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漢字史研究材料述論

顧盼　張顯成

內容摘要：魏晉南北朝是漢字隸書楷化、行書產生的關鍵時期，在漢字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研究這一時期文字所需要的材料大致分為出土材料和傳世材料，其中出土材料又大致可分為碑刻、簡牘、殘紙、寫卷、銘文、法帖、璽印和小件雜刻等，傳世文獻又可分為字書、舊注和傳世文獻用字等。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 出土材料 傳世材料

魏晉南北朝是漢字書體由隸轉楷的重要歷史階段，也是行草書發展的重要時期，隨之產生出一系列巨大的文字變革，文字形體各逞姿態，紛繁復雜。全面展示和科學清理魏晉南北朝漢字史，是一項具有深刻歷史意義和現實研究價值的工作。

文字實質上是動態書寫的結果，書寫的對象、工具、方式及載體均會對文體產生相應的影響，現在流傳下來的各種文字均是靠不同載體保留下來的。就魏晉南北朝而言，文字的載體大致可以分為出土材料和傳世材料兩大類。其中出土材料又大致可分為碑碣、磚瓦、簡牘、殘紙、寫卷、銘文、璽印和小件雜刻等，而傳世文獻又可分為字書、舊注和傳世文獻用字等。根據以上思路，我們擬對以上各種載體分別討論。

一.出土材料

（一）石刻材料

魏晉南北朝文字研究的最大宗材料就是石刻材料。石刻類別不同，用途不同，其內容差別較大，特別是文字的使用，其差別更明顯。如墓碑用字比較正規，異體字相對比較少，而造像記、買地券書寫比較草率，用字比較隨意，異體字、俗別字更多。學界對碑刻的分類很不統一，最少的僅分成四類，最多的分到四十多類。我們根據研究需要，結合六朝石刻的實際情況，并參考毛遠明先生《碑刻文獻學通論》，分為以下七大類。

1.碑碣

刻寫有文字或者圖案的豎立石頭都可稱碑碣，秦代稱刻石，主要起紀念和標記作用。細分的話，方首、圭首者稱碑，渾圓首則稱碣，也可泛稱不別。其主要類別是墓碑，刻寫死者的生平事跡，用作對死者的紀念或作為墳墓的標記；也有文告、贊頌、記事、詩文碑以及各種經典銘刻。碑碣是碑刻文獻語料的大宗，是研究魏晉南北朝的主要材料之一。

2.石闕

闕本是宮殿大門口兩座左右對立的門樓，木制構建。后來改用石頭，壘迭成石門臺觀，左右對峙，狀如門闕，故稱石闕。根據其建造地點的不同，可以分為宮闕、廟闕、墓闕、民居門闕等。

其中神廟闕和墓道闕最多，也最有特色。闕上常?？嚏U浮雕，或線刻各種圖案。有的刻有銘文，內容為姓氏、官爵、功績，文字一般都比較簡要，其功用主要在于標記或裝飾。也有鐫刻長篇銘文的石闕，如著名的漢代嵩山三闕，內容多頌揚之詞，書法也甚精美。

3.摩崖

摩崖是刻寫在山崖石壁上面的詩文、題字以及造像題記等碑刻的通稱。字又作“磨崖”。其內容主要有以下七類：記事頌贊類、記人褒賞類、詩歌散文類、宗教經刻類、摩崖造像類、題名題記類、應用文書類。文風多典重文雅，也有部分銘文含白話成分。

4.墓志及其他幽埋銘刻

墓志是埋葬于墳墓中，記録與墓主姓名、籍貫、譜系、履歷、壽年、卒葬年月、官階品級、生平事跡、子孫概況等相關內容的碑刻文字的統稱。歷史上對墓志有不同的稱謂，有的純粹是名稱不同，實質完全無別，有的則因對象、內容特殊而略有差異。墓志產生于東漢，發展于南北朝，數量巨大，異體眾多。

