分類變量，必須選定對照組，我們以類型1“中國積極”為參照組。模型1只納入三個干預變量，模型2增加個人收入控制4個干預組唯一存在顯著差異的控制變量，模型2為最終模型，模型3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納入了所有其他控制變量。

模型1表明，接受“外國消極”干預的受訪者與接受“中國積極”干預的受訪者相比，前者對新聞的認同顯著更低，其系數最大顯著性最高，為-0.840。接受“中國消極”干預同樣會降低受訪者的新聞接受程度，但是系數減小，為-0.433。接受“外國積極”干預的受訪者與接受“中國積極”干預的受訪者相比則沒有顯著差異，系數為-0.110，仍然為負。

模型2為納入個人收入控制變量的最終模型再次確認了這一結果，系數變化不大，顯著性沒有變化。顯示存在中國積極（0）>外國積極（-0.125）>中國消極（-0.443）>外國消極（-0.836）的階梯式分布。模型3加入所有控制變量，在干預變量系數和顯著性上都沒有發生大的變化，表明了這一結果的穩健性。圖3為帶置信區間的點估計圖，圓點對應參數估計值，橫線代表相應的置信區間，更細的為90%置信區間，以便更直觀地展示干預變量系數在模型2和模型3的變化。

以上分析表明，“外國消極”干預有著最低的新聞認同，人們對于渠道為國外，內容偏消極的新聞最不認同；與之相反，所有干預變量系數為負表明，“中國積極”干預有著最高的新聞認同，人們對于渠道為國內，內容積極的新聞最認同。而對于“中國消極”和“外國積極”的干預，回歸系數（-0.443和-0.125）表明，新聞的情感相比于渠道有著更大的影響，似乎人們更認同情感積極的新聞，下一步繼續檢驗情感框架和渠道框架的影響。

為了比較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的干預，我們分別對干預依照渠道和情感進行合并，生成2個新的變量，渠道（取值為1代表新聞來自國內）和情感（取值為1代表新聞情感正面）。表7中，模型4考察情感框架、渠道框架和交互項的影響，模型5加入所有其他控制變量。結果表明，情感框架相比于渠道框架影響更大，系數分別為0.573和0.244。模型5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后，結果依然穩健。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探討的問題是公共輿論形成過程中認知框架的效應受哪些因素變量的影響。李普曼曾經指出，對公共輿論進行分析的起點，應當是認識活動舞臺、舞臺形象和人對那個活動舞臺上自行產生的形象所做的反應之間的三角關系[19]。Lasswell和Dwight則指出，一個國家內部的注意結構（attention structure）是國家整合程度的寶貴指數[20]。本文研究受上述文獻的啟發，試圖回到公共輿論研究的起點，從人們的偏好形成、認知過程著手，重新審視拉斯韋爾所說的注意框架和結構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來看，公共輿論關乎一個國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整合，國家治理所依存的基本社會秩序的維護，以及在國際社會多元共同體中自身文化傳承的延續。因此，作為國家內部以受眾存在著的群體及其群體中的每一個體是如何接收和接受信息的，這是公共輿論研究的一個應當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重大命題。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們不得不從政治上去應付這個既合作又沖突的世界。在我們應該如何認識當今世界從而認識自己的這一重大問題上，公共輿論的引導是每一個國家共同體無法忽視的重要議題。然而，一個國家內部公共輿論的注意結構并非簡單地源于宣傳，尤其是在當今媒體高度發達和多元的條件下。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有著自身的規律。本文的研究已經說明，作為政治傳播受眾的每一個個體，在接收-接受的環節中，其注意結構的形成確實受到傳播框架的影響，而政治偏好形成則受到認知框架效應的影響，它既產生于想象，也產生于見解，又產生于思想。

本文運用網絡調查實驗的方法，以新聞來源于中國和外國的媒體渠道來測量渠道框架效應，以新聞表達方式的積極和消極情感來測量情感框架效應。結果表明，對于客觀內容一致的新聞，人們的認知框架效應中，情感框架比渠道框架更具明顯的框架效應；在同樣的情感框架中，雖然測量結果并不顯著，但能發現中國媒體渠道的效應要略強于外國媒體渠道的。新聞渠道就像是信息經手人（handler）[21]，他們不修正內容，卻帶有天然的印象分；而情感表達就像是一個說話者的“舌頭”，它既可以影響信息內容形成反差，也極有可能成為一個典型的效果“操縱者”。這也是本文希望媒介和政府警惕的部分。

本文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實現象。在互聯網發達和外界媒體評價多元化的今天，受眾更愿意接受積極的正能量信息。這樣的結果，給予了我們更多的思考，并可以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朝向更深層次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學的研究發展。英格爾哈特的現代化理論的基本觀點給本文的結論分析提供了佐證，即經濟發展會帶來世界的變化，經濟發展會改變世界是有很多原因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現實生存條件的不同[22]。也許在改革開放飛速發展的當代中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從物質主義的困頓中解脫出來。在我們的研究結論中，受眾更愿意接受國內積極的信息，這可能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缺乏理性甄別的表現。正如英格爾哈特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那樣，物質主義以解決基本生存問題、提高安全感為首要目標，后物質主義則更注重歸屬感、自我表現和生活質量。后物質主義時期，人們的追求將提升到更高的需求層面。轉型期的中國民眾，處于一種典型的“轉型焦慮”狀態中，對消極的觀點有一種排斥也屬于正常。這與我國當下所處的歷史時期密不可分。轉型期的治理危機問題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即使是那些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的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曾例外[23]。

同時我們也能看到，這些年來政府的國家形象宣傳、媒體對于正能量的傳播是行之有效的，再加上政府對于媒體的嚴格把控，在外界刺激上，受眾接觸外媒的幾率較少，同時對于外媒存在的一定的諸如“境外反華勢力”的固有印象，本文的結論中受眾更愿意接受國內的積極信息和新聞正是證明了這點。這樣，從內外綜合因素的作用下，得出本文的實驗結果，就容易理解了。

正如扎勒在RAS模型的構建過程中所說的那樣，傳統意義的術語“態度”是不存在的。人們只是根據頭腦里的即時凸顯的考慮事項來作出“態度報告”或“調查回答”[24]。我們有理由認為，頭腦中即時凸顯的考慮事項就是本文中的認知框架，這將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公共輿論、政治傳播、政治心理等提供行之有效的參考。

最后，我們不得不承認本文的研究局限性，我們只討論了認知框架、偏好形成的第一部分，即從接收到接受的部分，并沒有涉及過多的關于政治傾向的、意識形態的內容，這也是作者下一步將要進一步做的研究。另外，由于網絡調查是自愿樣本，因而其結果必然存在局限性，同時僅僅使用網絡調查數據也限制了研究結果的外推性。我們認為，本研究的價值在于對很多學科相關研究新成果的借鑒，并試圖運用這些新成果來檢驗我們提出來的問題。誠然，在西方的前沿文獻中不乏這方面的探索，但從中國語境出發的研究，這還是一種新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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