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何以譯介托爾斯泰

肖伊緋

中國翻譯俄國文學作品的熱潮，可以溯至上世紀二十世紀初，清朝末年與民國初年之際。從1903年普希金名著《上尉的女兒》（中譯本名《花心蝶夢錄》）被譯介到中國開始，普希金、萊蒙托夫、高爾基等俄國作家的作品陸續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但在俄國文學作品中，被譯介持續時間最長、中譯本數量最多、參與譯介者最多的，乃是托爾斯泰（1828—1910）的作品。

1910年11月20日，托爾斯泰病逝，中國文化界與知識界深感痛惜，各地報刊紛紛發表紀念性文章以示悼念。1910年10月，在上海新創刊的革命派報紙《民立報》，于同年11月22日至12月13日，連續刊載《托爾斯泰先生傳》，詳細介紹了托氏的生平及業績，對其推崇備至。文中聲稱“稍于文學有知識者，無不服之”，盛贊“《復活》一篇，以峭刻之筆鋒，悲慘之事實，活寫世界現象，凡政治、宗教、社會、文學各方面，無不痛加針砭，其為益于世道人心尤盛焉”。這樣的“大書特書”之贊譽，出自晚清的新派報刊，一方面是對普通民眾了解俄國文學提供了一個契機；另一方面，對即將迎來“辛亥革命”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而言，又促發他們去深入了解與譯介更多的托氏作品。

腐朽不堪的清王朝覆滅之后，很快就掀起了一個譯介托爾斯泰作品的新高潮。1911年至1917年間，大量托爾斯泰的作品被譯介到中國來，成為“五四運動”之前的外國文學譯介的一道“新景觀”。1913年，馬君武所譯托氏名作《復活》在中國面市，譯名為《心獄》，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緊接著，包天笑、劉半農、周瘦鵑等翻譯托氏作品多種也相繼發表。經過“辛亥革命”洗禮，“世界化”頭腦相當發達的新派知識分子們譯介托爾斯泰的熱情高漲，自然是應時而動、順理成章的事態；但一直以清室遺老自居，一生反對白話文、新文化的林紓（1852—1924）老先生，此時卻也加入到譯介托爾斯泰的行列中，這就不得不讓人頗感新奇，莫名其妙了。

原來，早在1914年7月至12月，林紓翻譯的托氏短篇小說多種，就以《羅剎因果錄》的總名，連載于《東方雜志》第十一卷第一至六期之上。191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推出了三部托爾斯泰作品專集，其中首推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羅剎因果論》（1915年5月初版）。這部單行本集子，收錄了托氏七篇短篇小說：《二老朝陵》（即《二老者》）、《觀戰小記》（即《一個志愿兵的故事》）、《幻中得道》（即《教子》）、《天使淪謫》（即《人依何為生》）、《梭倫格言》（此為誤收，實為美國作家包魯烏因的兒童故事）、《覺后之言》（即《伊里耶斯》）、《島仙海行》（即《三隱士》）、《訟禍》（即《放了火即難撲滅》）。

顯然，《羅剎因果錄》中所收錄的七部托氏短篇小說，在當時還并非是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名作；即使百年后的今天，沒有深入研讀過托氏作品的普通讀者，對此也不會特別熟悉。本身不懂任何一門外語，完全靠合作譯者提供中譯本底稿，在此基礎之上再行修潤文本的林紓，為什么會選擇這些名不見經傳的生僻作品，并將之結集譯出呢？這樣的結集之后，又為什么會以《羅剎因果錄》這樣類似于佛教寓言故事集的名目來呢？這一切，恐怕還得聯系托爾斯泰在中國早期傳播史與林紓個人生平及當時處境、心態種種，來加以較為充分與細致的考察。

據考，最早由中國人自己撰寫的介紹托爾斯泰的文章，是1904年載于《福建日日新聞》的《托爾斯泰略傳及其思想》一文，署名“寒泉子”（可能為歸安朱士林，浙江湖州人，清末書法家，曾治“辛亥逸民”印以表遺民之志）。該文最引人注目之處，乃是作者憑其直覺，將托爾斯泰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聯系起來，做了一番隔空對話、萬里神交的文化想像。如文中寫道：“莊子曰，‘絕圣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破斗折衡，而民不爭。托爾斯泰之思想，有與此近焉者矣?！比缥闹羞€寫道：“《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托爾斯泰之思想，有與此近焉者矣?！庇质①澐Q：“托爾斯泰即佛也。佛者大慈悲心是也。托爾斯泰以愛為其精神，以世界人類永久之平和為其目的，以救世為其天職，以平等為平和之殿堂，以財產共通為進于平和之階梯。故其對于社會理想之淳古粗樸，豈與初期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奪許行之席而入莊周之室矣?！蔽闹刑岬街袊糯t哲伊尹、莊周、許行、孟子，還提到佛教學說與《禮運》觀點，可見作者完全是以傳統思想來領會和解釋托爾斯泰思想的。

