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韓漫游》“苦力”形象轉變看夏目漱石的中國觀

佟若瑤

內容摘要：以夏目漱石在明治42（1909）年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發表的中國旅行記《滿韓漫游》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其對旅途中邂逅的中國勞動者——“苦力”形象的塑造手法為線索，探究這部中國游記文學抒情表達中所隱藏的作者對于中國認知姿態。同時，對中國之行后發表的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中所呈現的中國形象進行綜合考察，以揭示夏目漱石寄托于中國“苦力”形象中的對于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的認識。

關鍵詞：苦力 轉變 對比認知 殖民主義 警示

明治42（1909）年秋，夏目漱石對當時的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進行了游歷。此次旅行是受到了大學預科時代的好友、時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總裁的中村是公的邀請，自當年的9月2日至10月17日歷時46天?！稘M韓漫游》即為記錄了夏目漱石此次旅行見聞的游記，分別于同年的10月21日至12月30日在《東京朝日新聞》、10月22日至12月29日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進行了51回的連載。這部名為《滿韓漫游》的旅行記，受到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日本國內社會環境、國際關系以及夏目漱石自身原因的復雜背景下，以年末為契機中斷了其連載，而其間所記錄的也只有夏目漱石在中國東北部的旅行經歷，因此一直以來被視為是夏目漱石僅存的一部中國游記，成為了考察夏目漱石在中國進行的這場跨文化交際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認知的重要線索。

《滿韓漫游》中的一個突出主題就是在中國東北部的各處游歷時不期而遇的中國“苦力”。從大連港口駕駛人力車和馬車的車夫，到營口熊岳城溫泉勝地的魚販，再到土豪家的番兵、豆油工廠的工人等等，“苦力”的形象貫穿了夏目漱石中國東北之旅的始終。正因如此，為考察夏目漱石的中國觀隨著其深入中國文化腹地所產生的轉變及發展，《滿韓漫游》中所塑造的“苦力”形象成為了相關研究界公認的有效線索。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就《滿韓漫游》中“苦力”形象的塑造手法進行分析，從而展現“苦力”形象在作者文筆下的轉變脈絡，并結合中國旅行后夏目漱石所發表的代表作中出現的中國形象投影，揭示夏目漱石在中國這場跨文化交際活動中所形成的對于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對比認知。

一.“中國苦力”形象的轉變與夏目漱石的憂慮

在到達中國這一跨文化交際活動的現場之后，首先映入夏目漱石眼簾的就是“骯臟的”中國勞動者形象。根據《漱石日記》中所記，夏目漱石所乘坐的“鐵嶺號”游輪與明治42（1909）年9月6日傍晚5點到達大連港，《滿韓漫游》中對于此時的印象進行了以下的描寫：

（前略）河岸上人頭攢動，大都是中國苦力，單個人顯得很臟，兩個人湊在一起仍然難看，如此多的人擠在一起更加不堪入目。（中略）……正在這時，船穩穩地停在了那群邋遢的苦力旁邊。船剛停穩，苦力集團就像炸開了的馬蜂窩一樣，立刻開始吵吵嚷嚷。我被突如其來的吵鬧嚇破了膽?？墒?，命運注定我必須下船到陸地上去，我想總會有辦法的。我依然托著下巴觀看河岸上的混戰。

（前略）往河岸上望去，的確有馬車停在那里。很多洋車也停在那里，不過，洋車都是苦力集團拉的，和內地的洋車相比，那可是大煞風景。多數馬車也是由苦力集團駕馭的，所以，全都像苦力集團那樣骯臟不堪。（后略）[1]（下劃線為筆者加注）

這一段記述頻繁使用了含有骯臟、吵鬧意味的修飾語，夏目漱石在此處為了能夠淋漓盡致地表達出流動于大連碼頭的中國勞動者是如何的不體面，完全不吝惜刻薄的語言。而將不堪入目的“苦力”稱作是“苦力集團”（原文「鳴動連」）甚至是夏目漱石在《滿韓漫游》中新創的詞匯。這種強烈的視覺和心理沖擊被文學語言辛辣地呈現在了讀者眼前，而同時呈現的還有初次直觀映入夏目漱石眼中的中國形象——在與中國這種異質文化突然遭遇的現場，還未能跳脫出近代日本價值觀的體驗者，其眼中充斥的只有中國勞動者不理想的衛生狀況和令人頭疼的嘈雜吵鬧。而這樣的“苦力”形象則伴隨著夏目漱石對于當時中國整體衛生狀況的不滿情緒，貫穿了中國旅途全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夏目漱石觀察的目光并沒有因此就發生停滯或閃躲，而是又延伸至營口熊岳城駕駛礦車的車夫、溫泉上游的魚販、土豪家的番兵等等，最終成為了貫穿《滿韓漫游》始終的主線之一。而夏目漱石觀察的目光也隨著形形色色的“苦力”形象，超脫出了大連碼頭的不愉快，開始發生轉變，最明確的一個轉折點就是對大連“滿鐵”旗下的一處豆油工廠工人的描寫。

