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小康時期農戶權利擴展與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

祝露西 張麗娟

[摘 要]進入21世紀，中國向世界宣布中國農村的九億多貧困人口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是中國與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基本溫飽問題的解決，并不是中國反貧困斗爭的結束，2020年的接近意味著中國即將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對高水平小康時期的反貧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出發，闡述了人力資本投資對貧困解決和權利擴展的解決機制，以及中國的人力資本以及權利現狀，最后總結了如何通過人力資本投資來解決貧困問題。

[關鍵詞]高水平小康時期；人力資本；貧困；權利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6.026

1 文獻綜述

（1）貧困定義。英國的朗特里認為，“一定數量的貨物和服務對于個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獲得這些物品和服務的經濟資源或者經濟能力的個人或家庭的生活狀況即為貧困?！瘪R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認為，從長期來看，人口的增長遠快于物質的增長，物質是以算數級數增長，而人口則是以爆炸的幾何級數在增長，所以貧困在所難免。[1]貧困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看來，不僅局限于收入低下，也是對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比如，過早的死亡、長期流行的疾病、嚴重的營養不良、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這就是獲取收入的機會與能力的貧困。[2]世界銀行貧困問題研究小組的迪帕·納拉揚等人則明確提出，貧困是物質的缺乏，更是權利和發言權的缺乏，這就是所謂的權利貧困。[3]由此可見，貧困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貧困不僅僅是食物匱乏、衣不蔽體、收入低下這些表面現象，貧困還指發展能力的缺失以及經濟、文化、政治權利不足。

（2）貧困原因。早期，讓·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認為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是私有制的建立，而國家強化了這一差異。[4]而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不這樣認為，他覺得貧困不是非私有制造成的而是人口規律發揮了作用。他對人口與食物的增長做了以下推斷：人口是按照幾何倍率在增長，而生活資料按算數比率增長，人口的增長肯定會超過生活資料，貧困與罪惡抑制人口增長，從而使人口與生活資料相匹配。[1]

但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興起，對于貧困，人們又有了一種全新的解決路徑。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W 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提出了體系完整的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認為資本的概念中應該加入人力資本，并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落后卻有效率，如果要增加農業產量，將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就必須引入新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本?！案纳聘F人福利之關鍵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5]貝克爾（GATY STANLEY BECKER）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在對生育行為與不同生育行為與家庭收入的關系做了系統的研究后得出結論：教育水平低下、收入較低的家庭因為時間價值也較低，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較大，會比較注重子女的數量而不是質量，會較少地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子女的人力資本存量也會較低，將造成貧困的代際傳遞。這一觀點也和舒爾茨不謀而合，舒爾茨認為馬爾薩斯沒有預見，當收入增加時，父母就可以少要孩子，用質量替代數量。

舒爾茨和貝克爾對人力資本理論的完善與發展，為我們解決貧困，提高農戶的自我發展能力從而達到權利的擴展與貧困的治理都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與解決路徑。

2 人力資本對于權利擴展及貧困治理的作用原理

（1）人力資本教育投資能夠提高農民接觸與利用新興技術的意愿、能力以及社會適應能力。形成生產力的三要素有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者。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的水平與物質資本（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產力水平。為了簡化模型與便于理解，姑且認為農業生產水平簡單地由人力資本水平與物質資本水平決定。

圖1 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水平相符合注：當人力資本（HC）與物質資本（MC）水平相符合，HC=MC時，農業生產水平（APL）快速上升，直到APL曲線與HC（MC）曲線相交于E，由于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會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上升繼續積累，會使APL不斷越過均衡點E點，追趕著HC（MC）向上移動，移至HC1（MC1），HC與MC的增加繼續推動APL上升，不斷良性循環。

圖2 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水平不相符注：當人力資本（HC）與物資資本（MC）水平不相符時，如果HC

農戶可以通過知識的不斷積累與進步，增加可用的資源數量與質量，“對于耕地來說，最要緊的是刺激因素和農民必須通過投資提高土地之有效供給相關聯的機會”。[6]由以上模型可以知道，農戶由于教育水平低下，人力資本的存量遲早會制約物質資本的有效利用與農業現代化進程，必須提高人力資本。

農民要擺脫貧困，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必不可少。日本、美國等農業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十分重視對農戶的培訓與教育，通過對農戶的基礎教育以及職業技能培訓，能夠使農民擁有基本的知識與農業技術，克服錯誤落后的習俗與觀念，同時農戶接觸、采用新技術的意愿與能力也會隨之提高，在了解市場供求信息、先進的技術動態等方面由被動轉為主動。