不可否認，作者“寒泉子”是直觀地把握了托爾斯泰思想的基本要義的——原始大同思想、泛勞動主義以及仁愛精神等，本來就是中國古典思想的重要部分。由于托爾斯泰思想與中國古典思想有著較為相似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因此很容易為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認同。這種萬里神交、心有靈犀的情態，還可從1908年以辜鴻銘為首的文化界人士，為慶賀托爾斯泰八十壽辰而發的賀詞中得到佐證，賀詞稱：“竊惟先生當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維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歸于正道，欽佩曷深……此真千載一時之會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為祝?！憋@然，托爾斯泰的作品及其思想，對于如寒泉子、辜鴻銘這樣的傳統學者來說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影響；與此同時，對林紓產生類似的、正向的、通感的影響，也就不難理解了。

編譯《羅剎因果錄》時，林紓已年過花甲?！靶梁ジ锩敝?，他在前清的科場與官場上均不如意，但緬懷前朝、堅稱遺民的心態卻是相當頑固的。事實上，林紓雖精通古文、詩文書畫無一不通，卻在科考中屢屢失意——作為傳統文人，與“學而優則仕”的生涯無緣，自然是深感遺憾的。雖然他認為中華文言乃帝國之大學問，用于譯述外夷洋著尚有失體統，可仕途已然無望，迫于生計的他還是漸次開始了大批量的譯述工作。自《巴黎茶花女遺事》“一譯成名”之后，二十年間，林譯英、法各國小說已有百種之多；但在靠譯筆謀生、生活漸次優裕之后，他也時有借洋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之舉，時時不忘以傳統思想針砭一下時局近況。

1913年3月，林紓譯完法國小說《離恨天》（今譯《保爾和薇吉尼》）之后，為此譯著撰寫前言時，既不講述原著來龍去脈，也不評述原著文學水準，卻偏偏聯系起國內時局，發了一通牢騷。前言中寫道：“余自辛亥九月僑寓析津，長日見聞，均悲愕之事。西兵吹鼓伐角過余門外，自疑身淪異域?！绷旨傉J為，這是一個已經驅除韃虜，卻未見得已恢復的中華；這是一個頻頻西風東漸，卻未見得國富民強的民國。他暗自警醒，不無激憤的繼續寫道：“天下有太過之事，必有太過之事與之相抵。魏武之篡漢，而司馬氏即蝕其子孫；司馬氏之奸謀，而子元子上，奸乃尤甚，然八王之禍兄弟屠戮，及于南渡又為寄奴所有，國中初無寧日，所謂太過相抵者乃加甚焉。故欲立身安命，當自不貪便宜始?！边@是林紓以滿腹經史的傳統學養，與這個亂哄哄的民國世界兩相鑒照，得出了此時此際“欲安身立命，莫貪便宜”的處世哲學。

《離恨天》前言最后那段文字，更簡直可以視作林紓給清廷跪獻的國策之言。他這樣寫道：

嗚呼！此為中國今日言耶？抑為歐洲昔日言耶？歐洲昔日之俗，即中國今日之俗。盧騷去今略遠，歐俗或且如是。今之法國，則純以工藝致富矣；德國亦肆力于工商，工商者國本也。獨我國之少年，喜逸而惡勞，喜貴而惡賤，方前清叔末之年，純實者講八股，佻猾者講運動，目光專注于官場，工藝之衂，商務之靡，一不之顧，以為得官則萬事皆足，百恥皆雪，而子孫亦躋于貴閥。至于革命，八股亡矣，而運動之術不亡，而代八股以趨陞途者，復有法政。于是父兄望其子弟，及子弟之自期，而目光又專注于官場，而工藝之衂，商務之靡，仍弗之也。譬之賃輿者，必有輿夫，輿乃可行，今人咸思為生輿之人，又人人恒以輿夫為賤，誰則為爾抬此輿者？工商者，養國之人也，聰明有學者不之講，俾無學者為之，欲與外人至聰極明者角力，寧能勝之耶？不勝則財疲而國困，徒言法政，能為無米之炊乎？嗚呼！法政之誤人甚于八股，此意乃無一人發其覆，哀哉，哀哉！癸丑三月三日畏廬林紓記。