苦力溫順、健壯、有力、勤快，你就是從旁邊參觀都會覺得心情舒暢。（中略）他們就像沒有舌頭的人一樣，從早到晚默默地背著那沉重的大豆麻袋從一樓到三樓爬上爬下循環往復。他們的沉默和有規則的運動、他們的忍耐和元氣簡直就像命運的影子一樣。

（前略）從朦朧的蒸汽當中可以看見紫銅一樣的肉色因為汗水泛著油光而越發勇猛。當我注視著這個苦力赤裸的身軀時，不由得聯想起了“楚漢軍談”。古時候，讓韓信從胯下鉆過去的好漢必定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的上身強壯魁梧、青筋暴露，那雙大腳上穿著用生牛皮縫制的皮鞋。（后略）

出門的時候，我贊嘆說：那些苦力活兒干得真漂亮，而且，非常肅靜。陪同回答說：日本人根本做不到。他們一天只花五六分錢吃飯，真搞不明白他們為什么那樣強壯。[2]（下劃線為筆者加注）

根據這段描寫，豆油工廠搬運大豆的工人不僅有強壯的體格，還具備了堅韌的忍耐力，在悶熱無比的工廠里默默忍受著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單調的體力勞動，領取廉價的薪金。在這間廠房里到處都是滿是灰塵的大豆麻袋和穿梭于狹窄通道渾身汗臭的身體，因此夏目漱石在這里所觀察到的中國“苦力”既不會比大連碼頭的車夫們干凈清潔，也不會比熊岳城的魚販、番兵受過更好的教育，但在這一小節中塑造出的“苦力”卻是充滿了強大體力和精神力的，這與之前的描寫大相徑庭。在大連碼頭不惜使用最刻薄的修辭和比喻來徹底呈現“苦力”丑陋一面的夏目漱石，在這里卻更加沒有吝嗇贊美的語言。

如此一來，近代中國底層勞動者的形象在夏目漱石的筆下形成了顛覆性對比，而在同一部作品中對相同性質的人群采用如此的鮮明的前后對比描寫，不能不說有其獨特的深意。從這樣的筆觸中我們可以讀出，隨著中國之旅的展開，夏目漱石對于當時中國所特有的風景所產生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作為跨文化交際活動經歷者的夏目漱石一時的心血來潮的感想，而是他對于中國這種異質文化認識本身的轉變。比較上述兩段引用文的內容就不難看出，夏目漱石目光的焦點，以大連碼頭的車夫為開端一路走來，通過豆油工廠的工人，最終卻是著落在了以每天“五六分錢”的廉價薪金雇傭“苦力”們的日本殖民地經營者身上。

中國“苦力”不理想的衛生狀況和生存狀態在當時的中國是不爭的事實，而從這樣不堪入目的勞動者形象出發就不難發現，以廉價薪金無節制地榨取殖民地勞動力的日本殖民者難逃其責。在這里，夏目漱石對于日本海外殖民政策產生了深深的憂慮：將豆油工廠的工人與使韓信蒙受胯下之辱的“好漢”形象合二為一，將其粗鄙、野蠻的一面代替以“日本人根本做不到”的忍耐與勤勉，并且默默地在這種忍耐中積蓄力量。這種力量噴發的方向一旦得以確定，首當其沖的自然是使其蒙受了折磨與艱辛的日本殖民者，而此時日本殖民主義的“胯下之辱”怕是在所難免了。夏目漱石游歷中國東北之時，在當地活躍在殖民地經營前線的大多為他的知交舊友，他的這種憂慮自然與他們有關，同時也對當時身處日本國內認不清殖民政策本質的日本民眾發出了警示的信號。而來自夏目漱石的這種警告其實并不只是隱晦在《滿韓漫游》這部作品中，在其中國之行過后發表的作品中也隨處可見。