在對人口遷移中，可以預料，不同的勞動者在了解國內其他地方較好職業機遇的能力方面、在估計自己對這些職業是否可以勝任方面，以及對這些職業相關的失業風險的處理手段、遷移所需費用的正確估計方面等均存在較大的差異。教育能夠有效地增強這種能力。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的遷移行為總會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動者具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受過教育的人一生中在各個不同的地區收入差別是最小的。[7]教育投資提升了農戶對社會的適應能力，讓農戶能夠抓住較好的職業機遇，以及勝任這些職業，收入波動較小。

（2）人力資本健康投資能夠提高農民健康水平以及勞動時間與能力。人力資本理論將每個人的健康狀況都當作資本的儲備，即為健康資本，它要通過服務來發揮作用。健康人力資本所提供的服務由“健康時間”或者說是“無病時間”組成。[8]通過健康資本的投資，延長勞動力的壽命，使農戶勞動時間更長，“生病時間”減少，勞動活力增加，勞動質量得以提升，從這一方面來講追加健康投資提高了農戶的勞動效率，提高收入。從另一方面來看，健康資本的投入，使家庭的醫療費用支出減少，節約的醫療費用支出可用于農業生產活動。社會通過改善醫療條件，加大醫療保障增加健康人力資本，會增加其他人力資本以及物質資本的使用效率以及收益率。

（3）人力資本遷徙投資能夠增加農民的就業機會與增長農民社會適應能力。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認為，在一個開放的、自由競爭的市場中，人們可以自由地遷移，人口遷移的迅速增加是為了適應社會制度的變化以及與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經濟機遇。[9]舒爾茨從人力資本投資角度研究了人口遷移，在和平時期，人們有機會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時，人們進行遷移的主要動機就是改善自身的境遇與生活狀況。這種遷移的成本，具有人力資本投資的性質。經濟的發展對人們從事何種經濟活動的影響是十分強烈的，由于城鄉地區的經濟增長的不平衡，以及收入的差異，在遷移成本低于遷移收益時，農戶就會遷移。農戶追求更大利益的遷移，增加非農收入。從長遠來看，農戶的遷移不但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轉移，在遷移過程中，農戶的視野被擴寬，觀點被更新，也為農村帶去了新思想、新技術等。這對改善農村生產生活以及收入狀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3 中國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現狀以及權利擁有現狀

（1）教育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現狀堪憂。我國公共教育支出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長期徘徊在3%左右，2016年為3.5%，遠低于發達國家。農村公共教育支出不足以及農村義務教育公共支出占義務教育公共支出比重偏低等因素是造成農村優質教育供給能力不足的根源。農村教育水平也存在著地域差距，西部教育整體呈現落后趨勢，城市與農村的教育質量的差距日益增加。受教育權利以及教育公平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證。在我國，初級（小學）與次級兩級教育構成的人力資本結構在農村勞動力中的占比達到了76%，但三級教育塑造的人力資本占比僅為15.1%，表明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普及后實質上形成了勞動力中的人力資本堰塞現象，高中教育并未得到有效推進，而20世紀90年代末開啟的后發外生型高等教育大眾化戰略也同樣未能輻射至農村地區，高等教育（6%）與研究生及以上層級（0.02%）的人力資本結構的占比嚴重不足。[10]

（2）醫療衛生財政投入不足，服務落后。我國2016年政府公共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約為28%，而2004年美國、日本等國的這項指標分別約為44%與85%。我國人均衛生總支出731美元，衛生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5%，同期橫向比較，美國的這兩項指標為9403美元與17.1%，日本為3727美元與10.2%，我國衛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依然較低，人均醫療保障水平處于較為落后的水平?？v向比較，我國在2004年這兩個數據分別為70美元與5.6%，衛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人民的醫療衛生費用負擔加重。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衛生服務事業的投入，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逐漸建立與完善，然而該體系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較為突出；再者我國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所使用的場地，設備、費用基本由政府投資，醫療資源不足。

（3）戶籍制度限制人力流動，市場配置低效。195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使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有了較為不同的制度背景，這一套管理制度是嚴格的。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過程中一個廣泛的社會經濟現象，能夠促進城市化，合理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使勞動力資源能夠有效合理地分配。而戶籍制度使城鄉勞動力在不同“區域”生活工作存在著諸多“不公平”，加深了中國的城鄉二元制結構，人力資本投資不但有教育與健康，還包括遷移，這種制度性壁壘不但增加了人力資本的積累成本，也使人力資本與工作崗位不能合理匹配。影響到農戶的實際收入，也降低了勞動力要素與工作崗位之間的市場配置效率。

（4）城鄉二元經濟制度約束，農戶權利貧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民政治權利、經濟、文化、社會權利的不平等，這是一個值得被社會關注的問題。由上文可知，1958年，中國農民開始失去自由遷徙權利，至今也沒有得到恢復，使農民在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與城市居民不平等。長期以來，我國比較重視對城市居民的就業與培訓，而忽略農民，就統計就業率而言也將農戶排除在外，農村勞動力幾乎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受教育權是最基本的社會權利，也是實現社會平等的基礎，由上文可知，農戶的受教育權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廣大農村醫療衛生設施落后，醫務人員缺乏，醫療水平落后。農村農戶的自身文化水平與認知能力，也限制了農戶政治權利、經濟、文化、社會權利的行使。[11]這樣則出現了機會的不平等，農戶付出同樣的努力，得到的結果卻不一樣，經濟增長未能讓所有社會成員得到益處，出現馬太效應，“窮者愈窮”。