5.石柱銘刻

石柱多為紀念、標志或者裝飾而建，產生于漢代。古代造橋修路，建廟興學往往要立碑或立石柱，鐫刻銘文以述其緣起，記其經過，贊其功德。文末有捐資出力人題名，以張揚其善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如祭祀慶典，戰爭告捷等，也要豎碑立柱，撰寫銘文，以示紀念。

6.造像題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廣泛傳播，佛教造像也風靡天下。流風所及，道教也有造像。很多造像都附有造像者的題記或愿望之類的文字，這類文字可統稱造像記。造像多是以像設為主體，題記只是附屬銘刻，故刻記并不十分在意。大多數造像記，其撰文人、書寫人、鐫刻人多非名家，書法都比較草率，往往俗體、訛字連篇。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造像記書法名品，如《龍門二十品》，終究數量甚微。造像記是魏晉南北朝碑刻的又一大宗，而且絕大多數文字屬于手頭字，因此也是研究文字的重要材料之一。

7.畫像及其題字

碑刻畫像主要是刻畫在墳墓石壁、墓地祠堂、闕廟等石構建筑上的圖形，包括人物、草木、鳥獸、云水等，屬于中國喪葬習俗的一部分，人稱“畫像石”。其內容極其豐富，是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研究的重要材料。有的畫像沒有文字，只有圖像，有歷史、思想、文化、藝術、衣冠文物、宮室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價值；而有榜題，甚至有題記等文字的畫像，其歷史文獻價值則更大。

（二）簡牘材料

簡牘是書寫在竹簡或木牘上的文字。在對殷墟甲骨的研究中，人們就發現了用朱筆寫成的文字，在《尚書》中也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冊”的記載，這些現象表明簡牘在當時就已經是重要的文字載體。因其材質容易腐朽，沒有實物保存下來?，F在發現的時間最晚的簡牘就是三國兩晉簡，數量極為有限。主要有：樓蘭尼雅漢晉木簡。據不完全統計，尼雅和樓蘭遺址所出漢文簡紙文書共728件，絕大部分為魏晉時期的遺物。1966——1969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53號墓出土晉泰始九年木簡1枚，內容為私人書信。1974年，江西南昌M1號晉墓出土木刺5枚，木櫝l枚，內容為隨葬衣物清單。1979年，江西南昌三國吳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牘2枚，其中1枚木牘內容為隨葬器物清單。1984年，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出土木刺14枚，木楬3枚。1985年，甘肅武威旱灘坡19號墓出土東晉木櫝5故，內容為墓主人身份、職位記事和隨葬衣物疏。

魏晉南北朝最大宗的簡牘材料是《三國吳簡》。1996年于湖南長沙走馬樓J22遺址中發現，數量達10萬余枚，超過20世紀所發現其他簡牘的總和。根據材質與形制，這批簡牘從形式上可分為竹簡、大木簡、木櫝、封檢和簽牌等，從內容上可分為符券、薄籍、書檄、信札，還有一些雜類。時限包括東漢中平二年（185）至嘉禾六年（237），但絕大多數為孫吳年號。主要是長沙郡與臨湘侯國的地方文書檔案。

吳簡的文字處在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過程中，各種書體相互交雜，隸書、楷書兩種特征在同一個字中出現的情況極為常見，同時還有行書、草書等書體特征。除了在書體上表現出鮮明特征之外，其文字應用現象也比較突出，表現為古今字、異體字、假借字，多種多樣，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漢字史的重要文獻。

（三）六朝寫卷

敦煌遺書，主要指敦煌17號藏經洞出土的敦煌寫本。敦煌寫本最早可考的是李盛鐸、張伯駒藏《佛說五王經》①，其題記標注的時間是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九月十六日，最晚的Ф.32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②為宋咸平五年（西公元1002）七月十五日寫成。前后相距700多年，跨越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等幾個時期。魏晉南北朝敦煌寫本是早期敦煌遺書，始于曹魏建國（公元221），止于陳后主禎明三年（公元589）。材料內容主要有佛經、古籍、文書等，其中以佛經寫本最多。