二.寓于“苦力”和“冒險者”形象中的警示

在中國及朝鮮半島游歷后的明治43（1910）年，夏目漱石在《朝日新聞》上開始連載他的新作品《門》。在《門》的第十六節中，描寫了遠渡去殖民地的“冒險者”——坂井弟弟的經歷。坂井的弟弟畢業后經親友介紹順利成為銀行職員，卻在日俄戰爭后不久，不顧親朋友好友的勸阻，執意辭掉在銀行的工作去當時已經淪為日本殖民地的中國東北地區追求更大的發展。在遠渡到中國后利用遼河的資源做起了大豆運輸生意，但轉眼就經營失敗，落得身無長物。[3]

通過這位“坂井弟弟”的經歷，近代日本殖民擴張背景下不滿足于國內安定的生活，為謀求更大的成功而前往中國的“冒險者”形象浮現在了讀者眼前。而這樣的“冒險者”在夏目漱石這一時期的作品中，都被塑造成了在中國遭遇了徹底的失敗，導致貧困不堪、流離失所的殖民地經營者的形象。并且，《門》當中坂井弟弟的人物形象也在《滿韓漫游》中能夠找到其原型，那就是夏目漱石在滿鐵旗下的一個以經營大豆運輸為主、名為“大連埠頭事務所”的機構的經歷記述。

住在這個村落的人全員出動，再加上指揮比他們多幾十倍或者幾百倍的苦力，到了大豆上市的旺季，源源不斷的貨物令他們難以應付。據相生介紹，最多的時候每天平均到貨五千噸。去年雨季還剩下四萬噸，今年上升到十五萬噸。

南北一千五百尺東西四千二百尺的碼頭一側全都堆滿大豆的話一定非常壯觀。[4]

這一段記述中集中使用“四萬噸”“十五萬噸”“南北一千五百尺東西四千二百尺”這些說明性很強的數字，直觀地記錄了滿鐵經營下大豆貿易的盛況。夏目漱石的這次中國之旅，其本質就是受到殖民統治者的邀請所進行的以此殖民地事業調查，在記錄其旅行見聞的作品中記述日本海外殖民事業的繁榮更符合當時國家意志和國民意志的期待。但是，夏目漱石在此處只是客觀記錄了在大連貿易港口的見聞未做任何評論，而他對于日本海外殖民擴張的認知卻并未停留在這部作品中，而是在其后的作品中借塑造坂井弟弟這樣一個失敗的“冒險者”形象，將其對日本殖民事業必將慘淡收場的結局投影在了其中?！堕T》中的坂井弟弟有可能就是《滿韓漫游》中將大豆生意做的風生水起的相生由太郎，也有可能是忙碌在這個大豆貿易群體中的任何一個躊躇滿志的殖民者，但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卻在警示著志得意滿的日本殖民主義者：日本海外殖民事業的光鮮也只不過就是曇花一現罷了，被這種成假象所愚弄、狂熱追捧殖民政策的日本國民所迎來的，只會是慘痛的失敗。夏目漱石對在中國東北親歷的殖民地景象和由此所產生的對于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認知也由此展開。

無獨有偶，明治45（1912）年1月1日至4月29日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的《彼岸過迄》中塑造的“森本先生”，是又一個中國之行后出現在夏目漱石文學作品中的“坂井弟弟”式的人物形象?！侗税哆^迄》中與主人公田川敬太郎曾為同一間公寓租客的森本，突然從其租住的公寓中搬走，之后在給敬太郎的信中說道：自己在大連的“電氣公園”中從事娛樂業相關的工作，稱大連是一個可供有為青年大展拳腳的理想地方。這封信為當時正在失業中的敬太郎傳來了勵志的信息，但此時的森本實則卻是個連房租都還沒有繳清的毫無信用的人，其在大連所從事的工作也不過就是在夏目漱石曾經游覽過的“電氣公園”的娛樂設施中為前來游樂的客人端茶送水，這樣的境況還能將自己作為“有為青年”的藍本，“森本先生”這個人物的諷刺意味也就可見一斑了。

將“坂井弟弟”和“森本先生”的形象合二為一，就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夏目漱石筆下，那些懷著雄心壯志參與到殖民地經營當中去的人物，其結局卻是無一成功。而再將這幅難以成功的殖民地“冒險者”形象與《滿韓漫游》中的“苦力”形象的轉變相聯系就會發現，在游歷途中以“苦力”為線索感知了中國民眾所積蓄的力量后，夏目漱石的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定論：所謂的殖民主義的成功者說到底在日本是不會存在的。而夏目漱石對日本殖民主義結局的預言式結論，在作品《門》當中提及“伊藤博文暗殺事件”時主人公野中宗助和阿米的對話中則變得更加清晰。宗助在看到伊藤博文遭暗殺的號外后吃驚地跑到正在廚房干活的阿米面前通報這一消息，當阿米問及伊藤博文因何被殺時，宗助一邊氣定神閑地飲著茶，一邊說了一句：也還是命運使然吧！[5]