4 人力資本投資對于權利擴展以及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

（1）加大教育投資，促進受教育權的公平?；A教育在經濟學上是一種純公共物品，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現狀的主要癥結就在于政府財政投入不足、農戶對于教育投資收益的“無望”以及農村教師資源的匱乏。我國地方政府對基礎教育建設往往會重城鎮，輕農村，無形中加大了城鄉教育質量的差異。教育的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前提與基礎，所以在由地方政府為主體負責農村義務教育的基礎之上，中央與地方都應該確立農村教育公共支出的合理比重，并建立農村基礎教育公共支出的增長機制。由于中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狀況差距較大，要實現區域教育的相對公平加強區域間合作是必要的，一是在教育投入方面，中央以及地方財政由東部地區向中部地區再向西部地區轉移支付。二是加強對農村教育資源的整合，提高利用效率，適當地向經濟落后的農村地區傾斜，提高農村教師福利待遇，建立起優質的城鎮學校與鄉村學校結對幫扶機制。地方財政可以為學校間教師的定期學習、互相促進提供支持。三是完善農村的基礎教育設施，建設合格的教育場所，在農村學校推進多媒體設施的建設使農村孩子能夠通過多媒體共享優質教育資源，擴寬眼界，增長見識。四是因地制宜，使農村教育的目標多元化，不僅僅是為了進入高等院校，而是多目標化，如建立與農業有關的職業技術學院，讓無法進入高等院校的孩子可以選擇進入農業職業學校學習先進的農業知識與技術。也應意識到雖然財政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很重要，農戶個人以及家庭才是農村人力資本的投資主體，應加強宣傳，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使農戶有意愿對自己以及孩子在教育上進行投資。

（2）加大財政投入，加強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首先，要加大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支持。我國農戶醫療衛生支出的負擔會持續加重，衛生財政支出的不足將加劇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不公平。政府應該在原有的醫療衛生財政資金撥付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加大對農村醫療衛生財政投入以及財政補貼的力度，使中央和地方的醫療財政資金向農村傾斜。而加大對縣、鄉一級的醫療衛生財政撥款可以提高醫療衛生財政撥款的宏觀效率。在此基礎之上，加大貧困地區的醫療衛生財政傾斜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的財政資金投入。最終，務必保證資金落實到位，農村地區擁有一定質量和數量的衛生醫療儀器，并且做到農村醫務人員工資的支付到位；做好農村人口健康狀況的調查統計工作。[12]地方政府做好宣傳工作，提高農戶的健康意識與疾病防控意識。

（3）打破制度壁壘，促進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發展的攻堅階段，戶籍制度勢必會加大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降低其遷移的預期收入。消除農村勞動力遷移中的制度性壁壘，是推進城市化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進而保障中國在長時段內持續發展的關鍵。[13]由于城鄉基礎設施供給狀況以及城鄉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中國短時間內還不具備在戶籍制度改革上一蹴而就的能力。所以推進城市戶籍的門檻的降低是有必要的，戶籍改革不僅僅是制度的改革，更是權利與利益的重新組合、社會福利的均等享受。[14]

5 結 論

如今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日益突出。因而基于人力資本投資視角，倡導包容性發展，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有助于農戶權利擴展與貧困治理。

參考文獻：

[1]馬爾薩斯.人口原理[M].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4.

[3]迪帕·納拉揚.誰傾聽我們的聲音[M].付巖梅，崔惠玲，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4]讓·雅克·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M].鄧冰艷，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

[5]西奧多·W 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吳珠華，等，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40.

[6]西奧多·W 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吳珠華，等，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43.

[7]蔡新會.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鄉城勞動力遷移研究——根據人力資本投資的視角[D].上海：復旦大學，2004.

[8]西奧多·W 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吳珠華，等，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49.

[9]亞當·斯密.國富論[M].謝祖鈞，譯.北京：中華書局，2012.

[10]方超，黃斌.人力資本投資能夠縮小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差距嗎？[J].教育與經濟，2017，33（4）.

[11]李俊.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公民權利影響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12]儲德銀，經庭如.我國農村醫療存在的問題及財政對策構想[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8（4）.

[13]鹿媛媛.制度性壁壘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基于中國的經驗現實[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6，32（4）.

[14]張國勝，陳瑛.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演化邏輯與戰略取向——以農民工為例的新政治經濟學分析[J].經濟學家，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