早期敦煌遺書反映了漢字書體的“轉型期”，即從隸書過渡到楷書的萌發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以隸書為母體的不甚成熟的楷書模式。具體來說，先后有兩種形態：隸楷型和魏楷型。隸楷型是漢隸之余續，方筆體勢為其主要特征。魏楷型，是隸楷的進化，圓筆筆意是這種書體的特征。魏晉南北朝時期雖已產生行書和草書，但敦煌反映比較遲鈍，仍然以魏楷體為主，行書和草書的寫本很少，特別是整文的行草書尚未發現。

文字使用方面，敦煌寫本除了正字以外，還存在大量的俗字，異體字、訛誤字、草書楷化字、記號字等。這些文字的出現直接導致了部分文字的字形、結構、構件甚至筆畫等破壞了原有的構字理據，同時建立了新的構字理據，從而，把文字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四）樓蘭漢文殘紙文書

樓蘭作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是中西交通的樞紐。關于樓蘭的最早記載是《史記》?！妒酚洝ば倥袀鳌酚涊d了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頓單于致漢文帝的信札“定樓蘭、烏孫、呼揭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睎|漢以后漸趨隱沒。十九世紀末，瑞典科學家斯文赫定深入中國新疆地區，發現了樓蘭古城及其大批的文物，其中包括著名的樓蘭殘紙文書。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樓蘭殘紙文書先后共有五批出土。

第一批出土文書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對羅布淖爾是否是游移湖的地理考察中，發現了樓蘭古城，在城中挖獲木簡殘紙共157件。1906年12月斯坦因第一次來到樓蘭古城，挖掘出土第二批漢文簡紙文書，共201件。1901年3月日本大谷探險隊員橘瑞超，進入羅布荒原，考察樓蘭遺址期間獲得第三批漢文簡紙文書共49件。1941年2月斯因坦第二次來到樓蘭，對樓蘭古城及附近十余處遺址和墓葬進行挖掘，獲取第四批漢文簡紙文書103件。1980年4月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侯燦，深入羅布荒原對樓蘭遺址調查發掘，出土第五批簡紙文書共65件。

樓蘭殘紙與甲骨文、簡牘等出土文獻相比，雖然在數量和規模上不能與之相提并論，但它作為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寫在紙上的文書，在地理、歷史等研究方面均具有特殊的意義。同時，樓蘭殘紙文書處于我國文字發展的過渡階段，隸書、行書、楷書、草書等多種書體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對漢字形體產生重要影響。對于語言文字和書法藝術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

（五）六朝書帖

魏晉南北朝還是書法名家輩出的時代，如曹魏有曹操，三國時魏有胡昭、鐘繇、衛覬，吳有皇象。西晉有索靖、衛瓘。東晉政治掌握于門閥大族，而對書法的崇尚與學習是這些大族的門風。王、謝、郗、庾是南朝書風最盛的四個家族。王廙、衛夫人、王導、王敦諸家承流于前，王洽、庾翼、郗愔、王珉接響于后，而二王父子領一代之風騷。不僅如此，南朝宋還有有羊欣、孔琳之、蕭思話、范曄、薄紹之；齊有王僧虔、王慈、王志、張融；梁有陶弘景、蕭子云；陳有釋智永。筆墨相繼，代代不絕。這一代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法帖。如鐘繇的《尚書宣示表》《賀克捷表》《薦季直表》，索靖的草書的《七月帖》《月儀帖》，衛瓘的草書的《頓州帖》，陸機的《平復帖》，王廙的楷書《祥除帖》與草書《嫂何如帖》，王洽的楷行相間的《仁愛帖》、草書《辱告帖》，庾翼的《故吏帖》，郗愔的《廿四日帖》《九月帖》《遠近帖》，王羲之的《姨母帖》《初月帖》《喪亂帖》《二謝帖》《奉橘帖》《得示帖》《頻有哀禍帖》《孔侍中帖》《憂懸帖》，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廿九日帖》《授衣帖》《衛軍帖》《思戀帖》《十二月帖》《乞假帖》，王徽之的《新月帖》《得信帖》，王珉的《此年帖》《力書帖》，王珣的《伯遠帖》，羊欣的《移屋帖》《足下帖》，蕭思話的《節近帖》，薄紹之的《回換帖》，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王慈的《翁尊體安和帖》《柏酒帖》《汝比帖》，王志的《喉痛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等等。這些不僅是重要的學習書法的模板，也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字的重要材料。