此刻，還在講工商，還在講工藝，還在講財政，還在講法政，林紓不厭其煩，娓娓道來他的國事觀感、治國觀點?？上?，死去的光緒皇帝再也聽不到了；活著的、已經宣布退位的宣統遜帝也再沒有權力能夠“變法”了。很難想象，這么一大段為大清帝國治理獻策的言論，會出現在一本名為《離恨天》的法國小說的譯本前言中。1914年末，《羅剎因果錄》譯畢之際，雖然沒有再像《離恨天》那樣明目張膽的“借題發揮”，也沒有什么前序后跋的感懷文字可循，可仔細品味這部短篇小說集的選文標準及譯名架構，還是多多少少能嗅得到那一股揮之不去的“遺老”氣息的。

首先，開篇《二老朝陵》的譯名，就極可能是影射林紓自己的朝拜光緒帝陵之事。1913年3月初6，林紓第一次拜謁崇陵即光緒陵寢，當時帝陵還在修建，尚未完工。當年11月16日，光緒皇帝的陵墓終于竣工，林紓立即前往祭拜。時值大雪兼天，冰凍三尺，林紓剛至宮門，遙望數十丈外的祭殿，情不自禁，匍匐陵下，哀聲大呼：“嗚呼！滄海孤臣犯雪來叩先皇陵殿?！比稻虐葜?，伏地失聲大哭。這一次失聲大哭，驚動了末代皇帝溥儀，他親筆題寫了“四季平安”一幅頒賜林紓。為表感激之情，林紓昔日的繪畫功底得以展現，他精心繪制一幅《謁陵圖》，又作《謁陵圖記》，稱頌光緒與隆?；屎蟮亩鞯?，表示“圖付吾子孫，永永寶之。俾知其祖父身雖未仕，而其戀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弊?913年至1922年，他不間斷地十一次拜謁光緒皇帝的陵墓，成為他晚年極為重要的生活事件。

再來看《觀戰小記》、《幻中得道》、《天使淪謫》、《覺后之言》、《島仙海行》（即《三隱士》）、《訟禍》等后邊的各篇譯名，也幾乎都是作為“遺老”的林紓，在民國初建時期的感觸主題。這些切身感觸，有的是譯者林紓曾親歷親為的，有的則是他冷眼旁觀的。換句話說，托爾斯泰各篇小說的文化背景與故事內容，此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某種主題上與譯者林紓達成默契，重要的是能讓譯者林紓借“洋酒”銷“今愁”。

同時，還應當看到，無論是從林紓一譯成名的《茶花女遺事》，還是相對生僻的《羅剎因果錄》，林紓的翻譯生涯實在只是一條流水線似的快速生產歷程。畢竟，他是以翻譯為謀生手段，在翻譯原著的選取上，除了有“借題發揮”之舉，更多的則是囫圇籠統，多多益善。此外，為貼補家用，林紓晚年還以售賣自己的書畫為生，這更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其翻譯水準也隨之嚴重下降。因此，這種不加甄選、草率譯介的做法，在其晚年顯得更為突出。錢鐘書就直截了當地將《離恨天》作為林紓翻譯生涯的劃界之作，他為之評論道：“林紓近三十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松懈，使讀者厭倦?！卑凑斟X鐘書的評判，1914年末譯完的《羅剎因果錄》，也就恰恰屬于林紓的后期譯作。譯筆是否“退步”姑且不論，且看是書竟將美國作家的《梭倫格言》誤收入集，亦可知其晚年“勁頭松懈”之一斑了。

然而，林紓對托爾斯泰的興趣，似乎并不隨著晚年筆力衰退而衰減。繼《羅剎因果錄》之后，他仍與陳家麟合作，譯出的托爾斯泰作品僅單行本就還有《社會聲影錄》（1917）、《婀娜小史》（1917）、《人鬼關頭》（1917）、《現身說法》（1918）、《恨縷情絲》（1919）五種。與《羅剎因果錄》一道，這六部林紓譯作，不僅內容皆用文言，而且都另擬篇名，僅從這些由譯者自擬的篇名即可隱約窺見，當時托爾斯泰作為宗教家和道德家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形象。與之同時，托爾斯泰的思想特質，仍然是被林紓為代表的遺老群體引為中國古典思想同道的。

應當說，林紓以遺老心態譯介托爾斯泰，雖然確有歷史巧合與因緣際會的成分在里邊。但無巧不成書，這無形中卻也為“五四運動”之前的俄國文學譯介添注了強勁動力；六部譯作的成績，在同時代譯者中特立獨行、可稱佼佼。僅此一點而言，作為譯者的林紓就功不可沒；而這些百年前的譯作，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中自有地位、別具一格。