在夏目漱石到訪中國東北地區后不久的明治42（1909）年10月26日，在他也曾停留過的哈爾濱火車站，當時剛剛從韓國總監位上卸任的日本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被朝鮮志士安重根擊斃。當時的夏目漱石結束中朝之旅回國剛剛10天，為這樣一起突發事件與自身經歷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諸多巧合感到了震驚。他在其后發表在《滿洲日日新聞》上的投稿中表達了自己的震驚[6]，又在緊隨其后發表的《門》中提及這一事件，并借主人公宗助的話語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關于這位近代日本殖民主義頭號人物被暗殺的原因，夏目漱石再次使用了“命運”這一表述，這里殖民者滅亡的“命運”與《滿韓漫游》中苦力的“命運”（見腳注2引文）重疊在一起，投影出的是來自夏目漱石的對于近代日本殖民政策的重要警示：在殖民統治下默默隱忍不斷繼續力量的民眾終歸走向爆發。到那時，等待那些曾經在殖民地耀武揚威的近代日本殖民者們的，將是致命的打擊。

夏目漱石在中國游歷時對隨處可見的中國“苦力”顯示出了極大的關注，他的這種關注并不是來自對異質文化產物的獵奇心理，而是包含了他對近代日本殖民政策的深深憂慮。時常用敏銳目光捕捉近代日本社會問題的夏目漱石，即使在走出國門后也還在努力探索解決本國、本民族問題的方策。也正因為持著這種為母國謀出路的姿態，他才能夠克服大連碼頭衛生狀況不理想的“苦力”帶來的文化沖擊，將中國勞動者的形象定格在了豆油工廠勤勞的“苦力”身上，站在大連的豆油工廠三樓的廠房中靜靜地觀察著“苦力”們的勞作現場，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自行描繪出了一副勇猛、隱忍的“苦力”形象。夏目漱石采用這種刻意美化中國勞動者的手法，并不是為了贊美中國，而是通過在中國進行的這場跨文化交際活動，對近代日本殖民政策的本質和存在的問題產生了更加深刻的認知，從而用這樣的描寫向洋洋自得地支配著這些“苦力”、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得意忘形的日本殖民者們敲響了警鐘。

參考文獻

[1]張明杰主編，《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夏目漱石著、王成譯，《滿韓漫游》，中華書局，2007年4月.

[2]『漱石全集』、第六巻「それから·門」、巖波書店、1994年5月9日.

[3]西原大輔、「漱石文學と植民地——大陸へ行く冒険者像」、『比較文學研究』66、東大比較文學會、1994年7月.

[4]牧野健一郎、「漱石先生、東アジアを旅する」、『旅する漱石先生——文豪と歩む名作の道』、小學館、2011年9月20日.

注 釋

[1]張明杰主編，《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夏目漱石著、王成譯，《滿韓漫游》，第四節P159-160，中華書局，2007年4月.

[2]前出《滿韓漫游》，第十七節P184-186.

[3]『漱石全集』、第六巻「それから·門」P550、巖波書店、1994年5月9日.

[4]前出《滿韓漫游》，第二十節P191。根據該小節內容，“據相生介紹”的相生即為“大連埠頭事務所”經理相生由太郎.

[5]前出『漱石全集』、第六巻「それから·門」P368～369.

[6]『漱石全集』未收錄文獻、『満韓所感』、明治42年11月5日『満洲日日新聞』。夏目漱石于同年11月5日在《滿洲日日新聞》上投稿《滿韓所感（上）》，提及聽聞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暗殺事件，而伊藤博文被擊斃的月臺正是自己一個月之前曾經踏足之地，而在此事件中收到牽連負傷的也是自己在大連期間曾經關照過自己的滿鐵的田中理事，伊藤博文倒地時也正是倒在自己的好友、滿鐵總裁中村是公身上。在這篇投稿中所讀到的夏目漱石對于伊藤博文被殺事件的驚訝，與其說是對事件本身的驚訝，不如說是因為自己眾多的熟人和好友牽涉其中而感到的震驚.

基金項目：青島濱海學院教學改革立項《跨文化交際理論在日語專業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以日語專業高級階段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培養為中心》項目編號：2016J20

（作者單位：青島濱海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