魏晉南北朝法帖雖然真跡甚少，多為唐宋摹本，與原文有一定的差距，但總體上還是保留了當時文字的特征，如《集王圣教序》，雖為后世的集字和摹本，但基本保留了王羲之書法的精髓。如果從文字結構而不是就書法神韻的角度看，則與原文應無多少差異。魏晉南北朝是隸書向楷書轉化的最關鍵的階段，隸、草、楷、行融為一體，作為手寫的法帖更是如此，因此造成大量的異體字、俗字、訛字，同時產生出一些新的字形，這為我們研究當時文字提供了有用的材料。

二.字書材料

魏晉南北朝是文字訓詁的又一個高潮期。自三國至隋，所著字書近百部，如按漢字形體編排的晉呂忱《字林》、南朝梁顧野王《玉篇》，按字音分韻編排的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等。惜時代久遠，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字書已經亡佚，不見全本。

《字林》是我國辭書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字典，后人稱之為“上承《說文》，下啟《玉篇》”?！蹲至帧分畬W在唐朝時幾與《說文》齊名，其后逐漸消亡，至今已無傳本，唯清人廣泛搜羅輯得其所釋字詞約一千六百六十個，加之今人所輯零星片斷，總數約為原書的六分之一，其中尤以任大椿《字林考逸》一千五百余條為甚。這些都為后人研究《字林》一書保留了珍貴的資料。

《玉篇》是南朝梁顧野王所編纂的一部字典，與《說文》以小篆為字頭不同，《玉篇》是以楷書字頭編排的字典?，F在的《玉篇》已非原來面目，唐代處士孫強曾修訂增字，到宋代陳彭年又再次重修，增字很多，但又被刪節了大部分釋義，只保留了極簡單的注釋，取名為《大廣益會玉篇》。據唐代封演《聞見錄》載，《玉篇》共16917字，現存本則為22561字，大約是孫強等后人陸續增加的。與《說文》對照，《玉篇》原本多出7564字，今本多13208字。從十九世紀開始，又陸續從日本影印回保留的唐代《玉篇》殘卷三種，取名為《原本玉篇》。它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南北朝文字的原貌，是研究南北朝文字的重要依據。

三.舊注材料

魏晉時期保存下來的古書舊注，三國時期主要有王弼《周易注》、何晏《論語集解》、韋昭《國語注》。晉代有郭璞《爾雅注》《方言注》《山海經注》，此外，王肅、服虔亦曾為典籍作注，惜他們的著作都沒有保存下來，而只是在后人的著作中有所摘錄。還有裴松之《三國志注》，其子裴骃《史記集解》。

魏晉以后出現了一種注釋新樣式，即音義體。南朝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以何晏《論語集解》為主，兼采老、莊玄學，不拘家法，闡發經義，是南學的主要經注之一。據典籍記載，魏晉南北朝古注還很多，惜后世多已亡佚。值得注意的是，陸德明于唐初撰成《經典釋文》十四種，其中搜集了大量異文材料，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字形多有引據，也可以作為該時期文字研究的佐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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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魏）王弼：《周易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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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①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3頁?！吨袊糯鷮懕踞屨Z集錄》認為可疑.

②據原蘇聯公布之敦煌遺書目錄中，第229號為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

基金項目：本文為西南大學創新團隊項目“基于出土文獻綜合研究的文化推廣工程”（項目號：SWU1509395）成果。

（作者介紹：顧盼，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2015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漢字史；張顯成，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二級教授、博導，主要從事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以及中醫文獻整理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